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自己的命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重维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维度论文,中国论文,主导论文,社会主义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15)04-0109-06 doi：10.3969/j.issn.1007-5674.2015.04.020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华战争，强加给中国1100多项不平等条约。中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大量领土被强占，人民被奴役，市场被控制。货币金融权、路权、矿权、内河航运权等被侵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命脉操纵在他人之手。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自那时起，中国人民抗争和奋斗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主导自己的命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探索主导自己命运的道路的过程是艰难曲折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没能找到主导自己命运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新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承继中华悠久文明传承，把握时代发展方向，广泛进行国际比较，确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真正实现了主导自己命运的百年奋斗目标。 一、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历史维度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的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 缺乏历史纵深感是导致许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价值认识不清的原因之一。走社会主义道路，真正主导自己的命运，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有其深厚的民族历史传统渊源。 首先，文明型国家特殊的发展路径。中华文明自古就有敬民、重民、爱民、保民、裕民的民本主义思想和主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华民族民本主义思想的最早表述，并对后世治国理政产生了深远影响。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儒家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孔子进而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在儒家“仁”的理念基础上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这里的“爱人”，不再是血亲之间的小爱，而是爱国家、爱社会、爱人民，蕴含着为社会服务、社会至上的思想。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主张，虽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但包含着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价值理念，在中华历史文明传承中从未间断，并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民族文明传统的现代传承。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社会需要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了这种人文精神的社会，就会被功利主义所笼罩，被物质主义所左右，就会堕落为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来源于社会，但并不维护社会，而是“结构”着社会，撕裂社会。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绵绵不绝的民本主义思想传承，古老的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仍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 其次，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特殊的历史遭遇。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强势登场，其侵略势力遍及全球，饱受列强侵略和掠夺的中国试图通过学习西方而改变和主导自己的命运，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层面进而到社会制度层面的“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制”，因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而失败；辛亥革命后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几经反复及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探索与实践。由于这些“维新”、“变法”和“革命”的主导者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注定了其不彻底性，而不能走远，中国社会未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处境，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极其严重地摆在中华民族面前，中国人民不能主导自己的命运。 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20世纪初的世界已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和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担当与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从他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明确宣告，其所领导的革命肩负着双重历史使命，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使中国人民真正主导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中共中央所设想的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预计要经过15年的过渡期。但随着帝国主义借朝鲜战争把侵略的兵锋直指中国，中国人民被迫奋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胜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贫困落后的中国只有靠人民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靠什么把人民的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来呢？1950年9月28日，就在美军占领汉城的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改运动，逐步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支援战争。正是靠土地制度改革而拥有了自己土地的千百万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志愿军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阻挡在“三八线”，从而战胜了美国。也是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使斯大林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而使苏联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这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第一次把外部势力赶出了国土。 但帝国主义势力不甘心在朝鲜的失败，对新中国实施更大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压力，对此已有预见的中国共产党于1953年6月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其他国家在民族独立后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建设资金严重短缺以及必然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2]，从而把维系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经济命脉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安排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善民生，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主导自己的命运。 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发展维度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体系的冷战对抗，中国没有骑墙的道路可走。 走社会主义道路，破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削与控制。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已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以美国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势力不断强化着对世界的控制。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特别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形成和确立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和垄断的世界金融、贸易和技术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以及美国推出的“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制度性安排，使战后西欧形成对美国的依附，而被美国所控制。这种情形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50年时就已经预见到了。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变化，美国将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并认为欧洲要避免陷入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战后的欧洲分裂了，东欧被纳入了苏联主导的势力范围，而西欧并未发生马克思恩格斯所期待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也确实进行着一直延续至今的“革命”：由法德历史性的和解诞生了“欧洲煤钢同盟”，再到“欧洲共同体”，一直发展到今天已包括28个成员国的“欧盟”，再加上“欧盟”推出的欧洲主权货币——欧元，欧洲逐步实现了经济一体化。政治上和经济上建立起了“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等组织。