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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630个城市中，每个城市都有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和流动……
北京的民族成份最全，有56个；上海民族成份44个；武汉、郑州各43个，西安、南京各42个……
一定数量的民族流动人口，既是一个国家城市开放程度和内在活力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城市经济不断获得发展和转型的人力资源条件……
现代都市，以其斑斓、五光十色的文化氛围，吸引着各种各样的人群；以其众多的就业门路、挣钱机会，吸纳着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人们。正是由于城市天生的聚集力和辐射功能，使得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对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力，而作为各种异族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民族，也极易在城市中找寻到自己的生存立足之地。我国1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更使都市中的多元文化进程明显加快，族际交流频率大大增强……
北京、上海、武汉、郑州……中国的族际大都市
近些年，我国都市民族成份不断增多，少数民族人口急剧上升，人口空间流动格局突出地表现在中、西部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及各大城市流动的态势。全国630个城市中， 每个城市都有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和流动，其中尤以大中城市为多。北京的民族成份最全，有56个。上海民族成份是44个，武汉43个，郑州43个，西安、南京各42个，沈阳38个，天津33个。就人数讲，北京1080万总人口中少数民族有41万，占全市总人口的3.8%，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相比，汉族人口增长了 16.8%，少数民族人口则增长了28.3%，其增长速度比汉族多11.5个百分点。天津总人口879万，少数民族20万，占总人口的2.3%。上海总人口1300万，少数民族6万，占总人口的0.2%。武汉总人口690万， 少数民族3.7万，占总人口的0.54%。在东部地区的一些中等城市， 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据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 青岛1982年只有26个少数民族，1990年后增加到39个，8年间， 汉族人口增长9.27%，少数民族人口则增长43.83%。温州有39个少数民族，66355人，8年间，汉族平均增长0.8%，而少数民族人口则平均增长2.38%。宁波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只有6个少数民族成份， 现在已发展到30个。都市中民族构成的增长和民族人口的急剧上升，反映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正大大加快，同时也折射出我国各族人民对都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向往和积极参与。
少数民族人口大量流入都市的原因，除了学习分配、部队转业、工作调动、民族间通婚之外，主要因素就是少数民族同胞在都市中找寻就业机会、务工经商的人数剧增。以北京市为例，目前北京市的朝鲜族人数已超过2万多人，他们绝大多数在京城艰苦创业，从事翻译、导游、 民族餐饮业等第三产业。京城有名的甘家口、魏公村“新疆村”，就是由近几年来京的维吾尔族同胞开办的栉次鳞比的清真餐馆构成的。
经济活动、文化交流、民族餐饮业……多方位的族际交流
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同胞生活在现代都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多方位的族际交流。由于都市中的少数民族以务工经商为主，因此，以经济为纽带所从事的商品、劳务活动是都市族际交流的主要形式。具体表现为少数民族同胞从边疆、内地往都市中贩运自己本民族的土特产品，如哈蜜瓜、葡萄干等，同时又从都市中采购当地短缺和紧俏的电器、生活日用品销往民族地区的批发市场和各零售点；一些少数民族为学到一技之长或增加经济收入到汉族或其他民族开办的公司、企业、商行、饭铺打工；一些外省的汉族农民也到少数民族开办的企业、餐馆中就业和帮工。如北京甘家口“新疆村”的维吾尔族餐馆，就雇佣了为数不少的汉族帮工；更有一些少数民族同胞身着民族服装走上街头，兜售本民族工艺品。形形色色的经济活动和商品交易活动，构成我国都市族际交流形式的主流。
少数民族作为都市中的亚文化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受到主体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而作为人数上的少数民族，他们也在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独有的精神风貌。把这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发挥到极致的，就是近几年民族村、民族园在都市中的兴建和民族餐饮业在都市中的兴盛和崛起。
兴建民族、民俗村，以少数民族或土著民族的音乐、歌舞、节日、婚嫁、菜肴等满足旅游观光客的求异探奇心理，是国外人文旅游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我国深圳“锦绣中华”和北京“中华民族园”的建成开放，其意义却远不止于此。首先，它向世人昭示，中华文化，绝不仅仅是汉族文化，而是包括55个少数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的整体多元文化。缺乏少数民族的参与，中华文化就是有缺憾的，就是不完美的。其次，它为我国各族人民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场所，北京“中华民族园”内的泼水节、捉鸭子、赛龙舟活动，容易使人们之间心与心的距离缩短，使游人们对民族文化产生浑然一体的亲近感。而那独具一格的羌族碉楼、土家族吊脚楼、傣家竹楼等物质文化，则会使游人们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智慧、勤劳，产生由衷的赞叹。民族间的沟通、理解，通过对物质、精神文化的集中展示完成了。当然，民族村、民族园的经济收益也是极为可观的。
