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有关共和制度的争论——省思中国初次民主实验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共和论文,中国论文,民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4-0138-07
辛亥革命成功，创立亚洲以至20世纪世界中第一个民主国。当时言必称共和，但共和一词意指甚么，除了推翻帝制外，革命成功以前似乎并没有一个共识，亦是民国创立后引起争论的根源。简而言之，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主要是代议政治、选举、宪法创立等各种民主机制，今天称为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又由于它重视国家统治机构，故又称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但五四运动以还，民主问题多半以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人民民主(people' s democracy)等概念为讨论焦点，自由式民主及形式民主却相对受到忽视，甚至连正式译名亦阙如，反映出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民主实验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本文希望由此方向作一个了解。
辛亥革命的民主实验为何失败？主流史观向来是从权力角度去了解，亦即革命派在武昌起义后忽视权力，没有牢牢掌握，最后为袁世凯所篡夺。然革命派为何愿意拱手把权力让与袁世凯，这与他们的民主认识有何关系？向来却略而不谈。同时在1916年以后，纵然袁世凯去世，北洋军阀当道，有关宪法与国会的争论并未停息，这与民初之讨论有没有延续之处？此点亦向来为军阀与革命对抗的论述掩盖。总括而言，辛亥革命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民主政权的创立，然究竟在这次实验中得到甚么教训，如何影响到日后的政治改革，史学界的讨论仍然不十分足够。本文因此希望由民国建立的第一年中有关共和政制的论争，观察当时的民主认识。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将论争集中于民初有关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论，这是1912年间的热门话题。至于争论内容则以章士钊及戴季陶两人之言论为核心。章士钊很早便参与革命，但其后却远离政治，于1907年赴英国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章士钊遽然返国，成为民初英国温和政治理论的重要传播者。至于戴季陶，原来并非革命派，1909年从日本毕业后，曾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教，但受到当时革命风潮影响，其后言论日渐激进，最后为清廷追捕，不得不逃到南洋，任孙中山小孩的中文补习老师。戴季陶从此与孙中山结下深厚关系，虽孙中山如何影响戴氏，至今仍无具体线索，然光从戴季陶当时以天仇为笔名，便可知其激进性。戴的激进性，与章士钊的调和立场是两个极端，亦反映出革命左右两派的不同路线。② 本文借用章士钊的民主思想来讨论民主思想在民初的状况，以突显当时问题所在。
