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士人心态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心态论文,元杂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有关元代文人心态的研究，多着眼于创作主体对作品的决定意义的阐发，即侧重于对作家精神世界的揭示及其对作品生成的影响诸方面。这无疑是极关键也极有意义的。在肯定这一主体——客体的顺向研究的同时，根据“文学是作家的自叙传”的合理解释，我们认为作为代言体的杂剧虽不如诗文、散曲等文体在传达元代文人心态上来得直接、明晰，但也有可能借剧中人物之口间接地流露现实生活中文人们的隐蔽心声。通过从杂剧中士人心态的研究到作家自身的逆向探讨，能使我们从文学作品中人物内心出发窥见现实生活中作家丰富复杂的精神线索，以弥补作家——作品顺向研究可能忽略或无从着手的种种不足。本文拟对元杂剧中的士人形象所展现出来的矛盾复杂、变幻不定的情感特征进行爬梳、分析，揭示出剧中士人心态与现实文人心态的深层联系。
一、苦闷：欲起又落的不平心态
阅读元杂剧，接触其中的士人形象，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面前流露出的郁闷不平的沉痛呼号。这其中既有心怀高远却进身无门的寒士，有无意仕进而愿隐遁林泉的达儒，也有身居高位颇尝“高处不胜寒”之味的官吏。尽管身份和地位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面临着大致相似的处境：满腹经纶而志不获展，有心入世而屡屡见弃。在这种处境中，胸中美好的理想破灭，痛苦无处诉说，喃喃自语成了他们倾泄内心痛苦、不平和愤怒的必选之方。对这种苦闷心态的考察，我们可以从剧作中士人的现实生活、理想追寻和政治命运诸层面入手，了解其成因。
哀叹人情浇薄、衣食无靠的可怜生活状况，是元杂剧中士人苦闷心态的第一个层面。《窦娥冤》中的窦天章哀叹自己“读尽缥缃万卷书，可怜贫杀马相如”，《罗李郎》中的苏文顺慨叹自己“命里不如天下人”的难堪命运。在现实生计的重压下，他们无所适从，一步步陷入人格与命运的双生悲剧中去。《荐福碑》中的张镐、《谇范叔》中的范睢、《渔樵记》中的朱买臣等都是在贫困中呻吟的士人形象，他们的遭遇真切地展现了士人未遇之时的寒酸生活，以及在这种物质需求的重压下形成的愁闷心绪。他们不仅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进而对世风人情也进行了愤怒的抨击。《冻苏秦》中的苏秦在求官受阻，受尽各色人等的谩辱后，愤而唱出了“那一个不把我欺，不把我凌，这都是冷暖世人情”（一折【上马娇】）的悲怆心绪，流露出他在冷漠人世间感伤而无可奈何的心境。从这些不平之声中，我们不难推知当时落魄士人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和心灵创伤。这种因贫困而引发的人格打击，无疑使士人们内心的凄凉之况无法启齿又不能一刻淡忘，郁积在内心就转化成深深的苦闷。
对入仕途中的社会不公和出路无靠的残酷现实的发现是元杂剧中士人苦闷心态的又一层面。元杂剧中的士子除了要承受生计之忧和人格受辱的痛苦外，还得吞饮认清现实、理想破灭的苦味之杯。作为士人，他们唯一能跻身庙堂的捷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可现实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条进身入仕的坦途。在他们的入世之旅中四处丛生着层层荆棘，他们无一例外地经历着从天真自信、豪情千丈到四面楚歌、进退无路的理想幻灭的打击。