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志愿服务转型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志愿服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6X(2001)03-0045-05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的变革、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中国逐渐改变过去“政府办社会”、“企业办社会”的状况。这样，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团体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生活状况、推动文明进步，就成为日益重要的途径。志愿服务工作应运而生，受到政府、社区、民众的广泛欢迎，发展极为迅速。志愿工作(volunteer service)是指任何人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而提供的服务。（注：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志愿精神在中国》第9页。）目前，中国有民政部门发动的社区志愿服务、共青团发动的青年志愿服务、卫生系统发动的医疗志愿服务、慈善系统发动的志愿服务、宗教团体发动的志愿服务等。其中，青年志愿服务的队伍庞大、项目众多、效果明显、影响广泛。至2000年底，全国共有8000万人次的青年为社会提供了40亿小时以上的志愿服务，建立社区青年志愿者服务站2.4万个，“一助一”长期服务对子达到250万对。江泽民总书记专门为“中国青年志愿者”题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志愿服务进行鼓励、表扬。如今，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变迁日益深化，社会和民众对志愿服务的需求日趋强烈，也就促使志愿服务事业加快转型、迅速发展，包括组织结构转变、服务内容丰富、工作领域拓展、人员素质提高。本文着重探讨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的志愿服务结构转型问题。
中国社会转型与志愿服务的转型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它以结构转换为核心，带动社会体制的转化、利益的调整、观念的变化。（注：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这种转型既带给志愿服务发展机遇，也带来诸多挑战。从国外情况看，促进志愿领域发展的压力至少有三个来源：来自基层的主动积极的热衷者，来自体制外的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注：[美]赛拉蒙：《第三城的兴起》；李亚平、于海主编：《第三城的兴起——西方志愿工作及志愿组织理论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面临国内外的压力，志愿服务的转型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一）市场化与志愿服务的需求导向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的大潮冲击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对志愿服务也有影响。市场经济的特征体现在社会精神方面是世俗化和利益化。世俗化和利益化有利于解除传统的束缚人们的精神包袱，如不受上帝、神灵、迷信等虚幻因素的制约，充分发挥人的才能与活力，创造社会财富；但也造成人的精神失落和人生迷惘，导致社会不健康因素甚至病态因素滋长。（注：谭建光：《社会转型时期的志愿服务与人文精神》，《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志愿服务受世俗化和利益化潮流冲击，逐渐转变为市场需求导向。在中国古代社会和欧洲古代社会，志愿服务的前身——慈善事业，主要是贵族阶层、富裕人士向社会表达慈善之心的事业，因此受捐赠者、服务者的意愿影响较大。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志愿服务逐渐成为社会化的事业，更多地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要。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最早诞生志愿服务团体的深圳经济特区，由于外资企业特别多而导致劳资纠纷频繁，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特别多而产生生活适应的困难。志愿服务团体所设立的维权服务（维护合法权益）、外来工生活服务（提供咨询和帮助）特别受欢迎，项目发展非常快，成为闻名全国的名牌。目前，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城乡居民遇到许多新的困难、新的问题，对志愿服务的需求日趋强烈。这正是中国大力发展志愿服务的时机。
（二）民主化与志愿服务的民间色彩