一、温和派之内阁制观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政府形式的问题便立刻出现。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翌日革命派召开会议，商量武昌起义后的方向。当时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二：首先是临时大总统人选，会中一致选举孙中山出任；其次则为政府组织形式，参与会议的人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孙中山主张的美国式总统制，另一种则是宋教仁支持的法国式总统，亦即内阁制，至于会议最后决定采取哪一种方式，似乎相当模糊，目前史家仍有争论。[1] 然1912年3月公布临时约法时，明显是宋教仁的看法取得上风，约法第34条表明，“临时大总统，任命文武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同意”，即由总统提名内阁国务员，经参议院同意。但第34条只是笼统提国务员，并未区别总理与其他阁员地位，以后仍不断引发争议，然议会至上的内阁制路线是被确立下来了。
由孙中山的总统制转向宋教仁的内阁制，以及日后一连串的争议，是中国建立民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经验，但其重要性向来受到忽视。因为主流史观认为民初共和的失败，主要导源于袁世凯篡夺大权，破坏革命果实。反对与不反对袁世凯的争论，掩盖了当时有关共和政府以至革命派内部中的真正议题。胡汉民在其自传中便曾透露当时情况：“宋[教仁]不得志于南京政府时代，然已隐然为同盟会右派之领袖，以左派常暴烈，为社会所指摘，右派则矫为稳健，以博时誉”，[2] 文中突出革命阵营有所谓温和及激进之不同政治看法，然胡汉民在自传中仍强调其反袁立场，无法摆脱袁世凯议题。因此1911年12月26日的上海会议，在民初历史中便变成拥袁及反袁之争，而民国建立时有关总统制与内阁制两种不同民主想像的矛盾，反而淹没于历史之中。③
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支持内阁制最力的人是宋教仁，不过宋教仁是个革命实行派，他的共和国建立理论，主要来自章士钊。章士钊于辛亥前后留学英国，在《帝国日报》及《民立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有关内阁及政党政治的文章，宋教仁把上述文章收集成册，作为其政策之理论根据。[3] 事实上章士钊与革命党中的温和派关系较为密切，他之进入《民立报》亦由黄兴引荐，故说章士钊是当时革命温和派之理论代表人物，应无疑义。④
章士钊之提倡内阁制，并非针对袁世凯，这点在1912年2月其于《民立报》上发表之《覆朱君德裳书》中说得十分清楚。朱德裳来信即提及中国历史人物“有帝王思想，无总统思想”，因此“大总统亲揽政权，总理一切，渐积所趋，即无异帝制自为”，故反对总统制。[4] 但章士钊对民主却深具信心，认为多数政治已成为世界共同趋势，“无论总统专制达于何点，而欲抹除立法一部，乃绝对的不可能”。章士钊以1912年初南京临时参议院之经验为例，当时仅只三十多位参议员，便已制衡得政府动弹不得，种种议案均无法通过，[5] 因此袁世凯的野心并不足虑。
在此覆信中，章士钊明确表示他反对总统制、支持内阁制的立场，完全基于学理上的认识。他认为，美国总统制“使政府弱而中央集权无由行”，原因是美国国会常掣肘联邦政府，最后“政府百事不可为而日流于弱”。因此中国应采行内阁制度，内阁目的非以防总统之野心，而在救政府积弱之势。[6] 内阁制的优点是在行政、立法两权的互动上，富于弹性，若行政不满意议会，可以解散重选，议会若不满意内阁，亦可以倒阁，因此双方始终能维持紧密关系，有利于国家领导权的巩固。[7] 而总统制则相反，总统四年一任，十分僵化，“任期以内国民无如总统何”，根本无责任政治可言。[8]
章士钊支持内阁此种弹性作法，是因为可以避免成文宪法的限制。章士钊非常反对成立宪法，他认为法律若有根本规范，“必至异常固定，非万不得已，不欲使之动摇。其流弊不摇动则已，一摇动则必至不可收拾，而全国流血之事，乃至数见不鲜，此征之法兰西而可知矣”。[9] 但若无法律规范，则内阁如何能与国会协调，章士钊认为政党是关键，政党可以调和立法与行政的隔阂。章又特别推崇英国之政党制度，认为英国政党制度成熟。法国虽行内阁制度，表面上已能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但仍比不上英国，原因是法国“政党之组织过劣，徒法不能以自行也”。[10] 所谓组织，章士钊认为政党最大作用有二，一为提出政策，二是赢取选举。只有提出政策，人民才能有讨论焦点，而且因为政党之看法均为相异，人民亦可以有选择余地，又政党更重要目的是赢取选举，不从选举取得政权，其政纲亦无由发挥。[11] 总括而言，章士钊是由功能观点看政党，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国家。
