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名时代的“两校竞争”现象_大学排行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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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9)06-0016-06

大学已出现近千年,给大学排行只是近二十几年的事。随着各行各业时兴排行,大学也被人们作为排行的对象。由于大学在社会上的影响逐渐增大,人们对大学的关注也逐渐增加,大学排行榜成为民众十分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更是考生关注的对象。同时,著名大学普遍存在着一种“两校互竞现象”,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却很少人作过探讨的问题。本文在提出“大学排行榜时代”概念的基础上,论述研究型大学中存在的“两校互竞现象”,分析大学排名中的两校互竞,最后讨论对待大学排行榜的态度。

一、大学排行榜时代

自从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美国最佳大学排名”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出现大学排行榜。1993年开始的英国The Times发布的The Good University Guide,1991年开始的加拿大Maclean's杂志首先追随美国,发布加拿大第一次全国公立大学排名,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与《明星周刊》1998年开始发布的CHE大学排行榜,澳大利亚Hobson's公司1991年开始发布的Good Universities Guides等等,都较为著名。中国目前也有近十种大学排行。特别是2003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开始发布“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以后,英国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于2004年12月开始发布“世界大学排行榜”,以及陆续产生的区域大学排行,使得大学排行走向国际化。至今,世界各国各类大学排行已有60余个[1],可以说逐渐进入了一个“大学排行榜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加速,各国大学的交流、比较和竞争都日益明显,每一所大学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国际舞台,进入国际大学排行榜时代也是大势所趋。

过去,大学之间的竞争是笼统的、模糊的,自进入大学排行榜时代以后,大学之间的比较开始量化,细微到具体名次和数字,各大学之间的竞争也更加突出,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社会大众十分感兴趣而且考生高度关注,大学的领导人也不得不关注。它让人爱恨交加,排名靠前的大学窃喜,排名不如意的大学暗恨,但多数大学领导都不好公开表态。

大学排行榜利弊兼具。利的方面,一是能服务考生需求,因为大学排行榜是考生了解大学绩效的重要途径,排行榜的发布可以使学生和家长能够迅速判断各大学的差异和所处位置。二是促进大学寻找差距,刺激大学竞争。美国一些文理学院院长清楚地体认到,对于大学排名,任何的抗议都无法使他们立刻消失,因此转而希望监督排名者。“不论外界对对大学排名的歧见有多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大学排行对美国高等教育品质的提升的确有其一定的贡献。虽然其中隐藏了不少媒体商业利益与大学间彼此竞争的吊诡,但每年排名结果的公布,仍是促使美国各大学需战战兢兢面对其它大学可能竞争或超越的最大一股动力,因为没有一所大学愿意在此激烈的全国性游戏中败下阵来。”[2]三是能满足社会大众的好奇心。当今社会不仅流行歌曲、电影、畅销书、大企业有排行榜,连古代文学家和近代国学大师都被拿来排行,在这种流行浪潮中,大学自然会被拿来排行,因为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具有强烈的社会需求。

大学排行榜是一把双刃剑,其弊端也很明显:其一是大学之间的竞争加剧后可能导致虚报资料。当大学排名引起社会高度重视时,美国各大学不得不承认其采用指标必会影响其整体排名的总成绩。因此,当他们在给排名机构提供数据时,可能会为了提升学校声誉排名,而给予较有利于学校或甚至不实的信息,以期待在排名上可以与其他学校竞争。这种竞争可能导致弄虚作假。

其二是出现“应榜办学”的现象。过于看重大学排行榜,也会造成许多问题。一些大学领导从大学排行榜中选择需要参照的指标,采取应对措施。榜上有的指标高度重视,例如有的国内排行榜注重经费,于是学校就给各院系分派完成科研经费的具体任务,以至于大家都“以经费论英雄”。类似于“应试教育”的做法,如果紧跟着大学排行榜走,就有可能变成“应榜办学”。榜上没有的指标逐渐不受重视,排行榜会减弱大学办出特色的动力,导致大学朝趋同的方向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大学排行榜已经在扭曲大学的办学行为,影响大学工作的优先安排。[3]

