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建构笔谈——多元批评格局中的纯文学批评——中国现代小说的当下困境——文学的互联网络传播与专业文学批评的命运——批评的批评——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亟需拓展意境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文学批评论文,纯文学论文,笔谈论文,新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07）05—0032—09
多元批评格局中的纯文学批评
毕光明
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海南 海口 571158
新世纪形态多样与价值多元的文化现实，为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面对消费文化催生的多种文学类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召唤下，批评主体从不同的文化体认出发，借助相应的文学，表达各自的文化价值观，文学批评遂形成社会历史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思想（史）批评、道德批评、纯文学批评……等共存互补的多元格局。其中文化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产生了更强的辐射力。道德批评则以强烈的自我反省姿态而引人注目，对文学创作与批评自身同时构成一种隐约的压迫。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主流批评的纯文学批评，在纯文学遭到质疑后，位置移向边缘，声音变得微弱。
纯文学批评的萎缩，主要来自文化批评的挤压。文化批评因强旺的文化理论的支撑和现实社会文化生态的迎纳而富有生命力。它把过去通常被看作只是对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或被认为是外在于文学自身的因素，诸如政治、经济、宗教、自然、科技、意识形态等纳入批评视野，归类于文学的范畴，这就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使文学批评更为丰富与厚重。但文化批评因重文化而轻审美，故而模糊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化的界限，影响了正常文化生态的建设，在取消文学的独立性时削弱了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文化批判力量。因此，对于新世纪文学来说，重振纯文学批评既关乎文学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人文精神的建设效应。
纯文学批评主要就是以好的文学作品为批评对象。这应当是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常识。然而由于文化批评和思想史批评的兴盛，批评自身显得丰富而富有魅力，批评对象的审美因素被思想文化所湮没，在文学意义上的杰作就难以凸显了。尤其在文化理论的追光灯下，丑陋之物都可变得神奇夺目，甚至越是丑陋越有看头，鱼目混珠，良莠难分，真正富有思想和审美内涵的杰作其价值就无法体现，久而久之，普通读者对于作品的审美鉴赏力得不到引导和培养，面对市场推动下过剩生产的文学产品丧失选择能力而一片茫然，社会公众的心灵因而缺少美的滋养，文学作者也无以把捉美的创造的标准，创作陷于盲目，结果，专业化、学术化的文学批评愈加发达了，而文学借助审美安顿现代人灵魂的积极作用反而下降了。一方面，批评企图通过文化的播撒消解权力对于人的控制，还自由与公平于大众；另一方面，文化理论与分析阐释活动对审美的强暴，使普通人连精神享受的一点快乐也被剥夺了，生存的紧张感无由缓解，身心双重地受到现实的捆勒。当制度安排和人心浇漓造成的不公与不快，向现实批判的文学发出期待和询唤，审美就显得更加苍白无力了，文学与生活就这样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大概是审美主义退潮后，文学批评面临的处境。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最大问题就是纯文学批评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维护文学的审美批评的标准，以致文学在自我怀疑中失去好不容易获得的一点独立性和尊严。
那么，纯文学批评特有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也就是它依据什么区分文学作品的优劣，判断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低？如同所有的判断活动，尺度都是先验性的，结果是相对性的。但先验的标尺都来自于实践主体的历史经验，并无可终结地处于主客体相互生成的过程之中。历史生成的尺度，根据特定时空、情境中的主体的需要而瞬时生效。所以，我们找不到普遍适用的批评标准，但我们可以在特殊需要中找到特定的评判尺度，这尺度不是没有一定的稳定性。当民族生活和文化创造将文学逐渐分离为相互渗透的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和纯文学后，它们各自的特性也就在自我形态与作用和功能中体现出来，这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自性，也可以称作“文学性”。只要我们不相对主义地把文化物的特性看成根本无法稳定，不粗心地或有意地混淆它们的特性，我们就不能否定纯文学在一定的时间长度里还是有可以得到公认的审美共同性。即使我们知道伊格尔顿的那个著名的说法，在今天还是可以毫不迟疑地承认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就是经典。
