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岩[1]2008年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经纪业务发展战略》文中认为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股指在日新月异地刷新着历史新高,吸引着全中国乃至世界投资人的目光。中国证券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大型投行的压力和挑战。经纪业务既是券商的主要收入来源,又处在变革的最前沿,如何在战略角度正确规划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发展,事关券商的未来大计。作为中国最具历史的老牌券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在经纪业务领域一直位居证券业前列,但发展的步伐显然没有中信、广发等券商迅猛,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往开来,保持王者风范是他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本文正是以此为突破口,研究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的发展战略,为大型国有证券企业的发展规划抛砖引玉。当前有关券商经纪业务发展战略的研究颇多,并提出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多偏重行业的研究和分析,而未能结合大型国有企业的实际来加以考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本文希望通过研究申万经纪业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来分析其发展战略的一般规律,进而为国内券商的经纪业务发展做参考。
徐明[2]2003年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纪业务发展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在目前证券市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试图探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如何确定其经纪业务的发展策略。 从整个篇章结构看,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文章分析了当前的证券市场形势。进入2000年之后,证券市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高速扩容的发展期之后,市场进入了调整阶段,表现为市场流通市值的下降、换手率的降低、投资者数量增长放缓。2002年5月,中国证监会一纸下调证券交易佣金的命令,犹如平地惊雷,在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券商最后一块稳定的利润来源,佣金收入一度被视为券商利润的基石。它的下调,意味着券商暴利时代的彻底终结。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对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情况做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随着经纪业务的向弱,申银万国的净利润从2000年起,出现了连续的下滑。原本以提供通道服务为主,以营业部和交易通道的数量决定经纪业务强弱的粗放式经营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的变化。目前,申银万国的经纪业务,面临着证券经纪人制度推广与现实脱节、网上交易推行不力、营业部分布不合理、营业部营业成本偏高等诸多内部不利因素。所以,必须进行业务的调整,构画经纪业务的未来发展策略。 作为文章核心的第叁部分,作者着重对经纪业务发展策略进行了探讨。通过理论探索、比较研究等一系列分析论证方法,作者提出申银万国可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重新构建证券经纪人制度。不仅要重新构建证券经纪人制度的组织形式,而且在证券经纪人制度的管理、分配制度、风险控制和后台支持方面,均要进行重新的设计。其次,调整网上交易的策略。网上交易应从打品牌、打知名度的阶段,转向出色运营阶段。一方面消除网上交易的瓶颈,确保交易功能的稳定实现。另一方面,利用银证合作、社区终端站等形式,大力开发新的网上交易客户资源。再次,实施一些辅助策略。如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佣金体系,通过对不同的客户采用差别化的佣金标准,充分运用价格竞争的武器,吸引客户。又如在全国范围内调整营业部的布局和购并其他券商,以达到拓展经纪业务新的发展空间的目标。再如通过建立中心营业部制度、建立集中交易系统等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压缩经纪业务的固定成本。 文章的最后则总结了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和提出了为实施结论的可操作性建议。通过本文的撰写,作者期望对今后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乃至整个证券业的经营能起到参考借鉴作用。
张威[3]2016年在《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的风险分析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竞争非常激烈。企业如果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只依靠产品的研发、成本的缩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并购来实现资本扩张和资源优化配置。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产业规模的扩大,公司之间的并购现象逐渐增多。特别是对于行业集中度较低、单个券商规模过小的证券行业而言,并购不仅成为了证劵行业扩张的主要方式,也是提高证券行业集中度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并购能够增加企业的市场影响力,促使其向优秀证劵公司转变。然而,在并购活动中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公司并购风险一般分为以下四种:财务、战略、资产和品牌。其中财务风险常常占据主导地位。并购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对并购中的各类风险进行分析和判断,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有效提高并购的成功率,最终实现企业规模扩大和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本文主要是探讨并购过程中主要存在的并购风险、如何降低并购的风险以及并购风险对公司产生的影响。