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起源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亚洲为中心的稻作农业，有着广泛的地理分布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考古发现上证实，中国拥有最古老的稻作遗迹和丰富的稻作文化。关于稻作文化的起源及其传播途径，也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不过这些研究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因而结论也往往相异。
本文以稻作的起源及其向东北亚的传播为重点，来阐述稻作农业在亚洲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并在现有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 稻作起源说的种种
有关稻作的起源，是最近数十年来的热门话题之一。从农学、民族学和考古学上，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现将主要论点分述如下：
（一）“阿萨姆·云南”说
从农学角度的探讨，多以“阿萨姆·云南”说为基础。阿萨姆系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地处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与中国云南省同处在亚热带的高原上。这里的稻作有籼稻和粳稻两种，在现代的种植中呈现出垂直的分布，如海拔1750米以下为籼稻地带，海拔1750～2000米为灿稻、粳稻的交错地带，而海拔在2000米以上则为粳稻地带。同时这里还有籼稻和粳稻的未分化品种，野生稻的不同品种也有广泛的分布（注：渡部忠世《稻の道》194～222页，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9年。）。以上主要根据现代的栽培稻和野生稻来推理，但从考古学上还缺乏相应的证据。至少目前云南宾川白羊村、元谋大墩子和剑川海门口的稻作遗存都比较晚近，距今仅3000年左右。同时从历史上，这一带的开发较迟，未必能作为稻作的起源中心来对待。由于长江中下游陆续发现新石器时代较早的稻作遗存，甚至浙江的河姆渡和罗家角遗址中都有籼稻、粳稻共存的现象，成为不利于“阿萨姆·云南”说的反证。于是农学界也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把“阿萨姆·云南”作为遗传变异的聚集地带，而把长江下游作为栽培稻的诞生地带（注：和佐野喜久生《东ァジァの古代稻と稻作起源》，《东ァジァの稻作起源と古代稻作文化》（以下简称《东亚稻作》）45～52页，佐贺大学农学部，1995年。），这就比较接近于考古学发现的现状。
（二）“东亚半月弧”说
以民族学为基点的照叶树林或照叶树林文化带，是探讨农业起源和发展时所提出的一种概念（注：佐佐木高明《照叶树林文化の道》34～88、204～245页，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2年。）。照叶树林的汉译应为常绿阔叶林，为了引用方便起见，可暂用原词，盖指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海拔1500～2500米的常绿阔叶林带而言。它的分布范围包括东南亚北部的山岳地带，自阿萨姆、云南、贵州高原，经长江南岸的丘陵地区直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南部。森林中包括栎、槠、栲、柯和樟等常绿阔叶林树种，所有的树叶表面闪光，故称为照叶树林。处于照叶树林文化圈的核心地带被称为“东亚半月弧”（以云南省为中心，西自阿萨姆，东至湖南省），其共同的文化特征是，经历了采集和半栽培文化、烧田农耕文化和水田稻作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甚至把“照叶树林之路”作为古代日本文化溯源的一项背景。严格地讲，照叶树林地带不可能是农业起源发展的理想场所，所谓“东亚半月弧”并得不到考古学上的支持（注：安志敏《考古学より见た照叶树林带》，《倭と越——日本文化の原乡をちぐる》40～43页，东ァジァ文化交流史研究会，1992年。）。除长江中下游的沼泽地带可能适于早期稻作的诞生和发展外，茂密的森林只有利于采集狩猎活动，虽然不排斥薯、芋类根茎作物的栽培或烧田的杂谷栽培，毕竟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和开辟耕田，只有铁制工具出现之后，才可能改变这一地区的自然面貌。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诸多限制，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还保留比较原始的状态，远不如长江中下游那样发达，当然不可能作为农业文化乃至稻作起源的先进地区。
