闫永增[1]2002年在《试论滦州矿务公司与开平矿务公司的合并》文中提出1912年中国资本经营的滦州矿务公司与由英国资本控制的开平矿务公司实现了联合营业(下称滦开合并),以往学术界均从外国垄断资本侵略的角度来评价这一事件,近年来,学术界同仁不同程度地肯定了滦开合并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和利权的收回所起到的某些积极作用。笔者从中国民族资本抵抗外国垄断资本侵略的角度做了进一步考察,指出在竞争中求生存与发展,是考察滦州公司在滦开合并中得失的主要方面。
闫永增[2]2000年在《试论滦州、开平矿务公司的合并》文中研究指明滦州矿务公司与开平矿务公司的合并（下称滦开合并），是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往学术界均从外国垄断资本侵略的角度来评价这一事件，认为这是外国垄断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吞并（或兼并），即开平公司吞并（或兼并）了滦州公司。近年来，一些论者对此进行了重新审视，不同程度地肯定了滦开合并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和利权的收回所起到的某些积极作用。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做了进一步考察，认为滦开合并不应被简单的归结为开平公司吞并（或兼并）了滦开公司，而是开、滦双方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消弭竞争、妥协共存的产物。这对处于相对劣势的滦州公司来说是必要的：维系了滦矿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和收回了国家的一些利权，并在某种程度上抵抗了外国垄断资本的侵略。
何珊[3]2011年在《清末“收开”运动中的周学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生在上世纪初的开平矿案,首开20世纪帝国主义侵夺中国矿山权益的先例,在我国近代工业历史上颇具代表性。“收开”运动就是围绕这一矿案,于清朝末年在直隶境内掀起的、旨在从英帝国主义者手中收回开平矿权的运动。在晚清最后十年的“收开”运动中,周学熙是一位不能不提到的人物。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号止庵,安徽建德(今安徽东至县)人,北洋实业巨子。1900年,作为矿局总办的周学熙亲历了开平矿案。此后,从力促袁世凯掀起“收开”运动开始,他为维护国家利权进行过一系列活动。这期间,他坚持收回当年被英商一并骗占的唐山细棉土厂。周学熙的经营管理使该厂发展成为华北乃至全国工业巨擘——启新洋灰公司。鉴于“收开”交涉不利,周学熙在开平煤矿附近另办滦州煤矿,意在以商业竞争对抗英属开平,实现“以滦收开”的目的。此外,他还曾与直隶总督陈夔龙一起,为赎回开平煤矿而四下奔走。但最终周学熙的几种“收开”方案都未能实现。晚清阶段的“收开”运动,以周学熙经手“滦、开”合并、实权归于英人而告终。后人针对两矿合并一事对周学熙多有诟病,认为是周的妥协导致了矿权的二次出卖。这种看法是有失公允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清政府朝不保夕,自顾不暇,英帝国主义又不断施压,以周学熙一人之力,根本无法扭转败局。对于当时丧失奥援、势单力薄的滦矿来说,能在重重压力之下,与英属开平抗衡多年,已属不易。此外,通过唐山细棉土厂的收回和滦州煤矿的创办,清政府还是从英人手中争取回了部分利权的。不能因为“收开”的结果不尽人意而抹杀周学熙曾为之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在“收开”问题上,周学熙功大于过。他作为一位爱国实业家,是应该为历史、为后人所肯定和铭记的。
范晓娟[4]2016年在《近代英日在华北的经济纷争与中国政府的应对研究》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权益。英国是对华经济扩张和侵略的先锋军,英国在华传统的经济布局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对华北的投资则相对较少,在华北的经济权益主要体现在煤矿业以及对华北海关的控制上。一战后英国综合国力下降,在远东不得不推行绥靖政策,在华北的经济势力也呈现逐渐撤退的趋势。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扩张是多元的、有序的、急遽的扩张,“九一八”事变之后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同时扶植伪政权为其服务,在军事、政治、经济领域多管齐下,企图实现其经济上独占华北的计划。正缘于此,与英国在华北的经济利益出现了纷争与博弈。在这一时期,尤其是“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势力南撤,逐渐失去了对华北的实际控制,在外交与经济问题上主要奉行联合英美,对抗日本的政策。本文以英日之间纷争较激烈的煤矿业和天津海关为切入点,首先论述了英日在华北的经济扩张概况,日本在华北经济扩张是蓄谋已久,来势汹汹,英国则呈现战略撤退的态势;接着介绍了英日在开滦煤矿的纷争,日本首先通过逐步渗透的方式控制开滦煤矿,并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管开滦煤矿;然后论述了英日在天津海关问题上的博弈,英国为了确保对天津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和关税支付外债的既得利益,对日妥协签订了《天津海关临时协定》,最终日本于1937年通过扶植的伪政权“接收”天津海关,英国失去对天津海关的控制权;最后分析了中国方面的应对政策,日英在华北的经济纷争始终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利益,不过国民政府在华北问题上一直采取被动消极的政策,依赖英国同日本进行接触和谈判,最终失去华北的经济权益。
杨海岩[5]2007年在《清末中英矿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清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和开矿的需要,在矿业领域内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同时,英国等列强趁机加紧了对中国矿业领域的投资,他们操纵中国的矿业,使得矿业领域的纠纷十分频繁。清末中英矿案产生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主要是因为矿务合同、矿地矿界、矿业产权等方面而产生纠纷,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商人违背中国既定的矿业法规、肆意侵夺中国矿权所致。当时,清政府国力处于最衰弱的时期,为了妥善解决中英矿案纠纷,清政府从外交、经济、政治的角度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具有突出的特点。