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困难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本土化论文,对策论文,困难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土化研究，或研究的本土化定向，是当今中国社会心理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经过1992年夏秋之交的神农架会议之后，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应走本土化的道路已渐趋成为人们的共识，部分学者已迈开了本土化研究的步伐。1994年8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第二届中国人社会心理研讨会上，涌现出了更多的本土化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社会心理研究》中有关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也愈来愈多。但是，笔者认为，在这种表面十分繁荣的景象下，隐藏着许多困难，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势必影响到本土化研究的顺利进行，建立华人本土心理学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一
本土化研究代表的是一种研究的方向，并非指一个狭义的派别，对此很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但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界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总会影响研究对象的心理与行为，同时也影响到研究者研究主题的选择、研究方法的确立和理论的建构。如果研究者的理论和知识与被研究者的行为之间达到非常贴切的地步，即所谓“本土性契合”（杨国枢语），就可以称这种研究为本土化研究。由此可见，本土化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并非只有对所谓西方科学形态的心理学进行跨文化本土验证才是本土化了的研究。所有强调以当地人、当地文化与社会为主体的主位研究策略(emic approach)下进行的研究，都可以认为是一种本土化研究。包括文化心理学、民族心理学、民俗心理学及常识心理学的研究。应用合适的方法对本土文化中特定的心理进行探讨，建构理论，其结果必然是本土心理学。西方心理学成果可以借鉴，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对西方心理学进行比较文化研究之后，才能建立本土心理学。西方心理学也是一种在西方本土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本土心理学。我们从本土化角度出发，也能建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心理学，最后建立全人类心理学。现阶段，完全可以设想，不同文化环境中可以进行不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建构不同的心理学理论。
那么，我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究竟存在哪些困难呢？笔者认为：
缺乏进行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整体思考架构，几乎所有论述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文章都谈到一个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在形塑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中的巨大作用，但对于如何形塑，却往往没有更深入的讨论；对本土化研究应该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文化架构中进行，更鲜见有人说明。这可能是由于心理学工作者所受训练的缘故，谈起社会、历史、文化的作用时可能不会象从事这些领域专门研究的人那样得心应手，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从事具体本土化研究可以不必顾及这些虚而大的问题，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社会、历史、文化系统为我们了解该系统内人们的社会心理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效的意义系统，正是透过这样一个意义系统，我们对具体社会情境中人们心理与行为的有效解释才成为可能。如果不对如何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中建立整体的思考架构－－以此作为意义系统来翻译我们在外表所见的客观的具体社会情境及社会行为－－这一重要问题给予充分注意，就难以做到比较贴切而合理地透过这一意义系统来诠释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总之，一个人在具体情境中的活动必须透过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这一意义系统才能被别人所认识。过去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并未完全揭示出这一意义系统，也没有在一定的思考架构下对孕育中国心理学思想的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分析。后来，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走上引进和模仿西方心理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道路，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系统在解释国人心理与行为中的作用进行了实际上不应有的忽视。