世界现代化推动着民主化的潮流，尤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各个国家，“市民社会”界定了这些国家一度被剥夺的、而现在正力争重新创造的东西，即一个自治的社团网络。它独立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物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行动，能对公共政策发生影响。（注：[英]泰勒：《吁求市民社会》；汪晖、陈藏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1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民间社团产生并补充、代替部分政府功能成为值得注意的趋势。志愿服务过去是以“为人民服务”、“社会公益”、“学雷锋活动”的形式，由党中央领导，各级政府、工青妇等组织实施，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官方色彩。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小政府、大社会”体制目标的确立，允许和鼓励民间成立志愿服务的团体，承担各种服务功能。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这些民间的志愿服务团体仍然要与政府部门、官方团体保持密切联系，甚至挂靠、依托这些部门。但是，其民间性、自主性、灵活性、多样性的特征日益明显。例如，在中国青年志愿者系统，内地都根据团中央的惯例，建立“青年志愿者协会”、“青年志愿者服务站”；而沿海开放地区的深圳市、番禺市、南海市则受港澳文化影响，建立“义务工作者联合会”、“义工服务站”，突出民间色彩，便于对外交流。这就突破中国过去“大一统”的模式，突破统一名称、统一面目、统一框架的限制。志愿服务的民间色彩和灵活特点增强，有利于适应社会变迁复杂性的需要，不断改革调整、发挥服务功能。
（三）信息化与志愿服务的创新机制
信息时代的来临、知识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信息化不仅仅推动技术创新、经济创新，而且促进社会创新。社会创新是达到目标的新的途径，特别是那些改变社会变迁方向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控制方法和新的生活方式。（注：[德]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陆宏成、陈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从欧美情况看，志愿服务由近代兴盛之后，发展范围不断扩大，但志愿组织和服务内容的创新较慢，出现内部僵化、缺乏生机的状况。中国志愿服务也出现停留在低水平徘徊，难以创新进步的状况。信息化的冲击，既使得志愿服务的对象接触新的信息而提高对生活的要求，不断提出新的服务需求；也使得志愿服务人员受广泛信息启发而更新服务项目、丰富服务内容。包括运用新技术改革传统志愿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益；也包括开辟新的服务领域，满足不同层次民众的服务需求。北京、上海、广州开设的志愿服务网站非常受欢迎，成为新的服务热点。深圳市利用为举办“中国高新技术交流会”提供信息化服务的机会，招募志愿者进行信息技术培训，不仅在“高交会”期间发挥作用，而且应用到日常的志愿服务活动之中，产生良好的效果。志愿服务者都是社会的热心人士，对新事物的关心和接受较快，掌握信息技术进行服务创新就是一个机遇。
（四）全球化与志愿服务的多元模式
伴随交通、通讯的发达和社会成员流动的增多，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也日益增多，全球化成为无法回避的趋势。中国大陆的志愿服务在“文革”中断后，恢复之时就遇上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背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因素越来越多。我们认为，全球化简单理解是某种价值观念、文化意识影响各国、各民族，如“欧洲中心主义”、“美国文化模式”、“西方价值观念”取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传统。然而，从深层理解的全球化，恰恰是两种趋势的不断交替：一方面是人类共同的先进技术、进步文明使各国、各民族都能够接受和掌握，另一方面是每个国家、民族的优秀特色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从我国近20年来对海外志愿服务的学习、借鉴过程，可以看出全球交流带来的多元选择机遇。最初，中国志愿服务恢复时的主要交流、学习对象是苏联、东欧国家的志愿服务经验；后来较多借鉴美国志愿服务的经验；随后发现欧洲国家的志愿服务具有特色而加强交流；再后来就充分重视韩国、新加坡、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志愿服务的特殊价值，积极了解和学习。受国际志愿服务多元模式的影响，中国不同地区的志愿服务也各有区别、形成特色。大中城市的志愿服务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多一些，中小城镇的志愿服务借鉴拉美国家、东亚国家的经验多一些，贫困山区的志愿服务参考南亚、非洲的经验多一些。各个地区在借鉴、学习的同时注重发挥区域优势，形成地方特色，使得我国的志愿服务逐渐创造多元模式。
中国社会志愿服务的结构转型
中国志愿服务的结构转型，主要指组织转型、体制转型和制度转型。它是实体性社会结构，是社会实体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的秩序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注：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志愿服务内容的丰富、功能的拓展和水平的提高，都依赖自身结构的顺利转型。
（一）政府倡导
从当代世界看，日、美、法和新加坡等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都十分重视志愿服务活动，这些国家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得十分普遍，并已逐渐步入了组织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轨道。（注：曹卫洲主编：《国外青年志愿服务活动概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所以，中国志愿服务的民间化趋势，并非政府不重视、不支持这项事业。恰恰相反，由于志愿服务团体作为国家体系与市场体系之间的补充，在沟通社会舆论、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特殊作用必须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从直接领导、控制志愿服务的角色，转变为间接的大力倡导、积极支持的角色。因为，现代化社会，政府功能与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必须分离。志愿服务属于社会功能的范畴，如果仍由政府包办、控制，一方面大大增加政府负担，另一方面难以避免官僚主义的影响。所以，外国的经验是政府对志愿服务大力倡导支持，但不直接介入，保持其民间色彩，更加容易得到社会公众的信赖。目前，我国的社区志愿服务从属于社会保障部门，青年志愿服务从属于共青团系统，医疗志愿服务从属于卫生部门，等等。官方色彩、行政色彩依然强烈。应该将这些志愿组织推向社会，增强其自主性、灵活性，成为与政府功能相互补充的民间团体。
