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儒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脉络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儒学发展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以孔子为宗师的思想学说的发展；二是以“六经”为法典的传注训释学的发展。研治中国儒学循此两条线索，思想贡献与典籍贡献并重，传注训诂与义理学说并重，汉学与宋学并重，方能较为准确、均衡、系统、完整地反映中国儒学发展的历史面貌。从中国儒学发展的基本事实出发，作者认为儒学发展有五大阶段：1.先秦——中国儒学的奠基时代；2.两汉——儒家经学的独尊时代；3.魏晋隋唐——儒、道、佛斗争与交融时代；4.宋明理学——儒学发展的新阶段；5.清代——中国传统儒学的清理与总结时代。
中国儒学，向以内容宽广、典籍浩繁而著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它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学派相互交织，相互牵引；或斗争，或交融，或显或隐，此伏彼起，从而共同形成了浩瀚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要想从宽阔浩渺的中国固有文化的总体之中清理出中国儒学的发展脉络，显然并非易事。然而，若细细寻绎，“儒学”既为“一个”学术流派，自然会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形迹”。下述“两条线索”、“五大阶段”，大致为中国传统儒学的实际历程。
一、两条线索
对于“儒”字的涵义，先儒曾有诠释，近人亦多有考证，其内容所指，意见颇有分歧。然而对于作为一个学派的“儒者”或“儒家”，人们的意见倒是颇为一致的。最先把“儒家”作为一个学派而并列于诸家之中的，是西汉的司马谈，以及其后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东汉的班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儒家”与阴阳、墨、名、法、道德并列为六，并且进一步指明了儒家的基本特点。由于司马谈的基本倾向在于“道家”，所谓“旁观者清”，故其对儒家基本特点的概括，还是相当准确的。至于儒者何以“博而寡要”，司马谈又进一步说道：“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同上）“六艺”者，此处所指，非“礼、乐、射、御、书、数”，乃《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经”也。“六经”均曾经孔子删订，孔子乃利用当时固有的文献典籍，通过增删审订，以表达他自身所要宣扬的思想观点。“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定为“三百五篇”，且“皆弦歌之”；又“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又“因史记（鲁史）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并以笔削之法“以绳当世”（引文均见《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追修经术，以达王道”，“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史记·太史公自序》）故“六经”的基本内容与主导倾向，也正表达了孔子的基本思想观点。“六经”与孔氏，实为一体。
至东汉班固，又写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班固《汉志》，实来自于刘向、刘歆父子。向、歆校经传诸子，向著《别录》，歆总《七略》，班固《艺文志》乃“删其要，以备篇籍”而已。故上引论述，也正是向、歆父子的观点。
从司马迁父子，到刘向、刘歆父子，都十分明朗地肯定了儒家与“六经”的关系，同时又明确了以“仲尼”为宗师（“仲尼”即孔子）。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久远，无文字遗存；文、武之思想观点亦多无文献稽考，其所留片断言语，又多存留于孔子所整理的“六经”之中，故究其实，仍是以仲尼为宗师而已。
由上列引述可以明显看出：所谓“儒家学派”，其最基本的标识正表现了两个方面：其一，以孔子为宗师；其二，以“六经”为法典。若究其实质，这二者又是完全统一的。虽然如此，当后儒沿袭先儒之方向前进时，则依其自身固有的素质、兴趣或能力，以及社会、时代等环境影响而表现了不同的特点，或重于孔氏之理论学说，或重于“六经”之典籍训释，这样就自然形成了儒学发展的两条基本线索：
其一，是以孔子为宗师的思想学说的发展；
其二，是以“六经”为法典的传注训释学的发展。
我们之所以认定中国儒学发展的这“两条线索”，决不只是着眼于对司马谈、刘歆、班固之说的“理论推演”，而是更看重于对中国儒学发展之史实的考察。就大的历史分野而论，中国儒学中向有“汉”、“宋”之分：“汉学”者，乃汉代经学之传注训释之学也，因汉代经师着力于是，且成就卓著，故以“汉学”称之。“宋学”者，乃宋代儒者以“六经”为依托而作之发挥义理之学也。疏通义理虽始自南朝“义疏”之学，然其表现形态之成熟，其义理学说之深入，其学术流派之众多，均以宋代为盛，故称“宋学”。历代凡治儒学者，或重于此，或专于彼。二者既是两条线索，又是两种治学方法，两种思想路线。在中国儒学发展的全部历程中，二者虽有相互攻伐之处，然究其实质，乃相辅相成，相须而存，不可偏废。