当他们刚刚打点起书剑行李欲往君王面前一展抱负时，旷达、乐观、自信。可一经现实之筛的筛选，他们便纷纷被淘汰出局，原先的热情、自信顿时化为云烟，化为“文齐福不齐”的自怨自艾。苏秦刚上场时也曾自负，相信凭藉自己的“三寸舌”、“五言诗”就能平步青云。可苦闷在他走出书斋的片刻自信之后就接踵而来。仕途遥遥，对于一个除却腹中才学便是两袖空空的寒士来说，进取功名只意味着一系列的打击失败、辛酸血泪。对前途，他不再抱天真乐观的态度了：“我空走些千山万水，不得个一官也那半职。你再休说金榜无名誓不归，我若见俺那高年父，和俺那大贤妻，不徕你着我说一个甚的”（二折【倘秀才】）。这类仕途受阻的苦闷心绪，重重笼罩着杂剧中士人举子们脆弱的心，成为元代杂剧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心态特征。
政治斗争的险恶、官场的失意引发的苦闷心境成为元杂剧中士人苦闷心态的第三个层面。尽管摆脱了物质层面的痛苦，也经历了入仕之初的喜悦，但对个人与统治集团依附状况的深刻洞察，个人命运不可主宰的忧虑，仕途幻灭的沉痛却使这部分士人的苦闷更加深广。李白遭贬，在地僻人稀之所清吟“月明孤枕梦难全”的愁闷诗句；苏轼被放远离帝京，遭人陷害的苦闷情怀萦绕胸间，挥之不去：“春事狼藉，桃李东风蝶梦回。离愁索系，关山夜月杜鹃啼，催促江水自奔驰，翰林风月教谁替，谩伤悲，滴不尽多少英雄泪”（《赤壁赋》四折【驻马听】）。过去官场生活的回忆与眼前狼藉景况的交织，对生命及人生的辛涩体验，把苦闷推到了更高的高度，完成其对人生、历史的悲剧性思考。这一层面的苦闷，已突破了前两个层面的现实功利性的目的，上升为生命意识和哲学意义的探讨。
“挫折的主要原因是两种对立动机之间的冲突”。（注：[美]E·R·希尔加德等著《心理学导论》第658页，周先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元杂剧士人苦闷心态的形成，是元代士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两大层面追求受挫的结果。在封建社会，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不象农民可以凭藉与土地的关系求得生存；在未进入统治集团之前，他们没有任何别的经济支持。这就使士人的存在需求与自身特征发生尖锐的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挤进统治阵营，获取俸禄而自养。但能实现这一目的士人毕竟有限，大多数士人仍摆脱不了物质苦闷的情势。有幸进入统治阵营的小部分士人，在摆脱物质贫困的苦闷后，新的精神层面的苦闷又聚上了心头。在元代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这部分士人（多数是汉人）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虽有入仕的形式但无进入政治中心的实际可能，“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与统治者民族歧视的用人政策发生冲突。在冲突过程中，这些怀着民族自尊与人格自信的士往往被挤出统治行列，跌入更深层次的苦闷中去。处于“失序”状态下的士人，苦闷心态成为他们无法淡化的不解情结。