（二）社会整合
正是由于中国的志愿服务分属于各种行政部门、官方团体，其重复设置、资源浪费的情况比较严重。志愿组织的成立，不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社会需要决定，而是着眼于争取领导重视，分配人力、资金资源。而且，各个志愿组织的主管部门互相缺少沟通、缺乏协调，更多是互相封闭、争显成绩，搞“小而全”、项目趋同，在低水平徘徊。借鉴外国的经验教训，减少资源分散、实现资源整合的最佳途径，不是用行政手段合并、裁减志愿组织，而是建立“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以指导、调节的方式促进志愿组织的转型。该委员会由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联合组成，每年发布志愿服务项目指导，并掌握政府的资助资金，进行项目公开招标，同时对志愿组织的服务进行监督、评估。各类志愿组织逐渐减少对行政主管部门、官方团体的依赖，更多接受“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实现社会化的转型和社会资源的整合。
（三）管理分层
中国的志愿服务组织，应该从初创期的混合一体、层次不明、职责不清向系统分工、层次分明、职责清晰转化。（注：谭建光等：《青年志愿服务：转型与发展——关于广东省青年志愿服务的调查分析》，《青年研究》2000年第11期。）我们调查过广东省的许多志愿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管理分层，策划、管理、服务的工作由同一机构承担，甚至由同一群人承担。这样一来，志愿者之间分工不清楚，经常在同一水平上重复劳动，很难有创新的基础，而且积极性也难以维护。管理转型的关键是从单层结构向三层结构转变。
(1)策划咨询层由高素质的志愿服务专家和资深志愿服务骨干组成，主要研究志愿组织发展趋势、提出志愿工作创新思路、策划重大志愿服务项目、评估志愿人员服务效果。(2)管理协调层由志愿服务专业人员和骨干人员组成，主要安排服务项目、拓展服务领域、整合服务资源、处理志愿人员与服务对象的矛盾。(3)实施操作层由广大热心的志愿人员组成，开展各种各样的服务活动。当然，三个层次的人员可以互相流动，尤其是一些志愿者从事多年服务活动以后，积累了管理经验或培养了策划能力，就进入管理层或策划层，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四）团体独立
目前，中国缺乏独立的专业化志愿服务团体。大多数志愿组织是以行业、部门分类。如青年志愿者协会、巾帼（妇女）志愿服务队、学生志愿服务队等。至于专业化的服务，只是团体内的分组，如老人服务组、残疾服务组、维权服务组等。这样不利于提高志愿服务的水平，必须实现组织转型。转型的关键是鼓励专业化的服务小组成为独立的志愿团体，不必从属于行业团体，自由灵活地创新和发展，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当专业化的志愿组织独立自由，尤其是作为独立法人而明确权利责任时，才能更加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效益。
（五）竞争选择
现代化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志愿服务，必然要允许竞争、鼓励竞争。中国也是如此，无论是从长期来看还是从目前看，都应该解除限制，强化竞争，通过建立良好的竞争机制促进志愿组织健康发展。（注：唐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当前，中国建立的各类志愿组织通常都有行政依托，因此成立之后没有自由竞争，没有淘汰危险，一些志愿团体可以在低效率、低质量的状况下长期维持，这是很不正常的。志愿组织也应该建立正常的“进入—退出”机制，经过社会服务的竞争而优胜劣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志愿服务具有生机与活力，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六）激励机制
志愿者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也希望获得自身利益、需求的满足。当然，作为志愿性组织，其成员的利益既不同于经济组织的物质因素，也不同于政治组织的权威因素，而是“事业共同体”中的“反身性激励”。这是一个在动员、组织、操作过程中获得激励的过程，是来自于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动力，而且是一个不断互动与建构的过程。（注：郭于华等：《事业共同体——第三部门激励机制个案探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也就是说，志愿者注重服务过程的不断自我激励，以及通过社会评价体系逐渐强化这种激励。中国的志愿组织已经积极探索建立激励机制。如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进行“杰出青年志愿者”评选活动；上海社区志原组织实施成员服务的“时间储蓄制度”；深圳义工联实施“星级义工奖励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激励制度不够丰富和完善，而且志愿组织的激励制度与社会激励体系未能密切联系，缺乏社会舆论的支持。如今，怎样从内部激励、外部激励、法律支持等多方面强化对志愿者服务行为的认同，是激励机制建设的关键。
