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特征——以弗兰克的《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自由主义论文,人与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弗兰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谢·柳·弗兰克（С.Л.Φранк，1877—1950年），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俄国思想家之一。弗兰克青年时代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转向宗教唯心主义，作为20世纪初俄国弘扬传统宗教哲学文化的代表，他先后参与了被称为“寻神派三部曲”的《唯心主义问题》（1902年）、《路标》（1909年）和《来自深处》（1918年）等文集的编写工作。1922年，他由于政治原因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出境，此后一直侨居西方，从事宗教哲学的研究。《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是弗兰克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论文集，包括《虚无主义的伦理学》（1909年）、《偶像的毁灭》（1923年）、《俄罗斯世界观》（1925年）和《生命的意义》（1925年）等四篇文章。作者从宗教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俄国知识分子追求社会正义、献身人民幸福的思想及其对俄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时对共产主义思潮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进行了思考，提倡尊重个性价值和精神生活，呼吁回归俄罗斯传统、回归东正教，以实现国家精神的复兴。无论弗兰克的个人经历抑或是他对俄国知识分子、俄国革命与共产主义思潮、俄国与西方等社会问题的思考，都在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白银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一
白银时代作为一个充满创造气息、弥漫着质疑精神的时代，是俄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也被称为俄国文化复兴时期。处于这一特殊时代的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如彼·斯图卢威（1870—1944年）、尼·别尔嘉耶夫（1874—1948年）、谢·布尔加科夫（1871—1944年）和谢·弗兰克等人，也开展了各种活动，并对俄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时代性的思考，体现了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思想性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即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在俄罗斯，世纪开始时有真正的文化复兴。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才能了解：我们感受着怎样一种创作激情，怎样一种精神潮流充满了俄罗斯人的心灵。俄罗斯经历了诗歌和哲学的繁荣，经历了紧张的宗教探索，感受了神秘主义和通灵术情绪。”（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5页，第215页。）
同时，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和政治风暴影响下，以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也随之波动，他们基本经历了由合法马克思主义到激进自由主义、最后转向东正教神秘主义的变化。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由于随时随地把追求时髦看成是真诚的热情，因而也有不少胡言乱语。”（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5页，第215页。）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相当闭塞的范围里产生的，与广泛的社会运动是脱离的。在这个俄罗斯文化复兴中也开始出现了颓废因素。”（注：（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第215页，第155页。）
俄国自由主义是欧洲“开明君主专制”思潮影响的结果。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8世纪60年代推行了“开明专制”，成为俄国历史上宣传自由主义的重要人物。此后，自由主义思潮经历了亚历山大一世的官方自由主义、十二月党人的民间自由主义，逐渐在俄国扎根。19世纪50—70年代，随着克里木战败和农奴制危机的加深，俄国自由主义的系统学说开始形成，康斯坦丁·卡维林和鲍里斯·齐切林被誉为俄国自由主义的早期精神领袖。由于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社会基础狭小，俄国自由主义对君主专制国家的依赖性较大，他们主张在与政府合作的基础上实现个性自由、法制国家和社会的渐进发展。
19世纪90年代，以斯图卢威、弗兰克、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者结盟，同保守民粹派进行论战，他们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纪之交俄国社会革命情绪影响下，他们背离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以极大热情参加了1905年革命。当革命以流血失败而结束后，俄国社会出现了被称为“斯托雷平领带”的政治反动和“斯托雷平奇迹”的经济恢复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陷入迷惘和失望之中，开始对俄国社会进行思考和反思。
二
