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红利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人口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10)05-0015-10
一、引言
人口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历来受到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关注，但是人口因素到底对经济增长产生怎样影响？它们的关系是否紧密？如果他们存在密切关系，那么人口的变动通过怎样的机理作用于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不断地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研究，[1-7]但是他们的结论也还存在着争议。争论的根源还在于理论与实证的不足。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口经历了巨大的变动，这种变动对中国经济有没有影响？在哪些方面产生了作用？本文将着重对中国人口转变中年龄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证明人口红利的存在和揭示它的具体作用，继而证明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存在和密切程度。同时，以此为基础阐明在低生育水平下我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未来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所产生的影响。
二、中国人口转变和年龄结构变动
为了清晰地探究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对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人口转变以及年龄结构变动给予分析。
1.中国的人口转变
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人口的自然变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和一个特殊时期，基本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第一阶段：1949-1957年的人口转变阶段，即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拉动的高自然增长，总死亡率由1949年的20‰降低到1957年的10.8‰，[8]婴儿死亡率由195‰下降到1957年的61‰，青少年人口死亡率普遍大幅度降低；而这一时期出生率还保持着很高的水平，1949-1957年期间基本保持在35‰以上，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6左右；年出生人口在1 700～2 200万之间。[9]这种出生率的稳定上升相对比同时期死亡率的大幅度降低，二者在水平上的较大差异形成了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速上升，这一时期成为建国以来第一次人口出生和增长高峰阶段。
特殊时期：1958-1962年上半年的人口低增长时期。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三年灾害的困难时期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3年半间人口的年平均出生率下降到23.2‰，死亡率却上升到16.6‰，从而导致自然增长率仅仅维持在4.6‰的低水平。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在1 400～1 600万，相比50年代出生高峰期每个年龄要少600～800万。
第二阶段：1962-1972年是以生育率升高拉动的第二次高增长阶段。在这11年间年平均的人口出生率高达32.7‰，死亡率下降到8.8‰，自然增长率为23.9‰。1963年出生率更是高达43‰，其他年份也高达37‰以上，人口出生规模1963年高达3 000万左右，其后两年也高达2 700万左右，1966-1971年期间人口年平均出生规模高达2 650万。这一时期，我国人口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婴儿死亡率降低到51‰①；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得到延长，达到64岁。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增长高峰。
第三阶段：1972-1991年期间，该时期是生育率快速下降并进入调整的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大力控制了人口的增长，切实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和政策的执行并取得显著的成绩。1973-1979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由1971年的5.44迅速下降到1978年的2.72，出生率由1971年的30.65‰下降到1978年的19.28‰。尽管这一时期正处于第一次出生高峰人口进入婚育旺盛期，但是出生人口规模却由1971年的2 500多万减少到1978年的1 727万；进入20世纪80年代，正赶上第二次出生高峰人口进入婚育年龄，80年代的妇女生育水平并没有继续降低，只是在2.3～2.8之间波动调整。也正是因为第二次出生高峰人口的影响和生育水平居高不下，80年代出生人口平均达到2 200万，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出生人口更是达到2 400万。尽管如此，我国人口年出生率下降到了19.74‰，死亡率下降到6.68‰，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3.06‰，可以看作是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过渡阶段。
第四阶段：1992年之后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
到更替水平以下，从20世纪末开始生育水平一直稳定在1.6～1.8之间。出生率已经降低到15‰以下，死亡率下降到6‰，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0‰以内，表明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跨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阶段。出生人口已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2 000万左右降至目前的1 600万左右。
2.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及劳动负担
(1)人口年龄结构转变
