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学”论坛
“新子学”与经典价值的再发现
——由“新四书”的建构谈起
张 泰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摘要： “新子学”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构，首先要对经典文本的结构进行重构。借鉴“新四书”由“道统”到“经典”，再到“经典的阐释”的建构模式，“新子学”在不尚一统、多元共生的子学精神下，以元典时代的子学经典为基础，构建子学经典体系，发现历史上被掩盖的子学经典的价值，在当代语境下对子学经典进行阐释。对子学经典的阐释以“知人论世”为支点，注重“诸子”与“时代”结合的特征，充分发挥人在阐释中的作用，并结合当下语境探寻诸子之学与当代社会的普适性，避免误读与庸俗化。
关键词： 新子学；经典；阐释；新四书
自方勇先生2012年提出“新子学”构想以来，学界对于“新子学”的讨论方兴未艾，此后，方勇先生又连续发表三篇文章注 这三篇文章分别为：《再论“新子学”》(《光明日报》，2013年9月9日)、《三论“新子学”》(《光明日报》，2016年3月28日)、《四论“新子学”》(《光明日报》，2018年10月13日 ，使“新子学”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传统与现代两条线索，既注重回归原点，探求诸子时代的原始面貌，又面对当下，展望未来，研究“新子学”对中国与世界文化的重构。在发展过程中，“新子学”除注重自身理论的建构外，也注重与“新儒学”“新经学”等思潮的交流与对话。
经学作为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学术形态，在当代社会也面临新的发展局面。近年来，学者对儒学的经典也开始进行重新界定，提出很多全新的构想，如梁涛先生提出以《论语》《礼记》《孟子》《荀子》为“新四书”，进行儒学的创新与重建[1]。“新子学”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构，首先便要回到先秦诸子时代，破除经尊子卑的观念，对经典文本的结构进行重构，还原经典的价值。那么，“新子学”思维下的经典应该如何界定？哪些著作可以称为子学经典？如何彰显子学经典的价值？我们不妨以“新四书”的建构为参照来谈起。
一、“经典”的形成与“新四书”的建构理路
“经典”一词，源于经学时代尊经的历史现实。在经学话语下，经典特指儒家经典，是圣人所作之书，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地位。《文心雕龙·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冯友兰先生认为，自西汉至清代属于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儒家已定为一尊。儒家的经典，已变为‘经’。这就为全国老百姓的思想，立了限制，树了标准，建了框框。在这个时代中，人们的思想都只能活动于‘经’的范围之内”[2]187。经学时代对人思想的禁锢就源于儒家经典的“经”。但“经”本身内涵更广，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已多有立经之事，“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111。如法家李悝著有《法经》、墨子后学诵《墨经》、医家有《黄帝内经》等。诸子之经，为学派内思想的典范，正如刘熙《释名》对经的解释：“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4]91因此，从源头来看，经本身并无特定的价值内涵，拨开经学的外衣，才得以窥见经的原始面貌。
儒学产生之初，与各家一样，为诸子之一家，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儒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也游说于诸侯之间。自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诸子逐渐衰落，经学兴起，这一时期的经典是《易》《书》《诗》《礼》《春秋》等“六经”(《乐》已佚)，无论是今文经学家还是古文经学家都以阐释六经为己任。宋明时期，儒学向“内圣”的方向深入，探讨性与天道的问题，形成理学的思潮。宋儒对儒学的突出贡献在于明确了自韩愈以来形成的所谓“道统”，并在此基础之上以“四书”为标准，确立了儒学的思想体系与价值法则。当代学者在重建新时代的儒学思想时，便借鉴了宋儒的方法。“新四书”的提出为当代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梁涛先生认为，当代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应当分以下几步：第一，明确儒学道统，即仁学与礼学，可以用“内圣外王”来表述；第二，选择儒学经典，即“新四书”；第三，探讨儒家哲学，重建儒家本体论哲学；第四，重新阐释“新四书”，以儒家的本体论哲学为依据对经典进行创造性诠释[1]。之所以将《荀子》纳入“新四书”，主要是为了纠正宋儒之偏，统合仁学与礼学。这一主张实际上就是将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学外王一派纳入了儒学的道统，从而使儒学呈现出更全面的面貌。