另一个章士钊着力颇多的问题是民国建立后之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建立一个强而有力政府的目标下，章士钊反对地方分权。章的着眼点是美国联邦制度，他认为联邦制是一个权力对立架构，故行政与立法分权，中央与地方分权，不但与内阁制之集权性质有异，而且防害中央政府推动政令。[12] 然武昌起义之后，省权正张，章士钊此说当然大受时人反对，章士钊为进一步推动其立场，把集权分为立法集权及行政集权。所谓立法集权是指国会万能，如英国，“凡巴力门所通过之案，无论善恶，其效力皆弥全国，各处地方议会虽亦有立法权，而其立法权乃为国会所赋予”，[13] 因此所谓统一是统一在国会之立法权底下。至于行政方面，章士钊也许是响应激进派之挑战，⑤ 反对废省之议。章士钊认为“统一国立法统一，而行政尽有不统一者也”，因为“中央以集权之故，政务过于繁重而弊”。[14] 虽然如此，章士钊对地方自治采取开放态度，究竟各省省长应否民选，则要视乎情势而定，与激进派之坚持省长民选有异。[15]
二、激进派与温和派间的争论
与温和派相对的是激进派，他们主张总统制，反对内阁制，其中主张总统制最力的是孙中山，他可以说是激进民主派的代表。孙中山之主张总统制，并非有意制衡袁世凯，其目的在建立美国式民主。孙中山对实行总统制相当坚决，他在1911年12月26日的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16] 上即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反对内阁制。他的理由是，“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之法度”。[17] 会议进行中，南京于12月27日派出代表团见孙中山，提出袁世凯代表唐绍仪曾表示有意支持共和，但条件是由袁出任大总统一职。[18] 因此当孙中山坚持总统制时，已经知道袁世凯有可能出任大总统。有关内阁与总统之争，显然无关袁世凯。
孙中山为何支持总统制？这与他倾倒于美国政治制度有莫大关系。当然革命派中有不少是支持美国制度的，但孙中山最具代表性。[19] 比较常被引用来证明此点的是孙中山在道经巴黎返国时，《巴黎日报》记者访问他，提及革命成功以后的计划，孙中山便答以中国“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20] 在道经香港时，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安德生访问孙中山，他亦表示“临时政府实施军政制度，但是最后的目标是要以美国的模式为基础”。[21]
然孙中山之支持总统制，除与美国国家环境相同外，究竟有何原因，向来很少人谈及，因为革命成功后，孙身为领导人，很多事情均采取低调政策，无法批评。故求之于激进民主派的看法，则不得不由戴季陶入手。
戴季陶与章士钊间的龃龉很多，不过多流为意气之争，两者间之深层矛盾反而为人忽略。例如1912年6年间陆征祥出任国务总理一事，两人便对此出现严重争议。事情起于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因其与北洋及革命派均具深厚关系，奉命组阁。但唐绍仪内阁是混合内阁，并非政党内阁，故当唐氏与袁世凯不合而辞职时，同盟会便呼吁组织政党内阁，以实践民主。不过同盟会当时并非参议院的多数党，在立宪派的共和党及共和统一党联合支持下，参议院终于通过由原外交部长陆征祥出任总理并组织内阁，内阁成员仍分别由各党派组成。不过当参议院审查陆征祥内阁成员时，因为陆征祥言语不得体，结果所提六名阁员都未获通过，甚至连立宪派都反对他们。虽然其后在袁世凯的操作下，透过舆论及军警请愿行动，内阁终于勉强成立，但其间已饱经风浪，不少人对参议院功能提出质疑。如名记者黄远庸便讥笑参议员在公共压力下改变立场，[22] 章太炎甚至建议以后内阁阁员由总统通过便可。[23]