战后几十年来，欧洲不断强化着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并以此抗衡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控制，通过地区性的联合自强而主导着自己的命运，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 在亚欧大陆的东端，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美国势力已广泛渗透进来，力图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势力范围，使中国成为其金融资本投资重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控制。无奈的是，美国政府扶持的蒋介石政权拒绝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建国的要求，挑起内战并迅速败退到台湾。 中国共产党人是社会主义者，更是爱国主义者，中国人民的百年抗争、奋斗终于把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彻底驱逐。历史和时代为中国人民提供了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新机遇，“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她所领导的新中国决不允许再走回头路，不允许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避免对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势力的依附，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为中国探索和确立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抗美援朝”的胜利，提振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走社会主义道路，加入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体系，取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设备和技术支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中国以农产品和工业初级原材料为交换，取得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约24亿美元的资金、设备和技术援助，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工和国防工业领域，陆续展开了156项重点工程。原来预计用15年逐步完成的私有经济向国有经济转化过程，在5年内就基本实现了。经过20世纪50、6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懈努力，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基本上是在被西方国家封锁、禁运的条件下，独立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条件下实现的，虽有不足和不利局面，但也避免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势力的控制和商品倾销，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环境条件。6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而解体，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由于西欧和日本的发展、离心而分化。进入70年代，两大阵营的对抗演变为美苏两极争霸，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多极化格局发展的重要一极。特别是“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局面，开始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毛泽东深刻洞察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抓住机会实现了对美、对日、对西欧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从而突破了冷战格局对中国的束缚，打开了对外关系新局面，从而为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进行了高瞻远瞩的政治和外交准备。当我们打开国门的时候，尽管依然落后，但我们已有了自己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础，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平等地与世界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甚至是博弈，“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为我所用，而不是依附。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才真正主导了自己的命运。没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取得这一成就。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发展。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是不断地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进程，是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是不断提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主导自己命运能力的过程。目前，我国已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国民经济正迈向现代化、信息化、高级化，不断向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中高端迈进。 在国际金融领域，到2014年底人民币已成为世界第五大贸易结算货币，成为30多个国家的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到2014年底我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引进外资的规模。建国初期，在没有任何黄金外汇储备作为信用抵押的条件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以国家信用为抵押发行人民币，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信用体系，不仅一举稳定了当时混乱的经济形势，也由此摆脱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实现的对西方金融资本势力的依附，把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金融信用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人民币国际金融信用体系已初具规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金融信用体系必将日益国际化，或成为可与美元、欧元平等竞争的国际货币。同时，中国继2010年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稳步增长，在“亚太经合组织”、“G20”、“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近代以来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化的中国，已重返世界舞台中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不仅主导着自己的命运，更在世界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主导自己的命运而塑造着未来世界格局。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冷战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大环境中展开的，把握改革开放的节奏，主导自己的命运，而不使自己的命运被国际金融资本势力所主导，这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所在。所以，在改革开放初启时代，邓小平坚定而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根本问题，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充分表现了在对外开放，“吸取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的过程中主导自己命运的坚定意志，从而使中国避免了因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与道路而导致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中国现政府为中国做了些什么呢？它让中国摆脱了西方的殖民；它让中国经济以空前速度发展；它让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成为推动多极世界的一极。这意味着，世界各国有了一个不受西方控制的选择”[3]。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为世界开辟了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条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 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比较维度 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摆脱了资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首要的任务是如何选择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不同国家给出了不同答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采用的是模仿和依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从政治、经济制度到金融、技术、市场形成全方位的模仿和依附。这种依附性的存在，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不对称关系与等级结构。由于资本的本性和资本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促使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扩张，进而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 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剥削和榨取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和原材料等，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从属地位；现实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及其跨国公司则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技术垄断和资本运作等方式，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控制。被美国视为其“后院”的拉美国家由于选择了模仿和依附性的发展道路，而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比较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而实现发展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而无法达成自己的目标。