其三是加大了大学和教师的压力。由于在核心刊物上的发文量是许多大学排行榜的重要指标,于是许多大学便集中导向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尤其是在列入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引文索引(E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TSSCI)的刊物上发表论文。这些刊物关键都在最后一个字母“I”,即英文Index的头一个字母。现在不少大学的管理部门也是陷入大学排行榜的迷思,已经是唯“I”马首是瞻,以在“I”刊物上发表论文来考核评价大学教师,搞得许多大学教师唯“I”是求,“哀”声遍地,“哀”鸿遍野,“一地鸡毛”。

其四是进一步导致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社会科学(详后)。

其五是强化英语霸权的趋势(详后),致使许多非英语国家的大学自我殖民化和被殖民化。

尽管面对排山倒海的批评浪潮,各种大学排行榜仍然年复一年发布。正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最佳大学”计划主持人Robert Morse对当今大学排名发展下的四点结论:一、排名已是成为一种必要的存在;二、排名现在已是全球的现象;三、排名将会持续以国家或地区为基础的方式进行;四、排名已经在21世纪确定其在高等教育应有位置——作为消费、评量、绩效、同侪评比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当然它也会被当作一项作为各校之间教育表现比较与目标订定的公开标杆。[4]因此,我认为,在各行各业竞争都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既然已经进入大学排行榜时代,就不可能退回到过去那种没有排名游戏的宽松办学时代。

二、研究型大学中的“两校互竞现象”

不同大学之间的合作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竞争也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大学之间的竞争,既有一国之中不同大学之间的竞争,也有国与国之间大学的比较和竞争。在各种大学竞争关系中,特别引人注目并饶有兴趣的是在一国研究型大学中存在着的“两校互竞现象”。[5]

所谓“两校互竞现象”,是指实力和水平相当或接近的两所学校之间的竞争现象,是一个普遍存在于高等学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中的现象。一般高等学校甚至重点中学也存在“两校互竞现象”,但由于有一批同类或近似的院校在进行比较,因而不如研究型大学明显。由于研究型大学数量较少,且通常都很出名,因此只要一指出来,人们往往都知道这些研究型大学(或曰名牌大学)的竞争对手,“两校互竞现象”特别明显。由于势均力敌、难分伯仲,人们就更喜欢议论两校的长短。

从各国研究型大学来看,有些国家研究型大学很少,呈现一枝独秀的格局。而只要研究型大学多的国家或城市,往往就会出现“两校互竞现象”。世界上最著名的为哈佛与耶鲁、牛津与剑桥之争。美国的哈佛与耶鲁之争不仅在学术声望和大学排名方面竞争,而且连两所大学的校训因为相似,也出现校训先后之争。还有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洛杉矶分校之争,日本有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之争等等。

牛津与剑桥之争是“两校互竞现象”中的突出例子。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是英国高校中并峙的双峰,长期以来喜欢互争高下,从学术到体育各方面都进行竞争。1993年,我曾问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学者是否熟悉剑桥,得到的回答是:“对牛津人来说,是否熟悉剑桥一点都不重要。”言下之意只要熟悉牛津便可。两校之争由来已久,在两校关系最为紧张的时代,都互视对方为冤家对头,甚至连对方的校名都不愿提起,若实在避不开时,就称对方为“other place”,意为“另外那个地方”,当时牛津人和剑桥人都明白other place的特指含义。[6]

然而,两校毕竟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也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它们都十分敬重传统,追求卓越,认为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学府尊严的一部分。两校教师互聘远比聘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为多,在院士聚餐等仪式上穿着学袍等方面,往往将毕业于剑桥和牛津大学的院士与其他大学的毕业者区别开来。因此,两校虽然竞争了几个世纪,但也是一种同舟共济、互竞互荣的关系。

在中国许多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在捉对“撕杀”的情况,如北京有清华大学对北京大学,上海有复旦大学对上海交通大学,天津有南开大学对天津大学,南京有南京大学对东南大学,武汉有武汉大学对华中科技大学,香港有香港大学对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有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对交通大学。“既生瑜,何生亮?”两校在争取经费、争夺优秀生源和师资、关注大学排名等各方面都展开激烈的较劲,关系紧张而又敏感,让一些研究型大学产生一种“瑜亮情结”。

当人们同时提到两所对家大学的时候,不少当事者还很在乎先后次序。例如,将牛津与剑桥大学并称时,是称“牛桥” (Oxbridge)还是称“剑津”(Camford)?在局外人看来不大要紧,但在牛津人和剑桥人看来却大有讲究,牛津人总是称之为“牛桥”,而不甘人后的剑桥人则称之为“剑津”。[2]这类似于当今中国人将国内最好的两所大学并称的时候,是称“北大、清华”,还是“清华、北大”?北大人一般用前者,清华人一般用后者。过去人们通常习惯用前者,现在有不少人喜欢用后者。

