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民主革命论文,纪念活动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政治功能。中共自成立以来，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其中，既有对国际共运、近代中国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特殊节日的纪念，也有对中共自身主要节日、重大事件、革命先烈的纪念，纪念活动是中共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本文拟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由来、类型、形式、基本特征和历史作用作一总体探讨，以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视域。
一、纪念活动的由来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之所以要发起、组织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1.尊重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历史是客观的真实存在，尊重历史是一个政党对待历史应持的正确态度。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其意正在于表达对历史的尊重、追忆和缅怀。纪念活动通过其特定的方式，可将人们带人历史的时空，置身历史的场景，去感受历史、触摸历史，因而成为中共保留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同时，历史经验包含诸多启人心智的道理，善于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是一个政党成熟的重要标识。中共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其出发点之一就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中国革命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比如，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明确指出：“武装暴动的教训是值得每一个共产党人加以深刻和详尽的研究的”，要求在广州起义纪念活动中，“印发各种宣传品，在群众中进行广大的宣传与鼓动，解释广州公社的经验与教训……使广州公社的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为每一个党员与团员所深切了解”。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纪念广州起义是为了总结其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以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又如，1933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巴黎公社62周年发表的宣言也强调：“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以公社宝贵的经验来武装自己，这是纪念公社的任务，也是无产阶级争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③ 因此，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是中共发起、组织纪念活动的重要旨趣。
2.进行政治动员、表达政治主张的需要。由于纪念对象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借助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表达政治主张，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共鸣，有助于强化政治动员、政治表达的效果。1931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便强调利用纪念节开展政治动员：“一切纪念节在苏区都应该是广大的宣传鼓动的日子。比如‘三八’应该是宣传劳动妇女解放，使劳动妇女起来参加一切斗争的日子……‘五一’应该是宣传鼓动苏区工农检阅自己的力量，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的日子；一月二十一日应该是列宁纪念周，大规模征收党员的日子。”④ 张闻天在谈到白区工作时也指出：“如果形势非常有利，利用纪念节有动员广大群众到马路上的可能时，那我们应该组织这类的纪念节活动。比如正在日本进攻中国、形势紧急、群众愤慨的情形之下，‘一二八’与‘九一八’这种纪念节是最能动员群众的。”⑤ 可见，利用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是中共政治动员的重要策略之一。同时，纪念活动也是中共表达政治主张的有利时机，容易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在为纪念活动发表的有关宣言、口号、通告中，中共一般要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如1943年7月，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发表宣言，便提出了“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四大主张，将抗战纪念与政治表达融为一体⑥。可以说，纪念活动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形式，也是表达政治主张的绝佳机会。
3.实现政治整合、凝聚人心的需要。纪念活动既有政治动员、政治表达之功，亦能收政治整合、凝聚人心之效。借纪念活动协调国共关系、整合各派力量、凝聚各方人心，也是中共发起、组织纪念活动的着眼点。事实上，孙中山逝世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对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协调甚至国民党内部关系的协调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三八”纪念、“五一”纪念、“五卅”纪念、“七七”纪念、“九一八”纪念等，对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整合，亦有异乎寻常的效果。1926年3月，中共中央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其主旨就在于号召“中国国民党左右派结合起来”、“全中国的革命派结合起来”⑦。尽管这种呼吁未能挽救国民党分裂和大革命失败的危局，但中共借孙中山逝世纪念来推动国民党整合、革命力量凝聚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发表对时局宣言，借抗战纪念表达对前方将士的敬礼、对后方民众与海外侨胞的问候、对民族英烈的慰问及世界各界人士的谢意⑧，其目的也在于整合各派力量、凝聚各方人心。
4.协调国际关系、扩大中共国际影响的需要。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面临与共产国际、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协调问题，也需要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通过组织纪念活动，给予共产国际、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以配合和支持，是协调国际关系、党际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共扩大自身国际影响的有效形式。比如，中共组织纪念十月革命活动，既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认同，也是对共产国际领导地位的维护，对中苏关系的协调与中共国际影响的扩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又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都是国际性的纪念节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举行相应的纪念活动，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劳动民众表达中共的声音，既是对共产国际的配合，也有助于中共步入国际舞台。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以每年的6月14日作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都在这天举行纪念活动。为回应这一倡议，1944年6月，逢第三次联合国日，延安举行“热烈的民众大会”，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⑨。组织类似的纪念活动，自然有助于改善与美国等国家的关系。
