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未来：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几个实践问题＊
朱 磊
提 要：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需要运用历史思维，反思历史，批判现实，在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实践中辩证处理好三大问题。规律性与层次性问题指向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体实践向度；世俗性与超越性问题指向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客体规定性向度；开放性与包容性问题指向文化领导权建设介体和环体的实然与应然向度。三大问题指向共同存在并作用于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实践，推动着文化领导权建设不断取得实效性。
关键词： 新时代 文化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因长期思想僵化而陷入困境，继而在改革中又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西方敌对势力把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千方百计要“西化”“分化”“弱化”中国，对中国实行军事孤立和战略包围。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初，国际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进攻主要是武力方式，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有了长足进步之后，其进攻的方式则往往改变为以“和平演变”为主。其主要手段，一是通过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和极其苛刻的有限制的经济、科技合作，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屈从经济政治发展战略要求，并达到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改变制度的目的；二是通过强大的文化机器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渗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制造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各种混乱，引起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的错乱和迷失，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同时支持和操纵这些国家改变社会内部的反对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促使社会主义国家改变制度。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按照国务院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工作部署，广西梧州市龙圩区税务局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各项工作。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了严重挫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当时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西方意识形态“不战而胜”和“大失败”的攻势下，丧失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也不再认同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之后不久，社会主义大厦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很快土崩瓦解。经验教训十分深刻，发人深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苏联模式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东欧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是严重的，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归根结底是真理的力量，也是道义的力量。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我们要铭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加科学、更加积极的方式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
从现实的方面来看，主要从2018年3月开始至今的中美两国贸易摩擦的角度而言，众所周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迅速代替了叙利亚战事，朝核问题等成为世界上最为吸引眼球的事件。那么，美国蓄意发动贸易摩擦的目的指向哪里？答案恐怕不仅仅在贸易领域，还在“中国制造2025”，甚至更为精确地指向通过贸易摩擦的方式迫使我国作出更大幅度的让步，而且以此为要挟迫使我国在货币金融领域更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开放。当然，如果我们继续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种种施政现象来看的话，当然可以据此推论出美国此举更为重大的战略意图和利益在于继续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空间。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最大的危机不是贸易冲突，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已经公开把中国当成了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在和平时期利用经济战的手段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和攻击，同时还利用其超强的全球军事实力对中国进行越来越多的威慑，制造周边冲突乃至危机来干扰我国的和平发展进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贼喊捉贼”，赤裸裸地攻击中国是一个掠夺性国家、是一个偷取知识产权、盗取别人技术、强迫转移技术、强迫地猎取别人资源的国家。这种攻击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他是在把美中冲突上升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高度。② 参见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李晓教授在2018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那么，作为我们党的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在文化对外领域为继续扩大中美两国的文化共识，增进相互理解作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
一、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规律性和层次性问题
规律性与层次性问题指向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体实践向度。文化领导权建设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1950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进，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③ 转引自吴建国等主编：《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这句话揭示了尊重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规律的重要性，意识形态工作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因此，探索和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工作机制，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取得成功和实现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前提。