纯文学批评工作本应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文学研究队伍，主要是学院派批评家来承担，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大学文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和文学学科建设，正在促使文学批评远离纯文学，由于过分重视理论和批评活动的自足，而缺少对文学本原——作品的喜爱和尊重。这是号称为“批评的世纪”——20世纪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学术现象。当下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评论研究重理论、轻感悟的倾向令人忧虑，需要改弦更张了，不然我们这支庞大的批评研究队伍无力承担品评新世纪文学杰作的重任。
中国现代小说的当下困境
摩罗
摩罗，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一、现代小说遭遇精英的遗弃
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它自诞生以来，就作为这两个精英群体的文化武器，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之中。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这两个精英群体之间赖以沟通的共同语言之一，中国现代小说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启蒙、煽情、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就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20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不学胡适无以言”。
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时势移易，这种局面从大约三十年前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找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事实上文学宝库也越来越无法为政治精英提供或者煽情或者警示或者摧毁或者催生的力量。文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历程自那时发端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文化精英在上一个时代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民主国家，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文学的武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当今时代文化精英所认定的中心工作也许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建立民主国家，他们常常希望从文学的库房里找到力敌千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更有力地挺进自己的这个目标。可是当代文坛浩浩漫漫，作家千差万别，谁也没有能力将文学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目标提供资源。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终于知道时过境迁，再也无法像上个时代的文化人那样从文学中找到力量和资源。他们从此不得不对文学保持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有时候他们也会对文学发出一些批评甚至谴责，但是那已经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和谴责，而不怀抱任何希望。
仰赖精英群体的热爱和需求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终于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依托，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也无法孤芳自赏的丑小鸭，在黄昏的池塘中四顾茫然，呱呱呱地叫喊着它的焦虑和彷徨。
随着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和文学的边缘化，作家也正在急剧地边缘化。自古以来从事主流文体的文学创作的作家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正宗，谁也不会觉得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低于朱熹与王阳明。主要以作家身份享誉社会的鲁迅像历史上的孔子一样被尊为圣人，足见作家与学者、教育家等等文化人一样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可是作家、诗人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当下正在受到挑战。作家是文化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20世纪的20年代或者80年代，几乎肯定会遭到谴责和耻笑。可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而且其答案的否定倾向越来越明显。
二、现代小说的应对策略和发展前景