对具体的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来说，确立这一整体思考架构也必不可少。虽然每个社会成员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情境之中并受情境的影响，但是，成员自身在应付日常生活时，并不能清醒意识到他所生存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形貌及运作方式。研究者必须有意识地应用相同或不同的材料，经由相同或不同的方法进行建构。这种思考架构具有的认识功能和组织功能，可以对研究者应重点研究什么提供指导并发挥某种程度的激励功能。具备这一思考架构，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才可能做到有所侧重，有的放矢，而不会陷入繁杂的文化典籍或流于盲目的比较文化研究。
研究主题的确立上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 社会心理学应该面向社会，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发展史早已证明了这个结论，恐怕没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但是，面向社会的研究并不意味着能够立竿见影为社会服务，期望社会心理学研究对社会能够马上作出贡献只是一种从功利出发的奢望。
功利主义对研究主题确立的影响，最突出表现为过分地为了解决所谓社会问题或完成某种任务而进行研究。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片离现代化还比较遥远的国土上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已经袭来，人们的心理确实发生了不同于以前的巨大变化，呈现一种杂乱纷呈、难以清晰描绘的局面，其间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有些人希望发展得尚极不成熟的我国社会心理学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服务，当这种愿望没有很好实现之后，对社会心理学就失去了信心。虽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涉及到当地人的，但并非全是能够允许研究者进行充分而深入的本土化思考的。申报研究课题时，也必须对此研究能否发挥某种实际作用有所承诺。毫无疑问，社会心理学能够而且应该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服务，但这应该是本土化研究深入地进行到某种程度并建构出一定的理论之后才能变为现实的事。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对于尚在襁褓之中的我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来说，其目标应定位在对当地人的心理与行为提供一个全面的描述上，让别人透过这个描述能够了解当地人社会心理的全貌。
研究课题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另一方面，表现为过分地为了“快出成果”而从事易出成果的研究。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有十分广阔的领域，一生有限的生命无法从事很多很多研究，选择研究课题时，根据自己的条件使课题易于变成成果，当是十分普通的研究策略，自然无可非议。此处所述对“快出成果”的过分偏好，意指选择课题时的急功近利倾向。不过多关注自己的学术训练背景，凡是上级领导布置的、结果肯定会发表的研究或者与国外学者合作的、能获得他们的奖金和信息支持并且研究结果又会在国外发表的所谓跨文化研究等，就去积极从事。笔者没有资格对此类研究进行反省，更没有能力动摇他们的想法，不过却不得不承认，如果研究者在选择课题时，主要不是依据自己的独立判断而几乎仰仗外部力量投其所好（可惜由于研究经费奇缺有时不得不如此）。对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是没有多少好处的。上面布置的课题往往为完成某种任务，难以进行深入的本土化思考，至于与国外学者合作的跨文化研究，更应认真对待。已有学者指出（杨国枢，1993），目前的跨文化心理学并非真正的比较文化研究；而是沦为一种以西方心理学为主、西化心理学为辅的模拟跨文化研究。从《跨文化心理学杂志》发表的文章来看，许多研究采用的是西方式的研究课题、理论与方法，非西方社会的本土性的理念、架构、策略和工具极少。部分西方学者甚至对非西方社会文化几乎全无了解，仅凭有当地同行合作就写出研究报告来，很难设想这种研究对了解非西方社会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有多大价值。笔者认为，即使国内不同民族间的比较文化研究，也应注意类似的问题。缺乏对其他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了解，仅仅因为某项调查没有在某个民族实施过就去拿来试一试，进行浅尝辄止的分析，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真正成熟的跨文化研究应当是在各自本土心理学建立之后或在各自相关领域从事本土化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进行的。
