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山东问题看美日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山东论文,世界大战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对美国在本世纪初期山东问题上的态度，说法大相径庭。有人认为美国当时“颇有意主持公道”，有人则认为“美国自始至终以牺牲中国主权为手段与日本进行卑鄙的交易”，在巴黎和会上尤其明显①)。本文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美国自始至终在山东问题上与日本存在着矛盾，并与之进行了抗争。虽然其目的并非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只是为了美国在华的传统政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不受破坏。
一、从德国强租胶洲湾到兰辛——石井换文（1897-1917）
位于我国大陆东部的山东半岛，内地资源丰富，沿海港湾众多，向与直隶、山西号称三辅，素有“东方之第一重门户”之称。因此，于19世纪后期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垂涎。刚崛起不久的中欧强国——德国，首先注意到这点，并多次派传教士、学者到山东调查，为其侵略作准备。19世纪末，当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时，德国便借口“巨野教案”强行在胶洲湾登陆，随即以“租借”为名，开始了在山东的经营。
然而，德国经营刚十七载，建好了青岛港，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也先后通车，还未来得及扩大规模，加倍掠夺时，就因一战爆发而无暇东顾。这时另一个幽灵的阴影又笼罩了山东，这就是日本。日本对山东的兴趣已久，还在“德国勘察胶州之际……便派海军将校及学者、技师前往调查”②。大战爆发前二年，这类活动更加频繁。同时，日本还在德占时期从经济上打入青岛，到1913年，其贸易额已占青岛港总贸易额的37%，仅次于德国③。并且日德关系自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就有积怨，凡此种种原因，日本早就有把“德国势力逐出东亚”之企图。作为德国在远东重要据点的山东，自然就成为日本开刀的对象。当大战爆发时，日本乃额手称庆，“抱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欣慰心情”，因为“欧洲大国精力集中于欧洲，其结果将对日本在东亚的地位非常有利”④。日本攫取山东的机会成熟了。
1914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打着“永远维护远东和平之目的”、“消除扰乱远东和平之根源”⑤的幌子照会德国政府：“以1914年9月15日为限，将其胶州湾租界地全部，以归还中国为目的，无偿移交日本官方。”⑥这里对山东的要求是真，“归还中国”是假，意图十分明确。德国拒绝后，准备充分的日军在英军配合下第二天就夺下了青岛港。
但日本深知自己的占领是非法的，所以千方百计想骗得中国政府的承认，以便向其他列强交待。这时欧战仍在继续，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腐败无能，于是日本看准时机于1915年1月15日向袁政府提出了震惊中外的“二十一条”。这个表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条款共分五号，第一号就是关于山东问题。最主要的一条规定：“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政府拟同德国政府商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⑦。
美国人一直密切注视着太平洋彼岸中国沿海的情况。还在德国占领胶州湾后不久，美国总统麦金莱就对国会提出意见书说：“中国沿海大地落入外人手中者，此种重要变局吾美不能袖手旁观……苟欲不受占有中国土地之强国的排挤，非参预华事不可。”⑧表示出了要插手山东的愿望。当一战爆发，日本照会德国以便攫取山东时，美国的注意力主要在于欧洲战事，但仍在日本照会德国后第五天，由国务院通知日本政府，强调日本照会中提到的“目的是要将这块领土交还中国，日本在中国并不谋求领土扩张”一语，当作遏制日本今后行动的证据。尔后，日本的行动更使美国政府深感不安。美国驻华公使说：“通过从山东伸延到河南和山西的铁路，便可把日本在山东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内地……，满洲、山东和福建将成为日本对中国施加影响的三个中心”，“进而将整个中国置于附庸的地位”⑨。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出发，他得出了“日本这个政策严重地影响到美国和其它大国在中国的前途和事业”⑩的结论。
