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和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矛盾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发展的历史这一角度，阐述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与贡献及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 社会主义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社会主义建立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斯大林进行了探索，毛泽东也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只有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才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科学的揭示，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在生产力这一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的推动下，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运动变化过程。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还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时使用了“基本矛盾”的概念，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1〕。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这些矛盾的不断运动和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对抗性及其自身发展的不可克服性，这就决定了危机的不可避免性、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并应用这一思想，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帝国主义发展链条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基本思想，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时，列宁还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表现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但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基本矛盾，如果存在，它的性质和特点如何等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科学的完整的阐释。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他离开了辩证法去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基本矛盾。斯大林晚年对这一认识的不科学性也有所发觉，并且开始改变对这一认识的立场和观点。1950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1952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如果政策不对头，调节得不好，甚至会发生冲突。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对这一基本矛盾的内容、性质和特点进行了探索和分析，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 并认为这些矛盾已经具有同旧社会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从性质上看，由于作为生产力的主体的人民群众已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国家的主人，因此，这种矛盾已经是在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具有非对抗的性质。从特点上看，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是在总体相适应前提下的矛盾。这些矛盾并不会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样，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并且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加以解决。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分析，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第一次科学的揭示，无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的发展丰富和重大贡献，为我们进一步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的探索上却又是不成功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还不完善，还存在着缺陷，因此同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还存在着矛盾。正因为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和方面的不成熟、不完善、有缺陷，看作是它们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根源。因此，这就必然导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中总是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有缺陷的方面和环节，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和不断成熟。其结果，必然导致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这种失误，与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上的探索的不成功，是有必然联系的。
二
邓小平同志坚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思想，并有所发展和创新，特别是他成功地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在这里说了很长的一段话现在不重复。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3〕。 这就不仅肯定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而且指出了对这一思想还要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
事实上，正当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不相适应、还存在矛盾上时，邓小平却从发展生产力的现实出发，把注意力放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研究和探索上。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谈论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就指出：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他说：“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当然，也要解决工作中领导中的具体问题。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4〕。“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 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那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之合法起来”。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5〕。在这里， 邓小平从统一性和多样性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形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无论采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哪种具体形式都是可以的。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实质上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衡量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是否真正优越的标志，只能看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邓小平同志还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具体的组织形式和表现形式进行了科学的区分，即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同具体制度和体制作了区分，并指出，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这就为其科学地阐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循着这条思路，邓小平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同经济体制、经济基础的发展同政治体制、教育科技文化体制之间的矛盾，并对这些矛盾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揭示。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鞍钢市委负责同志时就指出， 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要对旧的体制进行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改补充。1979年10月4日， 邓小平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对我国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精简军队， 提高战斗力》中又要求把军队的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建国35 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经济体制进行系统的改革”〔6〕。 同年10月6日， 邓小平在《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中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经济体制的改革。”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一文中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7〕。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8〕。1986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9〕。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时，指出农村过去政社合一的体制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必须进行改革。1987年6月12日， 邓小平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中指出：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10〕。1992年南巡讲话，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1〕。
从邓小平同志这一系列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邓小平始终是从体制上去寻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从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侧面揭示了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这就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生产力发展同经济体制、经济的发展同政治体制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的矛盾。第二，我国现在所进行的经济、政治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的改革，正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第三，尽管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从总体上是基本适应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从总体上来讲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如果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发挥，那么，这种矛盾也可能具有对抗的性质。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旧的体制进行根本的革命性变革，以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三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看，首先，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的不断探索和科学揭示，这才使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有了比较完整和科学的揭示，它要求我们在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时，既要立足于现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又要揭示这种生产力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什么性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及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不断认识和解决这些体制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不断建立和改革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其次，它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多样性来看，体制是根本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根本制度和体制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因此，同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根本制度，由于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不同，可以建立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同样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可以容纳和表现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从复杂性上来看，由于根本制度和体制之间的差异，有时根本制度同生产力发展之间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体制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却有可能是对抗性的；有时根本制度同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但体制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又可能具有暂时的非对抗性。
第三，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种不断改革的社会。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新发展，科学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不断改革的本质和最深厚的根源，就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同经济、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的产生和解决，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并且，邓小平同志还科学地揭示了这种改革就是革命，改革的目的不仅在于发展生产力，而且还在于解放生产力，这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从实践意义上看，首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和贡献，它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要以党的基本理论的成熟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党的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逐步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政策。但是，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却是以邓小平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和贡献为前提的。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根本制度从总体上是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由于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甚至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政策。正是由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的根本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由于我们党依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和贡献，科学地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才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其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和贡献，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四大决定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正是建立在邓小平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商品性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尖锐矛盾的基础之上的。也正是由于我们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改革目标，这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寻找到了一条必由之路。同时，邓小平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和贡献又为我们指明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全面性。改革是一场革命，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是整个社会的深刻的革命性变革。最根本的改革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教育、文化、科技体制的改革与之相配套，那么，经济体制改革是很难成功的。因此，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
第三，邓小平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和贡献，科学地揭示了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功过和检验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在于看其是否真正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及其客观要求，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无论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还是改革同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无论是对内搞活，还是对外开放，都必须始终坚持以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为根本标准。事实上，17年来改革的伟大实践，正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为根本标准，这才逐渐摆脱了凡是都要先问一个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冲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2页；
〔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182页；
〔4〕〔5〕《邓小平文选》第1卷324、323页；
〔6〕〔7〕〔8〕〔9〕〔10〕〔11〕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70、108、138、176、241、370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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