面对此一难局，章士钊采取了调和立场，从宽解释约法第34条有关国务员任命之事。他认为国务员任命有集合及分配两重意思：所谓分配是指内阁国务员单独向国会负责，故须逐一经国会同意任命；所谓集合，是指内阁为一整体，只要国会同意总理一职，则国务员由总理选择，自然向总理负责，与总理共进退，内阁国务员无须逐一经国会同意任命。章士钊的主张，固然是希望打破国会与袁世凯之间的对峙僵局，让新内阁正式上路，但亦与其原来反对法制规范理念配合，即内阁与国会互动是经无数现实与原则之折衷及法理上之解释，共和体制才逐步成熟。[24]
但政局发展当然没有如章士钊期待的圆顺，同盟会与袁世凯为陆征祥内阁应否倒台相持不下。章士钊于7月21日发表《北京政局之大波动》，认为政党政治面临崩溃危机，因为政党政治之必要条件是国内秩序安定，若国内陷入无政府状态，则政党政治无由推动，究其原因，是当时同盟会及共和党外尚有不少政党，且政治立场不明确，在纵横捭阖中，政局自然不稳。[25] 章士钊因此提出“毁党造党”策略，要求各大小政党互相商榷政纲后，包括同盟会在内所有政党全部解散，再按照政纲重新组成两个对立政党，中国之民主政治方有步上正轨之可能性。[26] 章士钊这项提议可说是石破天惊，更引起同盟会内部各方面的不满意，成为章氏同年8月离开《民立报》之导火线。
对于陆征祥内阁与国会间的对峙，戴季陶完全归究为袁世凯阴谋造成。他认为袁氏“欲帝制自为久矣”，事前已了解到参议院必会反对陆征祥，却故意提名他出任总理，目的是要激成参议院第二次之反抗，在全国冲突下，袁将会任命段祺瑞为第三任总理，如此兵权政权悉归其掌握，之后更仿效拿破仑，拘禁议员，解散议院，以达成其帝制目的。[27] 由戴氏对袁世凯的攻击，对袁世凯政策自然又成革命派内部争议焦点，⑥ 但后面所隐含的相异政党观便很容易被忽视。
假如仔细检查戴季陶对共和政体的看法，他与章士钊并无太大差别。例如有关约法第34条之争议，戴氏反对所谓集合解释，不过其理由则以约法为南京参议院所定，则参议院应拥有解释之权，戴氏认为，“吾国共和制度新立，国基未固……宁可议院专制，使法制有可改良之机，绝不能任总统专制，启后世专横之祸”。[28] 换言之，戴氏亦推崇参议院地位，与章士钊国会至上看法并无二致。
在政党政治方面，虽然章士钊之毁党造党说饱受攻击，但当宋教仁于8月重组国民党，戴季陶仍以两党政治相期许。他认为“一国当改进之时，无论其为政治事实，其为学术思想，其间恒有二派，一则主张进步，一则主张保守”。因此戴氏并没有反对两党政治，因为“以其小党之流别论，虽各成一性质，然而其一国之大问题出，终不外两途”。故戴季陶支持保守者合并为共和党，进步者合并为国民党。当然戴季陶对国民党有更大期待，认为共和党“保守之性，己足亡中国而有余者也。此吾所以深望进步之国民结合大政团，以勇猛精进之精神，抗委靡腐败之国家也”。[29] 然而整合小党成为两大党的看法，亦与章士钊之毁党造党论相似。
因此跳出袁世凯问题，章士钊与戴季陶在政治上看法并不存在太大差异，所有纷争，都似乎离不开党同伐异的因素。不过若仔细观察，两人虽然同样是支持议会政治，同样支持政党政治，出发点却不一样。
三、温和派与激进派之差歧
章士钊为何如此偏好内阁制？这与他的国家观念及民主认识有密切关系。当民国建立之初，章士钊自英伦返国不久，便于1912年2月发表一篇讨论“国体与政体之别”的文章，强调国家体制分为国体与政体两个层次。所谓国体是指国家，为“统治权之所在”；所谓政体，即指政府，“领受国家之意思实施统治者也”。至于国家与政府之关系，章氏认为是“国家者立于政府之外而又超乎政府之上”。章氏认为“太初政府即为国家”，然由于身为统治者之政府不断变动，故国家与政府渐分开，国家自成一系统。当然国家也有变动时刻，如革命出现，“从前之系统破坏无余”，于是有宪法制定国家之新形式。但章士钊仍强调“国家者造宪法者也，宪法者非造国家者也”，[30] 国家仍然是一个不轻易变动的形态。因此国体之于章士钊，是个连续性、超然的实体，甚至超越人民之上。章士钊把这看法引申为人民并不能拥有国家主权全部的观念，因此反对南京临时约法第二条规定，亦即“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章士钊认为此条款纯粹受18世纪卢梭人民主权说之影响，他引用黑格尔说法，以国家为“国民总意之结晶体也”，而人民只是国家其中一个元素而已。[31] 这是章士钊一个颇为特别的看法，亦是他与激进派站于完全对立地位的主要原因。