开放性与包容性问题指向文化领导权建设介体和环体的实然与应然向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成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至今基本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社会活动和思想观念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进入了改革攻坚期和多种矛盾凸显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四个“深刻”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都无不反映到社会意识层面上。当前，各种社会思潮中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织，政治、经济、文化新旧因素相互交织，进步和愚昧落后的意识相互交织，形成纷繁复杂的发展态势。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式传媒和通信手段的出现，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渗透性更强。反映着人们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各种社会思潮呈现出内容多样化、传播对象大众化、传播渠道立体化等新趋势。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活跃了我国的思想文化氛围，进一步开放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得整合多元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艰巨，迫切需要在社会生活中树立起一面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念的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科学性、实践性、统一性、鲜明性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特色，为人们判断是非对错，作出正确的价值和道德选择提供了客观的标准，这为我们更好地引领社会思潮，统一思想，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① 参见杨先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8-89页。
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层次性问题体现在文化领导权的主体性对象和发声场域的差异性。在人们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同时，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层次性。这种客观存在的层次性状况要求执政党在文化领导权建设过程中切记从实际出发，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既要表扬鼓励先进，又要照顾到多数。历史教训说明，用单一固化的标准要求所有成员，从来不会取得实效性。毛泽东曾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⑤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230、69页。 所以，要区分受众主体的区别和差异性，主体不同，教育的内容、方法、手段、目的理应显示区别。在当代中国，青年学生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主体的重中之重。要以这两类群体为重点，由点及面扎实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普及教育工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话语场域可从时空两个维度解释。时空场域不同，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侧重点以及深度、广度都会体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从时代变迁维度看，20世纪初以降，中国正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话语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三个阶段，呈现出迥异的话语主题和表达特征。从空间转换的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话语场域应涵盖国内、国际和“数与网”的全媒体。话语的时空场域相互交错、互为建构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话语转换和表达的决定性出场提供了历史镜鉴和生成的现实土壤。
文化领导权建设要遵循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客观规律，主要靠教育、宣传和说理等民主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在过去，我们党采用了集中统一的方式、群众性的教学活动、理论灌输等方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些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在坚持这些方法的前提下，开创一些适合新情况、新形势的意识形态工作方法，为意识形态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把工作做到基层、落到实处。此外，必须正确区分学术问题与思想政治问题的界限，对于思想政治问题，要坚持中央确定的正确方针，要积极引导、多做思想工作，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② 参见杨先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页。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230、69页。 采取这样的态度才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倡导在学术上实行民主讨论，在艺术上实行自由竞赛，通过比较、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发展的方针，其实质就是要遵循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规律。毛泽东也认为，假如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会有害于学术和科学的发展。④ 参见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二、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世俗性和超越性问题
世俗性与超越性问题指向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客体规定性向度。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世俗性和超越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问题。所谓世俗化是指人们对自身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过程，世俗化对于政治发展特别是对于人们政治理念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① 参见王邦佐等：《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世俗性理解为如下品格特征：肯定现世生活，力求从现世生活本身寻求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众所周知，人活着，就必须考虑衣、食、住、行等等方面的问题，如中国人常说的“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它们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一定程度上亦可说是生命存在的具体形式，或者简单地说，生命存在本身必得依赖于对这些似乎琐碎但却谁也不能离开的“物事”的追求和占有，这样才可能维持生命的存在，也才可能“创造历史”。② 参见邓安庆、邓名瑛：《文化建设论——中国当代的文化理念及其系统构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就这一点而言，现世生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需要从它自身之外去得到说明，生存——存在并且活动着，乃是生命之作为生命的本质规定，因此，它是有意义的。当前，在社会急速转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自然人和法人，对自身利益的满足和追求是其从事各种活动的深层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也正是促使人们滋生追求自己利益的意向和行动。
从哲学角度来看，超越性（transcendence）一词来自拉丁文（transcendere），意即超过、攀越。它描述两件事物之间的关系，如神与世界、动物和植物、认知者与被认知者等，其中一样超过另一样，或外在于另一样。它也暗示在这两事物之间是不连贯的，或有断层的。虽然如此，却有方法可以从一样到达另一样，而这过渡或者是在实体上，或者是在认识上。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中的“超越性”主要指向执政党在进行意识形态构建和领导过程中，要超越民众个体意识的局限性，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一个根本性的目标确立起来。即是说，人活着，并不是为了死。如果把生命的最后“虚无”视为生命的最后归宿的话，那么，人的世俗性的生活就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这也就意味着生命存在之意义，只能从生命存在本身中去得到说明。文化的世俗性要以文化的超越性为补充。离开了这种超越性，人可能在对世俗性的高扬中变得肆无忌惮，或者基于生命的虚无而游戏人生。人活着，并不是为了死。这就意味着生命存在之意义，只能从生命存在本身中去得到说明。所以，我们理解的文化领导权的超越性则意味着一种现实的生活不是简单地迎合当下生活，而是与现世生活保持一种自觉的疏离；它关注生命的永恒存在和终极意义，力求提供一种供人栖息的终极的安身立命之所。
