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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党的十四大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以后，人们就常常把它同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相联系，从而引起了人们研究七大的历史兴趣。去年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新公布了许多内部讲话，更为深化对七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这本集子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阐述争取新中国胜利的路线和纲领，预见国内外形势可能发生的转变和可能遇到的风险，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学习。这里只谈人们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七大的时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和主张。这种兴趣的由来，一方面是因为读到了过去没有读到过的更透彻地论述这个问题的内部讲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因为人们正在观察和思考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的发展。为了研究现在的问题，作一些历史的回顾和比较，从历史的智慧中也许还可以吸取对今天有启发的东西。
毛泽东在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有一段名言：“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毛泽东在七大代表和延安人民一起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上讲话，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思想。他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压迫全中国人民，束缚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其不能发展。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正是从革命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反帝反封建同实现近代化的统一（而不是把两者分离和对立），来说明近代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
根据生产力标准，根据中国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毛泽东在七大透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纲领中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在公开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专门回答了“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而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这篇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所作的内部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点明：“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在七大上的结论这篇内部讲话中，毛泽东又说：“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有用，还有它的生命力，“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所谓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当然不是根本不同，而是有了前进。《新民主主义论》已经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非独占性的、规模不过大的“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但它的侧重点是讲“节制资本”。到了《论联合政府》，仍然强调“不能操纵国民生计”这个孙中山即已提出的限定条件，但侧重点转到了确认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其实，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两年，在1942年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就已指出：“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郑重地指出：这个决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又过两年，1944年7 月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8月同美国谢伟思谈话， 毛泽东都谈到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参看冯蕙：《毛泽东和七大》）由此可见，七大提出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经过了长期酝酿，并不是突如其来的。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到这样一个理论高度，即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的高度。他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和在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两次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这样一个承认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纲领，“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他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认为不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就可以直接由落后的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除了在这两处以外，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一封信（1944年8 月31日）中也讲到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从这些论述中，特别是从在七大上说明党的纲领时所作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现在国外和国内的毛泽东研究中颇为流行的那种把毛泽东说成是民粹主义者的论点，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七大时承认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思想，在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中继续得到原则的肯定。但在后来，主要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农业合作化问题争论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的由来，还需要深入研究。大致看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一、工人阶级那时在政权中的力量和国家拥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力量，比当初设想的强大得多了；二、在“三反”、“五反”、粮食购销等斗争中，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再加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某些影响和其他种种主客观因素，就使我们把消灭资本主义经济这件事情看得过于容易和紧迫，从而在1955年夏季农业合作化问题争论之后，猛烈地加快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很短的时间里急促地完成了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任务（还留了一个“定息”的尾巴）。
毫无疑问，新民主主义的进一步目标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了的，也是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历来纲领的必然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目标和趋势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有多大的空间，还有多长的时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何时提出，用何种步骤，在何时完成，以怎样的模式和格局来完成，则是应该在实践中在理论上谨慎地探索和研究的事情。尽管后来我们未能做到足够的谨慎，无论如何，在50年代中我们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个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对于这个成就的意义和工作中的缺点，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了结论。
1956年9月党的八大， 总结了从七大以来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两大胜利：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八大的历史贡献是确认“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确认“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确立了这个主要矛盾的理论观点，也就相应地确立了主要任务是搞经济文化建设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思想。
八大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指导，制定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方针。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条件下，还有没有积极因素可以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没有提出。在八大报告中也还没有提出，但八大发言中陈云提出了“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条件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的突破性的思路，邓子恢提出了农业合作社在生产经营方面“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主要公有，次要私有”的政策主张，这些实际上为提出这个问题开启了大门。
八大以后不久，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中国那个时候还有积极因素，还有一些用处，还有一定的生命力，这个事实，很快就显示出来了。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1956年底1957年初都出来讲“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由来。毛泽东说：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刘少奇说：有一点资本主义，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怎样理解“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我认为，毛泽东讲这个话，并不是否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在肯定这个改造的基础上，面对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探索新方针。“消灭了资本主义”，即基本完成了对原有的从旧社会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是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又搞资本主义”，这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全新的条件下，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这个“又搞”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原本意义和原本条件下的资本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适应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私营工厂、私营商店、私人投资。当时提出的这个思路，是很有开创性的思路，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七大关于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只是由于后来的情况，这些思想没有能够付诸实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从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民提高生活的需要出发，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逐步得到了发展。宪法已经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文献研究和党史研究工作者对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八大后不久讲“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档案材料的发掘和研究，为党在制定新时期新政策的时候了解和吸取历史经验和智慧，提供了有用的成果。
现在，私营经济在我国有了相当的发展，合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积极作用有了明显的发挥，诸多矛盾也有了明显的暴露。怎么看待现在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如果说，在七大的时候所设想的那些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毛泽东都强调不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八大之后不久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刚刚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很强大），毛泽东又大胆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那么，在我们今天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权下，在强大的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旁，在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生计的条件下，为什么要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的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呢？如果说，在八大之后提出“又搞”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原本意义和原本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那么，现在条件下的私营经济，更不能看作是原本意义和原本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就是说，不能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主体而存在的资本主义，也不能把它看作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初期从旧社会留下来的资本主义。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和国家的政策法令，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存在和发展的私营经济。
这里的关键，一是要认真地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对私营经济的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权力和职能，切实地运用起来和发挥出来，而不是放松和放弃这种责任，从而做到对非法的起破坏作用的经营予以有力的制止，对合法经营依法予以有力的引导；二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切实地在改革中把公有制经济搞活搞好，而不是放松和放弃这种努力。这两条极为重要，关系到私营经济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现在，人们的担心主要在这里，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只要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两条，再加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在围绕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暴露出来的许多矛盾，是可以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加以调节和解决的。
或问：七大讲的是新民主主义纲领，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怎么能像七大时讲的那样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在任何阶段上和任何条件下都不允许任何意义的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这是我们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之一。历史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适合人民的需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如果说，七大所讲的当时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其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那么，我们今天条件下的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能够做到也一定要做到对私营经济的有力的引导、监督和管理，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真正成为其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还有一个引进外国资本的问题。七大的时候也曾经明确表示过：“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和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引自《论联合政府》当时发表的版本）
两个“广大”，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广大，一个外国投资容量的广大，这是很开放、很高明的战略思想。在七大以前，在同斯坦因和谢伟思的谈话中，毛泽东也阐释过：我们坚信，私人资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机会大规模发展，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需要有自由企业和外国投资的助力。
但是，建国以后，帝国主义长期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同苏联的经济合作又很有限。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当时那样的形势和认识的变化下，《论联合政府》中的上述那段话给删去了。但是，在八大的时候，毛泽东对于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做生意，进口技术，能有较大规模的展开，是寄予了希望的，他说：我们的门是开着的。70年代在毛泽东主持下打开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出现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某种新的机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观察和分析了世界的新形势，提出了在对外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行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战略。吸引外资，作为一项国策，也已经记载在宪法之中。现在是要认真总结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和不成功经验，在扩大引进外资数量的同时，切实提高引进外资工作的质量。
总之，有了现在的经验，回过头去研究七大的思想，对于深入历史和启迪现实，都是会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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