1909年，斯图卢威、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格尔申宗、基斯嘉柯夫斯基、伊斯柯耶夫等7人出版了《路标》文集， 对理解俄罗斯革命思想的钥匙——俄国知识分子，进行审视和批判，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社会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特点，认为知识分子应对革命的发生和失败负有重大责任。一位西方史学家曾指出，“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再教育、以法律秩序作为政府基础、将国家和民族融为一体的需要，”（注：Leonard Schapiro:“The Vekhi Group and the Mystique of Revolution”,in E.Dahrendorf (ed.)Russian Studies,London:Collins Harvill,1986，第71页。）这三个思想构成该文集的思想基础。“路标派”认为，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以巨大的震动唤起知识分子，让他们听到我们微弱的声音”，从而使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注：《路标》文集的出版，在俄国社会上引起强烈震撼，有人认为这是“由一些最有才华、最聪明的知识分子写成的一份卓越的文献，……一个学者阶层反叛的事件”，（《别尔嘉耶夫集》林贤治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但更多的是来自各个阵营的批评，列宁称路标派为“著名的叛徒”，《路标》文集是“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他说：“《路标》的作者们以整个社会流派的真正思想领袖的身份出现，扼要地草拟了一整套哲学、宗教、政治、政论等问题的百科全书，对整个解放运动，对俄国民主派的全部历史都做了评价”，“《路标》是俄国立宪民主主义和一般的俄国自由主义同俄国解放运动及其一切基本任务和根本传统实行彻底决裂这条道路上的最突出的路标。”（《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172页。））弗兰克是该文集的积极发起者和参与者，他被收入文集的著作《虚无主义的伦理学——评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世界观》，堪称弗兰克的代表作。
弗兰克从宗教意识角度批评了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世界观。他认为，可将知识分子定义为“尘世幸福之虚无主义宗教的战斗僧侣”，其中道德主义、虚无主义的功利主义和反文化倾向是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而这也就是弗兰克后来称之的“偶像崇拜”。
在弗兰克看来，虚无主义是俄国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核心和根本。他将虚无主义定义为“否定或不承认绝对（客观）价值”，即否定科学、艺术审美、宗教信仰和个人需要的绝对价值，视其为满足主观需要的相对福利，而把人民幸福和多数人的主观需要神圣化，视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和唯一的任务。由此致使原本作为信仰中介的道德绝对化，成为一切世界观的基础，而带有鲜明功利色彩的道德主义，即自我牺牲和对社会事业的绝对服从，又是俄国知识分子精神的最深刻特点。结果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有谁热爱真或美，他就被怀疑漠视人民福利，被斥责为为了虚幻利益和奢华游戏而忘却迫切需要；但谁若热爱上帝，则他就被当作人民的直接敌人”。（注：（俄）弗兰克著：《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第57页，第56页，第76页，第176—177页，第93页，第90页，第95页，第105页，第192页，第101页，第133页。）正是这种否定绝对价值的虚无主义和强制性地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主义，形成了对阻碍为人民服务任务之实现的禁欲主义的憎恨，这也可以说是对革命、暴力崇拜的最初根源。同样，作为“在社会——历史生活中所实现的客观价值总和”、建立在客观价值基础之上的纯粹文化概念，也为知识分子所敌视，文化随之成了满足主观生活需要的手段而带有了功利主义的印迹。
其他作者也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别尔嘉耶夫从知识分子对哲学的禁欲主义态度入手，分析了知识分子由于受到功利性道德标准——对民众和无产者的热爱、崇尚“民众”及其利益的影响，使得哲学隶属于特定的社会功利目的。因此，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和情感中，对分配和平等的需求总是凌驾于对生产和创造的需求之上，“对平均主义的公正、社会之善和民众利益的崇尚消解了对真理的崇尚，甚至近乎扼杀了对于真理的兴趣”，结果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如下的道德判断：“如果真理的毁灭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人们的生活将更加幸福美满，那么就让它作出牺牲；如果真理妨碍了‘打倒专制制度’的神圣号召，那末就去打倒它。”（注：（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著：《路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第8页，第34页，第32页。）
布尔加科夫从知识分子的宗教特质分析了他们的英雄主义心理，由于知识分子对民众怀有“社会的忏悔”情感，因而视自己为上流社会和欧洲教育水准的唯一代表以及国家精神的监护人，经常陷入英雄主义狂欢的状态，认为“俄国应该获得拯救，它的救赎者可能而且应该是整个知识阶层，……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救赎者，也不存在任何拯救。”（注：（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著：《路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第8页，第34页，第32页。）正是知识分子自我崇拜的英雄主义、行动手段和目标方面的极端主义而导致知识分子英雄主义式的自我牺牲和对个性价值关怀的缺乏。