（三）长江中下游说
考古学以实物资料为基础，逐渐扩大其分布领域，终于取得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共同认识。由于这一带是河川纵横，水网密布并富有野生稻的沼泽地带，自然是稻作起源的理想场所。这里既有丰富的稻作遗存，而年代又比较古老，如距今6000～7000年以前的湖南澧县彭头山、江苏吴县草鞋山、高邮县龙虬庄、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桐乡县罗家角等遗址都有丰富的稻作遗存。此外，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也都发现万年以前的炭化稻或水稻植物硅酸体。尽管后三者不排斥[14]C 数据存在着年代误差的可能性（注：安志敏《华南早期新石器的[14]C断代和问题》，《第四纪研究》1989年第2期，123～133页。），毕竟长江中下游具有最古老的稻作遗存，为稻作的起源中心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中国史前稻作的地理分布，主要在淮河以南，而以长江中下游最为集中。根据中国史前稻作出土地点的不完全统计共达137 处（参看：中国史前栽培稻出土统计表），其中长江下游44处，占32.1%；长江中游57处，占41.6%；长江上游10处，占7.2%；淮河流域9处，占6.6%；黄河流域6处，占4.4%；渤海湾2处，占1.5%；东南沿海9处，占6.6%；至于长江中下游合计为101处，占73.7%，就充分显示它是史前稻作分布中心的所在。由于稻作的影响和传播所及，在亚洲范围内也达到更广泛的分布。从而“阿萨姆·云南”和“东亚半月弧”等假说，都不像长江中下游说那样富有考古学物证的支持。
此外，关于中国稻作的起源，尚有种种不同的假说（注：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中国稻作的起源》， 《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70～77页。），无非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予以分析论证。不过现有的考古实证应该作为主要的论据。当然不是说哪里的年代早，哪里就是稻作的起源地，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本文所列举的栽培稻出土统计表，至少表示长江中下游是它的分布中心，其年代又比较古老，可能与稻作起源密切相关，至于其他地区则呈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同时我们不能只考虑栽培稻本身，还必须与人类的社会活动相联系，因为应用不同学科的成果进行综合分析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脱离人类文化这一重要的环节。
中国史前栽培稻出土统计表
序 流 省 出土地点 文化性质或年代
品种
形态
1余姚河姆渡 河姆渡文化 籼、粳 稻谷、壳
2余姚鲞架山 不明
稻谷
3余姚鲻山
不明
稻谷
4桐乡罗家角 马家浜文化 籼、粳 稻谷、壳
5慈溪童家岙 不明
陶片印痕
6 浙 宁波慈湖
不明
稻谷
7宁波八字桥 不明
陶片印痕
8宁波五星
不明
稻谷、壳
9 长宁波妙山
不明
稻谷、壳
10
宁波慈城
不明
陶片印痕
11江 鄞县董家跳 不明
陶片印痕
12 江鄞县蜃蛟
不明
稻谷、秆、叶
13
舟山白泉
不明
稻谷、壳
14
吴兴钱山漾 良渚文化
籼、粳 稻谷、壳
15
杭州水田贩 良渚文化
不明
稻谷
16
萧山蜀山良渚文化
不明
烧土印痕
17
萧山跨湖桥 良渚文化
不明
稻壳
18
海宁赞山良渚文化
不明
烧土印痕
19
嘉兴双桥良渚文化
不明
稻谷、壳
20 下嘉兴大坟良渚文化
不明
稻谷、壳
21
仙居下汤良渚文化
不明