士人的苦闷心态虽然在封建社会各个时代的士人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存在，但元杂剧中这种心态特别普遍，声音也较其它时代突出。这一文学中的重彩，恐怕与现实生活中的文人精神状态不无关联。明人胡侍在分析元代杂剧家的创作心态时说他们“以其有用之材，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抒其怫郁感慨之怀”（《真珠船》卷四），吴伟业在《北词广正谱序》中分析杂剧的兴盛及地位时也说杂剧家在剧作中寄托的情怀“几不减屈子离忧，子长感愤”，都道出了作家苦闷的精神状况。罗锦堂《元杂剧本事考》说：“元剧作家，即借此等人之生平，以自为写照，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是也。”在元剧作家心中郁积难消的“块垒”，更多情况下是志不获展的苦闷情怀。这一点。郑骞在他的《景午丛编》中作了肯定的描述：“元朝在异族之下，种族待遇的不幸、帝王的昏虐、特权阶级的骄横、权臣猾吏的贪纵不法，这一切组成了一个世纪的黑暗政治、畸形社会。当时的文士们乱世偷生，蹙蹙靡骋，对于这样的政治社会，具有一种由厌恶、恐怖与悲天悯人之感交织而成的苦闷。”当这样一种无法解脱的苦闷成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心中的主导情绪时，他们笔下的士人遭遇就不能不染上时代的色彩。
二、骂世及自嘲：进退失据的末路情怀
“人有使他们自己现实化的倾向。”（注：[美]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第145页，李文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当元杂剧中的士人们在遭遇自我实现的“自由选择”被剥夺，在与社会的对立中不断受挫的情形下，自然而然地在内心产生一种回应，以悲剧的角色对自身、对社会进行反思和反诘。他们的心态，除了苦闷笼罩下的自悲自怜的一面外，往往也会因受挫而惊醒，在苦闷迷茫和沉痛的自省中发出震聋发聩的谴责与自嘲来，显现出微弱的抗争意味。
元杂剧中士人们的骂世心态首先透露出的是对社会上种种丑恶不平现象的辛辣嘲讽。在元杂剧中，阶级对立、贫富分化、官场黑暗等社会矛盾以极其尖锐的程度呈现出来，失路士人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感受到了这些矛盾和不平，并用心灵深处绝望的情感之汁把它们浸透了表现出来。因而，他们的骂世与自嘲行为既是无泪之悲，更是激愤之怒，包含着极强烈的社会控诉色彩。《渔樵记》借朱买臣之口谴责了社会上的贫富不均现象。在风雪漫天之日，一边是包括朱买臣这类士子在内的一般平民百姓忍饥受冻，一边则是豪门大族羊酒笙歌：“他向那红炉的这暖阁，一壁厢添上兽炭，他把那羊羔来浅注。门外又雪飘飘，耳边厢风飒飒，把那毡帘来低簌。一壁厢有各剌剌象板敲，听波韵悠悠佳人唱，醉了后还只待笑吟吟美酒沽，他每端的便怎知俺这渔樵每受苦”（一折【村里迓鼓】）。强烈的对比，唱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社会境况。《范张鸡黍》描绘了官场中的种种黑暗，展示了父子同班、智无四两却诡计如神，不思报国却大肆聚敛的群丑图。他们群集在一起，沆瀣一气，颠倒是非，耀武扬威。在仕余阻绝、鸠占雀巢的冷酷现实面前，饱学之士如何能不寒心，又如何能不义愤填膺且怨声冲天呢？在“今日个秀才每遭逢着末劫”的感伤时代，经历了失败的痛苦，士子们认识上层统治者的本质如此之深，声讨就不能不激烈。
但士人们的冷嘲热讽式的抗争多不能于事有补，受穷的依旧受穷，享福的依旧享福，落魄的依然不见“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这样深重的黑暗面前，一愁莫展的广大士子们的心态进一步演变，由骂世走向自嘲，企图在自暴自弃的自我嘲讽和自我怀疑的话语中消解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和绝望。