可见，研治中国儒学，亦须思想贡献与典籍贡献并重，传注训诂与义理学说并重，汉学与宋学并重；如此，方能较为准确、均衡、系统、完整地反映中国儒学发展历史的真实面貌。
二、五大阶段
所谓“五大阶段”，其来历与依据，依然是中国儒学发展的基本事实。
一般说来，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产生，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总是有它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事实所验证了的客观真理。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社会基础，基本上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社会制度。班固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汉书·艺文志》）用道德教化手段，协助人君稳定社会秩序，正是司徒之官的基本职责。它虽然也有一定的行政手段，但主要是宣教道德与伦理。如《周礼》大司徒之职，即“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周礼·地官司徒》）而儒家思想学说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正是以“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为其主要角色的。因此，中国儒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也基本上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及其衰落、灭亡而相适应的。
如此论断，是否就可把中国儒学发展的阶段划分等同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之阶段划分，甚至是等同于封建王朝之更替的阶段划分？显然不是如此。作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在政治与道德领域中的一种反映，它确有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或封建王朝之更替相重合之处，因为它的理论学说的基本内容必然要制约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政治，不然，也就不可能成其为“中国儒学”，而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它又必然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必然要受到同时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制约，相互撞击，从而表现了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前进的特有规律。据此，兹将中国儒学发展之五大阶段略析于下：
（一）先秦——中国儒学的奠基时代
韩非曾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显学”者，显赫之学也，即盛极于一时的思想学说。春秋、战国之世，儒家与墨家都曾经盛极一时。“至”者，止也，极也；儒家之学，孔子即为最高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之经济、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变革的实质就是在于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而这一社会变革反映到思想领域，就是“百家争鸣”，即各个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为适应这一重大的社会历史变革，分别立足于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提出的社会、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思想学说。此期各个学术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又都为本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构建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如儒家，前有孔子，后有孟轲、荀卿；道家，前有老聃，后有庄周、杨朱；法家，前有李悝、商鞅，后有韩非、李斯等。由于各家之思想学说都欲干人君以用世，以自己的理论观点、思想学说来改造社会（道家也是以自己的观点干预社会人生），因而其间的理论斗争，亦十分激烈。孔子时代的对立面人物少正卯，曾经以自己的思想观点与论辩之才，使孔门弟子“三盈三虚”（《论衡·讲瑞》）。孟子时代则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战国时代齐国之稷下学宫，则是诸家学者论辩的主要讲坛。孟子与告子在此进行了人性问题的论辩。稷下先生、稷下学士们亦经常论争于是，“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有时竟“一日服千人”（《史记·鲁仲连列传》注引《鲁仲连子》）。由于激烈的论争，相互辩难，亦相互吸取，从而又促使各家之思想学说均趋向成熟。