中国现代小说作为一种舶来品，它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确实不太成功。但是它自身已经洋洋大观，在参与中国现代文化改造和社会变革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流，而且形成了自身的稳固传统。在当下的文学教育格局中，从低幼读物到基础教育读物再到高等教育读物，现代小说以及作为他的母体而受到推崇的西方散文虚构作品依然保持着强势地位。相比而言，中国古典文学和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所获得的发展空间像夹缝那样狭小。这就是说，这个民族对于文学的理解和想象，主要依然还是通过对现代小说的阅读和了解来建立的。可以预言，现代小说作为主流文体在中国文坛和社会中的地位，依然会因为其惯性作用保持一段不太短的时间。只是，当下以及日后的主流地位，已经远不像以前那么风光和热闹。此外，审美文化本身的边缘化决定了即使是主流文体也只能日渐边缘化。
作为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应该对现代小说日暮途穷的境遇保持清醒的认识，对现代小说的应对困境的方略及其可能的发展前景进行积极的研究和探索。
大凡一种文体臻于成熟之后可以向三个方面演变，一是保持既有的品质按照既有的模式继续发展；二是降低高度改变形态适应更广泛受众的需求；三是提升品质，进入更加小众化状态，成为精英文化圈一种探索性的存在。
现代小说被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遗弃的命运显然不可逆转，往日的风光不可重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所以，预言现代小说以既有的模式实现复兴是没有依据的。
要求现代小说走入民间社会寻找更广泛的受众，也是不切实际的。现代小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主题群、话题群、结构特征、象征体系、塑造人物的符号体系、进入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等等一系列可以统称为传统的东西，这种传统特征如果不予改变，它就不可能大众化。如果强行改变这些传统特征，它就不再是现代小说了。
那么现代小说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干脆更加精英化，走小众化之路。现代小说既不为政治精英而存在，也不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精英而存在，而是为文化精英群体中一小部分对人性的奥秘怀有探索兴趣、对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的前途怀有深切关怀的人而存在。换言之，现代小说可以仅仅为了文化精英群体中一小部分最精英的人而存在。
前辈精英将现代小说移植到中国时，本意就是用它影响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当现代小说进行小众化改造之后，它实际上就是在文化最前沿进行精神探索，这也是影响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小说依然保持了它的光荣传统，维护了自身的价值和自尊心。所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用于动员群众介入社会文化运动的工具，而是通过对精英的精英的影响来实现对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影响。这种影响力未必比原先减小多少，因为它所影响的那一小批精英的精英，是最具有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影响力的人。对他们的影响就是对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无论大众化和小众化都需要有新的资源介入，否则一种文体的嬗变就不可能发生。
大众化需要大众化的资源，小众化需要小众化的资源。大众化的资源当然得从民间寻找，小众化的资源在我看来只能从现代小说的母体身上寻找。中国现代，小说有大小两个母体，小母体就是西方现代小说和现代文学，大母体就是以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为源头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所谓西方精神文化。
如果现代小说通过对自身精神品位的提升，成为少数精英的精英进行精神文化探索的前沿文体，它对中国文化发展将会作出难得的贡献。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和发展，现代小说本身也可能与西方小说比肩而立、并驾齐驱，果然如此，它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昔日的辉煌与荣光。
文学的互联网络传播与专业文学批评的命运
黄忠顺
黄忠顺，东莞理工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通常，文学批评被理解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中介。这一中介职业诞生于纸介质文学传播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作家能够收集到的关于他的创作信息反馈，包括身边的熟人、出版商那里的发行量、读者来信和职业批评家的声音。在这些可能的信息中，身边的熟人圈子太小，出版商那里的发行量信息太笼统模糊（因为发行量取决于多种因素），而一般读者如果想同作家交流，必须用信函的方式通过出版商或杂志编辑部转递，这不仅是一种太过曲折的方式而且还被悬置到漫长的时间等待之中，故绝大部分读者不会去同作家进行这样的交流，因此文学批评家就成了一种非常必要的职业。而纸介质的文学传播，无论是相对于口传文学还是荧屏银幕的文学传播，都更便于文学的精致化、复杂化。从而倾向于走向精英化。这是20世纪现代主义形式复杂的文学文本得以涌现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就当然更需要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学理化、专家化。