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黄、顾、王三先生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王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丙子立夏后，鄙人将届八十。心里想，有很多事，该到收尾子的时候了。但收尾子这事也不容易做。因为生理软弱了，心理也软弱了，思惟也上不去，收尾子总是要形成一点高峰的，而高峰谈何容易？！即以黄、顾、王来说吧，鄙人自25岁经营此课题，迤逦五十余年，独于顾一家稍有一得之愚，而黄、王之事，虽积有笔记，终同弃置。今于病中立志，欲将三家进行一些比较，庶几可将平生一些零星识见，编织于此文之中，算作是收了一个尾子吧。
三先生生活的时代，是相同的。诸凡明末政治之腐败，大农民军之起义，满兵之入关与清朝的建立，以及康熙朝之渐臻于盛世，等等，此三先生之所共同经历者。三先生之出生，相距不出十年。黄属狗，顾属牛，王属羊，黄长于顾者3岁，而顾长于王者6岁。在9年之中，即有三文化巨人临世，非中华民族孕育之深、之厚，何得有此？！
三先生不仅生活时代相同，出身亦复类似，即所谓“出自缙绅”。所谓缙绅，前些年的用辞是官僚地主阶级，也就是指那些家里靠土地收租、成员们在京里或省里做官的人家。但在这些大体类似的家庭间，仍各有其差异。三家之中，以昆山顾家最规范，而规范也就意味着保守。亭林的学风最规范，恐与此有关。亭林的继承祖（所谓“蠡源公”）和继承母王氏（谥贞孝）给与亭林的教育都是最规范、最正统的。亭林一生笃信朱子之学，学问讲求经世济用，怕都与此有关。梨洲的家庭就不是那么规范了。父亲是京城里的御史、与阉党斗争而牺牲的东林党烈士，这个声势是很大的；在家乡的影响也大，组织民兵与清兵对抗，而部分山民竟数次纵火焚其寨，这说明浙东的形势很复杂，不是一个能文能武的权势家族是驾驭不住这个形势的。再观梨州二弟（宗炎，即所谓鹧鸪先生）被清兵捉去就要处决了，居然能劫法场把人抢救回来，在乡里中没有一点组织力是办不成这件事的。这个家庭自然比较开放些，与市民以及三教九流有着复杂的关系。梨洲宗阳明学派，但不是激进派，而是稳健派，（详后）。兄弟5人，各有所信仰，三弟宗会就笃信佛。兄弟间关系也比较宽松。船山的出身，又是另一个样子。这是在洪武、永乐间因军功从江苏高邮迁到湖南衡阳来的。弃武就文，才不过四、五代。是较顾家黄家低一个档次的缙绅。他们父子热心科举，习帖括之学，死抠经书，所以王闿运讥笑船山有“村塾师”、“浅陋”等语。船山既不信程朱，亦不信陆、王，从独立思考中，从张横渠哲学和《周易》中受到启发，在唯物观和辩证法方面，独立有所建树，这是王闿运所不可能懂得的。船山在三先生中独他是举人（亭林、梨洲均未中举），且是桂王朝廷上的行人司行人。梨洲在鲁王小朝廷上也当过什么左都御史，但一转眼就过去了。只亭林以布衣终身，仅在福王小朝廷上挂过一个兵部职方司主事（科长）的空名。
前些年，一提到某个历史人物的社会影响，总特别注重阶级出身。不错，阶级是按经济利益划分社会阵营的，但它是一个大框框，大框框里还应填入若干细部内容，如地域、家族，甚至遗传。我到老来，对遗传很感重要，后悔当年上大学没修生理学、心理学和遗传学。现在报纸上不是大谈基因吗？我想，基因在历史人物的成长中，一定起很重要的作用。但这件事，弄不好很容易落入唯心主义。
三先生还有一点相同处，即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都曾积极、勇敢地参加了抗清的武装斗争。
北明亡时，梨洲年35，亭林32，船山才26岁，均在少壮之时。亭林参加了苏州人民抗清起义和昆山人民抗清起义。苏州那次，是一场盲动主义的表演，虽然太湖人民全涌来了，但领导不利，很快失败。昆山的一次比较成功，坚持了二十几天，虽然后来也失败了，但终究显示了人民大众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进行战斗的力量。昆山失败后，亭林就只身一人进行秘密抗清活动，坚持了一辈子，从诗文中看不出任何消极、退缩的迹象，一直到死。梨洲参加的规模要大得多，在乡土上组织起一支军队叫“世忠营”，拥护鲁王，鲁王一度退到福建，他们就在四明山里打游击，等鲁王又回到舟山岛，把小朝廷成立起来。鲁王手下自然有文官武将，于是派系斗争发展起来了，特别是武将，互不服气，互相扯肘。恰在此时，清廷下令登记、拘捕抗清人员家属，梨洲借口老母会受迫害，辞朝还山。