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绘画艺术_艺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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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蓝的天空,舒卷的白云,清澈的流水,绿色的草原,悦耳的驼铃,逶迤的长城,巍巍的群山……漠北地区以其优美的自然植被,生动迷人的美学气韵构成人类社会如诗如画的境界,成为历代画家孕育和成长的摇篮,驰名隋唐的画家。杨契丹、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阎毗、阎立德、阎立本皆有巧思,史称神品,他们都是炎帝的子孙,长期生活在长城以北。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画家都无法在中原地区显其身手。直到辽代开元以后,我国北方的画师们才得以在自己的家乡把美丽的自然、沸腾的生活,时代的脉搏用线条色彩倾泻出来,留下无比灿烂的艺术珍品,丰富了中华历史文化的武库。几乎与辽代文学散失的原因相同,辽代的绘画作品也很少流传下来,但我们从有关史料、出土文物以及少量保存下来的辽代绘画作品中仍可见其盛况之一二。

1、画院和画家。辽代统治者对绘画十分重视,在其腹心机构翰林院中设有画院。《辽史》卷四七《百官志三》载:“翰林画院。翰林画待诏,圣宗开泰七年见翰林画待诏陈升。”检《辽史》卷一六圣宗开泰七年“秋七月甲子,诏翰林待诏陈升写《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辽史》中所录绘画机构仅见这两条材料,当未能概全。

辽代的封建帝王所受的贵族教育中就有绘画之课。《辽史》卷十《圣宗纪》云:“帝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辽兴宗也是一位著名画家。《契丹国志》卷八云:“帝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飞白书以答之。”从这段描述看,辽兴宗以工笔见长,形象逼真,在画法上注意点缀传神,又带有写意特征,因此深得宋仁宗喜爱。辽宋时期,是我国宫廷画的黄金时代,南北帝王往往以书画相夸、见长。

辽代的王公贵族也对绘画有特别的爱好。《辽史》卷七二《东丹王传》云:“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这段简单的记载我们看出,还处在结绳纪事时代的契丹辽太祖时,已有很高的绘画水准。这些有关猎骑、放牧的图画反映了他们当时的生活。其《千鹿图》顾名思义应绘有上千只形态各异的鹿像,其容量和功力无疑令人赞叹。东丹王还好画龙。《契丹国志》卷十四云:“先是,突欲镇东丹时乃渤海国亦有宫殿,被十二旒冕,服皆画龙像,称制行令。”东丹王把龙按照自己的意图写在服装上,表明他对汉学有深厚的艺术修养,这种特殊的服装画也是流动的画展,立体的诗,颇具创新意识。宋人《皇宋事实类苑》亦称东丹王“善丹青”,又《五代名画补遗》称时人已有“王得马骨,(胡)环得马肉”之评,对东丹王和胡环的作品作出了艺术上的指认。

现存题为东丹王作的《人骑图》,宋高宗题有“世传东丹王是也”等字,或为其传世珍品。东丹王的作品流传入宋的不少。据《画品》,“秘阁有李赞华画鹿,角直而岐出,若斜藤相扶而生,长三倍其身,觵斗立,群角森列,故《画录》号《千角鹿》,其实则角上横出才者众也。余谓邪希有鹿两头,而角且千,云南郡有神鹿……此画得之,殆为瑞应而出耶!”东丹王是辽代最早也是最知名的画家,在我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和东丹王齐名的胡环是位杰出的画家。《五代名画记补遗》、《画评》说他:“山后契丹人。善画番马,用狼毫制笔,疏渲骏尾,细紧有力。其体状富于精神,观者以为不减东丹王也。……有《射雕》、《啖鹰》等图传于世。子虔,画有父风。”在辽代,绘画是一种专门的艺术,而不是生活的点缀。由上引材料观之,胡环在画的对象上具有专门化,在画法、用笔上有许多独到之处,是位善于创新的画家。父子相传,绘画成了家学。元代丁立《题环瘦马图》诗说:“渥洼此去几万里,荒草黄云连白沙,”赞其北方风韵。贝琼《题虔雪猎图》云:“北风飕飕大雪湿,越堑凌冈马蹄急。弓开满月不虚发,赤豹黄罴号且泣。日暮两狼归挂鞍,燕支劝酒左右弹。一时快意良不恶,金刀割鲜行玉盘。”(《清江集》)这首诗把胡虔的画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虽然画已失传,但我们看到了雪的飞扬,马的奔跃,弓的舒张,狼的颠蹶,听到了豹的号叫,罴的抽泣,马的嘶鸣,人的欢呼,闻到了酒的醇香,肉的鲜浓味,心的律动更是隔纸可听。尺幅之中,五彩纷呈,动态神韵,跃然纸上。胡环的传世作品有《卓歇图》。按照《辽史·国语解》,卓,立也。则卓歇指站坐休息的场面。画面上计十四人,六站八坐,从装束上分为契丹人和汉人两类。大地毯上,两贵盘腿而坐,主尊正饮用,有跪献者,有持壶者,另一正入神地观看,四位契丹武士恭立左边,其一持弓在手,保持高度警惕,另三人低领文服,似陪行侍从。邻面小方桌上二契丹人自斟自饮,旁若无人,另一桌上一人举左手呼唤,其友朋显在画面之外,其况如何,让人留有丰富的想象空间,施以淡彩,画面显得平静而充满和谐自然气息,借茶馆一角生动地表现了等级社会北方民族的茶饮情况,似动态的历史,显示永久的艺术魅力。