于是，在20世纪便迎来了一个文学批评的时代。但这一切在今天正在发生改变。互联网的出现，文学的网络传播方式是导致这种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当前的网络文学活动中，刊布作品的网页之下大多设计了读者发表意见的位置。读者阅读作品之后，可以随即将自己的想法贴上去，非常便捷地实现了读者与作家、读者与读者的广泛交流。而这样的交流因其交流者隐藏在网络的背后，抹平了身份差别，即使是权威的职业批评家，在这样的交流中也被还原到普通读者的位置。也就是说，作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中介的专业批评家，在这里已经似乎没有特别的位置、没有特别的必要了。另外，网络文学传播的视频阅读，比之于纸介质的书刊阅读，显然不便于慢嚼细咽、悉心揣摩。这就逐渐地拒斥了现代主义创作中的那种复杂化、精英化的可写性文本，从而势必逐渐地消失了训练有素的专业批评家的用武之地。
于是，新时期以来一种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文学现象在新世纪发生了裂变。这种文学现象就是：一拨作家的出道通常伴随着一拔批评家的出场。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经典化与刘再复、何西来等批评家业绩的关联；比如莫言、马原、余华等先锋作家的经典化与季红真、吴亮、李陀、陈晓明等批评家的成就的关联……。这一文学现象在网络文学作家那里，在安妮宝贝们，在“80后”的文学出道过程中，发生了明显断裂。白烨所谓“80后”作家“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撇开其中包含的价值判断不论，它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断裂现象。因为进入白烨所谓的“文坛”，通常就是被专业批评家评论、阐释而经典化的过程。从这一视角来看，韩、白之争，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味的文学史事件。普遍依赖以互联网为主流的现代传媒而出道的“80后”及其粉丝们对权威批评家白烨出言不逊的顶撞，似乎象征性地宣告了这些从网络文学中走来的年轻一代作家与专业批评家的那种传统互生性关系开始走向决绝。
由此看来，如果说，中国未来的文学事业毕竟是更年轻一代人的事业，那么，专业文学批评在互联网时代的衰微似乎应该是一种必然的命运。但情况也还有另一面。在当前大学扩张，博士、硕士大扩招的时代，从事专业文学批评的训练有素的人员及其后备军，不是在日益减少，而是在空前增长。这似乎非但不是一种专业文学批评衰微的征兆，而是正在以更强大的阵容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挺进。但这种“挺进”基本上只是向内的，是学院体制内文学批评“学科”的事情。因为作为这种“学科”的学术生产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只在学院体制内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自我循环，自产自销，它满足的是学院体制内“学科建设”的需要和学者赢取各种学术头衔、津贴的需要；它似乎不需要向外去谋求存在价值，既无需面向作家及其创作谋求存在价值，也无需面向读者和社会谋求存在价值。也就是说，这已经迥异于原本的文学批评了。与这种现象相关联，过去一些跻身文联、作协的活跃的文学批评家，转眼之间，许多已经跻身为大学教授了。这一现象看起来好像是高校相对来说较为优厚的薪酬诱惑的结果，但究其更深层的因素，却不能不说是受制于一种社会需要的消长变化驱使：这些曾经活跃于文坛，在作家和读者间颇具影响的批评家们业已感到呆在文坛的价值已经越来越小了，无足轻重了，转向学院的学术研究及其博士点、硕士点建设、一级学科建设等等另谋发展已经变得更具价值。这种从文坛转战学院，从意气风发的批评家到学者，似乎可以看作是在传统的专业文学批评开始走向衰微的年代里向其相关领域的一种“转产”，或主动“再就业”。
批评的批评
张亦辉
张亦辉，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毋庸讳言，当今的文学批评存在诸多的问题和症候，比如功利色彩越来越浓厚，重作家不重作品的人情文章越来越常见，术语翻新但内容陈旧的文字比比皆是，许多批评不见心血毫无功力，纯粹是概念游戏，有的批评甚至动机不当或者目的可疑。相比之下，严肃而富有创见的文学批评却越来越鲜见。因此，对武器的批判，对批评本身的批评，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成了当务之急。
批评的起点或源头应该是对文学的热爱和艺术的虔敬，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批评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批评的过程应该是灵魂对灵魂的接近、精神对精神的拥抱，可是我们看到的许多批评却没有任何灵魂的质地和精神的气息；批评的目的不仅仅是分析、阐释和评断，它还应该是对写作的延续和对阅读的创造，应该是众里寻它千百度之后的蓦然发现，可是我们看到的许多批评却只是为了炒作和人情、职称和奖金。
近年以来，有一种批评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几乎压住了那些真正严肃真正优秀的批评的声音。我们听到的是偏激或浮躁的刺耳噪音，甚至是攻讦和叫骂，其灵感大概来自于阶级斗争年代的大批斗大字报，用道德批判和良知诘难代替文学阐释和艺术探讨，而且只想从气势上压倒，只想靠谩骂取胜，既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没有半点真诚的动机，更没有对文学艺术的虔敬和热爱，其目的只是哗众取宠自我炒作。这个时代文学批评界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的事实，就是靠叫骂名作家让自己成名成家迅速窜红，要比靠真挚的鉴赏和细致的阐述要便捷得多。《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里的大量文字差不多就属于这样的声音。