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知道，1865年后的美国发展十分迅速，“西部边疆”到19世纪末叶已经消失，同时美国工业发展水平到了1899年已凌驾于英国之上。于是向海外扩张提上了议事日程。大资本家在太平洋彼岸看到了曙光，军人们更提出了“太平洋帝国论”。然而，当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时，美国正忙于美西战争。当其姗姗来迟时，列强们分羹殆尽。美国便变换手法，鼓吹“门户开放”的调子，“这意味着亚洲大陆上的胜利品应归经济上强有力者所有。”(11)但是，日本现在山东的行动却正在破坏着美国的这一政策，它要中国“无论何项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他国”(12)，意图只在于独霸山东，继而独霸中国。
所以，美国政府对日本的要求非常不满，美国国内更是“一场抗议风暴席卷了整个美国”(13)。这些抗议自然有民愤，即美国人民的正义之声，但更主要的是那些在远东有巨大利益的资本家的反应。后者对美国政府态度的作用之大，自不待言。
“为此，美国对中国提供了某些外交援助”(14)，虽然其本意只是为美国自身利益。1915年3月国务卿布赖恩照会日本政府，反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并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和自己的驻日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东京日本政府”(15)。不仅如此，“美国还企图发动列强进行干涉，但是无论是俄国或是英国在对德战争的形势下都不想与日本闹翻”(16)，未曾进行。尽管这样，美国的反应还是给日本以很大的影响，加之中外人民的强烈抗议，迫使日本暂时撤销了第五项要求。不过日本仍逼迫中国政府接受了最后通牒，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利益写进了5月25日的条约中。
面对这种形势，美国只好由美驻日大使谷斯里通知日本：“日中两国政府已缔结或正在缔结的任何协定，假如侵犯合众国及其人民在中国签订的条约上的权利，破坏中国政治、领土的完整或造成违反有关被中国通常称为门户开放主义的国际性政策时，美国政府概不予以承认。”(17)这个声明听起来空洞，但它事实上反映了美国不承认日本在山东特殊利益的态度。因此，日本人称这个行动是个“不祥的预兆”(18)。
事实上，诚如顾维钧所说：“条约是签字了，然而对中国来说，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美国来说，问题并没有结束。”(19)日本人也深知这事并非了结。所以日本在“民四条约”以后的秘密外交都是围绕山东问题进行的。它一方面分别同英、法、俄、意做交易，取得了他们对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支持；一方面又威逼卖国的北京政府签订“山东善后协定”，企图以此作为霸占山东的“法律”根据。这时列强中“尚未入彀”者只有美国，日本深知用与英法等交易相同的手段，美国断不会同意，于是只好变换外交手腕，间接行事。
1917年美国参战后五个月，日本派石井赴美，与美国务卿蓝辛会晤。石井表明德国已三次试图说服日本脱离协约国，以此向美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对石井的用意十分清楚，但蓝辛“知道美国正与德国处于危急的战争当中，不能让另一国拥有日本的力量”(20)，同时“英国政府最急于看到美日之间达成某项协议“(21)。从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出发，美国当然要稳住日本，但它又不甘心给日本在远东的要求以明确的答复从而锁住自己的手脚。美国只好行“权宜之计”，在11月2日的换文中写下了含糊的文字，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在与日本属地接壤地方，尤为其然“(22)，这似乎表明美国承认了日本的要求。但美国又要求日本在附加的换文备忘录上共同写明，两国政府并不同意利用“现在（战时）的有利条件去谋求在中国的特殊权利或特权，那可能剥夺其它友好国家臣民或公民的权利”(23)。从这里看，日本又受到了限制。从这个内容含糊，相互抵触的换文和备忘录中，我们可以看出美日双方矛盾的存在，只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双方有共同的敌人存在，矛盾尚未激化。同样，也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造成美日双方在东亚力量的平衡。因此蓝辛—石井换文只表明美日两国在中国角逐中打了一个平手。而这种平手只是暂时的，当形势改变后，无疑，两方的较量只有向激化的方向发展。
二、美日在巴黎和会上的较量：美国的失败
