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如何面对这一新的机遇和挑战，正在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复杂经济形态，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于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因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弥补资源和资本的不足。所以，不断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知识经济的到来，不但会促使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广泛的质的变化，而且将引起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迁。
知识经济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但就其本质要求即不断创新而言，则可以上溯到人类的整个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创新意味着进步，离开创新，人类社会就会停滞。从钻木取火到电脑的广泛应用，人类正是在不断创新中为自己开辟着广阔的美好的前景。在实践中，人类形成了一种共有的宝贵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它寓于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成员之中。历史证明，哪一个民族和国家善于创新，就会发展迅速，就会在世界民族之林居于优势地位；反之，因循守旧，裹足不前，就会在发展的大潮中落伍，甚至被淘汰。江泽民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话说得十分中肯。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有材料证明，人类最近30年所获得的知识约等于过去2000年的总和，预计到下个世纪中叶，人类现今掌握的知识届时将仅为知识总量的1%。可见知识更新之快捷。所以，学科要发展，必须不断创新。作为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
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历史学科，它以如实叙述和准确分析为根本。唯其如此，往往成为不以创新为然的研究者的借口。其实，有些研究者没有弄明白，创新并不是要改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事实，也不是要改变已有的正确的观点、分析、判断、结论，而是在研究角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开拓新的领域，用新的正确的认识代替旧的不正确的认识，以新的可靠的史料填补空白或纠正旧的不准确的史料。只有这样，中共党史学科才能发展，才能前进。所以，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同样应该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当然，创新不能随意，不能违反科学。象“文革”时期那样写党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历史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把正确的东西说成错误，看上去是“新”的，其实是假的。这不但不能推动中共党史学科的正常发展，相反会将其引入歧途。真正的创新，永远与科学一致，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动力。
事实上，中共党史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有了党的正确路线、正常的政治环境和学术心态，加快了发展速度，创新的硕果不断涌现。这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一、弄清楚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对象就是创新。按说学科性质、对象，一般不应该是问题，许多学科早已明确，可中共党史这门学科就不行。由于50年代末把中共党史列为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之后，人们就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中共党史是政治学科。确实，中共党史的政治性很强，但这只能说明它的功能。唯其如此，才被列为高校政治理论课。学科性质弄不明白，自然对学科的发展不利。所以，80年代初期，有的学者提出疑问，经过讨论，大多数研究者取得了中共党史是历史学科的共识。至于学科研究对象，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几乎很少提到，也是在有的学者提出疑问之后，经过讨论，才一致认为应该明确学科的研究对象。当然对研究对象的表述，人们各有自己的说法，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二、开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也是创新。改革开放以前，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极窄，尤其在“文革”期间，完全变成了两条路线斗争史。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把中共党史研究从死胡同里拯救出来，逐步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诸如，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中国共产党组织史、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史、国共关系史、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史，等等。三、从新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也是创新。诸如，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度，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角度，等等。四、以新的史料纠正原有的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也是创新。如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期，“文革”前已经知道不是七月一日，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弄清楚。80年代初期，经过学者根据大量材料考证，才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准确日期。以上的例子只是中共党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创新的一部分事实，但却说明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确实在不断创新。
时代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它要求每个学科与之相适应。时代的发展带动学科的发展，而学科的发展又促进时代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迈进。中共党史这门学科在时代的推动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创新，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比起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其他学科，由于学科的特点，更由于研究者思想不够解放，创新意识弱，显得沉闷而不活跃。这种情况对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按说不应该这样，因为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对象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对创新性极强的对象进行研究，理应使研究者受到感染而形成强烈的创新意识。为了强化这种意识，有必要对研究对象的创新性做点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创新的历史。这部历史的开头要追溯到“五四”，因为五四运动以及整个五四时期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五四时期就是个创新的时期，那个时候的精英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总受西方国家的欺辱，为人奴役，就是因为落后。中国的社会必须改造，而依靠封建时代传留下来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是不行的，应该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思想、新制度、新方法加以研究，找出改造中国的方案。所以，一切都要求创新。凡是新的思想、学说，什么尼采的、柏格森的、杜威的、罗素的，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等，都有人介绍，都有人研究。当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在人们的研究视野之中。由此而提出的救国方案，也是五花八门的。甚至为了宣传各种学说而办的杂志，常常起个带“新”字的刊名，诸如《新青年》、《新生活》、《新潮》、《浙江新潮》、《新共和》、《新海丰》、《新江西》、《新山东》、《新湖北》、《新安徽》、《新四川》、《新生命》、《新教育》，等等。许多刊物也都以革新社会为办刊宗旨。如天津觉悟社办的《觉悟》提出要“革新”、“革心”，用现在的语言表述，就是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又如《解放画报》宣称其办刊宗旨，是要引导多数平民向光明的路上走，“革新旧社会，振兴我们的国家”。