稻谷、壳
22江 吴县草鞋山 马家浜文化 籼、粳 稻谷
23
吴县澄湖良渚文化
籼、粳 稻谷
24
吴江龙南良渚文化
不明
稻谷、壳
25
无锡仙蠡墩 良渚文化
不明
稻壳
26
无锡施墩良渚文化
不明
稻谷
27苏 无锡锡山良渚文化
不明
稻谷
28
无锡马迹山 崧泽文化
不明
稻谷
29
无锡前山良渚文化
不明
稻壳
30
苏州越城良渚文化
不明
稻谷
31 游常州圩墩良渚文化
不明
稻谷
32
南京庙山良渚文化
粳 陶片印痕
33
江宁小丹阳 良渚文化
不明
稻谷
34
江阴南楼良渚文化
不明
稻谷、秆
35
句容陈头山 不明
稻谷
36
江浦龙山
不明
稻谷
37
丹徒磨盘墩 不明
稻谷
38
海安青墩崧泽文化
不明
稻谷
39 长 上 青浦崧泽崧泽文化
籼、粳 稻谷、壳、秆
40海 马桥马桥文化
不明
稻谷印痕
41安 含山仙踪
籼、粳 稻谷
42
肥东大陈墩 粳 稻谷
43徽 潜山薛家岗 薛家岗文化 不明
烧土印痕
44江 万年仙人洞 距今9000—10000不明
硅酸体
45
万年吊桶环 距今9000—14000不明
桂酸体
46 江修水跑马岭 山背文化
不明
草泥印痕
47
萍乡新泉
不明
稻壳、秆
48
萍乡大宝山 不明
烧土印痕
49
萍乡大安里 不明
烧土印痕
50
萍乡赤山
不明
稻壳、秆
51
湖口城墩坂 不明
稻壳
52
湖口银珠山 不明
稻壳
53
湖口下柳青 不明
稻壳痕迹
54
湖口王狗墩 不明
稻壳痕迹
55
湖口史家桥 不明
稻壳痕迹
56
湖口文昌
不明
稻壳痕迹
洑
57
永丰尹家坪 不明
稻壳、秆
58西 清江樊城堆 不明
稻壳、秆
59
新余拾年山 不明
稻壳、秆
60 中九江神墩
不明
稻壳
61湖 道县玉蟾岩 距今18000～22000年 不明
稻谷
62
澧县彭头山 彭头山文化 不明
陶片印痕
63
澧县李家岗 彭头山文化 不明
陶片印痕
64
澧县八十垱彭头山文化 籼、粳 稻谷
65
澧县都督塔 彭头山文化 不明
烧土印痕
66
澧县丁家岗 彭头山文化 不明
稻壳
67
澧县梦溪
不明
浇土印痕
68
澧县三元宫 大溪文化
不明
烧土印痕
69
临澧胡家屋场彭头山文化 不明
烧土印痕
70
平江舵上坪 不明
烧土印痕
71南 岳阳坟山堡 皂市下层文化
不明
稻壳
72
华容车轱山 不明
稻谷、壳
73
华容刘朴台 不明
烧土印痕
74
新晃大洞坪 不明
陶片印痕
75
怀化高坎垄 不明
稻壳
76湖 宜都城背溪 城背溪文化 不明
稻壳
77
宜都枝城北 不明
稻壳印痕
78
宜都红花套 大溪文化
不明
稻壳、秆
79
荆门
不明
陶片印痕
80 游枣阳雕龙碑 不明
稻谷
81
枝江关庙山 大溪文化
不明
稻壳
82
监利柳关大溪文化
不明
稻壳
83
监利福田大溪文化
不明
稻壳
84
秭归龚家大沟大溪文化
不明
稻壳
85
随州冷皮亚 屈家岭文化 不明
烧土印痕
86
江陵毛家山 大溪文化
不明
稻壳、秆
87
郧县青龙泉 屈家岭文化 不明
草泥印痕
88北 京山屈家岭 屈家岭文化 粳 烧土印痕
89
京山朱家嘴 屈家岭文化 不明
烧土印痕
90
天门石家河 石家河文化 粳 烧土印痕
91
武昌放鹰台 屈家岭文化 粳 烧土印痕
92
松滋桂花树 大溪文化
不明
稻壳
93
云梦胡家岗 不明
稻壳、秆
94
云梦斋神堡 不明
稻壳、秆
95
云梦龚寨
不明
稻壳、秆
96
云梦好石桥 不明
稻壳、秆
97陕 西乡李家村 李家村文化 不明
稻谷印痕
98西 西乡何家湾 不明
稻谷印痕
99河 淅川黄楝树 屈家岭文化 粳 烧土印痕
100 淅川下集
不明
稻壳
101
南 淅川下王岗 仰韶文化
不明
稻谷印痕
102长 四 西昌礼州
不明
103
川 西昌
不明
104
云 元谋大墩子 粳 稻谷
105江宾川白羊村 不明
稻壳、秆
106 昌宁营盘山 籼 稻谷
107 剑川海门口 不明
稻谷
108上曲靖珠街
不明
稻谷
109 耿马石佛洞 不明
稻谷
110
南 耿马南碧桥 不明
稻谷
111游滇池官渡
不明
陶片印痕
112
江 连云港二涧村
不明
烧土印痕
113淮赣榆盐仓城 不明
稻谷
114河 苏 高邮龙虬庄 粳 稻谷
115流 安 固镇豪城镇 不明
稻谷
116域蒙城县尉迟寺
不明
硅酸体
大汶口文化
117
徽 五河豪城镇 不明
稻谷
118黄 河 临汝李楼
粳 稻谷
119 禹县阎寨西 不明
稻谷
龙山
120河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 籼、粳 稻谷
121
南 渑池仰韶村 仰韶文化？ 不明
烧土印痕、灰像
122流洛阳西高崖 仰韶文化
不明
土坯印痕
123 郑州大河村 仰韶文化
不明
稻谷印痕
124
陕 户县丈八寺 不明
稻谷