伴随中国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1949-1957年处于死亡率下降拉动的人口年轻化；1963-1972年是生育率提高拉动的人口年轻化。自1972年开始全国范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从而出生人口的规模得到控制并逐步降低。1972-1978年期间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但是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在80年代进入生育旺盛期，致使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口平均达到2 200万，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生人口更是达到2 400万，这就使得已经收缩的金字塔底部到1990年又扩张出来。但是，0～14岁少年儿童人口的比重仍由1978年的38.07％下降到了1990年的27.45％，老年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4.32％上升到1990年的5.33％。这一时期中国人口进入了典型的成年人口。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国民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人均GDP到1995年比1980年翻了近两番，从1980年的423.74元到1995年的5 046元(1978年不变价：1 455.98元)再到2000年的7 858元(1978年不变价：2 076.71元)，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工业化、城市化和文化教育都有了较大发展，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发生很大转变。推行“三为主”、“三结合”和“两个转变”使计划生育工作得到更大推动而且逐步趋向以人为本、更加人性化。[10]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作用下，生育率持续下降，1992年总和生育率已经稳定地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同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死亡率基本稳定在低水平。因此，人口已经实现了增长类型的转变，达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状态。90年代以来伴随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实现了质的转变。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所占比重持续减少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2000年0～14岁人口比重降低到24.84％②，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6.69％，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到达10％以上；2007年0～14岁人口比重降低到19.40％，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8.10％。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中国进入了老年型社会。
图1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年龄结构是根据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年龄移算得到的。
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图1显示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1953年至今的整个变化过程，劳动力人口比例一直占据着总人口的最高比例，少儿人口比例次之，老年人口比例则最低。劳动力人口比例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50年代到60年代为下降阶段，而自60年代之后则稳定上升。少儿人口比例呈现的态势与劳动力人口比例恰恰相反，50年代到60年代为上升阶段，60年代之后则下降，而在80年代之后则呈现加速下降的态势。老年人口比例在整个过程中只呈现缓慢增长态势。
图2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负担变动
(2)劳动力供给和负担的变动
1949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较大的人口增长和出生高峰，自1972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的下降和出生人口的减少，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寿命的延长，三次出生高峰人口相继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之后进入成熟劳动年龄时期，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从而使得我国劳动供给丰富，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亿增长到1990年的6亿，1998年增长到7亿，2007年达到7.7亿；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现出不断上升的状态(见图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55.6％上升到2007年的72.5％；而劳动负担在1949-1970年期间都处于较高时期，1970年之后持续下降，到1988年前后我国人口的劳动总负担比下降到50％以下，从而劳动力人口的负担降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人口“机会窗口”开启进入人口红利期。到2007年劳动负担已经下降到37.93％。劳动负担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少儿负担的减轻，少儿负担由1978年的61.2％下降到2007年的26.8％，30年期间降低了56％；老年负担上升速度较慢，由1978年的7.4％上升到2007年的11.2％，上升了50％。
三、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1.指标选取和含义
由上所述可见，自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步升高、劳动力负担比逐年减小，这样的人口变动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加快、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大等，对经济发展产生推进作用，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
多数研究者认为人口的劳动负担的大小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的尺度。[1-4]笔者认为劳动负担比的变动是形成“人口红利”的因素，不能直接以劳动负担比的大小来表征“人口红利”，我们需要通过定量分析和测度劳动负担比的变动对我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来证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中“人口红利”的存在。因此，劳动负担比成为经济增长分析的一个核心指标。
经济增长是一国或一个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指标，以GDP的变动来反映经济增长。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劳动从业人员和资本存量两个生产要素。