民族餐饮业的崛起，是近几年都市中的一大景观。仅以北京为例，在北京甘家口附近的北沙沟，维吾尔族餐馆就达33个，被海淀区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新疆村”。与其一公里之遥的魏公村民族饮食一条街，除了为数众多的维吾尔族餐馆外，也有朝鲜族、回族、傣族、苗族、汉族风味餐馆夹杂其间，民族饮食文化，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除上述两处比较集中的民族餐馆聚落外，京城各地还有40余家维吾尔族餐馆。仅朝鲜族风味小吃摊点和小餐厅，就分别有500和400多个。朝鲜族来京独资开办的较大酒家、歌厅已达80多家。民族餐饮业的崛起，一方面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在京少数民族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又以其独特的风味，合理的价格吸引了汉族群众和外国朋友前来就餐。在魏公村食品一条街的清真餐馆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外国朋友在此用餐。北京的许多市民，也对新疆的羊肉串、炒烤肉津津乐道，百吃不厌。现在，在北京等大城市，最先由新疆维吾尔族人推销的烤羊肉串，已发展到用油炸，用电烤了，并走进了许多大中城市的居民家庭。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交融，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以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发生了。
此外，四年一度的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堪称都市中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盛会。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了与生产劳动、风俗习惯紧密相连的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把竞技与娱乐结合在一起，不仅成为民族地区推行全民健身的一种方式，而且成为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982年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以来，已分别在乌鲁木齐、南宁、昆明召开了。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社会化，把各民族的交流活动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正面效应、负面效应 族际交流的辨证
都市多民族化进程的加快和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接触的频繁，其正面影响和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都市中民族人口的流入和聚集，有助于在现代化都市中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宣传我国民族平等政策和团结协作的新型民族关系。过去，我们在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时，多是就全国来说的，我们对民族问题的关注也多放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今，通过都市中不断涌动和增长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在都市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同时也使族际间的交流变得快捷而又直接。各民族人民在都市中频繁交往，和睦相处，有助于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国家政局的长治久安。
其次，都市多民族化进程的加快有助于实现全国经济一体化，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完善与发展。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到都市中经商创业，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一项有益形式，是各民族经济上互补互济、互惠互利的一种体现。少数民族同胞在都市就业经商，既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也方便了都市各民族群众的生活，同时也为民族地区的商品找到了销路，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正由于城市经济的扩张、辐射、拉动效应，使得边远地区的政府主管部门一直对外出务工经商、劳务输出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并把它作为当地脱贫致富、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据此，我们不难看到位居都市带给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都市生活带给少数民族群众最重要的意义，是他们开放意识的增强和觉醒。正如费孝通副委员长所说：“不要小看维吾尔族人在街上卖羊肉串，这是他们的长处，表示了他们商品意识强，懂得商品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是少数民族走上自强、自主、自立之路的很重要的一步。迈出了这关键性的一步，民族的富裕和进步也就指日可待了。对民族个体迈出的这一步，我们应该支持、喝采，并尽可能地提供机会和创造条件，以便最终达到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
伴随着都市中民族人口的增长，其负面影响也在日渐显现，主要表现在各民族由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彼此之间的沟通、理解存在障碍，有时甚至伤害民族感情，造成民族间的隔阂与不信任；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处于不完全就业状态，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近几年自发形成的民族社区由于服务设施差，自发性的管理机构又没有建立起来，致使民族社区内存在治安、卫生、盲目生育等诸种问题，急需用正确有效的方式加以解决。