新思想需要新的文字形式去表达，才能广泛传播开来，才能让普通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看懂。所以，自从1917年胡适提倡白话文之后，这种新的文字就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在教育方面，人们也力求创新，决心改革学制和课程设置。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年会讨论修订学制系统，并要求废止旧的教育宗旨。此后，经过研究和讨论，教育界人士多数赞成“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并同意实行美国的中小学六三三、大学四至六年的学制系统。到1922年，学制改革由教育部最后定下来。接着，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也有很大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大学开设了许多新的课程。教育的创新，对后来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五四时期的创新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上都有所创新。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五四时期的创新精神，在领导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创新，取得了重大成就。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是创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是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创新，“一国两制”也是创新。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考察中国共产党历史全过程可以看到最大的创新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创立了两大理论体系，即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和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毛泽东和邓小平既是创新精神的倡导者，又是创新精神的实践者。他们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辩证的创新思维，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完全崭新的理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来说，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先占领城市，后进攻农村完全不同的崭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不断创新结出的硕果。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现成公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全新的科学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完全崭新的理论。以社会主义本质论来说，是与以往的概括不完全相同的崭新的概括。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把生产力摆在突出的地位，这不仅是针对以往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观念，针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且是抓住了社会运行机制的重要环节。因为在人类社会基本结构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运动的起点。邓小平的新概括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最根本目标，是对生产关系的突出描述。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两条根本原则。邓小平的新概括，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手段和终极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把握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同样，邓小平在理论上的创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现成公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了两大创新理论体系，才领导民主革命、社
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胜利。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创新呢？社会实践的发展是创新思维的源泉，而知识、经验则是创新思维的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内容极为丰富，又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所以不断创新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大特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实践紧密联系的、革命的、具有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因此，创新是它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投身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创新活动，从而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发现了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在这个创新的过程中，一切国际学术新成果都没有逃出他们敏锐的视野。英国的达尔文主义，美国的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德国的毛勒关于日尔曼土地制度的巨著，俄国的柯瓦列夫斯基对原始公社制的最新探索，等等。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每一划时代的发现，都受到他们真诚的欢呼，并为他们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养料。古语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富于创新的奥秘所在。虽然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的特征决定了以它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必定是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党，但这是有条件的，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凝固不变的教条，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词句来裁剪无限丰富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其后果只能是窒息了创新精神，给革命带来损失。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屡次出现的“左”右倾错误，其根源即在于此。
上面说过，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不断创新的历史，目的想使研究者加强创新意识。研究创新的历史，自己创新意识不强，实在说不过去。而要加强创新意识，树立创新精神，就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提高认识，克服不正确的观点。
那么，从目前中共党史研究现状来看，有哪些方面可以创新呢？
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中共党史学一般比较注意借鉴历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近年来，又广泛从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中吸取养料。应该说，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有所发展和创新的。但是，时代的需求是不断发展的，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必须不断创新。其中，突出的问题，首先是应该建立起一个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其他学科的指导思想，这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则不同，它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若干理论原则，并形成体系，用以具体指导研究。有了这样的中介理论体系，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特色就凸现出来。显然，这一创新，对中共党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研究方法，最突出的创新，是需要更加多样化，这是由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决定的。