本研究是基于如下逻辑关系图(见图3)来分析人口转变所产生的人口红利。
图3 人口红利形成路径
图3表达了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将通过以下四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形成人口红利：(1)增加劳动供给作用经济产出，促进经济增长；(2)劳动负担比下降带来储蓄增加、人口投资增加从而增加资本存量拉动经济增长；(3)劳动负担减轻可以直接提高有效劳动，也会通过人力投资增加提高有效劳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4)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不仅改变劳动供给而且同劳动负担减轻使得劳动供给数量相对于负担人口变得充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当然，在人口进入后人口转变，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负担增加，其作用将是相反的。
2.实证分析
(1)人口红利与储蓄变动
众所周知，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而储蓄是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从这点来看，储蓄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继续，国民收入分配逐渐“向个人倾斜”，进而使我国居民所执行的储蓄职能逐步提高。如图4所示，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水平一直处于上升势头，这也在一定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储蓄整体水平的提高。储蓄是投资和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因而储蓄水平的提高对于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通过对储蓄的影响因素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储蓄的影响因素首先是经济收入水平；其次，由于劳动者是进行储蓄的主体，因而劳动力的数量及其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决定着劳动力负担和消费倾向，所以劳动负担比也是影响储蓄的主要因素。劳动负担的下降与储蓄水平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联系。
图4 历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劳动负担比数据是王金营教授根据历年人口普查年龄数据以及死亡生命表推计得到的各年分年龄数据计算得到。
为了更清晰地判断由于负担水平下降是否带来了储蓄水平的提高，笔者将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和少儿负担比、老年负担比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所选取的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中所涉及的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利用表1中数据对上述两个模型进行回归的估计和检验，我们发现直接回归存在很强的一阶序列相关。为此，我们进行了二阶差分的经过原点模型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两个模型均排除了序列相关，模型(1)中总劳动负担比的参数检验在10％水平上显著；模型(2)中少儿负担和老年负担的检验均在5％水平上显著；人均GDP在两个模型中检验均在1％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模型及其解释变量的参数可以作为分析的依据。
根据表2中各个模型的变量参数，我们分别计算得到各个模型的常数项(
)，模型(1)的常数项为6.0848，模型(2)的常数项为6.5144。这样我们得到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下：
Lns=6.0848+0.00056RGDP-0.00511f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R[2]=0.8782，整体模型显著。
Lns=6.5144+0.00052RGDP-0.01277fy-0.01026fo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R[2]=0.9007，整体模型显著。
从两个模型的估计检验结果可见，我国居民的储蓄水平不断上升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有显著的关系，储蓄水平与劳动总负担、少儿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均呈现负向相关。储蓄水平与少儿负担比呈现负向相关的原因是由于我国少儿人口数量的急剧降低，使劳动者有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从而相应提高了储蓄水平；而储蓄水平由于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老年负担加重最终会导致储蓄的降低；总体来看劳动负担的减轻使得居民储蓄存款增加。由此可见，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劳动负担比的下降使储蓄水平提高，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由模型(1)的检验结果看，劳动总负担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将增长0.51％；由模型(2)可见少儿负担下降1个百分点，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而老年负担每上升1个百分点，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由此看来，少儿负担的减轻促进了资本积累，而老年负担的加重却减缓资本积累。我国在过去的30年里少儿负担大幅度降低，老年负担缓慢上升，从而居民存款余额得到上升。在过去的30年里即使居民收入不变，由于劳动负担降低了31个百分点，也使得居民存款余额增长17.12％。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均GDP每增加100元(1978年价)，则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5.2％～5.6％。
(2)人口红利与宏观生产函数——人口红利的作用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auglas)生产函数模型，引入劳动负担比变量对中国的劳动力投入、劳动负担比变动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和测度。
首先对两要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建立了如下双对数函数的回归模型：
本文之所以选用模型(4)是为了将劳动负担比作为单独的因素提取出来，以判断出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到劳动负担升高对劳动成本、劳动效率均有负面影响，为了将劳动负担的影响内生化于劳动力的有效性，我们采用模型(5)～(7)的形式，进而对劳动负担比降低促进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劳动负担比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上述模型(3)～(7)所涉及指标的相关数据如表3所示。