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战胜的协约国集团在巴黎召开了自维也纳会议以来的第一次外交大聚会。会议主要涉及瓜分德国及附属国的殖民地问题，在远东涉及到德属太平洋上岛屿与山东问题的处理。然而就是在山东问题的处置上，爆发了被美国新闻记者、和会期间美国代表团新闻秘书贝克尔称为“山东之战”的场面。
这场外交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中美一方与日本之间进行的。但实质上，中、美、日三方的目的是极不相同的。日本想争取和会的认可达到控制山东进而控制中国的目的；美国想从反日独霸山东进而达到“门户开放”政策的顺利推行。他们在为争夺中国而战。只有中国才是唯一正义的国家，有正当的收复山东的理由。然而，会议却以中国受害，美国失败，日本则“毫无疑问是……外交上的胜利”(24)而告终。
中国受害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实力远较日本雄厚的美国为何会失败呢？是美国想牺牲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安抚”日本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因素中去找。同样，日本的胜利也只是它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因素促成的。
首先，一战后，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远东曾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俄、德完全改变了面貌；英、法在战争中损失虽很大，但在国际事务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只有位于太平洋东西两岸的美、日的力量获得了重大发展。但两者的影响相差很大。日本这时基本上仍是地区性的力量，利害主要在远东；美国则不同，它不仅从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从此摆脱了昔日债务国的地位，反而成为包括英、法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债权国。当1918年9月27威尔逊在演说中正式提出“国际联盟”计划时，欧洲政客克里蒙梭与劳合—乔治对它的目的就十分清楚。在英、法眼中，美国足以危害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美国的强大自然为其所嫉。象英国在欧洲推行“均势政策”一样，在远东英、法当然要扶日抑美了。这种国际形势自然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美国。
其次，从美日双方为参加和会而制定的外交政策及目标看。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合时宜的、现实的外交政策在外交斗争中会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化凶为吉。这在外交史上不乏先例。
美国方面，威尔逊总统为参加和会制定了这样的计划：在世界范围内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即“国际联盟”；在远东则要反对日本独占山东(25)。这个计划初看起来颇为壮观，但不是现实主义的（这里着重指“国际联盟”计划而言）。不管威尔逊的目的是想通过它“真正”维护国际和平，还是通过它来攫取世界霸权，说它是理想主义的一点也不过分。从前一个目标看，他设计的国联漏洞很多，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发挥其效能，以后国联的历史便是明证；从后一个目标看，英法是坚决不会答应的。国际斗争靠实力，英法在一战后的实力还没有削弱到俯首听命于美国的地步。然而，学究式的威尔逊却视国联为至宝，以为有了这个“心爱的国际联盟”，“一切具体的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26）。他对国联的迷信是这样深，以至当他的国务卿蓝辛表示“缺乏热情”时，威尔逊就对他极不尊重，使之受到难堪的冷落(27)。同时，威尔逊在国联与山东问题的关系上，认为后者可以随前者的建立而解决。这为日本在和会上争夺山东制造了空隙。
再从日本一方看，日本的政治家明白自己虽参加了“十人会议”，但“还没有成长为一个大国”(28)，力量远逊于美国，因此对参加和会并不追求力所不能及的利益，只打算使自己在山东的占领继续下去并获得国际会议的“确认”。要做到这点，只好抓住有利的国际形势在外交上下功夫。
