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教育能否造福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年前，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针对“明天肯定会成为热点和趋势”的那些关键性的、决定性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后认为：现在的管理学思想所沿用的基本假设都已经过时了。因此，管理者如果用不正确的假设去制定战略，那将不可避免地把组织导向不正确的轨道。 如今，这个论断正在应验吗？管理教育机构和管理教育者对此必须敏感。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型期，或许转型的路径无关宏旨，但转型的方向则一定是管理教育应该关注的首要概念。不过，我们对方向识辨和选择有共识吗？ 2014年秋季开学时，笔者从学院的个人信箱得到《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这本书，它由“一群为‘50+20’愿景共同努力、无私奉献”的学者著成，由周祖城和徐淑英两位教授译校。简单地看，其第一部分是“挑战”，回答管理教育是否应该造福世界；第二部分是“愿景”，回答管理教育是否能够造福世界；第三部分是“落实”，回答管理教育怎样造福世界。以下是一些读后感式的思考。 有理有用和有趣 管理教育的范式转变 管理教育其实一直致力于造福世界，几乎所有的商学院都在其使命或相关表述中强调社会责任。不过，也许有人颇感费解：为何是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而不是医学教育、工程教育、环境教育、法律教育、历史教育、哲学教育、艺术教育、数学教育？什么原因促使管理教育与诸学科如此不同？ 答案可能很简单，几乎等同于“学生喜爱体育，但却不喜爱体育课”的道理。那么，将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作为商学院变革的愿景，会重塑商学院吗？ 如果将管理者的认知框架简单划分为“在商言商”和“悖论式”两种，Hahn等人认为对促进可持续发展而言，两者各有利弊：前者在造福世界方面视野较窄，但在其所认定之有意义项目上更具分析深度，并且反应迅速，执行力强；后者在造福世界方面的视野宽泛，但在制定和执行具体的行动计划方面却往往游移不定。很难说，更“世俗”的管理教育和更“高尚”的管理教育，哪一个更造福世界。 公众对管理教育的认识，则是要么过于具体（人、财、物），要么过于抽象（权力和领导）。事实上，管理教育既是科学教育，又是人文教育，还包括西蒙所谓“人为科学”的实践教育，确实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教育领域。管理教育能否实现范式转变，将其教育对象的目标函数由利润和权力，扩展到人类和地球，关键取决于这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和结果能否使管理教育变得更加有理、有用和有趣。 有理，显然是第一位的。 管理教育必须力图掌握管理原理的精髓。请再仔细读一遍书中第36页引用的这句话：“企业拥有且仅有的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使用其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各种活动。”书中也认为这是个“谬误”。果真如此？这个观点被认为“谬误”，可能是管理研究和教育史上最大的谬误了！那科斯定理呢？实际上，这是笔者见过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兼具学术严谨性和实践中肯性的表述之一了。关键是要理解何谓“游戏规则”。笔者并不相信弗里德曼是在“游戏规则”上玩文字游戏，而是认为他指的是正式规则（法律制度等）和非正式规则（道德规范等）的一种理想组合状态，而且这是一个动态概念。 意犹未尽的读者，可以继续阅读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的《金融与好的社会》。“金融体系是一项新发明，而塑造这种体系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希勒说道。金融教育以及整个经济和管理教育，更何尝不是应该不断演化呢？ 为此，不得不多提一句，政府、市场和社会，需要一种适配的状态，我们习惯于批评强大政府的弊端，浑然不觉其实只要有肩负着全面的社会责任的企业存在，就是一个社会真正的悲哀！在造福世界的过程中，社会本身不应被替代。管理教育的改革，首先就是要占这个理：指导分散决策下的“善”的集体行动。 根本性变迁不易 新型商学院的战略命题 管理教育的改革，当然离不开商学院的变革。对于“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商学院院长们怎么看？未来商学院的排名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更多的“可持续发展思维”会成为管理教育的显学吗？如果能够造福世界的商学院会更具吸引力，这将一定是商学院发展的战略管理命题，而不仅是道德命题。 在上述问题的回答上，根据个人阅读体验，感觉这本书并非论述酣畅淋漓，或者令人茅塞顿开的那种。通过轻松的阅读，你不大会获得其中真正的增量信息。作为一个概念规划，它总体上很容易被人接受，而且蔚为壮观，立体展示管理教育挑战和愿景的“大画面”，并给出路线图。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变革方案，则头绪过于复杂，欲速不达。 它确实从各个方面真诚地指导我们，如何获得多样化的技能。但是，这当然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就连熟悉这个领域的教员也会感到理念纷繁杂陈，都似曾相识，又仿佛看到未来。 要想从书中看懂这些内容的分类和意指已经殊为不易，更何况看起来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需要做出改变！不过不要紧，你只要发现重点所在就好——全书特别强调的利益相关方详述于最后两章，分别是“培养新一代教师”和“建立新型商学院”。精读这两章，可能比浏览式地通读全书更受启发。 “挑战”早已见怪不怪，“愿景”却依然天真烂漫。因此，阅读这本书时，不妨先从“落实”（第三部分）开始。如何“落实”，或如何理论联系实际，一直都是思想价值的试金石。请注意第177页最后一行：“对于管理教育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识别和创造这些可以促成变化的条件……”这些条件到底是什么？建议你去看看《盗梦空间》这部电影：要改变一个过于庞大的势力，必须在其内心深处植入一个新的想法，润物无声。这可不是一件简单任务，甚至相当艰险，如果功力不够，操作不当，或时运不济，你可能永远都无法从梦境中醒转。而要“对管理教育实施一次根本性转型，使管理教育从服务于企业，转型为代表社会的监管人”，是多么崇高的使命！商学院们真要这么做吗？好吧，如果确定要这么做，可以参照书中“三项任务”、“四条途径”、“五个阶段”、“六大重点（另有六大原则）”以及“九（或十）种因素”，包括由此而衍生出的“近百条建议”，一站式定制解决方案。 不过，根据阿什比法则，管理系统的复杂性需要与管理对象系统的复杂性相适应。或者说，一个系统对一个或一组任务执行得越好，越会对其他任务执行得越差。那不是说，一个更善于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就会更不善于创富企业吗？这一点或许不必过度解读，不过，造福世界毕竟是全社会和全世界的事情，商学院确实承担不了过多额外的责任转嫁和社会期许。 重振牺牲精神 新一代教育者的承担与殊荣 读了这本书最有无力感的，可能是有职称晋升压力的教员。从一名商学院教师的视角来看，恐怕没人非要逆潮流而动，只是这种理想主义，谁来承担成本和风险？蔡元培先生曾说：“大学乃在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笔者总觉得，这其中也暗含了一种牺牲精神。管理教育需要重振这种精神。如果我们真期待一个导向美好未来的管理教育变革，我们必须为之付出成本。这种承担，可能首先是管理教育者的殊荣。 别忘了，管理研究者和管理教育者从事着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正如《管理学会评论（AMR）》2009年第四期的“编辑评论”中所建议：“正直应是管理专业学者唯一的售卖品（Integrity is the only thing we sell）”。原因是，我们的行业是依靠“天性之善（the better angles of our nature）”，而不是某种正式的审计过程来督导的，然而天性中善的部分并不完美，所以，为了保住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饭碗，我们唯一能依赖的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 设想一个强假设：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一个管理知识更加透明而随意可得的时代，如果商学院连道德责任都不能再承担了，那还有谁会需要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