中国社会志愿服务的发展趋势
中国志愿服务的结构转型，目的就是为了更加健康发展、更加兴旺发达。我们依据调查资料分析，在社会转型的推动下，志愿服务的主要发展趋势是：
（一）日常化
传统社会的慈善事业是极少数贵族显示爱心的特殊事业，笼罩着神圣、崇高的色彩，平民百姓缺乏参与的机会。现代志愿服务区别于传统慈善事业的关键是日常化、平民化、普遍化。日常化指志愿服务是公众非常平凡地为社会、他人尽义务、献爱心的方式，并不特别难做，也不特别神圣。正如一些志愿者所说：志愿服务就象做家务、搞卫生那么平凡，但这些平凡的事日积月累，对社会文明、他人幸福就有积极作用。平民化是志愿服务的主体不再是传统的富翁贵族，而是广大的平民百姓。人们只要能够生存、解决温饱，就有能力、有机遇提供志愿服务。普遍化指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员日益增多，服务行为扩展到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国参加志愿服务的公民占总人口的比率是38%，加拿大是31%，以色列是22%，新西兰是48%，香港地区是20%。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参与志愿服务的公民占总人口的比率是6%，还有发展和壮大的空间（以上数据依据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志愿精神在中国》等资料整理）。推进日常化、平民化、普遍化的重点是发展农村志愿服务。因为，当前中国的志愿服务集中在大中城市，而辐射农村的方式主要是城市派出志愿者到农村提供服务，广大农村尚未调动起民众的志愿服务热情。这方面，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小城镇、农村掀起志愿服务热潮的经验值得借鉴。调查发现，该地区农村志愿者中最多的是青年积极分子，包括在村委会、村办企业工作的优秀青年，也有一些个体经营、种养殖业的青年；此外，许多老年人也成为志愿服务的积极分子。村民参与服务活动，不仅为社会、他人做了好事，而且也充实了自己，通过自我教育，逐渐提高了自身的文明素质。（注：谭建光：《志愿服务的社会辐射：从城市到农村——对广东省宝安、番禺、南海三地区的调查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5期。）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人数增加，对我国志愿服务发展壮大具有重要意义。
（二）持久化
中国志愿服务从运动式向事业型转变的关键是持久化。一是服务项目的持久推进，不断取得新的效益；二是志愿人员愿意持久服务，不断为社会、他人奉献爱心。过去，政治运动式的服务活动，往往是追求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却难以持久、缺乏实效，被称之为“形式主义”，引起公众的反感。如今，志愿组织应该从社会实际需求和实际效益产生的可能性来选择、实施股务项目，鼓励志愿者对一项服务活动不断深入与完善，吸引志愿者长期参加服务的热情和兴趣。从历史和现实看，社会剧烈变迁时期对志愿服务有强烈性需求，社会稳定发展时期对志愿服务有辅助性需求，社会转型调整时期对志愿服务有多样化需求。（注：谭建光等：《论社会现代化与志愿服务发展》，《福建论坛》2000年第9期。）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志愿服务在不同阶段都发挥特殊的作用，具有持久发展的生命力。
（三）社区化
中国的改革推进使社区越来越成为受重视的因素。一方面，政府、企业、事业单位承担的保障、福利、服务功能逐渐解脱，转由社区承担；另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分流人员和各种自谋职业人员、社会闲杂人员转由社区管理。居民生活的困难在社区反映，社会管理的困难也在社区体现。因此，社区越来越需要志愿服务的帮助，也为志愿服务的发展提供新的广阔空间。目前，除了民政系统的社区志愿服务不断发展之外，其他类型的志愿团体也日益重视参与社区服务。尤其是青年志愿者行动与“创建青年文明社区”相结合，在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开展服务社区环境建设、服务社区弱势群体、服务社区外来人员等活动。（注：谭建光等：《沿海农村社区发展与社区青年工作——对广东省番禺市村镇的调查分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社区建设是当今各国社会发展中的重点，志愿服务积极介入、发挥作用，就能体现重要的价值。
（四）法制化
中国的志愿服务从初期探索到逐渐健全、完善的过程，需要法制的支持和保障。我们认为，志愿服务是自愿、自主、自由的事业，法律保障并不是强制公众参与服务，而是对志愿服务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予以保障，对志愿者从事服务的社会奖励机制予以保障。目前，中国政府还没有就如何开展和完善志愿者工作建立一套完善的法规，但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法规、部门政策、团体章程、国家领导人和部门领导人的支持。这也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和法制化国家过渡时期的特色之一。（注：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志愿精神在中国》第58页。）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1999年通过的《广东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是中国第一个关于志愿服务的正式专门法规（地方性法规）。目前，国家有关团体和一些省市也在促成通过志愿服务的专门法规。在法制保障下，中国的志愿服务将会获得更加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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