对模型(3)～(7)，利用表3相应数据并根据模型要求进行转换，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得到表4所示结果。从模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模型的拟优合度较高，并且模型中的各变量的显著性也较高，模型的总体线性显著。尽管D.W.值较低，经过恩格尔-葛兰杰(EG)协积检验，[11]被解释变量(lny)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积关系，并根据协积回归德宾-沃森(CRDW)检验，[11]这5个模型的D.W.值均高于“真D.W.=0”的5％临界值，这表明各个模型都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模型通过了显著性等检验，可以作为经济增长与资本、劳动力、劳动负担之间关系的分析，能够反映人口红利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模型(3)的估计检验结果表明，从1978-2007年近30年的时间内，若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256，说明劳动力每增长1％，经济增长速度将增大0.256％。
将劳动负担比作为影响变量引入到生产函数(模型(4))中，估计检验结果显示，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向相关。在其他要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负担比下降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非标准化系数)百分点。据此计算在过去的30年里由于劳动负担降低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换言之，由于劳动负担降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为整个时期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四分之一强。由此可以得出劳动负担比越低，经济增长效果越明显。这就表明了我国在目前劳动负担比降低的阶段所出现的经济增长中确实存在劳动负担降低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而将总负担比、少儿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分别内生化到劳动力当中时，可以从结果中清晰看出劳动力产出弹性的变化。从模型(4)的结果显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从0.256上升到0.275，模型(5)的劳动力产出弹性则上升到了0.292，这都充分表明由于劳动负担比的减轻对有效劳动的促进作用，使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而在模型(6)中只引入了老年负担比，其结果并没有如模型(4)和模型(5)那样使劳动力产出弹性上升。这是因为我国老年负担比上升而总劳动负担比和少儿负担比下降对有效劳动影响是相反的趋势。这表明我国负担比的变动主要表现在少儿负担比的降低，因此整体变动呈现出来下降趋势，从而使得老年负担比的上升在少儿负担比的带动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是十分明显。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未来老年人口的日趋增加，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影响必将逐步增大。
通过劳动负担比与储蓄存款余额、GDP、劳动效率的计量分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存在的，它通过劳动负担减轻、储蓄率提高和有效劳动的增加等途径和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利用这一点，使劳动力能够更充分地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四、未来的人口变动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形成人口红利期内，劳动供给充足、劳动负担轻等因素对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和影响。但是，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态势不是永恒和持续的。
根据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人口预测显示，中国人口在未来的20～40年里年龄结构变动更加显著，其突出的特征是人口的加速老龄化。伴随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少儿负担比在未来将稳定下降，而老年负担比却大幅度提高，并且总负担比在老年负担比的带动下也由下降趋势转为上升趋势。这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趋于下降；劳动力的负担将逐渐加大，在2010年开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超过50％。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期必将结束，劳动供给减少，以老年负担为主的劳动负担加重必将对经济产生滞缓影响。
我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最主要的影响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未来劳动力供给由上升变为减少。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劳动供给增加，到2017年达到峰值；未来的20年时间里劳动负担仍然较轻，到2030年劳动负担比将超过50％；这两方面作用使劳动供给既丰富又充足，未来的20年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将存在。这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时期和负担较轻时期，加快经济增长。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以及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参与率将低于75％。若不考虑65岁及以上的从业人员，劳动从业高峰将在2017年达到7.58亿。其后从业人员的规模将不断减少，到21世纪中叶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从业人员规模将大幅度降低，届时15～64岁的从业人员仅仅有6.4亿左右。年平均减少的速度超过0.5％。在宏观生产技术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必然造成经济增长缺乏劳动力的支持，经济增长面临滞缓境地。
表5 未来50年劳动力资源变动情况(万人)
年份 65岁及以上从业人员15～64岁人口 全部劳动力资源
2000
2183 8630188484
2005
2580 9349696076
2010
2922 98384
101306
2015
3469100633
104102
2020
4346100028