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引人瞩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诸如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南非等。这些国家在二战后发展的起点普遍高于中国或相差不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取得了相当成就，甚至如印度被西方媒体捧为未来之星。但客观地看，无论是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民生改善，还是综合国力，中国都走在了新兴经济体的前列。对此，秉持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人们困惑不解。根本原因在于，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都坚持独立自主，主导自己的命运，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正如美国学者马丁·哈特等人在《解读中国模式》一文中所评价的：中国将成为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模范，因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表明，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制内，中国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行性的发展路向。 从发达国家角度看，当今世界是全球化时代，是一个需要不断变革、改革和创新的时代。特别是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提出了变革与改革的任务。世界的政治经济大势正在发生深刻的世纪大演变、大调整。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和博弈形势愈发复杂而激烈，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外部世界的竞争与挑战，民族国家内部的自我改革与变革能力的强弱成为首要任务与条件。 在过去的200多年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就其内部发展来说，为适应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在强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遭遇重大危机的时候能够不断调整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形式。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30年代那场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后，美国推行了“罗斯福新政”，把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付诸实践，引领了当时及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与劳动关系调整，对货币金融、财政税收、社会福利体系进行改革。诸如股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扩张、福利国家的建设等，使资本主义制度艰难地渡过了那场严重的大危机。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渡过那场大危机的外部条件是战后相当长时期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充足供给，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第三世界国家加强了团结，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扬，从而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滞胀”局面。随后，主要的西方国家普遍进行了新的调整。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这种调整是有限度的，也不可能彻底克服其固有的内在危机。特别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启动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从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历史再一次以危机的方式教育着资本主义。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根本矛盾的总爆发。西方国家采取了他们能够采取的种种措施力图克服危机，重振经济。截至目前，经济复苏依然乏力，从而导致其内部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宗教冲突、政党对抗、移民问题等不断发酵，导致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愈发明显，进而严重冲击着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和价值理念。“历史终结论者”——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际发表了《历史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他认为资本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已是人类社会制度的终极形式，历史终结了。但面对这次百年一遇的大危机，西方国家应对乏力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资本主义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原因在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里必然出现极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长期的权利积累中形成了曼瑟尔·奥尔森在其《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所提出的“分利联盟”。“分利联盟”通过政治寻租来操控政治体制为自己服务，损害国家整体利益，而打破这种困境只有内部的革命或外部的战争冲击。所以，2014年9月福山出版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他已不再高捧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场，而认为实现良好社会治理取决于三大要素：强大的政府、法治和自由市场，而且他认为被称为社会治理楷模的美国政治体制出现严重失调，令他失望。 中国并不完美，我们面临着许多内外挑战，而且还会出现许多始料不及的新挑战。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模式一路走来，不断遭遇着“唱衰”和“捧杀”，“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时时来袭，但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与发展的脚步愈发稳健，信心愈发坚定。为什么一再被西方一些人“唱衰”的中国表现出更强的自我变革与改革的能力呢？在西方政治话语中，选举式的票决制民主国家才最具有自我纠错能力，通过选举民主使政党轮流执政实现自我纠错，但事实恰恰相反，无论是美欧国家还是选择了西方式道路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治理危机和改革困境，西方式的票决制的竞争性民主体制中无法推进其急需的改革。正如福山所指出的，当代美国是强法治、强民主、弱政府，这样的体制中太多的民主导致无政府状态，绝对民主导致议而不决，使国家的改革寸步难行。而在美国国家治理的司法体制中，立法和司法过程被分利联盟所俘获，无法实现国家治理的应然目标。在西方体制中，自由已跨越它合理的价值界限，而成为一种特权。最典型的例子是2014年上半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取消了政治献金的上限，而为金融资本利益集团操控国家政治议题打开了方便之门。 比较而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不断进行着自我修正、自我纠错、自我改革，显示出强大的应对内外各种挑战而达到既定目标的能力。中国改革的原动力根本在于中华民族强烈的主导自己命运的意志和能力，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进行国家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创新。作为中国社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她不是西方政治体制中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她是独立于社会又来自于社会的力量，她始终代表的是全体人民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她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超越于中国社会的所有利益集团之上，而表现出极强的使命意识、担当意识、进取意识，从而赋予这个国家强大的自我变革和改革能力。正如2015年1月23日香港《南华早报》一篇文章作者所言：我并非一名共产主义者。但我认为，香港人说自己为中国诸多成就感到自豪，但同时却憎恶共产党，这纯属胡扯。事实是，正是中国共产党使这些人感到自豪的成就成为可能。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和党是一体的。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深刻洞察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局限，带领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主导自己的命运，实现了国家和民族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进步。 综观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在追赶世界现代化的奋斗中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从而根本上主导着自己的命运，就在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开创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后而建立的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承继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嘱托，承继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探索的光荣与梦想，承继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大众追求国家独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奋斗中的新发现、新创造，承继着中华悠久文明的历史传承。正如恩格斯指出：“历史条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5]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与人民的合力选择，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中国人民主导自己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标签：美国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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