当大战还在进行时，日本就已采取了外交行动。1915年8月，成立了以币原喜重郎为主席的和会准备调查委员会，为在战后和会上实现自己的目标积极准备。在此之后，日本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外交行动，这就是1917年1-3月与英、法、俄、意相继进行的秘密交易。当时，日本知道协约国需要自己，便答应敦促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作为交换条件，1917年1月27日，本野外相召见了英国驻日本大使，说：“帝国政府就帝国政府具有最大利害关系的山东省及现在占领中的赤道以北德国诸岛向敌国政府提出要求时，期待英国政府的支持。希望英国政府现在予以保证。”(29)为了拉住日本，英国大使在2月16日奉政府训令致本野公文声明：“英国于媾和会议上将赞助日本关于处理德国在山东之权利……”，不过要求日本“对于英国于和会中关于赤道以南德属各岛之要求，亦将以同一精神赞助之。”日本对此“深为感荷”并满足了英国的要求(30)。之后，法、俄、意先后向日本作了支持的保证。美国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密约给日本日后在和会上以有力的支持。
从上可知，在巴黎和会上，国际形势对美国不利，并且美国的计划流于理想主义；日本则相反，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为自己奠定了不少有利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失败已是注定的了。
我们可以将巴黎和会上的“山东之战”以4月22日为界划为两个时期。前期从1919年1月27日开始，这期间日本基本处于劣势；后期从4月22日开始到4月29日日本的要求得到满足，美国的处境则发生逆转。
前期，日本受美国压力很大。还在和会开始时，美国务院就提出意见：“关于山东问题，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已随中国对德宣战，条约全告废除而终止，所以，日本欲从德国手中继承条约权利是不可能的。(31)”1月27日，山东问题提上议程。日本代表首先提出要求，将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无条件让与日本。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为此在28日进行了答辩，提到“民四条约”及1918年的“山东善后协定”都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强迫中国承认的，不能视为有效。这时，威尔逊就提出了询问：“日本代表将前项公文，于会议有无提出之意向？”(32)日本当然不敢公布这些密约，所以十分尴尬。威尔逊的问话，意味着美国对中国代表态度的肯定。之后，日本又企图变换手段，强调日本是从德国手中夺下山东，在如约交予中国之前，有自由处置之权利。这也遭到威尔逊的有力驳斥。于是日本一方面在北京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不许中国将战时签定的协定交给和会，一方面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变换角度从侧面压迫美国在山东问题上让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人种平等案”，这里有必要详加分析。
该提案先在2月7日国联委员会上由日本非正式提出。旋即由牧野于2月13日正式提出。它要求在盟约草案第21条的信教自由项内加上：“据此，各缔约国约定，对于在国联成员的外国人中，不论在任何方面，都应尽可能给予平等的待遇。不得因人种或国籍上的差别而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有任何差别。”(33)之后，日本“国内舆论，作桴相应，大有不达目的不止之气概。”(34)“日代表在巴黎宣言亦以代表亚洲全体人为名义，主张在亚细亚主义及黄人攻守同盟以抗白人诸议。”(35)日本的主张，对深受列强压迫之苦的亚洲人民来说，确实算得上娓娓动听，当时中国报界就有信以为是者云：“人种差别撤废问题实为亚细亚将来的问题，此点中日两国共同利害……中日两国人民极应奋起为要。”(36)但是，只要稍稍看看日本自己在朝鲜、中国的行为，便会知道日本自己就从未把别的亚洲民族放在平等的地位上。那么，日本的真实意图又何在呢？
可以说，日本这一手是一箭双雕的“杰作”。首先它打算通过法案解决日本向美国的移民问题，因为当时以加利福尼亚为中心的美国西部排日运动，的确给日本造成困难，日本政府以为这与自己的东亚大国地位不相符，亟欲改变。但这还不是提案的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案来挖国联的墙脚，给美国施加压力，从而使美国在山东问题上让步。因此它是日本为解决山东问题埋下的伏笔。日本既知道美国在和会上的目标，也知道威尔逊对国联的迷信。假如日本人在国联问题上作梗（而人种提案是再恰当不过的借口，美国又根本不可能在此问题上同意日本的要求），美国势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正是日本政府所希望的。因为人种问题上的失败“将会置日本在山东问题解决中以更有力的地位”，所以“人种平等”只是日本手中的“交换筹码”，在适当时机“他们会在人种平等案上投降，但在山东问题上必须坚持”(37)。这就是提案的真正用意。
提案的确给美国以不少的压力，十分尴尬。但是日本的既定目标却并未因此而达到。原因是，日本在提出该案时，忽视了另一个因素——英国人的态度。