“新四书”的建构是由“道统”到“经典”，再到“经典的阐释”的路径，这实际上是儒学内部的一次反省，是儒学失去传统社会的土壤之后，在新时代试图重回主导的一种尝试。这种反省并没有深及传统学术内部，也没有触及学术的外部环境。而“新子学”对经典的重构，旨在革新以经学为主体的传统学术结构，建立子学的话语权。因此，子学经典的建构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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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学经典的建构
汉魏六朝以后，随着多元文化进入中国，学术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以子学的眼光视之，可以发现其难得一见的子学精神。南朝梁庾仲容取周秦以来诸家杂记共107家，摘其要语为30卷，名曰《子钞》，此书今已不存。唐马总在《子钞》基础上有所增益，共录110家，成《意林》六卷。对诸子零散之语进行辑录之作在历史上并不为人所重，但探求诸子时代的原始面貌，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可能还原原始文献的面貌。《四库提要》称赞《意林》：“今观所采诸子，今多不传者，惟赖此仅存其概。其传于今者，如老、庄、管、列诸家，亦多与今本不同。”且其不主一家，对百家之书皆有致力。此后，每个时代均有一批学者致力于子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评述。宋高似孙《子略》分正文四卷与目录一卷，其创作目的在于“系以诸子之学，必有因其学而决其传，存其流而辨其术者，斯可以通名家，究指归矣”[9]1。这一思想上承刘向刘歆父子与班固，下启章学诚，为辨清诸子学术源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文选取38种书进行解题与叙录，兼有考辨，这种驳杂的体例也为后世所继承，明宋濂《诸子辨》仿照这一形式，而省略了目录与版本的考究，选取四十种书进行评述，在元明诸子学缺位之际也显得极为可贵。
近人夏曾佑曾言：“诸子之书，我国自古至今，至精之政论，至深之哲理，至美之文章，并在其中；百世之后，研穷终不能尽。”[注] 转引自蒋伯潜：《诸子通考》，中华书局，2016年，第33页。 在子学话语下，“经典”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圣人之论，而是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意识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王国维对“经”的看法更符合子学话语下“经”的内涵，他认为：“经者，常也，谓可为后世常法者也。故诸子百家同其先师之书，亦谓之经。”[注] 转引自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 使经回归学术本身的意义，构建子学经典体系，这是“新子学”的诉求。
如前所述，诸子也有立“经”之作，但更多的是以“某子”命名的书流传下来，这就使得很多子书在流传过程中并不为人所重。而子学经典价值的发现需要依靠精准的阐释，伽达默尔曾说：“只要在任何地方表现出一种真正的理解艺术我们就承认存在解释学。”[10]23历史上对子书的阐释多以儒学为本，难以真正发掘诸子的价值。在当下，子学经典的阐释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我们倡导“新子学”，应该如何利用子学经典，彰显子学经典的价值？
因此，我们当下要建构子学经典的体系，要以元典时代的经典为基础，同时不能忽视历史上的诸子评述之作，以多元会通之精神，破除经学思维的影响，将其置于诸子学的视域之下，发现其可贵之处，从而串联起历史上诸子学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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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以来，诸子学的价值与影响不断提升。“新子学”的提出，为诸子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新子学”的视野中，开放、多元成为学术的特质，在经学观念下被蒙蔽的视野被打开，被忽视的经典的价值重新彰显出来。
战国以降，中国社会再也没有出现过子学时代。虽然经受过玄学、佛学等各种思潮的冲击，但经学始终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以不同形态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子学始终难以获得长足的发展。子学本身作为综合性的学问，是由一个个复杂的个体组成的，具有鲜明的个体性。从横向来看，诸子个体之间存在共性，但更多的是个性。从纵向来看，不同时期的子学也有不同的特征与表现形式。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分法以来，子部一直作为重要的存在。《四库全书》的子部包含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子部之学”也可作为子学而存在，这就更加剧了历史上子学的复杂性。“新子学”明确表明，“所谓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应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5]。因此，子学的经典也应当是诸子之学的经典，暂不考虑子部其他著述。