这前后，怕有四个年头的光景，梨洲接受了这一番锻炼。船山于明亡后，没有即刻投入抗清。在这四五年间，桂王及其随从们播迁于广东、广西的肇庆、苍梧、桂林之间，慢慢稳定下来。船山和朋友们在家乡衡山发动一次抗清小起义，失败了，这才投到桂王的小朝廷来。小朝廷上的文官也在闹宗派，有金堡一派和王化澄一派，船山拥金反王，几乎遭受陷害，就回湖南了。这段经历，也迤逦三、四年之久。船山在这几年里扩大了眼界，结识了一些重要人物，如瞿式耜、张同敞、方以智等，接受了他们的一些影响。其中特别是方以智，他是居于大西南的遗民领袖的巨擘，既通晓某些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精深的修养，更深通禅理。他可能给船山带来很大的影响，《姜斋诗》中有不少哭他的诗。
船山所在的湖南，当时是反复很大的一个地区。李定国大军在这里有过重要的战绩，后来吴三桂也跑来要在衡阳做皇帝。船山对此，头脑是清醒的。对李定国，他秘密地替他出谋献策；对吴三桂，他则深闭固拒，东藏西躲。从这中间，船山也得到了长足的锻炼。
大凡一个知识分子（仕子），一辈子蹲在书房里，斤斤考订或者校正几个字形和字音，久而久之，也会有一定的成绩出来，这是一种类型。另一各类型就像黄、顾、王那样，适应时代要求，投入到现实斗争中去。不管他们在参加过程中会有反复和曲折，有热情、积极的情况，也会有失意、动摇的情况，这些都是可以想像的；但不论如何，他们总是参加了，真刀真枪地干了一阵，北京话叫“动了真个的”，那么，当局面已经改变，他们再在书桌旁坐下来，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其中就包含着对历史和现实的联想，其理解就深刻了。黄、顾、王三先生之所以被后世尊重，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该来看一看三位先生，怎样料理他们一生的著述问题了。著述是要流传后世的东西，对于学者说，应该是最最紧要的事情。当然，人一辈子写的东西可能非常多，即所谓“著作浩繁”，像三位先生的《遗书》都是卷帙庞大的，但不可能全是重点著作，重点著作仅占一小部分，其余多是零星著作，还有诗词杂文等等。所以如何布署就是一桩大事。这件事不仅三先生有，我们后世人也有，所以看看他们先贤如何布署，对后学也是一个启发。
在三先生中“部勒紧严”的，要算亭林先生了。当年在昆山闹产业纠纷的邻人叶方恒曾说亭林“城府深密”。是的，他是一个平生从不轻率行事、举措全有心算的人。他在过江以前，在南京把《音学五书》基本上弄完了，这时他定居在南京蒋山之下。在苏州纳的妾韩氏替他生了个儿子叫贻谷，不幸活到4岁上害痘疮死了。他因而与韩氏离异，在南京另纳戴氏照顾生活。在这暂时的安定里，他赶着把《五书》写出来。《五书》虽然是重头著作，学术意义也很强，因为它给以后开阔了路子；但写成书并不像其他著作那么难，就那么一大批证明材料，系一系，整齐整齐，写出结论，就完了。并不拖泥带水。修订增补，那是以后慢慢来的事情。《日知录》就不同了，这是绵亘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些订正、补苴、论议、发扬，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放长线”。所以亭林在《日知录》的一些“条条”上，都有反复的复稿，有的比“定本中”的长，有的比“定本”中的短，足见是写来写去，写了多次的。关于书的问世，他的安排也比《五书》不一样。《五书》是整方整块，不再需要大动了，所以他很快就安排在淮安付刻，安排王略替他经理，张绍替他校字。《日知录》则不然，他在生前只刻过一个8卷本；32卷本是他弟子潘耒在福建刻成的。这个8卷本前些年我在青岛王献唐先生的三儿子王国华同志处见过，刻印很精致，足见王、张二友是尽了力气的。至于《天下郡国利病书》，那是亭林自24岁屡试不第、下闱讲诵以来积攒了一辈子的一批地理、历史材料。梁启超说过它是“刍狗”，意思是明天就要烧掉的东西。亭林生前为什么不自己烧掉？因为孩子怎么样，只有娘知道的清楚，亭林深知，第一，这批东西很丛杂，要整理好很不容易，自己已经没有这份力量了；但第二，丢了吧，又不行。因为其中蕴藏着若干“兵略”，亭林是自幼读兵书的人，晚年亲历山川，又印证了不少自己的若干看法，这和“反清复明”的政治也紧密挂着钩。所以这批材料他始终不舍得丢弃，经后人整理保留了下来。