我们知道，英国是英帝国的首领，其外交政策必须要考虑到其成员国的利益。而澳大利亚、加拿大坚决反对日本的人种提案。澳大利亚早在1901年就公布了“移民限制法”，禁止有色人种移民。所以其总理休斯在会议上对日本的主张表示“只能是彻底的反对”(38)。同时英国也怕提案会在印度和其它地方引起动荡。结果，英国对日本的提案也表示反对。日本怕失去英国的支持，只好在3月14日表示“阁议已决定将人种差别撤废问题不提出于讲和会议”(39)。美国当然因此也松了口气，日本的装腔作势只得作罢。
日本的失败，自然加强了美国的地位。4月15日，和会再次讨论山东问题时，美代表蓝辛提出了与日本观点截然相反的方案——由五国共管山东。21日，威尔逊再次对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与珍田重申：“对德国所放弃的领土，按着蓝辛的方案，先把它让渡给那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然后由国际联盟商决其归属。”(40)。这个计划对中国来说，谈不上半点好处，它只是将日本独占山东扩大为五国共管而已。但它却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十分吻合。尽管日本仍然反对，但美国的主张占了上风。然而，就在这个关头，局势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美国始料所不及的。
后期（4月22日—4月29日），英国清楚地知道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的结果会是什么，于是开始向美国发难。4月22日，当山东问题再度在四人会议上提出时，英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关于本问题，英国政府有支持日本的公约”，并提醒在座的克里蒙梭：“记得法国、意大利也订了同样的公约。”(41)并歉意地表示：“当时付予日本的代价未免稍昂，但是条约究竟是条约，不能作为废纸。”(42)似乎英国是忠于条约的，实际上，只不过是运用该密约可以起抑美的作用。
英国这一棒给美国的打击无疑是很大的。因为日本与英、法、意订的密约它今天才第一次获悉。日本的态度由此而强硬起来。当天日本宣称：“对于不包括满意地解决山东问题的条约草案，不能签字。”(43)并继续在国联问题上作梗。恰巧，这时和会上发生的阜姆问题又给日本提供了作梗的机会。于是山东问题又与阜姆问题联系起来了。
阜姆是地中海的一个重要港湾，原属奥匈帝国，后属新成立的南斯拉夫邦。当意大利于1915年加入协约国方面作战时，“意大利关于占领菲麦（按：即阜姆）问题与英法订有协约明载于伦敦盟约内(44)”。但当意大利在和会上提出要求时，却遭到英、法、美的反对。英、法之所以不践协约之规定，在于其不愿意大利在欧洲获得这样一个重要的出海口；威尔逊则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以使国联从速建立。结果意大利退出了会议。
意大利的行动给日本以极好的机会，于是“跳出来独揽意大利危机带来的好处”(45)。它看准了威尔逊现在正因意大利的退出会议而深恐会议瓦解，从而使国际联盟“流产”的心理，于4月24日，由日代表西园寺发出了一封专横的函件，“要求这个问题（按：山东问题）之确实的解决……不能再事迁延”(46)，并威胁说日本当步意大利之后尘。因此，威尔逊不得不从自己参加会议的两个目标中选择一个。由于“威尔逊的心中建立国联是和约中最重要的项目”(47)，并且深信“倘五国中有一国脱退，联盟即归破产”(48)，更何况现在是两国？最后还由于他对国联的迷信，以为它能决断一切问题，其中也包括山东问题，只好“忍气吞声”地表示不再提对山东的委任统治，而将斗争目标限于日本在山东的权益不得超过德国的权益上。这在事实上接受了英法的意见，美国被英法左袒下的日本击败了。
4月29日，三巨头同意把日本提出的山东问题条款写入和约。这一夜，败阵下来的威尔逊并不是心安理得的，而是“彻夜不能寐”(49)。
三、华盛顿会议上的较量：日本的失败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结果，在中美两国引起巨大的反响。作为受害国的中国，掀起了拒签和约的运动，五四运动、六三运动是它的最高潮。当时驻华的美公使芮恩斯承认：“中国是罢工和抵制外国货运动的发源地，但是以前运用这种武器从来没有达到这样大的规模。(50)”这些行动给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以巨大的支持，结果，中国代表在6月18日拒绝了在和约上签字。以后两年，中国人民继续为收回山东而进行斗争。
在美国，舆论纷纷谴责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当威尔逊返美后，“报纸上充斥着这样的句子：‘日本是脏物的拥有者’、‘山东罪恶’、‘抢劫阴谋’、‘该死的行为’、‘山东洗劫’”(51)。既谴责了日本，也谴责了威尔逊。出席和会的美代表成员也多不赞成问题的解决办法。美国参议院围绕着批准和约与否争论不休，最后以洛奇为首的共和党参院派取得了胜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洛奇的胜利虽然只是美国党争中共和党的胜利，但它“决定于通过和约之日对山东问题之条文绝对不予通过”(52)，行动本身是符合美国实际利益的，也是美国日后再与日本争夺山东放开了手脚。