辽代还有不少女画家,著名的有秦晋国妃,系公主之女,嫁给其亲舅舅秦晋国王,其《秦晋国纪墓志铭》说她“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其笔也”①。表明她书画双美,以“工笔”见长,屏附大手笔,扇秀小品,是位多才的画家。辽代皇族与后族以画见长者甚多,如南院枢密使萧瀜,学唐人裴宽、边鸾(二人事迹朱景玄《唐人名画录》有记载),尤善丹青。普通的百姓,于画如何,由于缺乏资料,尚不能展开讨论。②

2、绘画与邦国关系。辽代的绘画在邦国交往中显示出独特的文化功能。按辽惯例,两君主不能相见于道,为了表达友情,辽人便向宋人索其君王真容。《辽史》兴宗本纪重熙二十二年之《谕大臣诏》云:“朕与宋主约为兄弟,欢好岁久,欲见其绘像,可谕来使”③。辽兴宗重熙十五年,还亲自画鹅、雁送给宋朝帝王,以示友善之情,宋仁宗以飞白相答,两敌国君主,俨然画坛双星,意味深长(见《契丹国志》卷八)。辽道宗清宁十年,“宋朝许而会兴宗崩,遂寝。至是遣使再求。宋命修撰胡宿为回谢使,李缓副之,且许以御容,约因贺正旦使置衣箧中交致焉。”(《契丹国志》卷九)

辽宋画家间也有相当的交往。据《金史》,虞仲文喜画人马墨竹,学文湖州。文湖州即文与可,皇祐进士,与苏轼为表兄弟,善书画,尤以画竹著称。《国绘宝鉴》、《金史》等材料使我们知道宋辽间的绘画也有交流切磋和互补。《辽史》七二《东丹王传》中记载,宋秘府收藏有东丹王画多幅,则告诉我们,宋辽之间的画作不仅交流,而且各有所长,有相侔伯仲之势。

3、绘画与现实政治。还在辽太祖时代,绘画就成为政治的表现与传达方式。《辽史》卷二太祖神册六年五月即“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以示任臣之心。据《契丹国志》卷十八,辽圣宗时大臣耶律隆运于国有功,“葬乾陵侧,诏影堂制度,一同乾陵。又诏诸处应有景宗御容殿,皆以隆运真容置之殿内。”辽代帝王皆于陵地设有灵堂画有帝王画像,由材料可知,还专门制定了“影堂制度”,臣僚有功则挂像其中,以示恩宠。对一些活着的功臣往往图像于宝福殿。辽太宗会同元年六月,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辽史》卷四)。按照古代帝王的惯例,往往绘制本民族或本国历代君主的圣迹于壁,以示荣耀和通天敬神之意。辽人则径涂古帝王事,既表明他们自己对华夏的根的认同,也表现了他们不守旧俗的特点。这些壁画往往体制巨大,时空阔远,需要很高的艺术才华和深厚的文化学养才能够完成,辽人此举,表明当时的绘画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辽代更重视用绘画来表现国家大事和丰功伟绩。如圣宗开泰七年,“待诏翰林(学士)陈升写《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辽兴宗重熙十七年“谒太祖庙,观《太宗收晋图》”(《辽史》二十),都表示着辽人绘画具有政治功能,不是一般的摆设。据《绘事备考》,辽道宗清宁中,为表彰功臣,以东丹王《千角鹿图》诏赐,表其恩宠,绘画成了珍贵的礼品。辽代的墓葬中也有很多的壁画,如库伦一号墓、法库叶台萧义墓,墓道长达二十余米或十多米,就墓道两壁通长作画,包含内容丰富的出行图和归来图,还有比人体高大得多的仗剑门神,场面恢宏,气象森严,画幅布局严谨,笔墨酣畅。又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壁画木椁墓④,壁画上有侍女、宴饮、门神、花鸟等图,而一幅包括毡车、备马、臂鹰和仪卫组成的出行图更具丰采,既是死前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不朽的艺术珍品。