清末中英矿案的影响比较大,清政府通过妥善处理中英矿案,使两国之间免生战乱,推动了清末国民外交的发展,提高了地方督抚的地位,有助于中国矿业立法的推进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在处理矿案中,赎买矿业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张世红[6]2005年在《晚清买办与实业家徐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纵横两条线索对晚清买办和民族实业家徐润进行较全面的研究与探讨。 晚清社会风气未开,资金匮乏,工业主权的逐步丧失,人才的奇缺成为徐润面临的四大显著社会背景,它们对实业家徐润的事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澳门开埠以来,徐润家乡香山得风气之先,由单一农业经济向商贸方面发展,人们外出经商贩运,眼界不断开阔,思维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徐润在这种思想观念影响下由香山走向上海,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徐润家族不仅是买办世家,更是涉外世家,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徐荣村寄出“湖丝”参展,获得第一名的金奖,为国家和民族争得了荣誉。徐润(1838-1911年)是中国近代海内外经济交往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中国近代早期民族工商业的创始人之一 1852—1873年徐润作为洋行买办充当了西方国家经济侵略中国的帮凶,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他不断开拓自己的商业业务,经营茶业,热衷于房地产业,开办钱庄等,他不仅学会了商品、市场的知识和运作技巧,而且磨练了他的创业精神和爱国情怀,特别是为发展民族经济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其个人资产已达341万两,这些资本及商业关系在改组轮船招商局和创办矿业和民营工业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洋务运动中徐润发挥了中国近代工矿业的先驱的作用。1873年他会办轮船招商局,成为他创办民族工商业的开始。创办保险,将西方经济模式引进中国,徐润是中国保险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主张和参与收购旗昌轮船公司,两次签订《齐价合同》,积极开展在航运业和矿业方面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不仅争回了利益,而且争回了利权,体现了近代工商业的先驱者、开拓者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感情。晚年接办景轮衫袜厂,致力于矿业的开发,先后办理香山天华银矿,开平林西矿,热河承平银矿,建平、永平金矿等,他为中国的纺织业、工矿业勤勉有加,其精神难能可贵,其开拓与先驱作用有利地促进了近代纺织业和工矿业的发展,他是近代民族经济的马前卒。 徐润交游很广,有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大官僚,有外籍人士。宽松、合作、协调的人际关系成就他的事业,不和谐、不协调的人际关系影响他的事业。然而,人际关系的后面是阶级关系的反映,较典型地反映出民族资本家徐润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力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下求生存、求发展的过程。 徐润是一个由买办向民族实业家转变的典范,在他的思想和他的事业中闪耀着民族主义者、创业家、创新家的思想与品德;但徐润思想中也存在买办性、封建性、唯利性及后期的颓废性,反映出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这就是徐润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内涵。
王红军[7]2010年在《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文中研究表明黄远生是清末民初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是通讯文体的奠基人。对于黄远生及其思想,学者们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成果。然而,上述研究所依赖的材料主要是《远生遗著》,要重建基本史实,还有待发掘黄远生在当时报刊上发表的论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依据笔者搜集的散见于清末民初报刊杂志上的材料,包括黄远生发表的通信在内,辅以其他材料,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对黄远生在清末民初三次学生风潮中的不同态度及原因、与马相伯和李盛铎的交往以及新闻撰述活动进行梳理,尤其关注其新闻撰述生涯,考察他“不偏不倚”思想的产生及实践。重新发掘的新的史料,主要通过笔者重新编写的“黄远生年谱”加以呈现。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为导论,总结前人对黄远生研究的成就,指出有待挖掘的材料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二章,讨论黄远生在清末民初浔溪公学第二次学生风潮、留日学生取缔风潮和京师大学堂预科生风潮发生时所持的不同态度及其变化的原因,从中展示蔡元培、杜亚泉、马相伯和李盛铎与黄远生之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第三章,探讨他何时加入《时报》,在该报发表的通信和反响以及离开《时报》的情况。第四章,探讨他在何种情况下担任《申报》的驻京通信员,在该报发表的通信和反响、通信员业务的中止以及结束的情况。第五章,主要讨论他参与创办《少年中国》周刊的情况、在该刊发表的文章和反响。第六章,主要分析他担任《庸言》报撰述后却很少为该刊撰稿的原因,也涉及他接任主编后对该刊的革新、在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停刊原因。第七章主要探讨他与《亚细亚日报》的关系,起初只是该报的读者和投稿人,后来担任其“评论撰述”,并曾担任该报辩护人的情况。而该报也非常关注他的言论和活动。最终因在变更国体问题上存在分歧,黄远生终止与其合作。第八章,综述黄远生的经历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分析清末民初政治力量结构对其新闻撰述职业及命运的制约。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清末民初,政治势力的结构是多元的,清政府、袁世凯群体、东南立宪群体、梁启超群体、孙黄革命群体、包括租界在内的外国在华势力等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力量版图。不能说这一情况绝对有利于新闻撰述,但它的确提供了可资借助的条件,这是出现报刊史上繁荣时期的政治背景,也是黄远生从事新闻撰述并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到了1915年,国内形成了复辟帝制和反对复辟帝制“两大阵营”,黄远生“不偏不倚”的思想和实践走入困境。