学术界常言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时代之最大成就，就在于各个学术流派都为自身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儒学的奠基，虽以孔子为主体，实亦包容了先秦儒家之群体：尧、舜、文、武，被奉之为儒家道术的鼻祖，而周公制订《周礼》、《仪礼》，成了名副其实的儒学先驱。至孔子之时，既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庞大的儒家思想体系，又删订“六经”，为儒学留下了传世的经典；其“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使儒学思想广为传播，成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孟氏之儒”、“孙氏（孙卿，即荀卿）之儒”，又各对儒学的奠基做出了重要贡献：孟子的四德说、仁政说、民本说、心性说，均对孔子之思想体系有重大的补充与发展；而荀子的“隆礼重法”说、天人相分说、“制天命”说、“化性起伪”说，不但吸取了先秦诸家之长，且与孟之学说相互辉映，使儒家思想理论能更切近于现实。周、孔、孟、荀之相互结合，为中国儒学的发展前进奠定了浑厚宽广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两汉——儒家经学的独尊时代
儒学思想理论的确立、成熟，并非一定可以得到官方的认可。春秋、战国，诸侯争强图霸，纷纷以富国强兵为事，何暇顾及于“仁义”、“道德”？孔子周游列国，然莫能用，“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史记·儒林列传》）或以“七十余君”为夸大其辞，然孔子辞鲁之后终身不用，确是事实。孟轲亦曾到处求仕，“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对于孟轲所“述唐、虞、三代之德”，则视之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史记·孟荀列传》）。儒家之思想学说虽然美妙动听，然不切实用，只能“在野”说说而已。
秦统一中国，以强兵、苛法为事，既以武力征战而吞灭六国，又以严刑峻法而理政治民，销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于咸阳，欲以强力而成其“万世”之业。为彻底愚昧黔首，丞相李斯竟建议大焚篇籍，“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后又以侯生、卢生之事，将术士四百六十人坑杀于咸阳。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儒家学派遭此劫难，实已陷入来绝之境地。
然而，历史似乎故意捉弄世人。秦始皇以如是之精心所谋划的“万世”基业，竟落得个“二世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王朝。天人之相悖何以如此之大耶！汉初儒生贾谊却一语破的：“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欲“焚书坑儒”以愚黔首，而结果却正以其“仁义不施”而身死国亡。秦之灭亡所给予汉王朝的统治者以重要启示：儒学、仁义不能抛弃。
汉兴，刘邦为解决群臣之酗酒争功，就不得不起用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后，为恢复农业，弥合战乱之疮痍，首先选取了“黄老之道”，无为无事，以与人民休养生息。此时，亦开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大收篇籍，要以儒术来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至孝武之世，乃“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建元之初，武帝即认可卫绾罢黜诸家的建议，并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复以贤良对策，纳儒学大师董仲舒之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名著史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秦皇之“灭绝儒学”，到汉武之“儒术独尊”，儒学可谓从十八层地狱，上到了九重青天。由是，乃开始了儒家经学的长达两千余年的统治地位。汉代的经学独尊，既促使儒学与封建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赋予了儒学以无尚的光荣与权力。治经可以免赋税，治经可以给官禄，以《易》至两千石者，不乏其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
两汉经学，可谓盛极一时。
细析之，西汉时期，乃以今文经为主体，即以秦遗博士口授笔录，以汉初通行的文字隶书写定，故称“今文经”，如伏生之《书》，田何之《易》，高堂伯之《礼》，胡母生、董仲舒之《春秋》，以及申培公、辕固生、韩婴之《诗》等，均为今文经。武帝时所立《五经》博士，至宣、元之际，逐渐分支为16个家派：《诗》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有大、小戴及庆普三家，《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及京氏四家，《春秋》有《公羊》派严彭祖、颜安乐二家及《谷梁》一家，16家尽为今文经学，宣帝“石渠阁会议”之后，全部立为博士。书生仕途之路，非治经别无他途。