因此，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发起、组织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革命的诉求，亦有助于赢得国际支持、营造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
二、纪念活动的类型
中共发起、组织的各种纪念活动，依据纪念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对国际共运重要人物、事件、节日的纪念
1.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纪念。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诞辰和忌辰纪念日，中共不定期地发起、组织了相关纪念活动。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中共组织了首次马克思诞辰纪念活动。活动期间，李大钊、陈独秀等主要领导人在《新青年》发表了介绍马克思的文章，各地党组织还在许多大城市举办了群众性纪念会。193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为纪念马克思诞辰而拟定《“五五”节报告大纲》，称“马克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最有力的武器”⑩。抗日战争时期，逢马克思诞辰纪念，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机关报刊发了不少介绍马克思生平、思想的文章。
对于马克思的忌辰纪念，中共也相当重视。1933年2月，中共中央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发表告民众书，并就纪念活动的具体安排作出专门决议，规定各级党部于马克思逝世日在各地组织群众纪念大会；预先指定同志向各地纪念大会作内容充实而又通俗易懂的报告；成立各种公开的学术团体；发动左翼作家在各大城市组织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大会；各地党的刊物出版纪念马克思专号；编译《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理论基础》等小册子(11)。
逢恩格斯的诞辰和忌辰，中共也不定期地组织了一些纪念活动。如1938年8月出版的《解放》第47期，为纪念恩格斯逝世43周年，刊载了列宁所作《纪念恩格斯》和黎平所撰《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恩格斯》两篇文章。1941年1月出版的《解放》第122期，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刊载了《恩格斯传略》的译文，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恩格斯的生平。
中共对于列宁的纪念活动从其逝世之初就开始了。1925年1月，《向导》出版“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特刊”；此时召开的中共四大，也为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发表宣言，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和一切被压迫民众，“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实行列宁主义，与全世界的工农阶级联合起来去消灭世界资本帝国主义”(12)。大革命失败后，对列宁的纪念活动被延续下来。1929年2月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为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发表《纪念列宁的口号》，认为列宁“一生的经验、学问、著作，就是我们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路线”(13)。抗日战争时期，为纪念列宁逝世，《群众》发表社论《列宁逝世十六周年纪念》，论述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内涵与价值。
2.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的纪念。十月革命开启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对十月革命的纪念是中共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为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赢得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机关报发表了大量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并为此发表通告或宣言，提升十月革命的纪念意义和纪念价值。1924年11月，《向导》出版“十月革命特刊”，号召全世界工人、农民、被压迫民族“研究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努力继续十月革命的工作”，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接受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精神”(1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十月革命的纪念意义凸显出来。1928年12月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为纪念十月革命11周年发表《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之经验》一文，从小资产阶级问题、革命转变问题、党的领导作用、革命的客观环境等方面，论述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借鉴意义(15)。抗日战争时期，为争取苏联的援助，中共举行了诸多与十月革命纪念相关的活动，甚至将苏联红军建立之日也纳入了纪念的视野。1943年2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祝贺苏联红军成立25周年，称苏联红军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锋”(16)。
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共有直接借鉴意义。1933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巴黎公社62周年发表宣言，系统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17)。抗日战争时期，《解放》、《群众》等报刊亦刊载了不少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
3.对“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的纪念。中共成立后，“五一”劳动节纪念成为中共进行政治动员、实现政治整合的重要契机。围绕“五一”劳动节纪念，中共一般要作出专门决定，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比如，1927年5月1日，中共五大为“五一”劳动节纪念分别发表《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告中国民众书》，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应当做世界的‘五一’运动中的主要队伍”，实现中国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联合(18)。又如，1939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延安各界为此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解放战争时期，“五一”劳动节纪念仍是中共动员民众的重要途径。1947年5月1日，新华社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发表社论，其主旨就在于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反攻，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
民主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妇女的广泛参与，中共充分利用“三八”妇女节纪念进行政治动员。比如，1933、1934年，中共中央就“三八”妇女节作出相关决定；1940、1941年，中共中央为“三八”妇女节工作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其中，1941年的指示规定：为扩大妇运宣传，“各级党委必须注意使各地方党、政、军、民的各种报纸杂志经常刊载妇女问题的论文和材料，能出专门妇运刊物的地方应该出版专门刊物。同时，须认真注意《中国妇女》及《新华日报》的‘妇女之路’副刊的发行推销和转载翻印工作”(19)。因此，《中国妇女》、《解放》等报刊，刊发了系列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或社论。