刘吕红[8]2006年在《清代资源型城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源型城市是指依托资源开发而兴建或者发展起来的城市，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与资源蕴藏及开采规模紧密相连。我国资源型城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路径依赖”严重制约着资源型城市进一步发展，从历史角度研究资源型城市的演进有利于认识和解决资源型城市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由于资料稀少和研究理论受限，目前学术界对清代资源型城市缺乏整体、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用时近两年，对清代资源型城市的演进进行了梳理。研究中，以历史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理论规范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并用的方法，对清代资源型城市展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借助学术界已有成果，结合清代社会背景，建构研究框架，依据代表性资源型城市的史实，从资源型城市资源开发、城市类型、城市结构等角度探讨清代资源型城市的演进过程，比较全面地把握清代资源型城市的概貌，进一步揭示出资源型城市演进的内在规律。 在清代资源型城市研究中，本文首先进行了与清代资源型城市研究相关的基本理论建构。通过对资源开发层次的探讨，初步揭示清代资源型城市的形成路径。清代资源型城市形成路径之一为从资源开发到城市形成，代表有自贡、博山、个旧等；形成路径之二为城市资源性特征不断增强而转化为资源型城市，代表为佛山等；形成路径之三为城市产生和资源开发同时演进而为资源型城市，代表为唐山等。在概念的考察中，主要阐释了清代资源型城市的内涵，与此同时，进一步提出，清代社会的转型特征决定着清代资源型城市又可分为传统资源型城市和近代新兴资源型城市两种基本类型。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清代资源型城市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说明，从而为整个论文创建了研究的基本平台。
丁健[9]2011年在《民初农商部研究（1912-1916）》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随着中外交往的频繁,传统农商行政管理体制开始出现新的趋向。为了应付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不足,清政府增设了一些临时管理对外商务往来的行政机构,而商部的创设,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专门管理全国实业的中央机构诞生。后来由于职权过于宽泛、经费不足而改为农工商部。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为了促进全国实业的发展,设立了实业部,各省成立实业司。袁世凯当选南北统一的临时大总统后,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袁世凯及其北京政府十分重视实业的发展,在清农工商部和南京实业部整合的基础上成立了农商部,起初分立为农林、工商二部。相较而言,清末商部、农工商部与之已不可同日而语。简言之,民初农商部建立在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政治体制之下,而清末商部、农工商部却仍为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服务；其次,民初农商部的创新精神也是清末商部、农工商部所无法比拟的。民初农商部的组建经历一个不寻常的过程,它是辛亥革命以来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继续。其间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公开大论争,可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农商部成立后,自然就要发挥其组织领导和管理农工商矿各业发展的行政职能,这种职能是如何行使的呢?农商部发挥正常的农工商矿各业行政管理职能,既需要组织其所有职员的参与和协作,又需要一个合理的组织机构作为其运作的载体,还需要一定的经费作为其经济保障。只有三者同时具备,农商部才能够实现职权运作。农商部的职权运作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牵涉的问题很广,不仅需要农商部领导者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现代化的施政理念,也需要中央、省、县职能部门的配合,更需要从事实业者之身体力行。其中,农商部内部的组织机构及其主要人事构成,则是农商部的灵魂和核心,组织结构是从宏观上而言,人事构成却是微观范畴,如果说组织机构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的话,那么人事就是这台机器的具体操作者,就是中枢指挥系统。农商部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较强地适应了民初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采用分科层治事的方式,分工明确,责有专人,是对传统模糊治事方式的扬弃,是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在人事构成方面,其拥有一支学历高、专业性强、年轻有为的官僚队伍,尽管民初农商部总次长更迭较为频繁,但参事和司长群体们却相对比较稳定。参事的稳定有利于农商部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的稳定,司长的稳定有利于农商部处理日常事务的连续性。而运作过程既是农商部职权的具体体现,也是评价农商部在民初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重要砝码。它主要有三种运作方式：行政方式,法律方式,协作方式。为了促进民初实业的发展,农商部不仅制定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农工商矿各业经济政策,而且极力施行,取得了重大成绩,一时竟出现了被人们美誉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极大的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尽管其某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未能尽如人意,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从而抹杀其在民初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可惜的是,这种经济快速运转态势却因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而逐渐衰竭。