《谇范叔》中，范睢虽有“文武全才”，却“虚淹半世”，在困惑中以自嘲的口气唱出了封建时代大多数文士共同的不遇心态：“自古书生多命薄，端的可便成事的少，你看几人平步蹑云霄。便读得十年书也只受了十年暴，便晓得十分事也抵不得十分饱。至如俺学到老，越着俺穷到老。”（一折【油葫芦】）这种对自我遭遇的嘲讽，往往会引发他们对自我价值、自我行为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则让他们心灰意冷。由于不被统治阶层所接受，他们在自己的价值体系内乃至在一般的市民阶层眼中就显得毫无用处。这种悲剧性反思的结果萌生出的心理走向只有一途：自我怀疑、自我贬斥。在元杂剧中，“儒人不如人”的嘲讽之声比历代文学作品都要强烈集中：“我本待学儒人倒不如人”（《谇范叔》）；“我想着儒人颠倒不如人，早难道文章好立身”（《秋胡戏妻》）；“秀才每儒人今日不如人”（《举案齐眉》）。如果没有痛彻入骨的生命体验，没经过理想化为齑粉的沉重打击，以如此高的频率出现的字句，是不会从他们口中流露出来的。则其内心之悲凉境况，可见一斑。
自轻自嘲往往引起士人们对传统儒业的怀疑、否定。《荐福碑》和《谇范叔》中大胆地提出了“想前贤语，总是虚”、“诗书不是防身宝”的反叛观点。《荐福碑》中对传统经义的攻击格外强烈：“则这断简残编孔圣书，常则是养蠹鱼，我去这六经中枉下了死工夫。冻杀我也论语篇、孟子解、毛诗注，饿杀我也尚书云、周易传、春秋疏。”被历代士子视为圭臬的经义，在这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嘲弄和大胆的怀疑。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人梦幻，在元杂剧士人心中纷纷不幸而破灭了。张镐一针见血地指出：“可不道书中车马多如簇，可不道书中自有千钟粟，可不道书中有女颜如玉。则见他白衣便得一个状元郎，那里是绿袍儿赚了书生处”（一折【寄生草】）。既写出了他们生计的凄凉，也写出了他们对儒业由热切到心灰的怨恨之心。“劝今人休把古人学”这一遍在的呼声，既显示了文人自我位置的失落，也宣告了传统文人价值体系的瓦解。
元杂剧中对现实社会辛辣的嘲讽，对儒人价值的大胆怀疑，源于元代文人儒士内心的痛苦情结。元代前八十年停废科举，后期科举名额限制，加之种族的划分与等级的强调，使汉族知识分子能由此进入仕途的为数极少。而讲求实用的用人态度又使士子们的社会地位江河日下，以至于到了“九儒十丐”的可怜地步，这就不能不使身无他长的士人们产生一种骂世与自嘲的心理。他们的苦闷、彷徨和呐喊汇聚成这个时代的颤音。而对于特权阶级来说，他们仕途坦荡，升迁无阻。这势必加深了普通儒士的苦闷与不满。在儒士的社会地位上，由于马上得天下的蒙古族统治者意识不到儒士的政治作用而不加重视，以至于把儒生“混为编氓”。到了元世祖即位后，仍有“淮、蜀士遭俘虏，皆役为奴”这样的事件发生。统治者如此小看儒生，一般老百姓的态度就不会差得太远。王显《稗史集传》介绍陆友仁时说：“友仁生市廛闹阓之所，父以市布为业，独能异其所好，苦攻于学，邻里多窃笑之，虽其父亦不乐其子之习传也。”在轻视儒业的时代氛围里，这种皓首习经的结局固是不言自明。陈高《感遇诗》“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即是元代儒业不振、士子心寒的社会状况的一个生动记录。