弗兰克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正是作为精神潮流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体现。不论是民粹派抑或是马克思主义派别，“俄国知识分子就其伦理本质而言，从大约七十年代至今都是顽固不化的民粹主义者：他们的上帝是人民，他们唯一目的是多数人的幸福，他们的道德是为这一目的服务，伴之以禁欲主义的自制和对自我价值的精神需要的鄙视。”（注：（俄）弗兰克著：《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第57页，第56页，第76页，第176—177页，第93页，第90页，第95页，第105页，第192页，第101页，第133页。）直接的利他主义的为人民服务和相信人民幸福之绝对可实现的意识是民粹主义精神的两种形式，前者体现于“到民间去”运动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由于理想的破灭而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因而被后者所取代，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
尽管弗兰克批判俄国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的政治、革命的激进主义给俄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甚而认为“日常生活上对文化的不习惯与知识分子世界观对文化的厌弃…造成了我们生活的…低文化水平”，（注：（俄）弗兰克著：《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第57页，第56页，第76页，第176—177页，第93页，第90页，第95页，第105页，第192页，第101页，第133页。）把俄国社会的落后归咎于知识分子。但是，正如“格尔申宗在文集的序言中指出，文集作者并不是要谴责俄国知识分子，指责他们的过去，而是带着因这一过去而产生的痛苦，在为了祖国的未来而难熬的不安中写下这些文字的。……革命的失败深深地震撼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并在他们中间唤起了有意识地检视自己的传统世界观的基础本身的需求。”（注：汪介之：《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这也从另一面体现了在面对俄国历史上“谁之过”这一命题时，身为知识分子的路标派对自身思想的剖析、自责和忏悔，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同时，弗兰克也并未彻底否定知识分子，认为“尽管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思潮有自己的缺点和矛盾，但是他们至今还有一个可贵的性格：他们总是在寻找信仰并力图把自己的生命从属于信仰”，（注：（俄）弗兰克著：《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第57页，第56页，第76页，第176—177页，第93页，第90页，第95页，第105页，第192页，第101页，第133页。）肯定了知识分子的人民性和自我牺牲精神，认为他们现在面临重估旧价值和创造新价值的任务。
《路标》文集从文化理念上触动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意识和“知识分子特性”认识，由此引发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意义和知识分子向何处去等问题的争论。为此，弗兰克也呼吁“新人”的出现。在路标派看来，“新人”即“挣脱了一切名利思想，怀有强烈的宗教普世感情，真正将人民的愿望放在第一位，宽容地对待人民、对待国家、对待政府，同时要坚持自己的既定目标而不为任何政治压力和风潮所左右，及时向人民和政府发出建议、劝告和警告的人”。（注：张建华等：《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三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主张通过和平渐进的改革来改变国家的政体，但是受20世纪初俄国社会政治情绪高涨的影响，他们背离了自由主义的立场而参加了1905年革命。继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俄国此后告别了革命。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引发了知识分子关于“革命是否适宜”、“革命与文化”以及共产主义思潮的思考，正如别尔加耶夫所指出的，“我和俄国或共产主义进行了不是政治的，而是精神的斗争，这是反对它的精神的斗争，反对它对精神的敌视的斗争”。（注：（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第215页，第155页。）这和弗兰克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对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政权进行精神层面上的批判，并提出建立法制国家的政治主张，这是白银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另一思想特征。
强调精神自由是俄国白银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的核心，他们从维护自由和个性价值、反对奴役的角度，开展了对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受欧洲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弗兰克也关注个性价值和个人自由。他认为为遥远的目标和空洞的抽象理论而牺牲的生命是无意义的。因为个性具有最高价值和一切权利，任何带有道德主义色彩的强制审判都不能凌驾于个性自由之上。他在侨居柏林期间、于1925年写就的《生命的意义》一书中指出，“爱不是冷漠的、空虚的、利己主义的享乐渴望，但爱也不是奴隶式的献身、为他人而毁灭自己”，“假如我们把生命献给了最高的绝对幸福，然而这种幸福不是我们的或我们已不可能加入其中，那么这样的生命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无意义的”，“只有那种既是自足的、超越了一切我个人利益的，同时又是为了我自己的幸福，才可以认为是绝对无可争议的幸福”，（注：（俄）弗兰克著：《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第57页，第56页，第76页，第176—177页，第93页，第90页，第95页，第105页，第192页，第101页，第133页。）这样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