王金霞[10]2006年在《河北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文中研究表明所谓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指的是与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机器大工业生产和工商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教育转化、演变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河北(直隶)是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表现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著的区域之一。本论文在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晚清、民国的报刊杂志、地方史志等资料,多角度展示了河北早期现代教育体系的萌生、构建与推进的曲折进程,总结了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特征与模式,概括了河北相对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地位与作用。论文以专题研究成篇,主要由以下七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导论部分陈述了题目来源及研究意义,界定了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概念,构建了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起步前的经济、文化、社会背景,指明了论文研究构想与研究方法。第二章概述了中国传统教育构成,通过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的比较,揭示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整体特征,并对推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动力及动力集团进行了简要地分析。第三章对河北省教育教育早期现代化分期问题进行了研究,构建了进行分期研究的现代化指标体系标准,并以先声、萌芽、起步、推进四个阶段对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简介。第四章、第五章对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事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各级普通教育的发展概况逐一分析介绍,挖掘了不同类型教育产生的动因,理清了发展脉络,总结了历史成绩与局限。第六章对在河北省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评述历史人物的教育实践,挖掘教育思想,客观评价了他们对河北乃至整个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所起的作用。第七章总结概括了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模式与特征,通过与其它区域的对比得出本区域所独具的比较优势与劣势。第八章结语部分客观评价了河北之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作用,并着眼于整个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得出规律,阐发启示。河北省教育早期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必然产物。本论文分析、总结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不仅仅只是为了通晓过去,其中不少宝贵的经验教训,可直接为当前河北省教育发展所吸取、借鉴。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是中国与世界现代教育制度接轨、同封建落后的传统教育决裂的过程。历史不会重复,但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又一次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面对教育全球化、国际化大潮的纷至踏来,研究一下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对当今仍在继续推进的河北教育现代化进程不无益处。
参考文献：
[1]. 试论滦州矿务公司与开平矿务公司的合并[J]. 闫永增.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2
[2]. 试论滦州、开平矿务公司的合并[D]. 闫永增. 河北大学. 2000
[3]. 清末“收开”运动中的周学熙[D]. 何珊. 辽宁师范大学. 2011
[4]. 近代英日在华北的经济纷争与中国政府的应对研究[D]. 范晓娟. 河北大学. 2016
[5]. 清末中英矿案研究[D]. 杨海岩. 苏州大学. 2007
[6]. 晚清买办与实业家徐润研究[D]. 张世红. 暨南大学. 2005
[7]. 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D]. 王红军. 复旦大学. 2010
[8]. 清代资源型城市研究[D]. 刘吕红. 四川大学. 2006
[9]. 民初农商部研究（1912-1916）[D]. 丁健.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10]. 河北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D]. 王金霞. 河北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