目前探讨的一些研究方法，有的已经运用于党史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数还处在引进、学习阶段，有的也只是搬用了一些新名词、新概念，这当然是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新方法的传播，既在于宣传，更在于实践。只有用新方法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开拓出以旧的历史视野和方法所无法提出的新的重大选题，或者对一些原有的重大选题作出比用旧的视野和方法所得成果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这样的方法才能为广大党史研究工作者所接受。另外，在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上，值得注意的是对自然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吸收。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各学科、各领域的交互影响，尤其是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正日益加深。列宁在20世纪初写的《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一文中就已指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马克思时代就存在，而且在20世纪初，“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以说更加强大了”。今天，自然科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已被西方学者广泛地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成果，诞生了许多边缘、交叉学科。如何认真吸收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中的有用部分，进行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将是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研究角度的创新，是中共党史研究创新的重要方面。前些年提出的社会现代化角度、社会史角度，虽然已被一些研究者所接受，但由于其难度较大，研究成果还比较少，深度还很不够。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这些角度仍算是新角度，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创造出更多的成果。当然，新的角度还需要不断开辟。譬如，从人类学的角度，从文化学的角度，都可以研究中共党史。这些新的视角，能够更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又如，从国情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本来不能算作创新，因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的研究一点也离不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但是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则不同，研究者并没有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社会性质，作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概括和准绳。其实，50年代中期，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就应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特征、基本路线和纲领去衡量这个历史发展长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地位、作用、价值。改革开放的历史应该这样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前十年的历史也应该这样研究。因为那时候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所以，从国情角度研究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也是一个新的角度，应该坚持和深入下去。
如前所述，研究领域的创新，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已有不少成果。但是，谁也不好说，目前的研究领域已经穷尽。因为对过去历史过程，人们仍有尚未认识的问题，而未来的历史发展又可能提出新的问题，所以研究领域还会不断开辟。从目前来看，诸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建设史和党自身的文化思想史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规律的研究，等等，都是新的领域、新的课题。有的即使已经开辟的研究领域，由于进展缓慢，至今也只是积累了些资料，并未有象样的成果。譬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就是这样。80年代就提出应该搞组织史，此后有个人搞的，也有各地党史研究室搞的。名曰组织史，其实是组织史资料，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并没的搞出来。所以，这个领域基本上仍是空白。总之，研究领域的创新，还有待于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的努力。
发掘史料，经过研究，纠正以往研究中的误差，或填补空白，这是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进行的工作，具有极大的创新意义。近期，有的研究者使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出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一些文件和资料，考察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问题，特别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得出一些新的看法，就属于这类工作。又如，有的研究者在做《李大钊文集》注释工作，不仅发现新的李大钊的文章，而且核对史料纠正以往不符合实际的结论。这些都反映了研究者的敏感性，勇于创新。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做这方面工作，一要认真研究新史料的可靠性，二要在提出新的看法时特别慎重。
研究手段的创新，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一项需要开拓的工作。在发达国家，历史资料的整理、分类、储存、查阅等都已电脑化，这就扩大了人脑的信息储存量，并将研究者从繁重、琐碎的单凭人力搜集、整理、查阅资料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大大提高研究者的工作效率。而中共党史研究工作在这方面还很落后，现有的光盘资料中虽能看到部分中共中央文件、领导人著作和讲话以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各种专业期刊，但集中的中共党史专业资料几乎没有。至于网上也没有中共党史研究的专业网页可查。大多数青年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进虽然都在使用电脑，但都以打文章为主，很少上网或使用光盘资料。这种状况既与经济有关，也与人们的观念不无联系。对此，虽不能急于求成，但也应引起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的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单位，应该有计划地开展，把能够公开的资料上网或制成光盘。
创新要靠人才，没有人才的培养，一切都是空话。中共党史研究人才的培养，现在遇到的麻烦不小。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早已不开中共党史，而最近又把中国革命史改为毛泽东思想概论，在专业系也很少再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课。这样，原有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师队伍就分散开来，去教毛泽东思想概论或邓小平理论概论。党校、军校的状况也不妙，因为中共党史课开得很少。说得上培养中共党史研究人才的，全国只有5个博士点和20几个硕士点，而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相当不少的人并不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剩下的人也未必都能成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各省市党史研究室虽然这些年来也出了一些人才，但其本身问题不少，难以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如各省市党史研究室的正主任绝大部分不是搞专业的，而是因职务安排而来的。在他们的领导下，整体水平不高，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希望各省市组织部门能从党的利益出发，解决一下这问题，让真懂专业的人领导党研室工作。为了更好地培养中共党史研究人才，作为这个专业的领导部门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应该负起责任来，与高校、党校、军校的中共党史学位点通通气，与各省市党史研究室通通气，共同研究一下，如何有计划地培养研究人才。否则，任其自流，后继无人，不但创新不了，守旧都会成了问题。
本文问题的提出，是从知识经济的角度出发的，其实说的还是中共党史学发展的老问题。学科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一定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