当前文学批评中，一些论者热衷于所谓的语言病象分析。当道德批判显得意气用事，结构、文体的分析也不够有说服力时，语言病象分析就成了一些论者的杀手锏，成了文学批评的绝招，当他们试图批评并否定一部作品甚至一个作家的创作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祭出语言病象分析。乍一看，对小说的语言和修辞的分析，从语法角度指出作品的语言病象，的确是最有杀伤力的方式，差不多是灵丹妙药，是屡试不爽百发百中的绝招。一部小说里有那么多用词不当、语序混乱和语法错误，这部小说难道会是好小说？一个作家老是犯常识性错误老是写错别字老是写出驴唇不对马嘴让人费解的句子，会是个好作家？语言病象分析其实犯了两个基本的错误，或者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谬误，其一，把文学表达当成语法错误。这些论者所列举的许多病句，其实是属于诗学表达或文学表达，至少作家是在往这方面靠近，它们体现了作家在语言和叙述层面的本能的个性化追求。也许有些语句和追求并不完全成功也不够恰切到位，有可商榷的地方。但把这样的语言叙述简单地视之为“病句”，只能说是文学上的无知和无觉、近视和短视，只能说明论者不懂得叙述之道和写作之道，不懂得诗学表达的艰难；其二，对修辞学表达中的一些疏漏和失误故意进行夸张、渲染和扩大，以便否定整部作品本身。我认为貌似实证客观其实偏颇无知的语言病象分析，最重要的失误或谬误在于，论者不知道文学语言尤其是诗学表达，是不应该仅以语法的正确性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判断标准的，他们的批评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曲解和误导。他们不懂得文学写作和语言叙述的一个基本事实：语法正确修辞规范的文学语言未必是优秀的文学语言，不完全符合语法规范的文学语言不一定就是粗糙的文学语言。不仅如此，如果你深谙叙述之道，深谙诗学表达，那么，你会发现情况可能恰恰相反：那些看似超越了语法背离了修辞的文学语言，实际上可能恰恰是最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语言，是最优秀最有效的文学语言。
文学批评无疑应该建基于文学的热诚和艺术的经验，还应该建基于文本的披阅和细读，保罗·德曼就把文学批评看作是“阅读行为的隐喻”。可是，国内的许多冗长的文学批评，许多空洞的高头讲章，却总是让我们感到，这些论者压根儿没有好好地阅读过所论的文学作品，既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体会，也没有深入沉潜的思考，他们的批评要么只是搬运概念玩弄术语，要么是在削足适履自说自话，要么干脆只是复制和粘贴。这样的批评，格式倒是规范得不能再规范，注释和参考文献也有一大堆，可真正的文学发现和艺术感悟却影踪全无。大量的所谓学院式的文学批评，尤其是那些为了评职称搞科研而炮制出来的汗牛充栋的文学论文，基本上都属于这个范畴。
当我们看到《阿克瑟尔的城堡》这样卓有创见的文学论著时，当我们看到马塞尔·普鲁斯特那样的高屋建瓴酣畅淋漓的批评文章时，就真的只能为我们的许多文学批评感到害臊和羞愧了。有多少人对《追忆似水年华》侃侃而谈，却根本没有好好通读过它，有谁像埃德蒙·威尔逊那样细读了整部作品并投入了如此巨大的热情和爱，有谁像他一样从整体上把握并在细节上吃透了这部经典？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谁如果在解读和分析一部作品时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赶上了作家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所付出的，谁如果像作家珍视自己的创作一样珍惜自己的批评，那么这个人才有资格去批评，这个人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愿以此言与那些依然把文学批评看成是严肃的事业的人共勉。
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
吴冶平
吴冶平，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就当下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而言，首先立足于一种大文学观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既吸取“纯文学观”的精密的文本分析，又吸取“杂文学观”对多学科知识的博学通观，同时又超越它们的封闭或芜杂，推动文学研究与文化多样性、现代性相结合的“大文学观”。在此基础上，对于文学内在机制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以精密的分析指向人的生命感觉，在阐明人的生命体验如何把外在社会的生活文化机制折射和转喻为文学的内在结构功能体制，并把它凝结为富有精神冲击力或审美魅力的形式之中。这就是说，文学是生命的转喻，以生命转喻作为根本点，向内联系着文学小文本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或语言转向上的种种批评方式，向外联系着文学的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文化学和图像学等等研究方向上的开拓。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空间和时间对于文学与文学研究同样重要，只有高度自觉地兼顾时间和空间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才能在研究中还文学原来就有的完整世界。福柯指出，“19世纪以前的西方思想史一直与时间的主题相纠缠，人们普遍迷恋历史，关注发展、危机、循环、过去、死亡等问题。而20世纪则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所经历和感觉到的时间可能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而更可能是一个个不同的空间互相缠绕而组成的网络”[1]。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从空间这一角度来重新建构文学地图也显得极为必要。