在元散曲中，我们也能找到攻击社会不平、发泄士人内心愤懑的诸多篇什，同样能听见封建士人在出路迷茫、信念动摇时的自嘲之音。马致远在自己的杂剧中感叹过“儒人不如人”，在他的散曲中也一再重复“空岩外，老了栋梁才”之叹。他的【黄钟·女冠子】充满了自嘲的苦涩：“上苍不与功名候，更强更会也为林下叟。时乖莫强求，若论才艺，仲尼年少，便合封侯。穷通皆命也，得又何欢，失又何愁。恰好似南柯一梦，季伦锦帐，袁公瓮牖。”而他的【中吕·喜春来】《六艺》则更是一组对传统意识大胆否定的奇作。现录其一《书》如下：“笔尖落纸生云雾，扫出龙蛇惊四筵。蛮书写毕动君颜，酒中仙，一恁醉长安。”借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之士的遭遇，对“成国家之盛业，莫近乎书”（注：唐·张怀瓘《书断》）的观点作了辛辣的讽刺。有了这种骂世与自嘲的心态，在杂剧中借士人形象之口道出“儒人不如人”、“少年已被儒冠误”的感受就不足为奇了。
三、避世：破碎心灵的自我抚尉
苦闷与骂世自嘲的心态未能使元杂剧中的士人形象发展成斗士。士人的性格毕竟软弱，力量也太单薄，自身的缺陷使他们不能与那个充满种种黑暗、不平的阴冷社会彻底决裂。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只能自己建构起一套心理防御机制，通过否认、压抑、文饰和移置作用等渠道对内心的紧张情绪进行疏导，把内心的苦闷、自卑情结强行化解，使内心冲突趋于缓和。这一防御机制既减轻了他们不能达到目的的失望情绪，又给他们寻找新的行为提供可以接受的动机。在具体的行为操作上，表现为他们始终禀承儒家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行为规范。在被统治集团摒弃之后，他们只能通过“藏”这一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愤慨和惆怅及自我安慰。于是，元杂剧中的士人们在经历了现实中的各种挫折后，便不约而同地萌生出了避世忘忧心理，想以貌似清高的言行化解对现实的怨恨，表明自己不同流合污的立场。他们或则向往白云仙乡，或则沉缅市井的酒馆歌楼。
范睢在经历了“一身流落，半世辛劳”的挫折后，为自己设想的退路是：“吃的是浊醪一醉酒，直睡到红日半竿高”，认为为官的辛苦日子还不如闲居无事那般逍遥。这显然是在遭受失败打击，看清官场生活的险恶后产生的一种惊惧躲避的全身心态。《范张鸡黍》中范式的心态也与范睢相似：“绕溪上青山郭外村，剩养些不值钱狗彘鸡豚，每日家奉萱亲，笑引儿孙，便是羲皇以上人，便有那送皇宣叩门，聘玄纁访问，且则可掩柴扉高枕卧白云”（一折【赚煞】）。这种出世隐居，淡忘于江湖的回避心态，是在现实面前的自我退让和自我解脱，是传统文人“用行舍藏”人生观的流露。也有部分清醒的有识之士，对当权者不抱多大希望，为了避祸全身，为了给自己苦闷感伤的心灵找到一块轻松的乐土，自觉追求一种宁静淡泊的人生境界。《猿听经》中的袁逊和《误入桃源》中的刘晨都是生活在恐惧中的形象。他们不愿当官，“怕的是斩身钢剑，愁的是碎脑金瓜”，又不愿学投江的屈原、被贬的贾谊，远离风浪、忘动功名，“学圣贤洗涤了是非心，共渔樵讲论会兴亡话”（《误入桃源》一折【混江龙】）就成了他们自觉的选择和追求。当他们在桑田下、白云榻憩息幸存之身时，尘世的惊涛骇浪仍时时拍击他们脆弱的心灵。
至于那些亲身经历了政治斗争打击的士人，他们更容易产生世事如梦的身世之感。《赤壁赋》中的苏轼，从权力的上层一跌而成阶下囚，官场浮沉、自我命运的难以主宰使他产生了消极避世的心理。为了掩盖自己的不满与失望，为了给自己消沉的心找回一些安慰，他言不由衷地开导自己：“我从今后无荣无官守，得净得闲得自由。蒙头衲被睡齁齁高枕无忧。急起来辰时前后，闲访二三友，拣尽溪山好处游，倒大来优游”（二折【二煞】）。这种行为看起来多少带有陶潜冲出樊笼时的欣喜表色，但底色却是一层失落的哀愁，没有陶潜行为背后支撑的那种自觉意识。故失望与愤慨、故作的潇洒与去官的惋惜，经常会杂乱交错地翻涌起来。