125域华县泉护村 仰韶文化
不明
类似稻壳
126
西 扶风案板
不明
稻灰像
127渤 山 栖霞杨家圈 龙山文化
不明
烧土印痕
东
128海 辽 大连市大嘴子双砣子三期文化 粳 稻谷
湾 宁
129东 广 曲江石峡石峡文化 籼、粳 烧土印痕
130
东 曲江泥岭石峡文化 籼 烧土印痕
131南 福 永春九兜山不明陶片印痕
132
建 福清东张 不明烧土印痕
133沿台中营埔夙鼻头文化不明烧土印痕
134
台 台北芝山岩 芝山岩文化粳 稻谷
135海屏东垦丁 不明稻壳印痕
136
湾 南投草鞋墩不明稻花粉
137 澎湖赤嵌B 不明稻壳印痕
序
资料来源 备注
号
1 考学.78.1
杂有“野生稻”
2 农.98.1
3 农.98.1
4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
5 东.90.5
6 农.98.1
7 考.79.6
8 东.90.1
9 东.90.1
10 东.90.1
11 东.90.1
12 东.90.1
13 考.83.1
14 考学.60.2
15 考学.60.2
16 《河姆渡文化初探》306页
17 《河姆渡文化初探》306页
18 《河姆渡文化初探》306页
19 《河姆渡文化初探》306页
20 文.91.7
21 考87.12
22 文资.3
23 农.83.2
24 东.98.5
25 文参.56.1
26 文参.56.1
27 文参.56.1
28 《东亚稻作》124页
29 《东亚稻作》302页
30 农.86.1
31 农.86.1
32 考学.59.4
33 《南京史志》86.6
34 《无锡文博》90.2
35 农.86.1
36 农.86.1
37 农.86.1
38 考学.83.2
39 考学.62.2
40 考学.78.1
41 农.87.2
42 考学.59.1
43 农.82.1
44 农.98.1
45 农.98.1
46 考.62.7
47 考.82.1
48 《江西历史文物》80.4
49 《江西历史文物》79.1
50 考.82.1
51 农.92.1
52 农.92.1
53 农.92.1
54 农.92.1
55 农.92.1
56 农.92.1
57 农.85.2
58 农.93.1
59 考学.91.3
60 《江汉考古》87.4
61 农.98.1 一说“野生稻”
62 文.90.8 杂有“野生稻”
63 农.91.1
64 农.98.1
65 农.91.3
66 《湖南考古学辑刊》1辑
67 文.72.2
68 考学.79.4
69 《东亚稻作》141页
70 《农史研究》2辑
71 《中国文物报》92.6.14
72 《湖南考古学辑刊》3辑
73 《东亚稻作》141页
74 农.88.1
75 农.88.1
76 农.91.1
77 农.89.2
78 农.82.1
79 农.92.6
80 《中国文物报》1991年4月14日
81 考.83.1
82 《江汉考古》84.2
83 《农史研究》2辑
84 《江汉考古》84.1
85 农.86.1
86 考.77.3
87 考.61.10
88 考学.59.4
89 考.64.5
90 考学.59.4
91 考学.59.4
92 《农史研究》2辑
93 考.87.2
94 考.87.2
95 考.87.2
96 考.87.2
97 农.82.1
98 农.86.1
99 《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62页
100文.60.1
101农.82.1 原简报未载
102农.82.1 原简报未载
103农.86.2 疑重复
104考学.79.1
105考学.81.3
106《中国文物报》90.5.3
107考通.58.6
108农.83.2
109农.83.2
110农.83.2
111考.59.4
112农.85.2
113农.85.2
114农.98.1
115考.59.7
116农.98.1
117考学.57.1
118农.93.1
119《东亚稻作》137页
120农.98.1
121《中国地质学会会志》8卷4期
122考.81.7
123农.82.2
124《人文杂志》80.1
125考.59.2 原文未肯定
126文.88.5、6
127《史前研究》1984年3期
128《东亚稻作》129页
129文.78.7
130文.78.7
131《厦门大学学报》（社科）56.6
132考65.2
133考.79.3
134文.86.2
135《浙江学刊》90.6
136《浙江学刊》90.6
137《浙江学刊》90.6