一定数量和较高素质的民族流动人口，既是一个国家城市开放程度和内在活力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城市经济不断获得发展和转型的人力资源条件。我们在看到其正面效应的同时，更不能无视和回避其负面影响。不同的文化在都市中碰撞，不同的民族在都市中汇集，要想不发生摩擦和矛盾，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年民族关系方面发生的纠纷或事件，约有60%～70%发生在散杂居地区，其中大部分又都发生在城市。由于城市在构建团结、平等、和谐的新时期民族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窗口和示范作用，都市中族际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和负面影响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族际交流中负面影响的存在，源于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从外部环境上讲，是由于一部分汉族群众缺乏必要的民族知识和常识，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不够了解和尊重，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引发了一些矛盾和纠纷。再有就是一些市民基于经济上的考虑，对少数民族到都市中就业谋生持保留态度，认为外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到来加剧了都市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竞争，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从而产生了狭隘的排外情绪。对此，我们要在全社会加强民族知识的普及与宣传工作，使都市汉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格局有深刻的认识，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完全的了解，从言谈、举止方面自觉地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感情，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从内部因素上讲，族际交流负面影响的存在也与少数民族自身有关。少数民族群众从相对封闭的民族地区来到包容着多元文化的大都市，其心理上首先就存在着一个调适的过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实现心理和角色转换，真正适应都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对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都完全迥异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许多到深圳打工的内地汉族，到了深圳这块特区土地上都要产生我是谁的疑问，并有“浮萍一族”和“边缘人”之感。我们少数民族进到大都市，初始产生心理上的不适也就很自然了。对初入都市产生的心理上的不适感，少数民族同胞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以积极、豁达、健康的心态去消除它，而不要盲目地产生民族情绪。我们相信，开拓美好生活的勇气和对环境的顽强适应力足以使少数民族同胞克服心理上的不适应，从而真正地溶入都市现代生活之中。
此外，一些现实的困难也是构成负面影响产生的诱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到都市以后，会面临就业、住房、交通、医疗保健、孩子入托、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对社会的安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传统的行政型的人口管理机制应逐渐转变到以经济、法律、行政等多方面的全面服务为特征的人口管理新机制上来，在进行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时，一定要把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迁入城市常住人口的范围内。城市粮食及蔬菜、肉、蛋、乳类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供应，也要考虑到流动人口的需要。针对民族流动人口自发形成的居民社区，应强化他们的内部管理机制，推举有威信、办事公正的本民族同胞掌管他们的内部事务，以杜绝犯罪和不规范行为的发生。针对民族流动人口文化素质偏低的状态，应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与培训，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公民意识，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使他们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能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族际交流的趋势与前景
伴随着都市多民族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在饮食习惯、衣着打扮等表层文化方面互相借鉴，日益接近。但其深层文化——民族意识，却因与异质文化的接触而变得更加强烈和鲜明。
都市生活强化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了解、吸收，但并没有淡化他们的民族意识，相反，还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他们对本民族族群和文化的认同感。我们从少数民族同胞的宗教节日、同乡聚会、节日庆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市场经济格局，已不可能把一个人的一生、甚至是几代人固定在某一个地方了。未来的社会，是人流、物流、信息流高速流动的社会。都市的多民族化进程，也因更多少数民族群众投身其间而变得更加快速。只是，伴随着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开放与开发，更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会向西部民族地区涌动、聚集。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加广泛的族际间交流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