（二）对近代中国重要人物、事件、节日的纪念
1.对近代中国重要人物的纪念。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纪念最为重视的当数孙中山纪念。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中共发表《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认为孙中山之死“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并致唁中国国民党，希望中国国民党“承继中山先生的遗产，积极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伟大事业”(20)。第二年，逢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又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针对当时国民党左右派出现的分裂，诚恳劝告国民党右派“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取消和左派分离的党部组织合成整个的左倾的中国国民党，来努力担负中国民族革命的工作”(2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背叛孙中山，曲解三民主义，中共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基本上停顿下来。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共再次携手合作，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得以恢复和提升。1938年3月12日，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同一天出版的《群众》刊发社论《纪念孙中山先生》。
鲁迅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为追悼与纪念鲁迅，10月22日，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三个文件，称鲁迅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其“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22) 对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后，逢鲁迅逝世纪念，中共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如1938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出版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举行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23)。
2.对近代中国重要事件的纪念。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当数辛亥革命。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重视辛亥革命纪念意义的发掘。1924年10月，《向导》出版“双十特刊”，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肯定了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大革命失败后，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成为动员民众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1927年10月10日，中共为纪念辛亥革命发表《告民众书》，号召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24)。抗日战争时期，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形式。1941年10月6日，中共就辛亥革命30周年纪念作出决定，要求各地共产党员向人民作广泛解释，使每一个中华民族的男女明白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与民权自由的伟大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5)。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向全国青年发出倡议，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五四运动纪念亦成为中共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1939年5月1日，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撰写《五四运动》一文；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传承五四精神的有效形式。
1937年7月7日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七七”纪念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最为重视的纪念活动。自1938年开始，便有了对“七七”抗战的纪念；1939至1943年的“七七”纪念日，中共中央多次发表纪念抗战宣言，提出对于时局的主张；1944至1945年的“七七”纪念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抗战口号，彰显抗战建国的方略。抗战胜利后，逢“七七”纪念日，中共仍发表宣言或口号，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如1946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针对当时的时局发出呼吁：立即重行发布全国（包括东北）的停战令；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复员裁兵，废除军阀制度；美国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助长中国内战。(26) 显然，中共想借“七七”抗战纪念来化解当时国内出现的内
与“七七”抗战纪念相关的“九一八”、“一·二八”纪念，也是抗战纪念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九一八”二周年纪念的决定》，提出“组织群众的反日运动”、“开展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的战争”、“进行拥护世界反帝同盟的运动”、“进行反日的斗争与罢工”等，作为对“九一八”的纪念(27)。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解放》等报刊均发表文章、社论，对“九一八”予以纪念。对“一·二八”的纪念是从1933年开始的。1933年1月， 《红旗周报》临时附刊发表《怎样纪念“一二八”》的时评，要求“一·二八”纪念成为“推动反帝抗日运动到更高阶段的关键”(28)。1934年1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两周年运动的决议》，明确规定“一·二八”两周年纪念的主要任务是：“在反帝统一战线基础上，号召与组织广大的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反对国民党新的出卖与‘中日直接交涉’”(29)。
民主革命时期，激起民众反帝热情的纪念活动除抗战系列纪念活动之外，还有“五七”国耻日纪念、“五卅”运动纪念等。比如，1926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申明五卅纪念“不是垂头叹气的纪念，应该是挺身奋起的悲愤纪念”，以“完成五卅运动的工作：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解除一切人民的苦痛”(30)。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为纪念五卅运动多次发表宣言。如1928年5月30日，中共为五卅运动三周年纪念发表宣言，系统总结了五卅运动的教训。宣言强调：“我们必须记取这些教训，才能完成五卅运动的使命。”(31)
（三）对中共自身重大节日、重要事件与革命先烈的纪念