缺少本土化研究方法 这是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最大的困难。现在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是实验法和调查法，都是从西方学来的。西方社会心理学自Allport1924年奠定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以来，过于偏重心理学取向，以个人为中心，忽略了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结构，受到很多批评。Hogan等人指出，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个体主义(indiuidualism)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导致这种取向的价值观方面的重要原因。即使少量的社会学取向的研究，也往往注重微观的人际关系，对在不同情境下能广泛解释人们社会行为的宏观的社会心理学原理探求很少。与此相应的是，实验法和调查法在研究中的广泛流行。实验法虽然给社会心理学带来了许许多多的中小型理论，但其致命的缺陷也不容忽视。实验法的兴盛是在实证主义哲学观支配下，心理学模仿相对成熟的自然科学的产物。社会心理学受这种风气影响，试图在脱离现实情境的实验室中通过操纵几个自变项发现决定社会行为的条件，结果是几十年来收效甚微，除了许多零零碎碎的结论之外，谁也不知道社会心理学大厦的全貌。尤有甚者，发展到后来，社会心理学实验变成是研究者挖空心思，想尽办法在实验室中寻找每种社会行为可能发生的条件，而丝毫不关心这些条件在现实情境里会不会出现，有多大代表性。社会心理学过于偏好实验室情境，太注重强调研究不受情境影响的个人基本心理历程，导致把复杂的社会行为简单化为个人的心理运作，并使社会心理学与实际相脱离。实验法被我国学者的采用是包括与之伴生的缺陷在内的。
就拿调查法来说，暂时撇开个别没有责任的研究者全盘照搬西方问卷或测验的明显错误不谈，就是经过修改或自行编制的量表，施测国人时，也面临许多无法回避的困难。许多学者指出（杨中芳，1989；杨国枢，1982；瞿海源，1982），滥用评定量表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不能保证研究者高枕无忧。由于中国受测者对自我表白的不习惯及对被评价的敏感，在填答过分冗长及内容情境陌生的西方翻译来的量表时，容易造成认知的表面化及回避现象。即使最容易的针对题目本身“好恶度”的回答，也可能引起结果的许多偏差。翻译带来的语义方面的变化也会导致解释的差异。我国受测者的社会赞许倾向较强，倾向于按照社会公认的看法作答，而把自己的真实情形隐藏起来。应用问卷调查，还要面临研究架构不明了、研究设计不甚严谨和解释可能缺乏说服力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问卷调查虽然快捷、方便，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由于某种程度的量化而显得貌似很科学，结果也可进行统计处理，但同样会产生数据失真的问题，即我们收集的数据材料可能并未真正反映调查对象的真实情况，在这种基础上的统计推论就会很有问题。
实验法和调查法在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风行，西方的影响是主要原因，然而就内部因素来讲，与我们缺少及时深刻的反省不无关系。方法的本土化难度最大，要冒不被别人接受甚至遭别人讽刺乃至因失却传统家园而自我放逐的危险，但这确实是横在每位从事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者面前的一座大山。如果我们不去征服，过分依赖西方价值观念指导下建立起来且本身有很多缺陷的实验法和调查法，在研究中只显露细微修改的功夫而缺乏彻底革新的勇气，方法的本土化就永远只能是目标而不会成为现实。
本土化构念和理论匮乏 几乎没有本土化的构念和理论，是我们面临的又一困难。遍览大陆社会心理学研究，真正提出本土化构念(construet)的极少，发展出本土化理论的近乎没有，这是盲目仿效西方社会心理学造成的恶果。本土化构念是研究者真正开始本土化研究首先必须考虑的，它最能充分反映国人的思想，有利于在研究方法上创新和形成本土化理论。利用西方现成的概念，研究固然容易多了，但也容易陷入西方学者已有的窠臼，因而很难从事深入的本土化研究。如果在研究中确属万不得已采用西方的概念，也应先进行本土化分析，以批判的态度，认真判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所蕴含的基本预设是否已有变化，作出必要的修改，以便充分反映本土思想。
前面四种困难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于本土化研究的全部过程之中的。这四种困难的形成与研究人员自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视为主观方面的困难。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与研究者本身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但同样影响本土化研究的困境。
研究人员的培养机制不大符合本土化的要求 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需要一大批赞成本土化研究方向并懂得如何研究的专门人员。本土化研究需要的知识面很广，研究者必须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有深刻了解，仅凭研究者自己的本土生活经验未必就能对面临的问题有深刻的本土性体悟，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一些大师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格有十分深刻的论述，它们对我们进行本土化思考不无裨益。我国的心理学系由于缺乏对本土化的自觉体认，未必积极鼓励学生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然而，本土化又决非浸淫于历史之中不考虑别人的研究，密切注视、了解西方心理学研究同行的工作也同样重要。本土化研究是学术上的一种成熟而自觉的行动，而“不是一块万灵的遮羞布，用来掩藏学者自己对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无知”（杨国枢等，1982），只有先对西方学者已进行的研究有充分了解，才会明白他们的优点与不足，找到本土化的重点及主攻方向。就这点而言，我国心理学系的学生被要求了解西方学术动态，但对其有意识地进行本土化思考并未成为一种良好习惯。本土化研究还要求方法上多元并存，并非实验和调查一统天下，可我国心理学系的学生除了学习心理学传统研究方法以外，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了解得实在不多。社会学系对社会心理学研究人才的培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重视心理学方面的训练已是人所皆知的事实，在此无赘述的必要。