反对革命、暴动等一切暴力方式的思想贯穿弗兰克文章的始终。弗兰克认为，世界上“一切灾难、屈辱和痛苦，至少有99％是由对实现善的追求、对…神圣原理的热烈信仰和对无情地消灭恶的渴望所造成的结果”，（注：（俄）弗兰克著：《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第57页，第56页，第76页，第176—177页，第93页，第90页，第95页，第105页，第192页，第101页，第133页。）即是对政治、革命偶像的崇拜带来的。由于俄国知识分子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基于机械的理性幸福论的社会乐观主义，因而认为“人类幸福的自然条件在实质上总是存在的”，相信社会政治制度、社会理论的绝对性，认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缺陷与不幸都产生于个别人或阶级的错误，即外在的社会制度的不公，因而要实现人民福利、建立人间天堂，就必须通过革命、暴动的方式破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剥夺剥夺者”。在弗兰克看来，这都是对自由理想和独立的个人价值因素的否定，“革命总是纵容罪恶、暴行和贪欲的狂风暴雨，肆意横行”，而“俄国革命发展了残酷至极的和闻所未闻的专制，使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预达到极限，但却未曾表现出丝毫对自由的爱。”（注：［俄］Bл.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294页。）进而他认为，一切企图以暴力形式实现某种绝对的社会精神理想的社会运动，都将带来悲剧，其中不仅包括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也包括“白色”反革命运动。尽管弗兰克一再抨击布尔什维克政权，但他既反对恢复旧的君主制，也反对反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行为。
虽然弗兰克视布尔什维克政权为人类灾难，但是也认为谁若是还相信，祖国的拯救仅仅在于简单地推翻布尔什维克，就可以在俄国建立公正与幸福，这种思想仍是对偶像的崇拜。即使是“出于对布尔什维克的恨”和“复兴祖国”的美好动机，而企图以暴力方式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他看来也是极端错误的。因为若推翻一个偶像为的是立即建立另一个偶像并如从前一样崇拜它，也是对政治和革命偶像的崇拜。他认为，作为“白色”运动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当它作为绝对原理统治人的灵魂之时，也同样能成为对生活的暴力压迫。况且，“尽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制度已经显出了其错误性和有害性，但历史表明：极端的经济个人主义、被奉为圣物的私有制全权统治，也同样残害生活，导致恶和苦难”。（注：（俄）弗兰克著：《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第57页，第56页，第76页，第176—177页，第93页，第90页，第95页，第105页，第192页，第101页，第133页。）
别尔嘉耶夫把革命视作俄国人道主义的危机和知识分子的终结，是对俄国文化的一场浩劫，认为俄国共产主义，正如它自身在俄国革命中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性一样，是对个性的否定以及精神和思想自由的泯灭，“共产主义革命消灭了精神和思想的自由，并且给了文化与思想的活动家以无法忍受的地位”，因而俄国革命“在文化上是反动的，它的思想体系在智力上是落后的”。（注：（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第215页，第155页。）
在批判俄国现实的同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进一步表述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主张建立法制国家。
弗兰克认为，世界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原理都是相对的，都不是唯一的拯救者，问题不在于要实现什么样的政治理想或社会理想，而在于这些理想的实现方式本身，在于对待生活与现实之态度的政治道德结构。由此，一切社会制度，包括沙皇专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或者社会主义制度，都不能成为唯一的信仰。在国家问题上，弗兰克既不主张托尔斯泰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也不要求政治冷淡主义。他认为，政治偶像的毁灭并不等于对国家、强制和政治生活的原则否定。因为“国家、政权、强制…是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的条件，…又是某种派生的和次要的东西”，（注：（俄）弗兰克著：《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第57页，第56页，第76页，第176—177页，第93页，第90页，第95页，第105页，第192页，第101页，第133页。）是相对的，对其不能彻底否定或绝对化。 他的思想带有路标派建立法制国家思想的印迹。
基斯嘉柯夫斯基也指出，由于在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缺乏法律秩序和知识分子对法律的不尊敬，致使知识分子法制观麻木以及对法制思想兴趣寡淡。因此只有建立法制国家，才能维护个人自由与独立，把俄国由强力政权改造成法制政权。
同样，斯图卢威更强调法律和秩序的相结合。早在1905年他尚未投身于激烈的政治革命时就指出，“我们的口号是个体权力和人民的权力。我们是所有的高压政治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不论它是源于权力机构还是无政府状态。对我们来说，只有在法律和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革命才是神圣的。”（注：Leonard Schapiro:“Struve,Liberal on the Right”,in E.Dahrendorf(ed.)Russian Studies,London:Collins Harvill,1986,第页123。）在1909年他又进一步指出，“政府必须建立于法律思想的基础之上，必须排除所有的、无论是伪装的还是合理的绝对权力。”（注：Leonard Schapiro:“The Vekhi Group and the Mystique of evolution”,in E.Dahrendorf(ed.)Russian Studies,London:Collins Harvill,1986，第页71。）虽然以后他的政治、革命观点发生转变， 但是法律和秩序是贯穿其一生的思想主线。