1.“七一”建党纪念。中共珍惜自身的历史，从1938年起，每逢“七一”，都要举行纪念活动。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重申“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马列主义的党。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是它的历史使命”，“中共过去的十七年，即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艰苦奋斗的十七年”，(32) 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性质、党肩负的使命，对党的历史作出了基本评价。随后，7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3、44合期刊载王稼祥所作《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一文，同样强调“中共是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全体利益的党，中共是最彻底的、最坚决的、最一贯的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党”(33)。此后，每逢“七一”纪念，或由中共领导人撰写纪念文章，或出版纪念特刊，或召开会议予以纪念。
2.“八一”建军纪念。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由于“八一”建军纪念与国际赤色日纪念重叠，单独为建军纪念而组织的活动较少。抗日战争时期，对“八一”建军的纪念更多体现在抗日的实际战斗中。解放战争时期，为纪念建军20周年，新华社于1947年8月1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回顾了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历史，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历史发展所积累的基本经验。1949年7月31日，新华社为纪念建军22周年又发表社论《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对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概括。
3.革命先烈纪念。对于为中国革命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中共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一则寄托哀思，一则激励后人。1942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指出：“我们纪念‘七七’五周年，应对抗战死难将士举行追悼大会，以慰死者，以励士气。”(34) 这正是中共纪念革命先烈的意义所在。毛泽东非常重视对革命先烈的纪念，为追悼张思德而发表演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6月17日，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邢肇棠陪祭。对于革命先烈除召开追悼大会纪念外，中共领导人还撰写文章予以纪念。如1929年9月，为纪念彭湃等烈士，周恩来撰写《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1946年4月，为追悼“四八”烈士，毛泽东撰写祭文《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周恩来撰写署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在《新华日报》刊发。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纪念对象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就纪念活动的性质来看，既有庆祝性纪念，也有悲情性纪念。从纪念对象和纪念类型的多元性，可见中共的胸怀与对待历史的态度。
三、纪念活动的形式
纪念活动的开展需要借助具体形式。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发起、组织的纪念活动，主要通过如下形式来进行：
1.召开纪念大会。一般说来，纪念大会较为庄重，能容纳较多的民众参与，易形成有影响力的纪念声势。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革命大后方的延安相对稳定，对于着眼于政治动员的纪念活动，多以召开纪念大会的形式来进行，并由中共主要领导人在会上发表演讲，以强化纪念的效果。比如，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对“鲁迅精神”从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三个方面进行了概括。1938年7月7日，延安各界民众举行纪念抗战一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王稼祥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各界同胞“踏着我们民族先烈的血迹，继续向着抗战的最后胜利，向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前进”(35)。1940年5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周恩来发表讲话，称工人阶级是反侵略的最先锋的队伍，应坚决努力参加反日本侵略的战争，和全世界工人站在一起，取得整个世界的胜利(36)。在马克思逝世纪念、孙中山逝世纪念、“三八”纪念活动中，也召开了类似的纪念大会。
2.发表宣言、通告或口号。宣言、通告或口号能集中表达中共的政治主张，且能在较大范围内传播，因而是纪念活动中常用的形式之一。如前所述，逢“七七”纪念，中共多发表宣言或口号；逢“三八”纪念、“五一”纪念，中共也常发表通告或口号。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了促成革命胜利的具体要求，并正式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7) 的号召，由此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逢十月革命纪念、孙中山逝世纪念、鲁迅逝世纪念、“五卅”纪念，中共亦曾发表宣言、通告予以纪念。
3.出版专刊、特辑，发表纪念文章成社论。文字纪念传播面广，形式灵活，是纪念活动中普遍运用的形式。《向导》在创办过程中，为纪念活动出版了多期特刊，如“双十特刊”、“十月革命特刊”、“孙中山特刊”、“五一特刊”、“五卅特刊”；《解放》在创办过程中，也出版了不少纪念特刊、特辑，如“纪念孙中山先生特辑”、“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纪念‘三八’与开展妇运特辑”、“抗战三周年纪念特辑”等。此外，《新青年》、《布尔塞维克》、《群众》、《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也因纪念活动编辑、出版了大量特刊、特辑，刊载相关的纪念文章或社论。
逢纪念日，中共领导人将根据纪念活动的需要分别撰写纪念文章。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提出：除中央发表宣言外，各根据地负责同志均须做文章。中央书记处要求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陈毅等同志作文。事实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不少文章，就是为纪念活动而撰写的。比如，除前文提及的文章之外，毛泽东的《反对投降活动》、《团结到底》、《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均为纪念活动而写。周恩来因纪念活动的需要也撰写了不少纪念文章，如《怎样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伟大》、《辛亥、北伐与抗战》、《抗战两年》、《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七·七四周年》等。
4.出版文集、纪念集。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是借助纪念活动推出的；在纪念活动中也编印了不少纪念文集、纪念册。1922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了《马克思纪念册》，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个马克思纪念册(38)。1938年5月5日，逢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延安成立马列学院，设立编译部，专门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编辑和翻译工作，后陆续推出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列宁选集》等著作(39)。
此外，举行游行示威、主办纪念展览、出版墙报壁报、散发纪念传单，也是纪念活动中运用甚广的形式。
总的来说，民主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以文字纪念的形式为主，并且在同一次纪念活动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形式，以求最佳的纪念效果。
四、纪念活动的基本特点