子学不仅存在于先秦，此后历代都有子学，只是子学的学术形态与经学、玄学、佛学、理学、朴学等融合在一起，难以区分。秦汉以后，历代又有许多阐发政治、哲学思想之作，这些作品大都以先秦学术为依托，以现实为参照，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均可归为“阐释”之作。但这种对子学经典的再创造，有些也成为了后世的经典，譬如，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以儒学为本，融合阴阳名法道，形成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等学说，其著作辑为《春秋繁露》，可以视为王权政治的标本。子学时代结束之后，子学再无真正经典，甚至，在经学话语主导下，即使以诸子为用，也是以儒学为本进行阐释，再无一家之言出现。
与“新儒学”“新经学”不同，“新子学”否认“道统”的存在，反对任何一家成为主流。这也就决定了子学经典的建构基础必须追溯到子学的源头，即先秦文明中的“子学现象”与“子学精神”。“所谓‘子学现象’，就是指从晚周‘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其间每有出现的多元性、整体性的学术文化发展现象。这种现象的生命力，主要表现为学者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学派之间平等对话、相互争鸣。各家论说虽然不同，但都能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是谓‘子学精神’。”[6]“新子学”的学统远可追溯至先秦子学时代，近可接胡适的子学研究。胡适是现代诸子学研究的开创者，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把儒家之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7]210。因此，“新子学”话语下的子学经典同样应该具备多元与会通的特点。那么，何以成为子学经典？方勇先生认为：“关于元典时期的研究范围实应涵括诸子各家，旁涉早期经学，这样就能跳出经、子二分的传统观念，回归原点。我们主张以《春秋》《周易》《论语》《老子》为基础，这可能是激发创造的新典范；再旁及《孟子》《荀子》《庄子》《墨子》和《韩非子》等其他经典，形成元文化经典的新构造。”[6]在“新子学”的话语中，诸子都是平等的个体。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各派的主张各不相同，成就有高有低，因此平等地看待诸子不等于将诸子一视同仁。对于《论语》《老子》，孔、老均为学派的先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派的发展方向，因此以这两部经典为基础，再配以早期经学的《春秋》《周易》，便形成了诸子学术的源头。对于《孟子》《荀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各派经典，均可作为诸子多元文化之一元。当然，这几部经典还不足以反映先秦子学的全貌，但这几部经典却奠定了以子学为主体的国学的根基。子学经典的普遍性在于其大都产生于民间，虽有救世的政治诉求，但并不代表官方，这一点在胡适先生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已经明确。
三、子学经典价值的再发现
在诸子个体的经典之外，学术史上还有一批以诸子为评述对象的篇章作品。作者往往站在更高的角度，横向或纵向展开对诸子的比较，这类著作对于子学经典的建构与子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先秦秦汉学术中，有《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尸子·广泽》《吕氏春秋·不二》《淮南子·要略》等，其中或有诸子间的互相攻讦，但摘下有色眼镜之后，也可以看到诸子时代的真实情况。到了汉代，班固辑刘歆《七略》而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一节分诸子为九流十家，细数其源起、发展。以诸子学视角观之，这是第一次对诸子进行系统的评述，对我们从源头理解诸子时代意义重大。然而其对经子关系与子学源起的论述，却多有偏颇，对此方勇先生在《四论“新子学”》中国专门针对《汉志》的旧说进行了辨析[8]。
②降雨总量大。6—9月，嫩江、松花江流域面平均降雨量503 mm，较常年同期（402 mm）偏多 25%，列 1961年以来第3位；黑龙江流域面平均降雨量436mm，较常年同期（313mm）偏多39%，为1961年以来最多。
