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学论文,佛教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主办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于2001年1月5—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我国当代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开创者、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教育部社政司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黄心川、吕大吉、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卓新平、葛兆光、赵敦华、李刚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的专家学者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五年来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回顾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新世纪我国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对近年来我国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成绩的回顾
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领导和支持下，我国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相对独立的宗教学学科体系开始建立，为我国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系统化、专业化奠定了基础。
2.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队伍。
3.青年人才的培养迅猛发展，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的完备的宗教学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基本功扎实、科研能力强青年专业研究人才，为佛教与宗教学学科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科研成果大量涌现，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尤以佛教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最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1998年的3年间，我国国内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共计3300余篇，出版的各类佛教著作近400种，平均每年发表的研究成果相当于建国初至文革前的总和。
5.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宗教学术界对现实宗教问题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运用宗教学理论知识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伪宗教和非法宗教现象作了较为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为党和政府制订宗教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咨询服务，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对我国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反思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与会的专家学者本着促进我国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深入发展的良好愿望，各抒其见，从不同的角度着重对我国目前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反思。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投入力度不够，学科建制残缺
学者们普遍认为，尽管近年来我国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相对于我国所拥有的丰富的宗教文化遗产和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传统宗教复兴、新兴宗教兴旺的发展形势而言，我们对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视、支持和投入力度远远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与此问题相关，有学者指出，尽管我们开始建立相对独立的宗教学学科体系，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国的宗教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宗教学学科体系的建制还很不完备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佛教学、道教学、基督教学等学科概念，其他如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等宗教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也几乎完全处于空白状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研究领域狭窄，薄弱环节甚多
与会的专家学者指出，目前我国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领域尽管有了很大的拓展，但是与国际学术界相较，我们的研究领域还相当狭窄，有许多研究空白和薄弱环节亟须填补和加强。
就佛教研究而言，我国学术界对作为中国佛教源头的印度佛教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迄今为止还没有撰写出一部完整系统的印度佛教通史，对印度佛教发展史上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诸流派的历史、教义和制度的专题研究也不是很多，对南传佛教更没有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中国佛教的研究方面，我们对汉语系佛教研究投入的力量较大，取得的成果也较多，但是对在我国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即使就汉语系佛教研究而言，我们也多偏重于对隋唐以前的佛教进行研究，对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佛教的研究相对不足。另外，对佛教伦理、佛教艺术等跨学科的专题研究及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综合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宗教学理论研究方面，与会的专家学者集中讨论了中国宗教学理论的建构及与此相关的话语霸权问题。许多学者在发言中提到，目前的“一般宗教学理论”，实际上还只是以基督教经验为基础的西方宗教学理论，运用的是以基督教神学概念系统为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逻辑，中国学界基本上还停留在介绍西方学说的水平，基于自身经验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宗教学理论研究尚未开始。另外，我们在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现象学、宗教文化学、宗教生态学、政教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3.研究方法单一，表述方式呆板
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就目前我国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作了检讨。有学者指出，在我们以往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中，还普遍存在着研究方法呆板单一的现象，多以批判性研究为主，科学性的客观“描述”方法、哲学性的规范“理解”方法、文化性的相互“对话”方法，都发展得很不充分。即就运用相对较多的客观“描述”方法而言，佛教和其他具体宗教的研究，也都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倾向，即在历史的重复叙述上投入了过多的精力，而面对现实人生去论述或发掘宗教的或正面或负面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宗教哲学方面的研究则很少。至于理解和对话的研究方法，则更缺乏从比较文化和现代哲学角度的深入诠释和相互沟通的工作，使得我们的研究总体上缺少时代气息。这一看法，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强烈反响。
有学者指出，研究方法的局限与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的狭窄有很大的关系。宗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人类社会文化现象，需要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进行研究，这就要求我们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要多种方法并举，从哲学、历史、艺术、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各个角度进行多学科交叉式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
还有学者认为，要实现方法的多元化，首先必须树立起“宗教是一种文化”的思想观念。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基本理论，采取更为开放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人类宗教文化现象的实际出发，全面揭示宗教文化的精神实质、社会功能和心理底蕴。
思想观念的落后、研究方法的单一也影响到我们的表述方式。有学者指出，我们的佛教与宗教学研究论著多为“教科书式”的，研究范围不外乎人物、宗派，论著结构不外乎分章分节，再加上一些“进化论式”的描述。这种呆板的写作方式，又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路，致使我们的研究多为通史类的、概论性的，既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深入的专题研究，又没有充分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4.科研体制陈旧，技术手段落后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我国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与陈旧的科研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例如，“教科书式”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大学和研究院制度的影响。另外，我国的佛教与宗教学研究一方面存在着许多空白领域和薄弱环节需要填补和加强，另一方面又普遍存在着重复劳动、效率低下的弊病，这也与科研体制的陈旧落后密切相关。在现有的科研体制下，学者的研究工作多是分散的、手工作坊式的，随意性很强，学者之间、各高校及相关科研机构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合作，没有充分发挥现有人力、物力资源的研究效率，不利于形成严格统一的学术规范。与会的专家学者希望，国家宗教研究基地的建立对促进科研体制改革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也有学者指出，现代化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不仅要有合理的科研制度作保障，而且还要充分运用国际互联网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目前我国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领域，还没有建立起人可共用、方便快捷、较为完备的专业资料信息库、专业资料检索系统和相关的信息交流渠道，国际互联网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仍有相当一批学者未对这一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没有利用现代技术改进自己的研究手段。
总之，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宗教学在我国还是一个刚刚建立的新兴学科，涵盖各宗教研究、有其独立思想体系、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的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我国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中所面临的这些问题，需要在新世纪加以解决。
三、对新世纪我国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展望
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目前问题的反思，为未来我们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的健康发展指明了需要努力的方向。与会的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把创建既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又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中国宗教学理论体系作为新世纪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我国未来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既充满信心，又深感任重而道远。学者们认为，在新世纪之初，我国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正确处理基础研究和现实研究的关系，以基础研究为依托，以现实研究为标矢，在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现实宗教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努力在基础研究和现实研究这两个方面都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2.正确处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关系，除了继续做好各宗教专史和宗教通史的研究之外，某些宗教研究将会告别概论性时代，而深入到某一面、某个点、某些个案的研究，努力促使宗教研究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
3.健全宗教学学科体系，加强中国宗教学各分支学科之间、各宗教研究之间、以及宗教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之间的横向交流和沟通，促进跨学科研究和各相关学科之间的整合。
4.加强海内外学者、教内外学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对话，开辟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学派共存的新局面，在保持各自学术特色及学术走向的同时，在学术规范上达成某种必要的学术共识，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优势互补之效。
总之，学者们认为，新世纪我国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要围绕着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这个中心来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普遍感觉到，如何既虚心学习西方现代的宗教学研究方法、借鉴西方现代的宗教学研究成果、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同时又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宗教的独特经验基础之上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将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作为教育部两个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表示：将认真整理各位专家学者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通过设立重点研究项目和各类型课题的方式及其他相应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全国高校的相关科研力量，联合攻关，在加强对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的空白领域和薄弱环节进行研究的同时，力争在某些研究领域能够在国际学术界建立我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术优势；同时，也希望与全国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相关科研单位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团结一致、协调合作、各有侧重，共同促进我国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向前发展，力争在新世纪里创建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