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由来、类型、方式及其发起、组织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共纪念活动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以追思性纪念为主，多属于周期性纪念。中共纪念活动所指涉的人物、事件、节日基本上已成为一种历史存在，因而追思性、缅怀性的纪念活动居多。尽管因时代、环境、条件的限制，纪念活动的组织往往具有非连续性，但由于纪念的对象较为固定，民主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仍显现周期性特征。正因为如此，纪念活动中对于纪念对象的介绍和评价、纪念意义的挖掘和升华，不少属于重申和强调。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七七”纪念，发表的宣言或口号主要是表达对时局的基本主张，因而不少内容带有重申的特征；对于孙中山的纪念，以践行孙中山遗嘱、阐发三民主义精髓为旨趣，对于鲁迅的纪念，侧重于鲁迅精神的阐释和传承，因而历次孙中山纪念、鲁迅纪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演的性质；十月革命纪念，重在揭示十月革命的意义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启迪。这种重申和重演，对于塑造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记忆，引起中国共产党人心理、情感的共鸣，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2.以现实为取向，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中共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现实，或从纪念对象中总结经验以指导现实，或借纪念活动表达对现实的主张，或借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实现政治整合，以契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是围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而进行的。1931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明确规定：“一切的纪念工作必须与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根据地的争斗联系起来。”(40) 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是紧密结合抗战而展开的。1942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五一”节的指示》强调：“纪念‘五一’必须与国际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斗争及我国人民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41)。解放战争时期的纪念活动，则主要是围绕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与新中国的建设而展开的。如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起草前，毛泽东致信任弼时并告胡乔木，就宣言起草要点提出了明确要求：“首述日本投降后本党发表宣言，主张和平建国；继述双十协定及内战；继述政协表现光明；继述较场口以来中国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向解放区及人民大众的进攻及人民应取之方针。全文应说明外国反动派与中国反动派合作，要将中国变为殖民地，中国人民的任务仍是争独立争民主为中心；应表明我党坚决反内战；应说历史不会开倒车，反动派的企图终要失败。”(42) 因此，中共组织的纪念活动具有明确的现实取向，富有时代气息和时代特点。
3.与时俱进，赋予纪念活动新的内涵。中共组织的纪念活动既有重申和重演的特征，也能与时俱进，不断拓展纪念活动的内涵。比如，“五一”本是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斗争的纪念日，中共在组织“五一”纪念的过程中，将它发展成为动员广大民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节日。1923年5月，中共发表的《五一节敬告工友》仅限于对工人的宣传和动员，只是强调“全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均应团结一致，不相分裂”(43)。1925年4月，中共为纪念“五一”发表的《告中国工农阶级及平民》则指出：“每年的‘五一’本是全世界工人阶级检阅战斗力的日子，可是这个日子，在中国应该扩大他的新意义。这新意义就是‘五一’这一天，在中国不但是工人阶级检阅战斗力的日子，也是农民检阅战斗力的日子，并且是被压迫的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等一切劳苦平民，对工人农民表示同情的日子。”(44) 这就扩大了“五一”纪念所辐射的范围，使“五一”纪念成为动员工人、农民、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加入革命行列的契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五一”纪念成为汇合各种革命力量的重要途径，甚至转化为“五一”运动。抗战时期，“五一”又成为总结“抗战经验与组织和发挥自己力量，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斗争的节日”(45)。因此，中共在组织纪念活动的过程中，能依据时代发展需要，不断赋予纪念活动新的内涵。
4.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中共在组织纪念活动的过程中，既有统一部署、整体要求，又注意因地制宜、讲求实效。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对纪念活动便作出了统一安排，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46)，这一规定明显带有约束性。另一方面，中共在组织纪念活动的过程中，并不强求一律，注意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组织实施。1942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五一”节的指示》也强调：“‘五一’纪念仪式，应以节省人力、物力为原则，各根据地可按照当地情况召集‘五一’群众纪念大会或晚会。”(47) 因此，中共在组织纪念活动时能因地制宜，具有明显的开放性。
当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纪念活动，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纪念活动中尽管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但公众在纪念活动中的表达是有限的；纪念活动的组织过多受制于环境，未能实现常态化、正规化；在白区一度出现不顾具体环境而组织纪念活动的倾向，导致革命力量的暴露与遭受打击(48)。
五、纪念活动的历史作用
民主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对于中共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历史作用可概括为下述几个方面：
1.对于塑造中共的形象、树立中共的权威产生了积极效应。纪念活动集人、物、语言、文字、行为于一体，具有集中、强烈的表现力量，对于党的形象塑造、权威树立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对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特殊节日进行纪念，实际上表明了中共对待历史、对待前人的正确态度，折射了中共的历史观、文化观与价值观，这对于塑造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历史、善待历史的形象，显然具有积极意义。纪念活动中发表的宣言、通告、口号、社论或文章，是中共政治主张的表达和强化，对于扩大中共的社会影响、树立中共的政治权威，发挥了积极效应。比如，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所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对于中共的形象塑造、权威树立，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2.促进了各派力量的整合与各方关系的协调。国共关系协调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国共双方寻求共识、缩小分歧的过程。孙中山纪念对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和维持，产生了实际效果。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党政府逢“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双十”等纪念日，也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予以纪念。