台湾的“清华大学”与交通大学之间有一条小路,“清华大学”师生将其命名为“清交小道”,而交通大学人则称其为“交清小道”。两校师生1969年开始的每年一度的校际体育、学艺对抗赛称为“梅竹赛”。关于这个比赛的名称,是“清交赛”还是“交清赛”?最后商定以“清华”有故校长墓园的“梅园”,交大也有纪念故校长凌鸿勋先生的“竹铭楼”,就以“梅竹”赛为名,这也象征了青梅竹马的青年感情。但是问题又来了,是称为“梅竹赛”?还是“竹梅赛”?于是当时议定由两校课外组主任以掷翻辅币的方式,正面是“梅”,反面是“竹”。结果“清华”的张致一主任掷出了正面,从此这一比赛就定名为“梅竹赛”了。[8]

三、大学排名中的两校互竞

在大学排行榜时代,研究型大学之间的两校互竞进入白热化阶段。我们以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和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为例,来看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几个国家最著名的互相竞争的两所大学的排名:

过去,在多数人心目中,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都是并驾齐驱的名牌大学,但是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排行榜中,两校之间拉开了相当的差距。而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这些竞争中的两校之间的差距普遍较小:

对于互竞的两校,往往对不利本校的排行榜采取不屑一顾或不置可否的态度。例如,今年6月,我与一位牛津大学教育学系的教授交谈起大学排行榜的时候,他认为上海交通大学与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都不科学,他相信的是英国《卫报》的排行,在该排行榜中,牛津大学超过剑桥排名第一。2009年6月,由英国《卫报》发表的2010年英国大学排名中,牛津大学再次蝉联桂冠。《卫报》发表的一年一度的大学排名,是学生们报考大学时的重要参考。在今年的评比中,牛津大学在教学质量、学生满意度和就业前景上均获得了高分。此外,牛津大学在每名学生身上的花费也位居所有学校之首。紧随牛津大学之后、名列第二的仍是剑桥大学。[21]如果竞争中的两校实在找不到有利于本校的排行榜,往往得到的回答是要具体看什么学科而不能看综合排行。

在中国众多大学中,也存在着许多互相较劲的两校。在中国国内的多种大学排行榜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是不同排行榜中这些著名大学的名次变化,而这些大学最看重的不仅是自身的位次,还有竞争对手在同一排行榜中的相对名次。这里我们来看中国四对“冤家”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名次:

在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比较中,以科技见长的清华大学在上述排行榜中多数时候领先。而复旦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比较,在2004年以前是复旦大学占优,2005年两校排名相同,2006年以后便颠倒过来,复旦大学反而落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了。这个排行榜看来很有利于上海交通大学自身,至少在最近几年的排位中领先于其宿敌复旦大学。不过,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上海交通大学始终还是落后于复旦大学,只是名次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而已:

在学术声望占评估指标50%(同行评价占40%,雇主评价占10%)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招收较多国际学生的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通常占先(2009年北大与清华出现了逆转),而以理工科为主的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则明显落后。或许是受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的影响,最近两年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名次被拉低许多。而英联邦国家和地区大学普遍名次较高的世界大学排行榜(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香港的两所大学排名相当靠前,且香港大学总是比香港中文大学领先不少也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国内较为流行的武书连等“中国大学排行榜”和网大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向来是清华大学排名第一,北京大学屈居第二。但最近,在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2009年中国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中,北京大学超过清华大学,排名第一。除了办学资源排第一以外,教学水平、科学研究、学校声誉三个方面,北大都排名第一。[23]而在2009年6月人民大学发布的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指标的大学排行榜,自然也是北大第一、清华第二。

四、尽信榜则不如无榜

五花八门的大学排行榜让人们看得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大学排行榜拉大了原来在人们心目中旗鼓相当的大学之间的差距,即使现在作学术声望的调查,往往最好的大学之间的差距也较小。