至西汉之末，古文经学崛起。先有刘歆大力提倡，上奏皇帝，致书今文诸家，痛切陈辞，又借助王莽之力，才为古文经学争得一席之地。继刘歆之后，郑兴、郑众父子、杜林、卫宏、陈元、贾逵、许慎、马融等古文大师相继而起，及至郑玄，则以古文经为根基，又融今古文于一体，从而形成郑氏经学的一统天下。郑君康成，“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后汉书·郑玄传》），“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史称“东汉多大儒”，“大儒”者，尽古文经学家也。
盛极而衰，似乎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至东汉之末，一方面，由外戚与宦官的激烈斗争，使东汉王朝中央政权长期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而社会阶级矛盾的加剧，黄巾大起义的突然爆发，又大大加剧了已经无法维系的社会危机。这一历史条件本身，已决定了儒家经学无法以其固有的地位而继续存在。另一方面，经学发展之自身，也已形成了严重的双重危机：一是烦琐注经所形成的沉重枷锁，已使经学无法继续发展，“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汉书·艺文志》），终身难治一经，何以前进？二是儒学之思想信仰，亦严重跌落，以儒学沽名钓誉者比比皆是，又何能再度唤起人们对于儒学的尊崇？
历史的转折，迫使儒学不得不进入为自身的存在而艰苦抗争的新的历史阶段。
（三）魏晋隋唐——儒、道、佛的斗争与交融
此期儒学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在危机中求出路，在斗争中求发展。由于这一阶段斗争较为复杂，故又可以分三个方面加以叙说。
其一，是儒、道之斗争。
东汉后期，儒家经学虽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但其余威尚在，孔子的“圣人”地位尚无人敢公开否定。因此，解救危机的方式尚不敢公然抛弃儒学，更不便公开“打倒”儒家经学。人们为脱开烦琐注经的危机，为避开混乱污浊的社会现实，便从清淡议世入手，逐步形成了“援道入儒”的谈玄之风。初期代表人物为何晏、王弼，其思想的主导倾向，在于祖述老、庄，然而在言论与形式上，仍要尊崇孔子为“圣人”，所以，他们若能拉老、庄使之与孔子居于同等地位，也就很感满足了。以道家的“贵无”之说充塞到儒家的经义之中，就是他们调合儒、道的基本手段；将《易》、《老》、《庄》并列为“三玄”，则是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继王弼、何晏之后，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玄学人物，就欲公开抛弃孔子之旗帜。特别是嵇康，“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公开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既是他们的口号，也是他们思想的实质。嵇、阮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激进”，实与魏、晋之政权全然以“非儒”手段而夺取密切相关。既如此“逼宫”、“禅让”，还有什么“忠孝仁义”可言？与此辈人还能讲“儒”吗？与其合污而颂之，例不如反戈而攻之！所以嵇、阮的思想深处，仍有“儒”的意识存在。
“清谈”无益于治国，“贵无”者亦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玄”不可代“儒”，乃是现实社会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故以谈玄著称的王衍于即将被杀之际，亦彻悟“谈玄”之无用；而傅玄、裴頠等，则于玄风炽盛之时，亦能公开予以抵制，著论予以批驳。
其二，是儒、佛的斗争。
佛教之传入中国，始闻于西汉之末，东汉则有人奉信，并开始译经。由于佛与道在世界观上有明显的相通之处，故魏晋玄学的兴起，对佛教的传入与兴起实有迎就之作用。至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乃大为盛兴。佛、儒之不能相容，乃其思想学说之本质使然：一个要积极入世治政，一个要出家避世修入天堂，此乃冰炭之不能同炉也。在儒者反佛的斗争中，由孙盛、戴逵的排佛，到何承天的反佛斗争，到范缜《神灭论》所掀起的反佛大论战，可谓一浪高过一浪；而唐代的傅奕、韩愈，由于其激烈的反佛斗争，不但丢官，并且几乎丢掉了生命。儒家之思想学说，正是在斗争中磨炼着自己。
其三，儒家经学的重新兴起。
离开了儒家学派的基本典籍，所谓思想理论的发展，就很难确保其“儒学”之本色。既然道、佛不可取代儒学，儒学之典籍仍会时时被人们记起。魏晋时期，曾有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等一批较有影响的典籍问世。南北朝时期，所谓“南学”与“北学”的对峙，基本上是儒家经学的对立，他们上承汉魏，或治单经“义疏”，或搞诸经之“通义”、“大义”，亦颇有儒、道或儒、佛兼通的人物。故此期的经学发展，不但为唐代的《五经正义》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宋明理学对于佛、道的吸收，启开了门路。
要之，魏晋隋唐之数百年间，儒学貌似停滞，实在奋争。由于这一期间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思、抗争、吸取、积累，才使它有可能进入新的飞跃，并能重新崛起。
（四）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明理学
理学，亦称道学，又称“新儒学”。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学”或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就在于它既以儒学为根基，深深地、牢牢地植根于其中，而又在理论形态、治学方法、治学态度等方面，表现了鲜明的新的特点。