104374
2025
5003100315
105318
2030
5945 98723
104668
2035
7141 95616
102757
2040
7963 92773
100736
2045
8019 9092998948
2050
8085 8847696561
第二，劳动负担加重，由“人口红利”转向“人口负债”。根据预测结果发现，在2000-2030年的30年期间，劳动负担较轻，劳动负担系数维持在50％以下，特别是2000-2020年的20年劳动力负担系数在38％～45％之间，是21世纪劳动负担最轻的时期。2030-2050年，劳动负担逐步上升，由2030年的50.20％增加到2050年的64.36％。
考虑到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并非全部就业获得收入，而常常存在相当数量的需要负担的人口，包括上学接受普通教育的人口和一些由于各种原因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失业人口以及提前退休的人口。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失业人口以及提前退休的人口将会大大增多。因此，判断一个人口的劳动负担程度，必须将劳动年龄人口中需要供养或失业者分离出来，计算出实际从业人员的劳动负担系数。根据我们估计得到的历年从业人员规模和历年总人口预测结果，可计算得到实际从业人员的劳动负担系数(见图5)。从业人员的负担系数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系数的比较可见：从业人员的负担系数要大大高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系数；在2005-2022年期间，从业人员负担系数增大的速度要大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系数增大的速度；由于从业人员规模随老龄化加重必将减少，而且减少的速度快于人口减少的速度，致使从业人员负担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将会较早的关闭，比由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系数所显示的人口“机会窗口”关闭时间提早将近15年。由此，我们认为由劳动负担较轻所形成的人口“机会窗口”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期必将在2020年前结束(如图5所示大约在2017年)，未来10年将是我国剩余下的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必须充分地利用它以获得更快的社会经济发展。
图5 从业人员和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系数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未来劳动负担将由少儿负担为主转变为老年负担为主。2030年前后我国人口中老年负担将超过少儿负担，到2040年后老年负担将保持在35％～42％之间，而少儿负担基本保持在26％上下。劳动负担结构的转变意味着未来社会经济各方面结构的变革。从经济结构方面看，以老年服务为核心的老龄产业将成为未来产业成长的一个重要方向，因此产业结构也会发生较明显的转移，如老年护理业、老年人产品的生产等；从社会结构变革看，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家庭结构、代际关系、社会服务的主体方向等都将发生变化。
第三，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对国民收入中的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分配比例产生影响，日益扩大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使我国的消费结构等方面发生改变。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总负担比相对变得较高，劳动年龄人口所承担的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经济负担将加大，这必将增加家庭负担，从而降低家庭储蓄的比例。另外，不同年龄人口比例的变化，尤其是中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将会使我国的消费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发生转变。
五、主要结论
在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一般性分析以及相应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劳动负担的降低，对我国的储蓄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其中，少儿负担越低，储蓄水平越高，同时老年负担上升也会提高储蓄水平。
2.我国劳动负担的变动对劳动力的投入产出造成影响，在将少儿或老年负担的影响内生于有效劳动，由于劳动负担的减轻有效劳动增加，使得我国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3.将负担比作为独立影响变量引入到生产函数中，结果表明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效应，负担比下降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由于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
4.由于劳动负担的负影响，劳动负担比的升高也将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总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存在的，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随着劳动负担比的降低，经济增长获得了资本积累、有效劳动增加的支撑，加快了经济增长。换言之，“人口红利”是存在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实证结果，伴随长期低生育水平我国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将发生更大的转变，人口老龄化已是不可逆转，劳动负担在2010年后不断上升，到2030年劳动负担将超过50％。一方面，劳动负担较轻的人口红利期将在10～20年内结束；另一方面，由劳动负担减轻而增加有效劳动的机制和途径将逐渐消失，劳动负担的加重将会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滞缓作用。当然，面对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注释：
①死亡率、寿命数据来源于黄荣清，刘琰.中国人口死亡数据集[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
②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为22.9％，而考虑到漏报人口中大部分为青少年，调整后0～14岁人口比重略高一些；同样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也就会小一些。
标签：人口红利论文; 死亡率论文; 劳动年龄人口论文; 人口年龄结构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老年产业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