由于部分大学排行榜注重科研数量,特别地偏重自然科学方面的产出因素,因此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在排行榜中的位置往往占优。例如,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中,在Nature和Science两种世界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折合数占20%的权重[24],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数占有30%的权重,而除经济学方面以外,该项获奖指标都属自然科学方面。但是,产生出一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其影响和重要性有时并不亚于获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项或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例如,牛津大学培养的诺贝尔奖得主不如剑桥大学多,但以培养一大批政治领袖而著称,在牛津大学的校友中,有5位国王、25位英国首相,还有一大批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而剑桥大学孕育的首相有7位。如果加上政治家等优秀校友的指标,这两所大学的差距就会明显缩小。因此,两校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差距,远不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排行榜上的大。中国大学排行榜上,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差距,也受到偏重理工等硬指标的影响。科学引文索引(SCI)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也占到20%的权重,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论文数量根本无法与科学引文索引(SCI)相比,更何况SSCI主要以英语类刊物多。

虽然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有所改进,例如从2005年开始对文科的论文赋予较高的权重,2007年2月公布了理学、工学、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社会科学等按学科大类的世界大学排名,但因为强调以国际可比的科研成果和学术表现作为主要指标,强调排名数据来源的客观性和透明性,而各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较难比较,也很难有可公开检验的数据,因此,“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还是没有根本改变学术影响中理工科畸重的局限。而受英语霸权束缚的问题,在英语还在朝“准世界语”地位发展的情况下,看来也难以解决。我认为,即使欧盟不久后推出自己的大学评价与排名之后,也很难根本改变这一状况。

根据英美等国的调查,多数大学领导不大喜欢排行榜。然而,无论大学喜欢或情愿与否,在当今世界,大学排行榜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在有强烈社会需求的情况下,也无法阻止它的发布。因此,大学不必去迎合它、讨好它,也不一定要去反对它、否定它。大学过分重视大学排行榜不行,完全忽视大学排行榜也不行,因为在社会大众十分感兴趣和考生高度关注大学排行榜的情况下,而且大学排名的影响与作用日渐增大的情况下,[25]若大学的实力在各种大学排行榜中没有真实地反映出来,会对大学的学术声望造成持久的显性与隐性伤害。排行榜让大家了解大学的声望和学术表现,让各大学了解自身在所有大学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对大学有一定的促进或警惕功用。

要让大学忽略排行榜或无视其存在是不可能的,可是,如何才能解脱大学排行榜的迷思?一个办法是设法改进大学排行,例如注重较为科学的学科排行。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所进行的一级学科排名,在现有各类排行中便得到大学最广泛的认同。因为学科排行比大学综合排行可信度更高,就像桃子与梨子比较,你说哪个好呢?本身不好比。不过,桃子和梨子又确实都属于水果这一大类,不同大学毕竟同属培养人才和进行科研的高等教育机构,综合排行也有一定的道理。

改进大学排行榜的另一个办法是增加人均的比重和进行分类排行。中国现有大学排行榜过于注重规模总量,诱导大学追求大而全,如果像“美国最好大学排行榜”那样重视人均指标,大学就会减少贪大求全的冲动。而分类排行,则能避免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外交学院等非常好的特色大学,不至于在排行榜上总是靠后。然而,无论如何改进,大学排行榜都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因此对大学排行榜不能完全不信,也不可全信。对多数大学中人来说,大学排行榜真是一个“想说爱你不容易”的事物。看来,除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信网则不如无网”的说法以外,还要再加上一句“尽信榜则不如无榜”。[26]

世界著名大学中的“两校互竞现象”,由来已久,但于今为烈,这与大学排行榜时代的到来有关。由于同一大学在不同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位次差异颇大,各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势,一般都是各取所需,侧重宣传有利于本校的大学排行榜。例如,莱顿大学和北京大学喜欢“世界大学排行榜”(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乌特列支大学(University of Utrecht)和清华大学比较喜好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其实,春华秋菊,各有所长。各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势,竞争中虽有某些负面影响,但不完全是坏事,“两校互竞现象”也可以促使各自学校发奋向上,努力争先,共创双赢。这些竞争中的研究型大学既是冤家,也可能是朋友,往往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当有一个竞争参照系时,往往能促进或鞭策自己前进。这种两校之间的竞争只要适度,从竞争中获得压力和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促进提高办学水平和知名度,保持崇高的学术地位。就像自然界中存在双子星一样,在群雄并起的大学生态中,两校互竞是一个出现概率很大的现象,或许还是一个必然现象。

收稿日期:200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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