在分析巴黎和会上之“山东之战”时，我们屡次提到了决定其胜负的国际因素，特别是英国的作用。在叙述华盛顿会议情况前，我们仍需从此分析，因为当时“英美日三国相互关系，如三角形然，英实介于日美之中枢，有助一而关系全局之势”(53)。
巴黎和会后，日本在远东攫取了许多利益，这些利益“大半得英日同盟之赐”(54)。但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是如此贪婪，以至其行动本身影响到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和会后两年中，日本独霸中国的目的日益明显，这与英国在东方的唯一政策——维持在中国的商权相抵触。
英国的这种看法，最先是那些侨居中国的商人提出来的。当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结果公之于世后，北京的英美侨民协会（Anglo-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eking）便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将极其严重地妨碍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经济利益的发展”，担心“日本现在代替德国，那么这种罪恶的后果还将会大大地加重”(55)。这里的“其它国家的经济利益”，就是英国商人的利益。随后，“英国的工业家们越来越气愤地看到，日本不仅向华北渗透，而且还深入到英国最大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和华南”(56)，特别是“在扬子江流域，日本又几乎将英国的商业都夺去了”(57)。英国资本家的利益受到日本这样的威胁，作为维护其利益的英国政府当然就要对威胁者“势不能坐视”了。
同时，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发展也使英国大吃一惊。英人罗伯特·莫狄撰文指出：“盖日本今已凭英日同盟之助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之一矣。是故今日太平洋及世界其它各地真确之主宰，当为现在已成或将成之三大海军。此三大海军者，其一即为日本，余则为英美二国。然吾人尤当注意者，在日本之海军。”(58)英日同盟的这一后果，英国当然是不能坐视的。
第三，在英帝国内部，反对与日关系密切的呼声日渐高涨。加拿大因其地理位置关系，在经济上与美国关系本已密切，担心在未来的美日冲突中的后果，不愿与美为敌。位于南太平洋上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更早在日本攫取德属赤道以北太平洋岛屿时就已惴惴不安。他们成为反日的主要倡导者。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为自身计，英国便决定在三角关系上重新确立位置。为此，英国采取了冷落英日关系的重要步骤——废除英日同盟。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当时也是倡言反对该同盟续订的。美国人普遍认为同盟的存在仅仅是针对美国的。当1921年续订问题提出后，美国“全国一致极力反对，求一家报纸为优容之论调者，始不可能”(59)。美国政府更是借此来“制裁日本势力”(60)。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英美在日本问题上的趋于一致。所以，尽管日本对同盟感情仍是一如既往，破天荒地特派皇太子前往英伦说项，但毕竟只是一厢情愿，同盟终未续成，英日关系淡下来了。
这种变化为美国处理远东问题扫清了一大障碍，美日在未来的华盛顿会议上关于山东问题的角逐，胜负已经决定了，而会议本身只不过是履行一项“法律秩序”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美总统哈定便在1921年7月向英、法、日、中诸国发出了召开华盛顿会议的照会，因为美国有把握重新确立它在东亚的地位。
欧洲“各国政府接受此项照会，三日尽行答复，表示赞成”(61)。但日本的反应则与众不同，“消息传到日本，日本一般人以为这竟是叫日本如被告一般去受审判”(62)。日本政府更是万分惶恐，他们知道，美国的提议是在英日同盟废除之后，凶多吉少，担心“山东问题和耶普问题等案在太平洋会上恐怕要提出来，日本必定没有好处”(63)。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美国人将会在山东问题上做些什么。所以一个日本人说：“若美国出面干涉，甚非日本所愿也。”(64)
但这又不可避免，因此日本没有象欧洲各国那样爽快地答复美国，而是连日召开内阁重要会议，以求一个万全之策。最后延至7月13日才由驻美大使币原复文美国，提出了一个避开美国干涉山东问题的办法，即要求美国“先行审核问题之范围及性质”，并要求“特定国际问题与既定事实一律除外”，最后转弯抹角表达了“山东问题、耶普问题、西伯利亚问题，亦不得在会议中讨论，日本当于会议前自谋解决”(65)的愿望。