首先，子学经典的阐释要选用恰当的方法。谈到治诸子之法，清代学者多用训诂与考据的方法，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又掀起了以西学释诸子之风。例如，近代曾有一阵墨学热，胡适、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等人均参与其中。墨家《墨经》，主要内容为逻辑与自然科学，相较于《墨子》其他篇章所主张的兼爱、非攻、尚贤等，并非墨家之主流。近代学者受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以自然科学附会于墨子。罗根泽先生就曾批评这种风气：“我们研究‘诸子’的人，应当研究真‘诸子’，不应当研究‘西学’笼罩下的假‘诸子’；更不要推波助澜，卖弄一知半解的‘西学’，来附会‘诸子’，使‘诸子’益失其真。”[11]10因此，对诸子的阐释还是应该站在“知人论世”的立场，以诸子书产生的时代为参照，探求诸子思想的真义，同时配以精良的校勘与训释。晚清民国之际的学者孙德谦曾指出：“夫诸子为专家之业，其人则皆思以救世，其言则无悖于经教，读其书者要在尚论其世，又贵审乎所处之时，而求其有用。苟不知此数者，徒疏释其章句，诠品其文辞；甚或爱之则附于儒术，憎之则摈为异端，此丙部之学所以受污于千载，无有为之表彰者也。”[12]1这段话可以为当下的诸子经典阐释提供许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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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无论是诸子，还是治诸子学之人，在子学经典阐释中，人的作用都应该充分发挥。美国中国学家史华慈曾说：“思想史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situation)的‘意识反映’(conscious responses)。”[13]3这正是诸子产生的依据，也是解读诸子的依据。“新子学”对诸子其人的观照是“人学合一”。张耀先生曾指出：“这种‘人学合一’的子学精神体现在：诸子所做的学问与其人之品质、行事、思想相统一，学问是这几个方面的反映、提炼与升华，亦即相比经学家传经、史学家记史而言，诸子立说更能突出作者本人的主体性与主体价值。”[14]422人们对诸子的阐释也是对当下环境的反映，人的道德境界、认识水平等都决定了阐释的方向与深度。吴根友先生以戴震的“大其心”作为经典解释学的方法之一，认为“大其心，以体认人类的根本价值基点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从而解释经典，活化经典”[注] 摘自吴根友2017年10月23日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所作“戴震经学解释学及其当代的活化”专题讲座。 。因此，当下对诸子经典的阐释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以人类文化发展趋向为基本方向，而不脱离诸子其人其思想的内涵，这样才会获得对诸子学的新的体会。
由于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类课程不像食品微生物检验类课程，学生可以在实验室进行大量实验，因此该课程在全国职业院校食品类专业中属于“二类”课程，愿意承担该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很少，同时老教师多年形成自己教授的固定课程，因此该课程大都交给刚刚从本科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承担，而年轻教师缺乏企业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经验是最大的问题。
最后，子学经典应该深入民间，深入各个阶层，寻找与社会的普适性，同时避免误读与庸俗化。美国新闻评论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曾提出“刻板成见”(stereotype)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15]。“新子学”要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经学是国学主体的观念，就要从大众传播入手，提升子学经典在民间的认可度。子学经典在传播过程中应当注重专业性与普及性的结合，做面向大众的下里巴人，成为民众接受并信赖的经典。从“新子学”在民间的传播来看，“诸子现代版丛书”陆续问世，“新子学”的相关文章多次进入中学课堂，杨国荣先生评论“新子学”的文章《历史视域中的诸子学》被选入2018高考语文全国卷，这一系列成果值得欣喜，但从长远来看，“新子学”努力推动子学成为新国学之主导，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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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8-12-21
作者简介： 张泰(1992—)，河北沧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学。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28( 2019) 02-0047-04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 ：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9.02.07
(责任编辑：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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