梨洲在这一方面，就跟亭林大不一样。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著述方面。他要使用精力的主要部分去对待政治和社会。可是，难道亭林就不需要使用精力去应付政治和社会了吗？需要的。但亭林所从事的政治大部分是隐蔽的；他在北方25年，主要是按一条“遗民”的“单线”活动，不相干的人他不接触，也就是所谓“避人避世”。梨洲则不然，他一直在进行公开的社会活动。举两项例证。其一，明亡前夕，他正三十四、五岁，在南京反马（士英）、阮（大铖）的活动，就进行得十分蓬勃。其二，到晚年，70至80岁间，仍与钱牧斋，以及顾亭林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有着频繁的来往，而“三徐”又是康熙皇帝很宠幸的大臣，这时朝廷上正在开办“博学宏词”科，又在纂修《明史》，康熙也屡屡问起黄宗羲，“三徐”也屡屡在康熙面前赞誉黄，所以梨洲在晚年也还要应付这些事。梨洲在《明夷待访录》的题辞里写道，“如箕子之见访，其庶几焉。”这就是说，康熙就是周武王，黄就是箕子，有什么咨询的一定竭诚奉献。这就引起某些看法。当时有人认为梨洲快要丧失民族立场，快要抛弃爱国主义了。可是我们今天处在“民族大家庭”的时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梨洲的祖国观念在当时就比亭林更宽容些，不管谁来统治，整个社会总是要运转的吧，那么我们提些建议，让社会的弊端减少些，有利因素增多些，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梨洲在自己学术著述问题上，主要抓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是有明一代的文章（既意味着文学，也意味着文献）。他平生不声不响地积攒这方面的资料，到晚年66岁时，才把这些资料编成定本，扩编本和缩编本，它们的不同名字各叫《明文案》、《明文海》和《明文授》。此外，据说还有《明史案》。明朝的文章，与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比较起来实在不算出色的，因为被朱元璋、朱棣父子的高度专制主义镇压的思想界，已经十分呆滞了。但梨洲还是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这其中有政治因素，当时人们爱明、思明、痛明的心情是普遍的。其二，是对有明一代的思想进行总结，特别是阳明学派，梨洲以宗仰者和乡后学的身份，更有这份责任。他写出了《明儒学案》这么一部精心结构、细致阐说、深刻分析的大著。汤斌曾说，梨洲的学问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这个特点，在《明儒学案》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梨洲把各地域的“王门”，都做了娓娓的叙述和精严的论断。但这并不是说，这部著作一点不足之处也没有。
他对泰州学派，进行了“另册”处理。把嵊县人周汝登也列入了泰州学派，就表露出对这些“异端”派有歧视的心理。这不奇怪。他是刘宗周（蕺山）的弟子，他师徒二人坚决反对拿佛学思想与“圣人”之道绞在一起谈问题；他们对阳明的心学遗教，只主张“静存”，不主张“动发”，静而不动，存而不发，王学中的一些积极东西就被阉割了。以上说的是观点；至于制作，那没有什么说的， 梨洲为学术通史的创作树立了千古少见的典范。
还有《明夷待访录》。这部书部头虽然小些，但光芒却高，因为其中对中央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进行了大胆的讨伐，主张一部分权应由地方掌握。这个思想不仅梨洲有，顾亭林在《日知录》里，王船山在《黄书》、《噩梦》里，也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足见封建专制主义蒙罩了社会一两千年，现在已经到了该“启蒙”的时候了。