不过国体是一个抽象观念，在民国建立之初，章士钊无意亦没有时间深入讨论。对章士钊而言，辛亥革命成功，统治权由君主转向人民，国体问题已经解决，无须进一步深谈，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统治机构，亦即创造新政体。章士钊强调只要国体属于人民，政体其实可以采取不同形式，所谓君主、贵族以至平民等政体无高下之别，只视其社会环境之需要。[32] 故章氏认为极端共和主义者常夸大民政与君政的差歧，其实是错误，由政体观之，“民主国之职务与君主国之职务毫厘不差”，都是执行政府功能。[33] 他甚至引用美国政治学者柏哲士之言，认为中国当前最恰当之政体为“以平民之国家而建立贵族之政府”。[34] 章士钊之极力抬高君主以至贵族政治的地位原因有三，首先是中国民智民德仍未足够，根据天演公例，民主必须循序渐进，中国初得民主，要马上实行全民政治，似不可能；[35] 其次是辛命成功之初，民权平等之说成为社会潮流，章士钊怕支持民主的激进派“骛为玄想，习为放纵，以蹈法兰西之覆辙”；[36] 第三点是章士钊追求一个强而有力之政府。章士钊鉴于西方经验，认为民主建立之初必然出现立法与行政两权冲突，然在国家富强的要求底下，两权必须互相让步，因此代表民意的立法权绝对不能过于强势，事实上章士钊认为西方内阁制正是此种互动产生的结果。[37]
因此章士钊对国家的看法，是深受进化论影响的，这种进化论又以历史延续的有机体为其特色。不过民元时国家新建，章士钊满怀希望，故谈现实层面政治较多，谈国家基本理论较少，直到二次革命后，民主建国希望幻灭，不少革命党人开始怀疑民主建国之可能性，章士钊不得不就此问题进一步说明，其国家观才逐渐披沥，其中最重要的文字为于1915年8月《甲寅杂志》所发表《国家与我》一文。该文是响应陈独秀之《爱国心与自觉心》而为，陈独秀认为人人固然要爱国，但若国家违反正义，则爱国仍是否必要？为了回答这问题，章士钊指出国家建立之道有二，首先是根据卢梭所称，国家是由契约所生的一个法律体系，是在人民自由意志下所签订的，故人民若不满意，当然有权利解散这国家。[38] 对于卢梭契约说，严复当时曾为文反驳，认为完全是卢梭虚构，因为历史上不可能有人民自由签订成立国家的契约，不过章士钊却认为有存在的可能，这就是民族的成立，民族的成立使国家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不可能解散，否则民族亦随之而灭亡。[39] 章士钊所指民族，就是章士钊之谓国体，它是各个个体建立国家的最基本共同点，等同契约功能，亦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才能缓步发展，调和各种冲突。明乎此点，才可以理解章士钊为何把君主、贵族以至民主等政体等同，因为它们都是进化阶段之产物，无法超越历史性国家之范围以外。
假如说章士钊强调一个历史性的国家体，戴季陶的国家观可以说在另一极端，强调国家是人民的自由组合体，这观点在其讨论宪法时更为突出。1909年戴季陶在江苏地方自治公所担任教职时，曾发表《宪法纲要》一文，指国家是“以人及我而成”，亦即“人之总体之谓也”，而个人之所以形成，又完全是由于其“自由意力”活动的结果。[40] 与章士钊的国家观相较，戴季陶是一个绝对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国家只不过是个人之集合体，完全否定一个超然“国体”的存在。不但如此，戴季陶更认为国家内之各个个体互相依存，没有差歧，因为“我之生匪全不赖乎他人者，于是我之与人，人之与我，竟成密切不可分之关系，此关系之深而久者，其行几如一人。就生物学言，则谓之曰群，就哲学言，则谓之曰普遍我，就法学言，则谓之曰人格”。[41] 因此国家是由一群同构型的个体组织而成，没有章士钊上智下愚的看法，戴季陶亦因此采取乐观态度，不像章士钊由冲突层面看国家构成。
至于国家形成方式，戴季陶举出三种学说：以社会为本、以契约为本、以进化为本，但对三者皆不认同。戴季陶认为以社会为本过于一般，未能突出国家之特性；以契约为本是卢梭说法，但契约只反映人与人的“相对关系”，非“绝对关系”，不足以说明国家；至于进化说亦过分浮滥，万物莫不由进化，亦无法说明国家特性。[42] 对戴季陶而言，国家是一个法人，“以法而存在之合成人格者也，故无法则不能存在”。[43] 不过戴季陶之所谓法，不单是法律条文，最重要的是国民精神的总和表现，故“国家者，由个人而成以最超越之精神存在于特殊地位之自主团体也”。[44] 因此法律是人民总体意志的表现，亦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表现，是人民精神的表现。[45] 戴季陶对法律以至宪法高度期待，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基础。而法律以至法律精神的刚性特征，亦有异于章士钊之缓步渐进的历史观。