选取“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作为案例,一方面是因为此案例是证券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市场化并购案,在证券行业的并购事件中具有非凡意义。另一方面,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采用的是换股吸收合并,在降低支付风险、节约交易成本的同时,实现了申银万国的上市,这种方式为我国证劵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在文章的内容上,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指出了文章写作的现实意义。其次,对理论做出了解释。然后,从案例对象的基本情况及经营现状入手,分析并购双方的内在资源,找出了此次并购的动因,并对此次并购的特征进行了总结。最后,对本次并购的交易结构和战略制定等方面存在风险进行分析,并深入研究其所采取的风险应对策略。本文采取了案例研究与文献综述的研究方法,在对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进行深入剖析,分析其并购过程中存在风险的同时,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本文选择了从行业冲击和市场势力两个角度去分析其并购动因,试图找出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实现上市过程中的风险所在,并对其采取的风险应对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为今后行业内的合并指出明确的发展方向。
佟杰[4]2015年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员工激励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证券市场竞争格局已经由垄断竞争逐步向寡头垄断格局转变,证券公司面临着国内外同行的严峻挑战,人才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对员工进行有效激励就显得非常必要且更为重要。但我国证券行业在员工激励方面存在长期激励不足、激励形式单一、重物质激励轻精神激励、重短期激励轻长期激励等问题,激励不当已成为制约证券公司发展的关键限制因素。我国的证券公司必须探索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与国际接轨的激励方式。在此背景下对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文章对国内外激励机制的研究现状、相关的激励机制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为开展后文的分析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其次对申银万国薪酬制度建设、培训制度建设、绩效考证制度、企业文化建设情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明确了申银万国激励机制的建设现状;再次对激励机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主要从薪酬体系、培训制度、绩效考核、企业文化建设几个方面进行,明确了申银万国在激励机制建设方面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来了改进申银万国公司激励机制的思路和对策,在明确了改进的目的、思路、原则之后对改进措施从薪酬体系、培训制度、绩效考核、企业文化建设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冯春阳[5]2017年在《证券业并购协同效应研究》文中指出随着资本市场逐渐壮大成熟,我国证券行业迎来加速发展的新机遇。我国证券公司数量多、规模小及实力弱的特点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促使券商加快并购重组的步伐,以获得急需的资源,实现强强联合,提升市场竞争力。证券业是一个注重人才、资金、市场等资源的行业,而这些都不是轻易所能获得的,因此并购也就成了企业的最佳选择。回顾国内大型的证券公司,几乎每一家都有过并购重组的经历,通过并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而并购重组能否达到预期效果,重点在于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如果企业并购能够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便能产生“1+1>2”的效果,极大地提高企业的实力。近年来,证券业并购如火如荼,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开始于2013年10月的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一案又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证券业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庞大的一笔并购,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涉及近千亿的资产,牵扯到多方利益,非常复杂,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此次并购是否实现了强强联合,是否有借鉴和推广的意义,都值得我们关注。因此文章选择申银万国并购案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申银万国通过并购宏源证券,资产规模迅速扩大,盈利能力得到提升,实现了曲线上市,扫清了之前影响企业发展的困局,一跃进入行业第一梯队。并购完成后,存续企业的实力、话语权和影响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双方在经营、管理、财务及无形资产等方面实现了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了并购的协同效应,达到了并购预期的目的。在行文思路上,文章首先阐述了研究的背景意义及方法,然后对并购和协同效应相关的理论和文献进行介绍,为之后的研究打下理论基础。为更好的研究证券业并购协同效应,文章引入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介绍了双方的基本情况和并购的流程,对并购的动因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对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协同效应的形成进行分析,重点从经营、管理、财务及无形资产协同等四个角度展开,并利用内部计算模型对协同效应进行了检验。除此之外,还关注了可能影响协同效应发挥的因素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治理措施。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实现了协同效应的结论,可以将成功经验推广到整个证券行业,为其它证券公司的决策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以提高并购的成功率。