本质上说，避世在于给处于进退维谷的心灵打开一条通道，使其驰入一个活泛的世界，卸却心灵中的不能承受之重，找回新的平衡。这一平衡状态的实现，有赖于对内心注入足以与外界干扰相抗衡的新质素。如果说否定官场生活、压抑自我情感、文饰失望之心可以淡化内心的紧张，那么，采用移置的办法将自己的兴趣从功名利禄转移到新的对象上，也同样是消除紧张的一条有效途径。有的以隐居山林作为自己的心灵寄托，有的则以混迹闾里陋巷、酒宴歌楼作为自己缓解、释放心灵压力的良方，力图在对世俗生活的尽情享受中抚平内心的伤痛。《范张鸡黍》中的范式、张劭，满足于平淡的民间生活，《谇范叔》中的范睢也表示“甘守着陋巷的这箪瓢”。这显然是以平常心去淡化、压抑功名心的做法。另有一部分人，纵情酒色和物质享乐，以此填补空虚的内心。《贬夜郎》中，李白过的是“长安市上，酒肆人家，土坑上便睡”的放诞任性生活。《扬州梦》中，杜牧之在繁弦急管的温柔乡里精神得到了安慰和补偿，“月底笼灯花下游，闲将佳兴酬。绮罗丛封我做醉乡侯，酌几杯锦橙浆洗净谈天口”（一折【油葫芦】）。在这种珠围翠绕、花酒流连的氛围中，失败的阴霾被驱散了，伤痛的心也得到抚慰，自尊与自信的人格再度被寻回。他可以用自己的生活方式与那个遗弃他的集团形成对抗；“我是个放浪江海儒流，傲慢宰相王侯”。这样，通过玩世享乐的移置作用实现了价值尊严的重塑，一部分士人走出了无法前进也无法退却的精神沼泽地，重新找到了个体在社会体系中的坐标。
但是，元杂剧中士人们的避世心态并不纯粹，他们无论是身在幽僻之处大唱归隐之妙，还是置身歌楼酒肆间享受美色醇酿之欢，内心深处都摆脱不了尘世功名利禄的种种诱惑。《谇范叔》中的范睢一边数着闲居的好处，一边又时时自我追问：“不知几时是我那发迹时节”。所谓乐于隐居，实在不是由衷之语。当我们听他唱诉“凭着咱鼓舌摇唇，立取他封侯拜将”，“我愿则愿那都堂中入府的宰相，他每都不着我见那深宫内万岁的君王”之类的心愿时，他那不甘寂寞的心灵就显出真容来了。可见，混迹市井江湖实在不像唱的那样美妙，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无论隐于闹市还是隐于山林，只不过是在人面前做的样子。
杂剧中士人避世心态如此，那现实中的文人状况又如何呢？在元散曲中，既有关汉卿这类寄情声色，“不屑仕进”，宁愿充当“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在“花中消遣、酒内忘忧”的风流浪子行径；也不乏隐居林泉的清高之举。杨朝英【殿前欢】云：“白云窝，守着个知音律俏奴哥，醉时鸳鸯同衾卧，两意谐和。尽今生我共他，有句话闲提破。花前对饮，月下高歌。”这更是在世俗的日子中麻醉自己。而诸如《归隐》、《恬退》、《村居》之类对稳逸生活大加赞美的篇章，在元散曲中也占有很大比例。这些作品在尽情宣扬山林风光、田园佳趣中所传达的心态，与元杂剧中士人们在失意苦闷之时的自我安慰心态保持一致。元杂剧中的士人避世心态有“假撇清”之嫌，生活中的元代文人是不是就格外认真呢？也不见得。马致远【南吕·金字经】《未遂》一曲同样诉说着“登楼意，恨无上天梯”的失意，泄露了藏于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功名利禄之求。而无名氏【双调·水仙子】中的“有一日起一阵风雷，虎一扑十硕力，凤凰展翅飞，那其间别辨高低”的表白，也流露出元代士人的真实心声。
现实社会中的文人因心志不展、命运难主而在内心深处积聚了难以排泄的苦闷情绪，这种苦闷一经严酷现实的振荡，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元代文人那种否定社会、怀疑自我的骂世心态。由于骂世自嘲心态的驱使，一部分无力反抗的文人们便逐渐衍生出或则隐于闹市，或则遁迹山林以麻醉身心的避世心态。这就是我们通过考察元杂剧中的士人心态演变而推导出的元代文人的心灵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