亦因为戴季陶之乐观，他之支持总统制，是因为总统制最能直接反映人民权利，这观点可见之于戴氏的联邦制度观。联邦制度问题向来只被关联到反对袁世凯或反对中央集权问题，但戴季陶却以联邦制度为其实践直接民权之不二法门。在一篇呼吁省长民选的文章中，戴季陶指出人民常受限于“狭义的参政权之思想”，亦即“以为参政权者，即参与立法之一部为已足，而选举权者亦限于选举议会之议员为尽其责，所谓共和者，以能选总统，即参政权已达其目的，而共和国人民之权利义务，遂于此终矣”。[46] 戴季陶在文中主要强调省长民选，并未能完全阐发其直接民权理念，原因有数个。首先是地方政制是该文要申明的重心，未便偏离主题，更重要的是当时他正攻击总统袁世凯滥权，故未便为总统扩权张目，第三点是当时举世仍以间接选举总统为主流，戴氏有没有如此明确想法仍有待考查。然文中戴氏明确主张人民应全面参政，故云“完全之参政权，即人民有参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也”，而且戴氏更间接表达出直接民权的想法，所谓“有宪法之国，其立法司法行政，皆受宪法之保障，而共和国者，其宪法之根据为人民，故立法司法行政之权，直接受宪法之保障，即无异间接受人民全部之保障”。[47] 戴氏一切以人民为依归，与章士钊之人民只是国家要素之一的看法，截然对立，亦难怪孙中山对临时约法表达不满，只承认约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为他所同意，其它一概与之无关。
戴季陶另一个支持总统制的原因是权力制衡形式，此点亦是他与章士钊相异之处。戴季陶主张政治权力的冲突与制衡是常态，无须力求协调。政党是其中一例，无论章士钊或戴季陶，均主张政党应有不同政纲，彼此竞争，但章士钊完全由功能角度看党争，仍然反对根本上对立，因此戴季陶直接质疑章士钊，以“行严先生所持之见，既为应有政党，则不宜开口便说党争亡国”。[48] 戴氏认为党争“不特不能亡国，且足召国家之发展”，因为“真理以争而愈明”。[49] 另一个例子则为三权分立问题，戴季陶支持三权分立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防一机关之独断专横，总统以至国会互相制衡，不会独断权力；另一个原因则以国家愈进步，权力机构分科愈发达，故独立机构之形成，势所必然。
四、结论
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在民初政治议题中可说是昙花一现，而当时争议地方，又多半集中在袁世凯权力问题，及袁氏帝制失败，有关总统权力的争议，亦因而告一段落。但正如上文提及，总统制与内阁制争议所涉及之行政立法、宪法等各种共和制度问题，到北洋政府时期仍引起无数纠纷，直到曹锟当选总统后，各界对共和制度再不抱任何希望，民初的民主争议才告终歇。因此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在中国的民主发展过程中，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总结本文的讨论，民初有关民主论争的特征有三：首先争论集中在政治结构上，即国会、内阁以至总统的功能与角色，这点以章士钊最为明显，他的政论文章少有涉及政治以外范围的；戴季陶讨论范围较广，也许受到孙中山民生主义影响，他对华侨、贸易、民生等问题均讨论及，但很少把政治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更不要说把社会看作政治基础。故无论章士钊或戴季陶，均视政治与社会为两个独立互不干涉的范畴，甚至可以说对政治抱过大希望，认为只要政治上达成改革目标，其它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种政治自由主义的倾向在民初十分流行，章士钊及戴季陶可以说是典型代表，代表了政治个人自由主义热切追求的浪漫思想。