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人员的培养机制没有与本土化研究的目标联系起来。经过几年的努力，虽然本土化为大部分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所接受，但远未成为大家一致的行动。培养机制的改革牵涉到许多问题，并非一时能奏效，而且就算改革了，由于现实原因，许多毕业的学生也不会把从事本土化研究视为自己的志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去做比本土化研究来得更为现实、可以带来很多收益的其他工作去了。
研究经费短缺 研究经费的捉襟见肘已为大家所公认，当考虑到本土化研究时，这个问题变得格外严重。本土化研究的课题显得不那么十分实用，申请经费时，在本来已经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更不容易受人青睐。对我国许多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特别是刚刚开始研究的年轻人来说，很难申请到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经费，更谈不上进行富有深度的本土化研究。
二
在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面临的诸多困难面前，我们并非一筹莫展。坚定本土化研究的信心自然必不可少，另外，与上述六个方面的危机相对应，我们还可以在以下可能的选择方向上作进一步的努力。
尝试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中建构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整体思考架构 杨中芳(1993)在《试论如何研究中国人的性格》一文中曾尝试建立研究中国人性格时的整体思考架构，很有启发性。笔者认为：只有具备这样一些条件，就可以建构如此思考架构。(1)对特定社会、历史、文化体系下人的行为与环境的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可以提供一个基本背景，并发挥判断基准的作用；(2)对自己的本土化研究课题在背景中所处位置的评估，这要求对研究课题有相当程度的体会，并认识到该课题与其他课题的关系；(3)对西方学者的同等课题或同类课题在西方社会、历史、文化体系中所处位置和功能的认识，这在后来进行该方面的比较文化研究时大有用场。这三个条件亦可视为建立这一思考架构的三个步骤。笔者深信这种建构需要研究者耐得住寂寞并且能够忍受思索的痛苦。
研究内容上突现本土特色 笔者认为，社会心理学本土化对研究内容的要求，首先是本土性，然后才是应用性，有时二者是统一的，但更多的时候二者有所分离。具备本土特色的研究很多，主要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富有特色的国人社会心理的研究，另一类是对转型时期现代人社会心理的探讨，前类研究侧重过去，后类研究更贴近现生活，但从学理上讲，并无孰轻孰重的问题，而且两类研究有时甚难区分，交织在一起。具体分述如下：
传统类：考、缘份、仁、义、报应、怨、恩、信、礼等的内涵及在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运作。
现代类：(1)与个体心理有关的主要有自我观、价值观、道德观、成就动机、自我取向、社会取向、社会认知（如印象形成、归因、内控与外控等）、心理卫生等。
(2)与群体心理有关的主要包括社会变革所引起的角色变迁、角色冲突（如知识分子下海、性别角色冲突等）及角色行为，家族主义、组织气氛和组织行为，领导权威、集体主义、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时代变迁、人情、面子、恩缘、回报等在人际关系形成中的作用及运作方式）、助人行为、利他行为、侵犯行为等。
(3)与大众心理有关的主要有时尚、流行、舆论的形成、“一窝蜂”现象，等等。
倡导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格局 从事本土化研究，不宜囿于简单的心理学取向或社会学取向，甚至一方不屑于另一方，具体研究方法也应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心理学取向、社会学取向或文化人类学取向各有利弊，无法相互替代。由于学科背景乃至思考习惯的原因，人们往往认为自己已经从事的取向是最科学、最合理、最优越的，事实上未必如此。现阶段，在三种取向无法有效融合产生一种更为合理的取向之前，应该互相倚重，互相补充，互相学习。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必须破除实验法和调查法的霸主地位。对实验法和调查法的反省无论国内外都大有人在，但由于它根深蒂固，至今仍占据研究方法的统治地位。实验或调查的方法是理性主义支配下的实证主义认识论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寻求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和客观规律，虽然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一个客观真理，但这种方法由于能够对研究对象有所量化并可以对结果进行统计处理，对初涉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人有种特殊的吸引力。事实上熟悉社会心理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正是由于表面的量化，许多丰富生动的内容就在一个个数字之间溜走了。社会心理学研究越做越精致，离社会现实也就越来越远，到后来完全变成书斋中的学问。