4、绘画与生活民俗。辽代的绘画也注意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的表现。如朝阳柏树沟耶律延宁墓雕神石棺和画像石墓,叶茂台七号墓出土的雕画,皆填色敷彩,富丽堂皇地表现了人物化了的十二生肖像以及门吏、伎乐、飞天等,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神话色彩。法库叶茂台七号墓出土的两幅设色绢轴画《山水楼阁图》和《竹雀双兔图》是辽墓中第一次出土的保存完整的卷轴画实物,不仅保存了五代至北宋间卷轴画的装裱形式,而且为这一时期绘画断代提供了可靠的画本。画面上,三支高竹上立三只北雀,下边的花草簇拥,喇叭状花朵盛开,两只灰兔一垂耳仰头,似在寻觅,另一正低头吃菜,一副悠然的草原春色。同墓中,棺床小帐直棂窗档板背面上画的墨线《行猎图》,二人三马,臂鹰张弓,在浅草平铺的原野上,追射一兽。这是一幅辽地风物写生画稿,大约是随意练笔之作,但却反映了契丹人的日常生活情景。北京斋堂天庆元年杜从顺父墓,壁画所绘故事图、山水图也很优美。河北宣化张世卿墓顶还作有天文图,二十八宿用中国传统,黄道十二宫为巴比伦的天文学体系。据《广川画跋》卷五之《二十八宿真形图》条云:“秘阁所藏《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唐阎立本画。五星独有金、火、土,二十八宿存者十三,余亡佚,疑守藏吏盗易于外,常见毕文简公家所收与此同。”则此画唐时已有,北人继承了唐人的绘画内容与表现形式。据笔者函请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研究员,知巴比伦天文学体系(含星命学),在唐代贞元期间已传入我国,不知辽画所承是直接从西方传入还是由唐代师承。

5、绘画与宗教。辽人相信灵魂永存,由于游牧生活受到天时地理的限制,使认为天地山川万物皆有神,在绘画当中表现出对自然神的崇拜和祈求。如上述辽墓中仗剑的高大门神等便是。又《辽史》卷一辽太祖开国九年“君基太一神数见,诏图其像。”在中国古代,太一是与天地同尊的天帝,而君基太一神则是辽人所尚之神,其模样只能靠画工去想象和发挥了。这种无中生有的神像画在辽代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辽代现存画像最多的是有关佛多的绘画。《辽史》卷十五云圣宗开泰元年八月“那沙乞赐佛象、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佛像作为番国的乞赐物,表明辽人画佛像具有很高的水准。辽代佛寺遍布天下,佛教徒们亦往往喜欢藏画,作画。《全辽文》卷八《燕京大昊天寺碑》云:“诏王行己督辖工匠,梓者斤,陶者埴,金者冶,彩者绘。”“栋宇廊庑,亭栏轩牖,甍檐拱桷,栏楯栌,皆饰以丹青。”“百二十之贤圣,分其左右。”有的还专门留有一定的壁面,让人题画。《全辽文》卷九《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云:“寺残僧少山院细路高,乃命笔题于壁面。于今一百三十余载,龙凤之口口……。”“复于寺前起五口口……壁画弥陀。”“皆以缔构者尽爽巧绘饰者。”据傅振伦《辽代雕印的佛经佛像》统计,“有扉画者十三幅,都是佛说法及经变图。雕印的佛像还有炽盛光九曜图挂幅,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二件,南无释迦牟尼佛像三幅。”(《辽金史论集》页二二○)辽代佛像所画人物众多,流派纷呈,且自开国时已广见各寺庙之中,如《辽史》、《契丹国志》录辽太祖之造佛寺,辽太宗所梦大悲菩萨佛像等。流传下来的以台湾博物馆所藏大理国张胜所画130幅《药师琉璃光佛会图》和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所画药师佛格外引人注目。