其次是法律观点又在政治方案中占有十分重的比例。宪法之争是最突出的例子，若以章士钊及戴季陶而言，几乎所有争议都可以追源到他们的法学观点，而两人的看法又代表了当时两个主要思想流别。章士钊一直强调法律以至宪法均为历史产物，不应该给予过分硬性定义，故法律是妥协及调和的结果，这是章士钊备受攻击的原因，因为他经常为迁就现实而妥协原则，故当国会为陆征祥内阁争执不休时，章士钊便放弃其政党内阁原则；与此相对便是戴季陶，他支持一个刚性法制，法律并非历史产物，而是一个国家精神的表现，不容妥协。然无论是历史观或精神观，两人均以法律为解决政治纠纷之不二法门，法律观点的衰微是民初民主思潮一个重要的转折关键。
第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亦是两人争执的重要问题。比较有趣的现象是民初力主联邦制的戴季陶，到北伐以后却成为统一派，而力主大一统的章士钊，在国民政府时期却成为力挺异议分子的民主人士。两人观点之转变是否能纯粹归因于权力关系的替换？值得深思。论者常以晚清督抚力量崛起，代表中央政治力量的衰弱，故民初有关联邦问题的争议，事实上是重建中央地方关系的一个尝试。事实上两人均不否认要给予地方相对自主的权力，但戴季陶从势之角度出发，认为以中国地方之大，民主潮流之需要，联邦制度是必然解决方案；而章士钊则从富强角度出发，坚持政治上整合的必要性。两种观点其实在整个北洋时期均争论不休，只有在北伐以后才日渐销声匿迹。由中国近代延续下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到今天仍在重建中，双方争论的观点仍然值得我们参考。
注释：
①本文曾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于200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一九一○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②章士钊研究近年较受学界注目，《章士钊全集》于2000年出版(上海：文汇出版社)，另专门研究有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郭华清《宽容与妥协：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有关戴季陶的研究较少，本文主要参考拙著Tai Chi-t'ao's Pursuit of a New World Order( Ph.D.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1993) 。
③吴景濂便指出在南京参议院中，其实很少谈到袁世凯。见吴景濂《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亲身经历》，《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8册，410-411页。
④章士钊是否革命派，到1925年胡汉民撰写《自传》时，仍指责章氏非革命派，所谓“民国元年始由英归国，惭其落伍，遂标榜无党以自高”，这是辛亥革命左派的观点。但章士钊在二次革命时并未依附袁世凯，并在日本拥黄兴组织欧事研究会，发行《甲寅杂志》，故其虽未加入同盟会以至国民党，然思想仍与革命温和派类同。见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62年)，第2册，143页。
⑤胡汉民在《自传》中便特别指出，南京时期他与宋教仁争论点之一便是中央地方关系。他主地方分权，因为革命力量在各省，地方分权可以防止专制。见《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71页。
⑥民立报社论便指责激进者日日攻击袁世凯，无异迫袁氏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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