陈莹[6]2016年在《我国证券行业市场化并购研究》文中认为纵观我国证券业近叁十多年的发展进程,行业内并购是推动行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以往的并购大多都带有着较为浓厚的行政干预色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增强,国内证券公司的并购模式正在从原来的政府行政干预为主导的并购向真正的市场化的并购转移,而且在数量和规模上也愈演愈烈。本文以迄今为止中国证券行业规模最大的市场化并购案——申万宏源为例,从并购动机、并购价值评估,并购模式、并购绩效等方面与之前的政府导向型并购案进行对比分析,试图探讨出市场化并购是否应该成为未来证券行业并购的主要方式;申万宏源的并购有哪些创新之处能为以后证券行业市场化的并购提供好的借鉴和参考。经分析发现,政府导向型并购行为中政府以其目标代替证券公司的目标,并购动机更多的只是强帮弱,而且资产定价及并购模式方面,也未能有效的保护被并购方的利益;市场化并购在并购对象的选择上会更加注重并购双方的协同效应及竞争力的提升,并购价值评估及并购模式的选择会兼顾双方的利益,更有利于资源向优质证券公司转移和集聚。因此,在目前已有的并购基础上,进行行业内市场化并购和结构调整将是券商发展必不可少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另外,此次申万宏源的并购,创新之处是同一控制下两家公司强强组合,在壮大汇金系实力的同时,解决了“一参一控”的监管要求;“投资控股集团(上市公司)+证券子公司”的母子公司双层架构的并购框架设计、并购双方通过资本市场重新搭建上市平台、通过市场法对并购双方换股价格的确定,这些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并购双方注册地利益之争、股权整改不彻底、并购双方价值评估差异等问题;并购双方追求业务、营业网点的协同产生了良好的并购绩效。
王田[7]2017年在《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的协同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共有五次大规模的并购重组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经验表明,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的,靠内部积累而崛起的知名企业几乎寥寥无几,并购是迅速改变企业价值最直接最高效的方式。现代并购理论认为,企业并购的最重要动因之一就是获得协同效应,同时这也是评估并购是否成功的关键点。因此,如何认识、衡量并实现协同效应,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国日益活跃的企业并购活动来说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以申银万国吸收合并宏源证券为案例,从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对经营、管理和财务叁个方面进行分析。并以会计指标法作为定量分析的方法,力求构建出一个评估同类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研究框架,便于其他企业借鉴。不同于以往对于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研究,本文在分析协同效应的同时,着重关注了侵蚀效应。并且对企业并购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全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就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以及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论述;第二章则对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的案例,从并购双方的基本情况、本次并购的动因、并购方案以及实施过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第叁章为本文的核心章节,主要从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对此次并购的经营、管理和财务叁个方面分别进行了剖析,并且着重点出了并购后出现的部分侵蚀效应;第四章对上述分析作出了总结,根据案例分析结果,指出该次并购在各方面是否获得了协同效应,指出了新公司存在的整合问题,并给出政策建议。然后指出本文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缺陷和不足。根据会计指标分析的结果,我认为并购之后的第一年即2015年,公司获得了经营和管理方面的协同效应,但在财务方面却出现了侵蚀效应,总体上来说应当认为获得了协同效应。但是在之后的2016年,受市场低迷和自身因素的影响,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均出现了侵蚀效应,总的来说并没有获得协同效应。
陈峥嵘[8]2003年在《上海券商总体实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地区券商“走出去”对于促进上海证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积极的深远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上海区域性券商有必要走出长叁角等周边地区
莫凤莹[9]2016年在《申银万国合并宏源证券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务院在2014年明确了要推动券商实施专业化、特色化和差异化的发展,从而形成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的中国现代投资银行,并且鼓励非券商金融机构在风险可以控制的情况下互相参股或者控股来实现多样化的综合经营。因此国务院给予了证券公司更高的金融市场地位,给证券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支持,有助于证券行业进行差异化发展。我国的证券业处于由低水平和同质化阶段,正在向着创新型发展和差异化转型,资本实力较为强大的公司在发展创新型业务、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以及规避各种经营风险方面更具有竞争实力,而规模较小的证券公司容易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截止到2015年上半年,前十大证券公司的营业收入占总收入为56.09%,而早在2013年银行业和保险业前十大公司的收入占比就已经超过了75%,因此证券业的行业集中度相对于银行和保险等金融行业来说明显较低。