空间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对于文学的理解意味着什么？麦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以“文学景观”为题专门讨论了空间的含义。他指出，过去二十多年里地理学家开始日益关注各式各类的文学作品，视之为探讨景观意义的不同模式。文学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传奇等等，故此是各显神通，展示它们如何理解和阐述空间现象，描写人们对于不同空间的独特体验。[2]91 关于文学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克朗指出：文本并不是单纯反映外部世界。文学景观最好是看作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为孤立的镜子，反映或者歪曲外部世界。同样，不仅仅是针对某种客观的地理知识，提供了某种情感的呼应。相反，文学提供了观照世界的方式，显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的和知识的景观。[2]45文学是一种社会产品——它的观念流通过程，委实也是一种社会的指意过程。文本必须有读者的阅读参入方可实现其身，故就意义的传达、流通和更新而言，读者的在场和作者的写作行为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克朗因此强调文学不是举起一面镜子来观照世界，而是一张纷繁复杂的意义之网。[2]45
英国文化研究先驱雷蒙德·威廉斯曾指出，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和大都市这一独特空间的形成有着必然联系，城市的现代化导致它无边扩张，结果是城市的空间大到无以认知[3]。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家西美尔等人将村落与城市比较，指出村落的社群里人与人直接交往，对彼此的工作、历史和性格都十分熟悉，他们的世界相对来说是可以预知的。反之现代城市则是陌生人的世界，人与人互不相识，互不相知，乡村的宁静平和为都市的喧嚣骚动所取代。而在文学中，波德莱尔的19世纪中叶巴黎的“闲荡者”形象，就是典型的现代城市的见证人[4]74。这个“闲荡者”别无所事，所好就是在街头转悠，将都市的喧嚣骚动当作风景来细细品赏。他的目光在新空间里如林的新商品上一一扫将过去，看着街上车水马龙，物欲交换川流不息，心里不由得就感到几分满足。所谓的新空间，指的是19世纪巴黎触目皆是的拱廊街和百货商店。公共场所对于资产阶级妇女来说，并不是个可以慵懒闲逛的好去处。这个男性的闲荡者由此和左拉小说里的妇女们形成鲜明对照。左拉笔下的女人也为琳艰满目的商品痴迷不已，但是她们逛商场不逛大街。商场这个封闭的空间比较流连市井街道，克朗认为，它成为文学的中心场景标志了都市空间从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的转移[4]136—138。它不仅是建筑和经济的移位，同样也是城市经验的移位，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参与了这一空间经验的转移。是以文学作品不应被看成仅仅是反映或描述了城市，相反，我们应当细细考察城市如何建构在小说诗歌等文学艺术中。而就中国社会来说，从乡土中国到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同空间的转换显然更为复杂，由此带来的空间经验的转移也是文学表现的重点内容。
由此可见，文学与空间理论的关系不复是先者再现后者，文学自身不可能置身局外，反之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本身成为多元开放的空间经验的一个有机部分。
亟需拓展意境批评
王海铝
王海铝，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国传统诗话、文论、画论、乐理阐述中，以“意境”为核心的一类术语频频露面，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批评形态：意境批评。
“意境”比“滋味”、“妙悟”、“传神”、“兴象”、“神韵”、“风骨”等概念的影响更为深远，在文艺创造、批评活动中，“意境”往往成为衡量文学性、艺术性的一个重要标准，“意境”是传统文艺批评的核心范畴，意境批评是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主要形态。
然而，当前文艺学术界铺天盖地都是诸如此类的术语：解构、叙事、能指、影响的焦虑、女性主义、碎片、断裂、异化、现代主义、视觉文化……流行的关键词竟然多半来自西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南帆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词》一书中收录有“人民性”、“样板戏”、“双百方针”等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词之外，多半是“话语权力”、“后殖民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之类的西方文论关键概念，其中有“意识流”、“意象”却没有“意境”一词！