日本的这种神经紧张的做法，充分反映了害怕在未来的会议上美国战胜自己的心理。同时，日本“于会议前自谋解决”的企图又反映了日本还想以实力压服中国。
美国对日本的这种手腕非常清楚，就以退为进，在形式上作了让步，以堵绝日本不参加会议之可能。国务卿许士答称，“日本于会议前之行动，如果能使人满意，则此种问题……不在会议讨论”(66)。但什么样的结果方会使美国人满意，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清楚。
同时，美国也知道早“在巴黎和会作出山东问题决议前后，中国发现了自己的能力”(67)，纵使日本与北京政府直接交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事实上正是如此，自从巴黎和会失败“三年以来，一切国民运动……都只为一个山东问题”(68)。所以有人说：“盖1919年之五四运动，为中国外交史上开一新纪元；五四以前之旧式外交由少数当局主持，故丧失主权几乎不可偻指；五四以后，民气奋发，遂使外交当局不敢徇少数上司的意旨，而贸然断送国家之土地本权。”(69)这里虽有过头的评议，但中国确实与以前不同了。
结果，虽然日本政府在9月7日，要求北京政府直接商谈山东问题，中国政府也同意，但直到华盛顿会议召开之日，毫无进展。而当会议在12月1日开始讨论山东问题时，中国代表更主张在会议中讨论解决，与日本“意见相持不下”。中日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对美国极为有利，解决山东问题的主动权便握在美国手中。
但考虑到众多的国际因素，如英国不愿逼日本太甚，美国也想在山东问题上制造自己“有功”于中国的形象，美国在手段上仍十分巧妙，提出一个折衷的建议：山东问题由中日双方进行双边谈判。但英美派“观察员”参加，以便遇有困难发生，当竭力从中调解。但谈判结果却要“以大会公认解决之路……，议而不解，仍以大会的讨论为后盾”(70)。这实际上仍是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的作法。
由于日本再也没有英法的支持，随着谈判的进行，日本先后在山东问题的诸项目上作了让步。如：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等。但在胶济铁路上日本态度仍很强硬，因为该铁路可以使日本人从海口深入中国腹地。开始时，日本企图通过中日联合经营铁路方式来控制铁路，但遭到中国代表拒绝。之后日本又提出中国向日本筹借长期贷款以赎铁路，贷款期间聘请日本总工程师、车务长、会计师各一人。目的仍是长期控制该铁路。
美国政府对日本这个要求非常敏感并表示反对。特别是当中国梁士诒内阁答复日本驻华公使小幡时讲到“将谋求一笔贷款，铁路则置于中国的管理之下”(71)传到许士等耳中时，“美国人对梁的说法大为震惊”(72)，于是，美国对日本继续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人接受了美国人的建议：以中国国库券分期付款，期限十五年，但五年后中国可以随时偿清全部库券；任命一位日本会计长和华人会计长，两人权限相等，但都受中国局长管辖；任命一名归中国人管辖的日本人为车务长。这在事实上摧毁了日本在山东的经营。
1922年2月4日，全部山东协定由中日代表签字。“至此，日本在大战期间和凡尔赛会议上……获得的最大成果——山东铁路和矿山也放弃或受到了限制。”(73)
山东名义上回到了中国，尽管是有条件的。但在实质上获得最大利益的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战胜了“东亚门罗主义”。山东问题由此告一段落。
从上面围绕着山东问题展开的美日矛盾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美日双方在山东问题上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美日双方不同的侵华政策冲突的结果。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抗争，但这种抗争只是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的一环，美、日双方都逃不出这种国际局势中其它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当时对山东问题的解决有着相当的作用。
注释：
①上述两种观点分别见：金兆梓著：《近世中国史》第210页；邓楚川：《威尔逊与中国》，见《历史研究》第1964年第2期。
②张玉法：《中国现代化之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上》，台北1982年版。
③(25)胡汶本等编：《帝国主义与青岛港》第7页，7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5月第1版。