从国际经验来看,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投行如高盛、摩根斯丹利以及美林证券等,无一不是通过不断地并购重组而逐渐发展壮大的。市场化的并购重组将是我国证券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趋势,通过市场化的并购来实现资源的整合、优势的互补,将成为我国券商提升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券商通过并购能迅速实现规模的扩大,但是要做大做强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西南证券并购国都证券失败,让市场看到并购的利与弊。并购是一把双刃剑,在整合资源、扩大规模以及提高效率的同时,并购行为也可能会因为企业文化差异、并购对象不合适以及并购时机不对等因素导致并购的失败,也就不能产生1+1>2的效果,甚至可能出现1+1<2,无法达到双赢的局面,因此,研究券商并购绩效变得尤为重要。本文的主要框架是: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是简要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同时还介绍了本文研究所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框架,最后总结了本文研究可能的贡献和不足。第二章为理论和文献综述部分,首先,对并购的动因理论进行了梳理,主要有规模经济理论、效率理论、协同效应理论、价值低估理论以及市场实力理论;其次,分析我国并购的基本动因;最后,对国内研究并购绩效的文献进行了回顾,确定了本文应用事件研究法和财务指标分析法进行并购绩效的研究。第叁章为案例介绍部分,首先对合并双方申银万国和宏源证券做了简要介绍,然后分别分析了合并双方的优势和劣势,之后详细分析了申银万国吸收合并宏源证券的具体动因,最后简要介绍了并购方案和并购过程。第四章为案例分析部分,是重点章节,主要运用了协同效应分析、事件研究法以及财务指标法分析申银万国合并宏源证券的绩效。第五章为案例研究结论和启示部分,首先总结了本文的得到研究结论,并对券商并购之后如何提高并购绩效提出相关建议,为以后券商的并购提供借鉴意义。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申银万国合并宏源证券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合并后随着规模的扩大,营业成本率明显下降。(2)合并后存在经营协同效应,一方面来自业务结构的互补性,另一方面来自营业网点的区域互补性。(3)申银万国合并宏源证券后管理协同效应和组织架构协同效应明显,提高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业绩。(4)通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得出并购对合并双方的股价都有正的影响,事件期内都能获得正的超常收益,且宏源证券的平均超常收益率高于申银万国。(5)运用财务指标分析法分析合并前后公司盈利能力、资产营运能力、财务安全性以及成长能力进行对比,得出并购能显着提高申万宏源的盈利能力、资产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但是并购使财务的安全性降低了。(6)虽然申万宏源在资源整合方面获得一定的协同效应,但是还存在着降低并购绩效的问题,例如公司业务渠道、文化、人员以及薪酬体制整合还不到位,影响了并购协同效应的发挥。
张婵[10]2016年在《申万宏源合并中母子公司双层架构的起因及效果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并购交易规模的扩大,交易金额的不断刷新,强强联合的案件逐渐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它也将变成企业间并购的主要发展趋势。而现实中,强强联合的双方因实力势均力敌而出现各自为政、各争利益的情况,以至于不能充分发挥联合优势,也不能进行科学合理的运作,导致强强联合难以前行。因此,对强强联合中组织架构的设计原因及效果进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证券行业整合的浪潮推动其出现强强联合的案例。2014年7月25日,汇金系旗下申银万国与宏源证券的合并方案尘埃落定,这是中国证券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并购案。案例中创新了母子公司双层架构,在该架构下,公司的整体业务布局更加优化,同时更加方便多元化经营发展的模式。本文就是以该案例中的母子公司双层架构为研究对象,对其原因及效果进行研究。通过对并购中的政府利益、双方公司实力及高管利益叁方面的分析,发现申万宏源的合并需要考虑如何均衡各方利益,而母子公司双层架构的设计是实力相当的大型企业之间强强联合的产物,它有效地平衡了管理层及两地政府的利益,得到了中央汇金与上海、新疆两地政府的支持。同时通过对政府税收、企业经营、管理、财务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效果分析,可以看到该架构下实现了两地资源联动、业务和地区优势互补,管理水平及经营质量提升。但并购后因薪酬体制未统一,造成部分人员离职,使人力资源效果表现不佳。本文对申万宏源并购中母子公司双层架构进行研究,希望看到该架构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架构的设计能够为其它大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经纪业务发展战略[D]. 石岩.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2].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纪业务发展策略研究[D]. 徐明. 上海海事大学. 2003
[3]. 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的风险分析与对策研究[D]. 张威. 山东财经大学. 2016
[4]. 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员工激励机制研究[D]. 佟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5
[5]. 证券业并购协同效应研究[D]. 冯春阳. 云南财经大学. 2017
[6]. 我国证券行业市场化并购研究[D]. 陈莹. 北京交通大学. 2016
[7]. 申银万国并购宏源证券的协同效应研究[D]. 王田. 重庆大学. 2017
[8]. 上海券商总体实力[J]. 陈峥嵘. 资本市场. 2003
[9]. 申银万国合并宏源证券绩效研究[D]. 莫凤莹.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10]. 申万宏源合并中母子公司双层架构的起因及效果研究[D]. 张婵. 北京交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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