西式话语不断渗入国内学术市场，往往存在着脱离中国当下的文艺经验之弊端，明眼人并非不懂得这个道理，但西式话语仍然大行其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客观而论，中国文艺批评无论是从形态到功能、从学科建设到理论构筑，确实落后于西方，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主观层面的不自信。有的学者视意境批评为有缺陷的“古董”，没有增值的指望，只有被淘汰出局的可能。有的认为“意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话语环境，也失去了辉煌的中心话语地位。不少人甚至旗帜鲜明地亮出“黄牌”，薛富兴断定王国维为“意境的终结者”[5]。意境批评真的已经“过时”？意境批评的现代命运究竟如何？
说意境批评已经退出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舞台，与说意境批评仍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形态一样，都过于武断。20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的研讨，曾给意境批评研究提供了升温契机。据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中的统计，仅《文艺研究》杂志从1979年到1999年发表的关于“意境”研究的论文即达30多篇[6]。古风统计，近20年来有1452位学者发表了1543篇“意境”研究论文[7]。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意境”，发现的文献资料有20万条之多。相比于1919年至1950年间的33篇与1951年至1977年间的51篇，当前的“意境”批评研究行情看涨。但真正有新意、有创见的成果并不多。在重新审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拓展意境批评，不仅是对民族文化学术的奋力自救，而且也是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有力反驳。宗白华提出的“对旧文化的检讨”显示出内省式思路，包含着清醒的先见。历史从来不可能百分百地辞旧迎新，承传与创新的合力作用才可能使古典范畴获得再生的希望。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建构必以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转换为切入点。
有些学者一提起意境批评，就联系到特定的诗、画，以至于在相当大的学术范围内都有“言意境，必诗画”的思维定势。以解读古典艺术作品来分析意境的创作机制、审美特征，确实能够比较贴近于古代意境论的发展实情，但因此而固步自封地将意境研究局限于古典诗词书画、某些特定的流派（如山水画、山水诗），这类意境批评难免散发出隔夜饭式的陈腐气。其实，纵观“意境”发展史，可以辨析出一条横向拓展的脉络。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说，标志着“意境”最早出现于诗学领域。至元明清，李日华论画，康有为、梁启超论诗，况周颐论词，刘熙载论书法，林琴南论文，王国维论词曲，都注重意境之生成，可见意境批评已逐渐拓展至其他文艺门类，属于文艺学范畴，随着近现代西方美学的引入和中国美学的建构，“意境”又属于美学范畴。诗画书与音乐、儒道佛与禅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因素的互动，都曾给意境批评的生长提供了“营养”。拓展意境批评，必须首先突破“言意境，必诗画”、“重感悟，轻言说”等思维定势。
现代社会，纯艺术受到挑战，现代文化以其势不可挡之气势，渗透到文学艺术的方方面面。当代文艺实践日新月异的发展，远远走在文艺批评的前面。当代文学早已突破原有的学科边界，文学与电视、电影、通俗歌曲、互联网艺术难分彼此，各类新文类、新体裁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当代文艺形式五花八门。如何应对当代文艺的新倾向，成为当前学术界不得不正视的重要课题。积极而主动地拓展、转换乃是明智之举，用现代性的意境阐释应对现代文艺的发展，使意境批评从传统的诗学、文艺学范畴向文化学拓展，乃是十分必要的事。
随着审美日常化趋势的加剧，确有不少论者将意境广泛引入到文学之外的各种领域中，如广告意境、教学意境、人体意境、游戏意境、动漫意境、管理意境、营销意境、感情意境、香氛意境、城市意境、知识意境、视觉意境、场面意境、电子意境、时尚意境、服饰意境等等，意境被四处“嫁接”，此现象本身即展示出意境范畴在现代性语境之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误读与误用，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拓展与衍化。三年前用百度搜索“意境”得到的条目是40多万，今天搜索“意境”这个条目可得920万之多，绝非“意象”“气韵”“神似”“韵味”等文论概念所能相提并论，足见“意境”这一概念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意境”的生命力、解析力、可塑性首屈一指。
目前的意境批评资料中，古代意境的研究多于现代意境的研究，文学意境的研究多于艺术意境的研究，具体意境的赏析多于学术批评研究，意境资料梳理多于意境的跨学科研究。这种现状既表明了批评创新能力的缺乏，同时也敞亮出一片可以有所作为的批评空间。“意境”具有生生不息之特性，我们对于意境的理解、阐释也处于不断地拓展、变化中。它既可以被视为一种古典理想，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现代情调；既是诗学的，也是佛学的，美学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世界的。“意境”是存在境域的当下呈现，其存在的体验性为所有能够感悟存在、探索存在、思考存在的人们提供了共通的基础。现代意境批评应建立多维度、立体化的比较方法，借鉴西方文艺批评方法之优长，努力突破传统意境批评的古典性、民族性、诗话性维度，积极拓展意境批评的生命美学、人类学维度。
收稿日期：200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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