现在来说船山。他对待他的著述，似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一生经常在逃避迫害。他两度参与桂王政权，自然而然清朝的官吏要迫害他；他不顺从吴三桂，吴三桂手下人也要迫害他，他东藏西躲，甚至跑到瑶区混迹为瑶民。试看，他躲藏的地方都另起一个名号，如续梦庵、西庄源、败叶庐、观生居等等。只有当他暂停了东藏西躲的生涯，相对安定下来的时候，他才有一个写作的高峰期。像这样的高峰期，在他一生中大体有两度，一度是他37—38岁时，那时他从桂王那里刚刚辞退下来，他写了《黄书》、《周易外传》和《老子衍》等。另一度是到了晚年，外界的压力相对减小了，从61岁到67岁，这是第二个高峰期，他写成了《噩梦》、《俟解》、《思问录》、《周易内传》、《庄子通》这些著作。这距离他的告别人世只剩下六、七年光景了。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情况，即同一段思想，船山往往分前后两次写书，如《周易外传》和《内侍》相距30年；《噩梦》和《黄书》相距25年；《老子衍》和《庄子解》相距24年。这说明他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给他的著述安排，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至于诗文，作者们自己也都很珍惜，一再编订。这些内容，作为作者们生活记录，也有很高的价值。不过，在三先生中间，对梨洲《南雷》诗文、船山《姜斋》诗文持批评甚至指斥态度的，每每有人（如船山爱骂市民甚至农民为“禽兽”等等，就招来诽议）；而对《亭林》诗文则斥者素所未见。盖亭林于诗文有他独立见解，如他不喜欢七言，说七言多两个字，耍花样的机会就多；又不喜欢律诗，说一搞对仗，耍花样的机会又多。他的诗文，朴朴实实，服搞耕辈表但。
底下，我们该看看三位先生怎样带徒弟，也就是如何安排接班人的问题了。
在这一方面，以船山最差，以梨洲最盛，亭林居中间状态。船山是一“穷儒”，经常奔波于乱山之中，又不象亭林那样有很厚的一个社会保护层，所以愿意来就学的人就不多了，只从文献里看到一位叫唐端笏的，曾在船山晚年一度前来随学。所以船山晚年慨叹自己的学问是“绝学”。亭林平生挚友不少，徒弟不多，只一个潘耒，字次耕，吴江人。亭林和他的关系是这样的：在苏州抗清起义时期，有一位少年英烈，也是亭林的好友，叫潘柽章。潘牺牲后，按律例其遗孀须送宁古塔服刑，而潘耒负责护送。走到淮安，按亭林的介绍，在王略家停留，王略看出潘耒是个有成就的小伙子，就收他做女婿。后来潘耒往来南北，就认亭林为老师了。除了传授学问之外，有很多私房事亭林也安排他去做，有很多梯已话亭林也跟他说。潘耒也不辜负老师的爱重，老师殁后13年，在福建把32卷本《日知录》刻印出来，还在书前写了一篇很有水平的《序》。朝廷纂修《明史》他也参加了，他主稿《食货志》，为了把《志》写好，他记了60大本资料，可惜这份宝贵文献后世人没有见到过。
带徒弟事业最有成绩的，要算梨洲了。他自五十几岁以后，就开始讲学、收徒。他的讲学，也不像当代的学校那样，按课程、按钟点讲课；倒有点像讲座，在馀姚讲讲，在宁波讲讲，在四明山的寺庙里讲讲。讲的题目也是随他而定，有时讲孟子，有时讲汉易的象数，有时讲他老师刘宗周的王学遗教，等等。在他带的徒弟中，以宁波万氏八兄弟最著名。宁波万泰（履安）有子八人，最小者斯同字季野、第六者斯大字充宗，最有识见，最有毅力，最有成就，成为梨洲学派后继者中的巨擘。季野和侄子万言（贞一）应征到北京参修《明史》，梨洲赠诗中有句云，“季野观书决海堤”，又有句云，“一代贤奸托布衣”，前一句说的是季野读书之博，后一句是明朝三百年历史就靠这么一位不署衔、不受俸的布衣前去评说了。其对心爱弟子爱惜之殷、学问上信托之重，是极为感动人的。
万斯大、斯同兄弟不仅在史学上是大家，即使在经学上也有极可宝贵的见解。他们主张《经》的《传》《注》基本不可信，必须排除它们的谬误；怎样排除呢？要以《经》解《传》；而且还不能单靠一《经》，必须把诸《经》联起来，才能更清楚地看出《传》、《注》的谬误。这个见解太深刻了，它是从大关节目上去为《中国古代史》资料的鉴定工作，打造坚实的基础；较比乾嘉考据派从一字一句一音一转上去抠搜问题，要恢恢乎大多了。
通过万季野这么一个学术使者，以梨洲为首的浙东学派，以颜习斋（元）为首的河北学派，以魏僖（叔子）为首的江西学派，在北京发生了交流，出现了融合。其中包括万斯同（季野）、刘献廷（继庄）、王源（崑绳）、李塨（恕谷）以及方苞。到这些人的时候，黄、顾、王三先生所代表的学术年代，已经过去了。而乾嘉考据派早期代表人物钱大昕（竹汀）要等到万斯同谢世后26年才出生到人世中来。
1996年5月30日，鄙人80初度前十二天，写毕于兰州大学22楼20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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