四
2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回归俄罗斯传统、回归东正教，以实现国家精神的复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加剧了他们对西方工业文明和思想文化的批判。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俄罗斯的使命问题。
首先，欧洲国家的科技进步和工业文明曾深为俄国知识分子所向往，但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积累财富、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使作为主体的人失去了自由，也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于是弗兰克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和追问，“这种对工商业发展的不可遏制的向往，会不会有一天通过战争而导致普遍的破产和贫困化”，“这种无止境的积累、把人变成物的奴隶、变成机器、电话和他自己活动的另外一切手段的奴隶，这实际上是人的幸福所需要的吗？”（注：恰达耶夫（Π.Чаадаев，1794—1856年）：俄国启蒙思想家、宗教哲学家。著有《哲学书简》，对俄国历史持批判态度，反对农奴制度和正教教会。）对西方追求工商业发展的狂热情绪，开始了怀疑和反思。
其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对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指出，“欧洲思想在俄罗斯知识分子那里，被歪曲到了无法辨认的程度。西方的科学，西方的理性获得了某种不知道批判的欧洲神祗的特征”，“世界大战的震荡把欧洲也带出了它封闭的界域，揭开了欧洲内部的根本矛盾，打碎了西欧派的偶像”。（注：（俄）弗兰克著：《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第57页，第56页，第76页，第176—177页，第93页，第90页，第95页，第105页，第192页，第101页，第133页。）甚至对于在西方的精神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启蒙运动，布尔加科夫也尖锐地指出，“尽管西方启蒙哲学娓娓动听、广泛流传于民众之中，欧洲大地的面貌越来越遭受扭曲，且在市侩习气的严寒中冻僵，然而在文化史上，启蒙运动过去从未发挥，现在也未发挥特别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4页，第3页。）
世界大战在文明的欧洲的爆发和战后世界的社会精神状态，以及文明的西方国家之间的争霸和对弱国的掠夺，使人民对真理与正义的幻想破灭，因而先前的对欧洲文明的向往、关于社会完善和进步的信仰也随之破灭。在弗兰克看来，20世纪20年代“文明的、被科学理性所照亮的、被人文道德理想所净化的欧洲，已走到了无人性的、无意义的世界大战，已站在了无政府主义的、丧失理智的、新野蛮的门槛上”；（注：（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著：《路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第8页，第34页，第32页。）梅列日科夫斯基大胆地把欧洲称为“坟墓”，认为无论是日耳曼人还是法兰西人，都是没有未来的民族，“在欧洲，一切都被挖尽了，也许就在明天它会不留痕迹地崩坍”。（注：（俄）弗兰克著：《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第57页，第56页，第76页，第176—177页，第93页，第90页，第95页，第105页，第192页，第101页，第133页。）
在批判西方的同时，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俄罗斯的命运和使命问题，他们认为俄罗斯具有拯救本民族、甚而拯救西方世界的使命和能力。弗兰克指出，在欧洲面临的“普遍的惊慌骚乱和腐化堕落之中，哪有多少赋予生命以精神意义和追求真正的精神复兴的特征”。俄国之于西方，正如苏格拉底之于其国人，俄国虽然落后，但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至少在这一点上超过了他人，就是我们已更少地保留了幻想和虚幻的信仰了”。（注：（俄）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知》，赵桂莲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1866—1941年）俄国自由主义者。拥护民主自由，反对官方教会的专制，19—20世纪之交俄国宗教改革运动的急先锋。）因此， 也许是俄国而不是西方能给人类带来某种有益的东西。
别尔嘉耶夫也同样颇有信心地指出，世界大战的结果将是欧洲的终结，而这将使俄罗斯和斯拉夫种族在世界历史的竞技场上扮演重要角色，“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政策将使先进的日耳曼人种消耗殆尽，西方很多敏感的人们已经预料到斯拉夫民族是负有使命的”，“西方各民族终究会被迫看到俄罗斯出类拔粹的面貌并承认其使命”。（注：（俄）弗兰克著：《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第57页，第56页，第76页，第176—177页，第93页，第90页，第95页，第105页，第192页，第101页，第133页。）
五