首先，理学亦以承继儒家之“道统”而自居。唐代韩愈为对抗佛家之“法统”说，曾提出儒学的道统：“斯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是以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韩愈即以承接孟轲而自居。至宋朱熹，则对此“道统”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庸章句序》）或只取“允执厥中”四字以括其旨。然对孟轲之后此道统的传人，宋儒则抛开了韩愈，而接以二程，认为二程“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孟子集注》卷十四）。其后，朱熹弟子黄干又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宋史·朱熹传》）以承继孔、孟而自居，既是宋儒的旗帜，也是其思想实质。
其次，宋儒所奉典籍，亦皆儒学之经典。理学之奠基人周敦颐、张载、邵雍，其所思、所论，无不以《易》、《中庸》为根；至二程、朱熹，又特别推重《大学》、《中庸》，并以之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尔后，《四书》之地位已可与《五经》并立。《大学》、《中庸》，本为《小戴礼记》的篇目，汉初之《五经》，《礼经》仅指《士礼》（即《仪礼》）而已，大、小戴之《记》并不在“经”的范围之内。西汉宣、元之际，大、小戴相继列入学官，皆挤入了“经”的行列。而汉末郑玄兼注“三礼”，使《礼记》（即《小戴礼记》）与《周礼》《仪礼》并立为三。不仅如此，由于《周礼》所记为国家之大政法典，《仪礼》所记为社会生活之仪节，若就其思想理论而言，《礼记》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而《中庸》、《大学》二篇，正是《礼记》中集中阐释哲学与政治理论的篇目。宋儒们凭借他们灵敏的理论嗅觉，而将《大学》、《中庸》二篇突出出来，实乃势理之必然。至于《论》、《孟》二书，一则是孔、孟思想学说的直接体现，再则亦先后被列入儒学之经典。
可见，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或直称“新儒学”，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至于理学之所以为“新”，又在于它表现了与汉唐经学的不同特点，概其大要，可分三条：其一，理学以性与天道为中心问题。这在先秦，是孔门弟子所不可得而闻的问题，而在汉、唐，又是为浩繁的经学所湮没了的问题。其二，理学以对儒家经典之义理的阐述为其治学的基本形式与方法，它与以传注训诂为基本方法的汉代经学表现了迥然不同的特点。而这也正是“汉学”与“宋学”的根本分歧之一。其三，理学在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历程中，表现了最为完整的理论形态。先秦、汉、唐儒学，大致均以社会政治人伦为基本问题，对于宇宙、天道很少论及，几乎为道家所独占。大约是经历了数百年与佛、道之学的斗争，儒学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弥补自己的缺欠。吸取道、佛也好，改造佛、道也好，总之，要使自身的思想学说形成为完整的理论形态。至于理学自身的发展与派别，限于篇幅，只好略而不讲了。
（五）清代——中国传统儒学的清理与总结
大约又是一个“物极必反”。宋明理学为矫汉儒烦锁注经之失，便努力以思想学说的阐释为己任。抛开经传而空说义理，久而久之，必然会“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顾炎武语）。而矫虚之弊，又在务实。明末清初，“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兴时代》）。这就是清代直接追踪汉代古文经学的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以清初毛奇龄、阎若璩、胡渭、顾祖禹等为前驱，至乾、嘉时代，惠栋、戴震相继而起。惠栋居吴，其学以惠栋为首，弟子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等，为之羽翼，史称“吴派”。戴震居皖，其学以戴为首，弟子及交游卢文弨、段玉裁、王念孙父子等为之羽翼，史称“皖派”。
由于乾嘉学者治学的基本方式是考据、辨伪、校勘、辑佚、注疏、正义、整理、汇编，因此，其主要成果均表现为总结性之撰述，或为单经之总结，或为群经之汇集，如《十三经注疏》、《通志堂经解》、《四库全书·经部》、《皇清经解》及续编，以及单经之《周礼正义》、《仪礼正义》等，确实构成了中国儒家经学相当系统、完整的总结。
时至近代，鸦片战争时外国的坚船利炮，撞开了古老封闭的封建中国的大门；而武昌起义之一举成功，又宣告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终结；中国儒学之服务对象的主体——封建政权，已一朝瓦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至此，作为中国儒学之思想学说的发展，亦丧失了其基本的条件，末儒康有为、廖平之陷入极端之畸形，实乃势数之必然。中国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事实上也进入了“终结”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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