能够找到一种研究方法适用于任何研究而完全与研究对象无关吗？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我们至少有把握这样回答，由于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更不能文化无涉(culture free)，因而不可能找到与客体无关的纯粹中立的研究方法。谁也没有把握告诉别人，有一种特定的方法、程序，循着它就能达到本土化研究的目的。
我们倡导方法多元，除了实验、调查之外，现象学和诠释学等非实证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在实证主义的霸权地位下往往显得非常脆弱，但其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是巨大的。透过行动者的主观经验世界，也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与研究对象之间达到密切的贴合，并认识现象发生的情境和现象本身。
对于跨文化研究方法，我们应谨慎对之，一般轻易不要采用，真正的跨文化研究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本土心理学之间的比较研究，现在西方学者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心理学研究的优势地位到第三世界所从事的不平等的比较文化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跨文化研究，而是西化的跨文化研究。这类研究－－虽然西方学者的目的在于扩展自己的理论，验证其普遍性，企图建立全人类心理学－－面临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西方学者的理论根植于西方文化，是在西方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这种研究最多只能反映西方人的心理，东方有迥异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氛围，怎么能以西方的理论来衡量非西方社会人的心理呢？如果为了说明自己理论的伟大而去证实跨文化的普适性，就很有质疑的必要。有的西方研究者习惯于“机场研究”，乘飞机奔波各地收集材料，对非西方社会的文化没有兴趣。资料分析结果如果与在西方社会得出的结果不符，就说这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最常见的说法是西方社会是个人主义的，东方是集体主义的，这里且不去论述这种说法的不合理之处）；如果相符，就庆幸自己的理论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至于究竟非西方社会人的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则不在这些西方研究者的计划之内了。可以看出，这类跨文化研究除了建立一种西化心理学之外，对于了解非西方社会人们的社会心理，实则无多大贡献。
同前文一样，我们强调国内不同民族间的跨文化研究也应认真对待。首先应从本土化的角度去研究少数民族心理的形成与发展，然后才考虑不同民族间的比较。现在流行的做法是随便什么民族都和汉族进行比较，然后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教育等所有方面说明比较结果相同或不同的原因，这对全面了解少数民族心理有所帮助，但帮助不大。
自觉进行方法上的创新也是方法多元应有的题中之义。无论实证的方法还是非实证的方法，皆来自于西方。能否设想存在一种特别适合研究国人的心理且有异于西方的方法？这有赖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思维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的努力研究才能给予答复，从事本土化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应当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创造本土化构念，发展本土化理论 从富有本土特色的研究内容入手，研究者就可能创造本化构念，进而发展本土化理论。研究者必须对本土材料保持高度的热情并十分敏感，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仔细考察日常生活不同情境中人们的社会行为，自觉运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建构本土化的概念和理论。本土化构念的孕育并非盲目排外的过程，以谦虚的态度，认真学习吸收他人的理论与方法并为自己所用，同样不可缺少。
改革研究人员培养机制 改革现有培养机制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本土心理学工作者应设法说服上级领导，在课程调整时作出有利于培养本土化研究人员的安排；也可以在社会心理学圈内外广泛游说，争取其他同行的同情与支持。
建立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专项基金 可以仿效其他基金会的做法，建立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专项基金，使能够进行下去的研究不会因经费不足而夭折。
总之，本土化方向是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面临的最合理的选择，但这条道路本身充满了许多理论乃至实际上的困难。笔者深信，通过我们对这些困难的认识和对可能的解决办法的分析，本土化研究一定能够顺利进行；通过我们脚踏实地、孜孜不倦的努力，建立华人本土社会心理学，摆脱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边陲地位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