19世纪末的俄罗斯，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封建专制弊端的暴露，以及西方多种社会哲学思潮的涌入，在索洛维约夫思想的影响下，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政治问题、社会解放或经济改革等领域转向对传统宗教、哲学、民族文化等精神价值的探索研究，开始从“俄罗斯人民的心灵之根即神秘主义的东正教哲学中寻求一场克服俄罗斯人价值危机的精神革命”（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4页，第3页。）他们被称为“寻神派”。他们在俄国开展弘扬宗教哲学思想的运动，由此诞生了继阿·霍米雅科夫（1804—1860年）之后的俄国第二代寻神派知识分子，如著名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年），以及后来的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斯图卢威和弗兰克等人，他们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唯心主义和宗教哲学，把某些社会学理论、社会哲学思想和基督教学说结合起来，先后出版了《唯心主义问题》、《路标》和《来自深处》文集，在各地创办宗教哲学协会，在俄国开展了宗教哲学复兴运动的潮流。主张回归俄罗斯传统文化和东正教，从事“心灵”拯救，进行文化寻根活动，这是白银时代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又一思想特征。弗兰克、布尔加科夫甚至还皈依了东正教会，成为新入教者。自1922年后，弗兰克、斯图卢威、别尔嘉耶夫等人侨居西方，成为弘扬宗教哲学文化的侨民代表。
弗兰克在成书于1923年的《偶像的毁灭》中指出，1917年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掌权，促进了政治偶像即“对任何一种能消灭恶和创造人间之真与善的社会制度的信仰”，以及狂热的革命主义的革命偶像的毁灭。同时，崇拜西方文明的文化偶像和“理想”及“道德理想主义”之偶像也趋于毁灭。
既然过去曾满怀激情并为之而献身的偶像已经毁灭了，那么知识分子应如何寻找自己的精神基础并建立新的信仰呢？弗兰克认为只有通过基督之爱才能实现人的自我完善、清除社会不公，因而内心世界的自我完善是世界与人和谐的关键，试图从宗教中寻求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出路，并实现俄罗斯文化和东正教文化的复兴。
结合东正教的神人类学说和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宗教教义，弗兰克认为，通过内在的道德完善而不是外在的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当灵魂的痛苦和精神的渴望达到了极限，…灵魂就会与活的上帝相遇”，（注：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第244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精神的复兴和社会及个人的拯救。同时，在写就于1925年的《俄罗斯世界观》中，弗兰克将其概况为：认识论上的生命经验原则，通过感觉来验证认识；强调存在第一性的本体论主义，具体表现为存在于上帝之中的宗教本体论和对心灵的本体论理解。他认为，俄罗斯世界观中的精神共性和普济主义并不排斥个人价值和个性自由，目前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俄国现实是对俄罗斯世界观的背离和病态歪曲。俄罗斯世界观有着积极的内容和本质，俄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包括斯拉夫主义者、西方论者乃至今日的宗教哲学运动的代表，都曾从俄罗斯世界观中汲取过养料。因此，在弗兰克看来，回归东正教和俄罗斯传统文化是实现国家精神复兴的良药。
白银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具备深厚的哲学素养、强烈的宗教情感与执着的心灵拷问，他们对宗教哲学的探索并不是在纯学术领域内进行的，而是渗透着对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的思考和追问。虽然他们的思想有时过于极端或过于强调精神因素的能动性，比如在探讨关于《路标》文集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剖析时，正如有些学者已指出的：为什么“当19世纪70—80年代知识分子中激进情绪高涨时，社会却保守，……而当1913年前后知识分子作为整体而言趋于保守化时，社会却积累了越来越强烈的激进情绪”？（注：（俄）弗兰克著：《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第57页，第56页，第76页，第176—177页，第93页，第90页，第95页，第105页，第192页，第101页，第133页。）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但是，他们在自己研究领域内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基于批判西方的基础上提出的俄罗斯民族的使命与国家命运问题，以及主张对俄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体现了在面对俄国传统的“谁之过”和“怎么办”历史命题时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责任感，对我们全面了解白银时代的俄国社会现实和社会思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曾这样描述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他们以更高层次的普遍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问，……他们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这些抽象观念的专门卫士，是往往不被生意场和权力庙堂放在眼里的道德标准的忠实捍卫者。”（注：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第244页。）因而，从这层意义上来说， 俄国白银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正是一群为理念而生的人。
注释：
（34）（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郑也夫、冯克利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3页。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弗兰克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政治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俄罗斯思想论文; 读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