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卷中《药师琉璃光佛会图》,是根据《大藏经》卷十四《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的内容而画的。药师佛善跏趺坐于莲华台上,背屏后为云纹及火焰纹,坐于乐音树下。佛的两边各有五位菩萨。其中左边坐于莲华台上,位置较突出的是日光菩萨,右边是月光菩萨。画面构图繁细,佛经中的听法人物,在画面上大部分都出现了,而且听法人物表情神态,服饰行头以及环境都表现得生动细致,还有十二愿文字及图像。应县木塔中的《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是根据《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画出,构图比较简单,正中药师佛作施愿与印,半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偏袒右肩,头光、项光外作火焰纹状,上有华盖、盖下头上,有药师琉璃光佛名,上方为十二愿,迦叶、阿难二弟子侍立两旁,画的下方为药叉十二大将。应县木塔还有《南无释迦牟尼佛》像,释氏半结跏趺坐于莲华台上,莲华台四层,两边立有十二名弟子,再两边中“南无释迦牟尼佛”题名汉字,头四周呈蓝带色光圈,神态安祥,两边弟子视线不一散乱,无确一指向,上四位(两边)头上也有带光,最下边两位弟子半右袒衽,总体给人雍容静穆的感觉。这些佛像或依图描摹,或据文字想象,多有再创作痕迹。

辽代的佛寺规模不一,所以画幅的大小规模,等级层次也有不同。一般“县一级”的佛寺“丹梁画栋,烁蛭蠛之辉空;缥瓦朱檐,状鸳鸯之接翼。”已十分壮观,寺中的“右壁降生说法之相,左龛降魔入灭之仪。图地藏之十王,备炽盛之九曜”,所绘图案盛多(见《全辽文》卷九《义丰县卧如院碑记》)。

辽的孔庙里也有大量的绘画作品。据《全辽文》卷十《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孔子的像一般以三礼图为准,“绘丹龙,玄冕黼黻,珠旒交旺,金碧已至,粹容圆备”,一副帝王气派。“左右俱侍立,前列十哲,簪绂精饰,壁图七十二贤”,还有地堂,叙其事迹。大殿中画上近百位人物,可见是幅规模宏大的壁画。

辽代的宗教刺激和影响了绘画的发展,使风格更趋大众化,也丰富了绘画的题材。

6、绘画成就。辽代的绘画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首先,在规模上巨制迭出,如墓道的壁画长达二十多米,如孔庙的壁画动辄上百人,如云岗彩饰造像群达1876尊(见《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1期宿白文)。其次题材丰富。辽代的绘画除了我国传统的山水、人物、花鸟之外,大量地写作他们生活(渔猎、畜牧)及反映漠北风情的作品仿佛异军突起,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还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如东丹王的《千鹿图》等。再者,画风上的变化。辽人能广泛学习借鉴唐宋画家的绘画艺术技巧,然后凭借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行创作,从而形成独有的漠北风格。在绘画方式选择上,有工笔,有写生,有临摹,有写意,有白描,有浓彩,各尽其长。另外,还有自己独特的刻画艺术,如刻鹿(见《辽史》卷七)、木雕、石雕等等。在审美主体上,辽人既有专门的画工,也有广泛的绘画爱好者,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职业军人就是画家。《辽史》卷八五《耶律题子传》云:“善射、工画。”“初题子破令图,宋将有因伤而仆,题子绘其状以示宋人,咸嗟神妙。”显武士神威,露画师风采。这些久经沙场的武将拿起画笔自然传出一种刚健清新之气。还有,辽代的绘画被赋予政治功能,提高了绘画的生活品位。至于绘画艺术的广泛普及,对契丹人文化素养的提高,心理的深刻影响,则其功绩又在画外了。

注释:

①《全辽文》卷八。

②据《五代诗话》燕中传舍壁画墨鸦甚工,或为来往过客所作。

③据《契丹国志》八,辽兴宗自绘其像由使者献宋,再求宋主像,以“笃兄弟之情”。据同书卷九,辽兴宗送与的像中还有圣宗像。

④详见冯永谦《建国以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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