中共组织相关的纪念活动，实际上有助于增加国共两党的共识与默契。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追悼的阵亡将士之中，“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并且表示“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永远纪念他们”(49)。这种超越党派的纪念活动，对于团结各党各派政治力量共同抗日，其意义不可低估。1937年7月18日，宋庆龄、蔡元培发起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宋庆龄为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马相伯、胡愈之、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等70余人为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可见当时的社会名流对于鲁迅纪念相当重视。中共举行鲁迅纪念活动，对于赢得这部分人的支持和认同，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此，中共组织的纪念活动，对于各派力量的整合与各方关系的协调，带来了积极影响。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借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纪念的系列活动，诸多经典作家的文献得以翻译、出版，诸多介绍经典作家的文章得以翻译、刊发，诸多诠释经典作家思想的文章、著作得以翻译、面世，而这为国人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基本的文献。因此，纪念活动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发挥了积极效应。同时，从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的纪念中，中共吸取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可以说，纪念活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力量。
4.为纪念传统的形成与纪念文化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民主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使中共积累了发起、组织纪念活动的经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纪念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也为纪念传统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的纪念活动，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诸多具体做法，十月革命、“七一”、“八一”仍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纪念的重要对象。同时，经过民主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使中共对于纪念活动功能的认识，对于纪念对象与纪念方式的选择，对于纪念策略的运用等，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为纪念文化的建构准备了条件。
中共党史研究不仅仅是纪念史学，但对纪念活动的研究，应当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纪念活动的具体史实梳理入手，将纪念活动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与中共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建构完整的中共纪念活动史，是中共党史研究者不容回避的课题。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95、497页。
③ 《红旗周报》第58期（1933年3月8日），第16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16页。
⑤ 《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43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79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38～139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72页。
⑩ 《红色中华》，1934年4月19日。
(11) 《红旗周报》第58期（1933年3月8日），第12～13页。
(12) 《向导》第99期（1925年1月21日），总第825页。
(13) 《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4期（1929年2月1日），第94页。
(14) 《向导》第90期（1924年11月7日），总第746、747页。
(15) 《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2期（1928年12月1日），第54～65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6页。
(17) 《红旗周报》第58期（1933年3月8日），第19～30页。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
(19) 《解放》第125期（1941年2月16日），第3页。
(20) 《向导》第107期（1925年3月21日），总第889、890页。
(2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79页。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03页。
(2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32页。
(2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9页。
(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7页。
(2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36～237页。
(2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87～288页。
(28) 《红旗周报》临时附刊（1933年1月28日），第2页。
(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30) 《向导》第155期（1926年5月30日），总第1489页。
(31) 《布尔塞维克》第20期（1928年5月30日），第657页。
(3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24页。
(33) 《解放》第43、44期合刊（1938年7月1日），第66页。
(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04页。
(35) 《解放》第45期（1938年7月15日），第3页。
(3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64页。
(3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46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3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127页。
(4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99页。
(4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373页。
(42)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1页。
(43) 《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总第165页。
(44) 《向导》第120期（1925年4月26日），第1027页。
(45) 《解放》第105期（1940年4月30日），第2页。
(4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40页。
(4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375页。
(48) 参见《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176页。
(49)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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