④⑤⑥(24)(28)［日］重光葵：《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7页，11页，11页，24-25页，24-25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⑦(12)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第364页，3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⑧《美国侵华简史》第17页。1950年版。
⑨⑩(26)(50)(55)(67)［美］保罗·芮恩斯：《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105-106页，102页，275页，282页，286页，281页。
(11)［爱尔兰］乔恩·哈利戴：《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史》（中译本）第14页，约翰·道尔导言。
(13)(20)(23)(45)(51)［美］托马斯·贝莱：《美国人民外交史》第643页，635页，635页，610页，611页。新泽西1980年第10版。
(14)(16)(56)［苏］维戈茨基等著：《外交史》第3卷（中译本）第30页，31页；329页。
(15)(19)(21)(72)《顾维钧回忆录》第124页，127页，159页，233页。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1版。
(17)(18)(38)(43)［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上册（中译本）第148页，148页，198页，206页。
(22)(32)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04页，266页。三联书店1981年版。
(27)邓蜀生：《伍德罗·威尔逊》第1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9)《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39页，第668号文件。
(30)《山东问题秘录》，载《东方杂志》18卷18-19合期第25页。
(31)［美］洛·冠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第262页，纽约1957年版。
(33)(37)［美］拉·费菲尔德：《伍德罗·威尔逊和远东——山东问题的外交》第160页，158页。纽约1952年版。
(34)勉己文：《山东问题过去与将来》，载《晨报》1919年12月1日。
(35)《美报论日本野心之由来》，载《晨报》1919年4月8日。
(36)《人种问题之中日合同运动》，载《晨报》1919年3月4日。
(39)《晨报》1919年3月18日。
(40)(41)《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第721页，785页。
(42)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5册第24页。
(44)《日人攻击美总统之论调》，载《晨报》1919年5月9日。
(46)(49)贝克尔：《巴黎和会中山东之战》，载《东方杂志》第19卷20号第127页，127页。
(49)［美］朱利叶斯·普拉特：《美国对外政策史》第255页，纽约1955年版。
(48)《威总统与国际联盟》，载《晨报》1919年3月5日。
(52)《美上院对我不签字之态度》，载《晨报》1919年7月5日。
(53)武堉斡：《太平洋会议与中国》，载《东方杂志》18卷《太平洋会议号》第13页。
(54)王云五主编：《梁燕孙先生年谱》第647页，台北1978年版。
(57)(62)(63)瞿世英：《太平洋问题与太平洋会议》，载《东方杂志》第18卷。
(58)［英］罗伯特·英狄：《太平洋上之霸权》，同上杂志第3页。
(59)吴之木春：《英日续盟与美国舆论》，同上杂志第1页。
(60)金兆梓：《近世中国史》第212页。
(61)(66)(65)黄惟志：《华盛顿会议提倡之经过》，见《东方杂志》第18卷第4-5页。
(64)［日］望目小太郎：《太平洋会议之由来及其协定私案》，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页。
(68)孙几伊：《太平洋会议之面面观》，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页。
(69)潘公展：《从世界眼光观察二十年来之中国》，同上杂志第21卷第1号（纪念号)第20页。
(70)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43页。
(71)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第121页，台北1976年版。
(72)［日］信夫三青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第47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