实践中的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必须把目光投向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虑、所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获取人民群众认可和接受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强。空讲政治反倒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在当代中国，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要想成功获得领导的地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实现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就必须实现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祛除意识形态中神秘和神圣的成分，避免意识形态变为一种完全脱离现实、束之高阁的东西，意识形态要切实关心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一般来说，政治价值观及其体系能否被人们所接受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们利益的实规程度。如果某种政治文化及其政治价值观脱离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则政治社会化就很难取得成效。反之，如果某种政治价值观能够反映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则这种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就容易被社会成员所接受和认可。④ 参见王邦佐等：《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
三、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问题
Michael Mauer出生于1962年，毕业于著名的普福尔茨海姆应用技术大学的汽车设计专业。自1995年进入梅赛德斯-奔驰，先后主导了SLK、SL以及A级车的设计工作。2000年，他被任命为萨博品牌的设计执行董事，并主导设计了萨博93等车型。2004年，他以首席设计师的身份加入保时捷品牌，参与设计了Panamera、Cayenne以及918 Spyder。自2015年起，Michael Mauer成为大众汽车集团的设计部门的主管。
当前，多元开放条件下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一方面，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教条，而是随着实践的变化不断发展的科学。正因如此，党的意识形态引领工作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适应社会的新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新需求，努力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力、说服力、引导力。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他还进一步指出：“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鲜活的实践也证明，主流意识形态面向开放的世界，应该敞开胸怀，吐故纳新，积极进取，在不断应对和回答时代与实践的挑战中，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并实现对人们的认识和实践的双重指导作用。理论只有同现实生活保持着紧密联系，只有关注和回答现实问题，才能保持生机勃勃，才会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② 参见王邦佐等：《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3．2 儿童行为问题发生与父母间关系、父母教育子女的态度和方法等因素有关 本文单因素分析结果中，显示儿童行为问题发生与父母间关系、父母教育子女的态度和方法、学习环境、社区环境等8个因素有关。人是群体生活的个体，人们的心理与生活实际上深受生活环境与人际关系等背景的影响。而家庭是群体生活的雏形，是人们人格发展和日常生活的巢穴，也常是心理问题的发源地［4］。
目前，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丰富、具有层次性的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中心部分或核心部分，也有相对边缘的部分。中心部分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其鲜明的特性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③ 郑永廷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 。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除了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外，还包括许多其他的非主流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多样化是开放的现代社会维持活力和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在价值观念与信仰多样化的现代社会，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要想保持一种主导的地位，成为人民群众最为广泛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人们提供核心的价值指导，成为社会整合的精神力量，就必须具备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整合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的气度和能力，通过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并存和竞争，吸纳其他意识形态中有益、合理的成分，从而发展壮大自己。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④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 所以，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确保它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它，扩大其包容性，增强其内涵的底蕴，以融合其他思想体系的文明价值。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历史总是在继承和超越中前进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开创了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要全盘否定和抛弃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成果，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不同资本主义产生任何交集。相反，社会主义中国要体现出相对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优势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需要大胆借鉴和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进行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目标就是用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代中国的新实践，包容和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引导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树立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⑤ 参见杨先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该试验表明采用金标记BLI技术检测牛乳中抗生素残留竞争结合反应需要90 min以上的时间方能达到平台期，在90 min以内虽然检测信号一直在提高，但在反应初期即可对阴阳性结果进行判定。另外，该研究中金标记BLI检测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定量范围较小，并不适用于实际生产中的定量检测，是一种较好的定性检测方法。笔者建立的方法虽然检测周期略长于免疫层析试纸条方法(6 min)，但仍是一种简便、快捷的检测方法，可以用于牛乳中喹诺酮类抗生素残留的快速检测。
作者朱磊，男，湖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 435003）。
＊本文系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17ZD07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路径与基本经验研究”（13YJC71007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孙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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