注：（1）本表中，考学.为《考古学报》、农.为《农业考古》、东.为《东南文化》、考.为《考古》文.为《文物》、文资.为《文物资料丛刊》、文参.为《文物参考资料》、考通.为《考古通讯》，刊名后前两位数字为年份，后数字为期别。
（2）本表根据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表3《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中国农业博物馆农史研究室编《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表1 ～2（1989年）；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附表1（1992 年）和陈文华《中国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稻谷统计表》、《中国黄河、淮河流域及粤·闽·台地区史前稻作遗存》，《东亚稻作》（1995年）等四表组合而成，并作了一定的增补。以上诸遗存除少量经过正式鉴定外，绝大多数见于报告、简报或简讯，不免存在着个别估计错误的可能性，不过大体可以看出栽培稻的分布趋势。
（3）所收以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为限，文化性质不明者暂缺。
（4）品种以经过鉴定者为准，余者不明。
（5）遗存的形态大体有炭化的稻谷、壳、秆、 叶以及烧土或陶片的印痕，有的叙述不详或间有矛盾，仅予简化表示，必要时请参阅原材料。凡经硅酸体、花粉或灰像鉴定者亦分别收入。
（6）个别问题在备注中说明。
二 东北亚的史前稻作及其传播的途径
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稻作起源，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处在亚洲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便是明显的例证。
朝鲜半岛的史前稻作遗存开始于青铜时代的无文陶文化 （ 约距今3000～2000年），主要集中在半岛的南部，偏北的分布只有平壤南京和汉城岩欣里两处遗址，朝鲜半岛在较大的范围内出土粟、黍、小麦一类作物，可见其北部的史前时期大抵处于杂谷地带，而南部的稻作遗址中也屡有杂谷的发现。具有代表性的松菊里文化以锦江流域为中心，由中西部扩展到南部地域，其竖穴式居住址、支石墓、瓮棺葬等，也有青铜器伴存，这是稻作聚落的典型代表，炭化米均为粳稻，[14]C 年代距今2500年左右。此外，庆尚南道的固城贝丘遗址，也有炭化米同青铜、铁器共存。据共出的汉镜残片判断，其年代约在公元前后。严格地讲，朝鲜半岛的稻作遗存，并不像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自北向南传播的结果，从遗迹的分布上表现了由南向北的发展趋势。如果把朝鲜半岛作为自北向南传播的稻作通道，则与考古学的发现不相对应。
日本列岛的史前农业同样出现较迟，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绳文文化（约距今12000～2300年），基本上处于采集渔猎的阶段。 冈山县总社市南沟手遗址的绳文后期陶片中，夹有水稻植物硅酸体，据认为距今4000～3000年前已出现稻作的可能性，这只是个别的孤证。不过较多地出现在绳文晚期（约距今3000～2300年），如菜畑、有田、板付等遗址，主要集中在北九州一带，意味着稻作及其生产技术已经输入，处在稻作的萌芽时期。进入弥生文化（约距今2300～1700年）之后，稻作农业迅速普及，从九州直达本州的北端，稻作农业日益繁荣发展。稻作全部属粳稻，石、木农具的形制，可溯源于中国江南一带，青铜和铁制工具的出现，也必然加速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关于稻作的东传途径，历来有华北、华中和华南三种说法，其中以华中说较为有力。由于长江中下游是稻作起源和发达的中心，通过海路直接输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舟山群岛出土的红烧土中也有稻谷的印痕，或可作为稻作东传的中继点。作者曾较早地支持华中说的论点（注：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439～448页。）， 并强调稻作通过海路大体同时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注：安志敏《东シナ海かち见た吉野ケ里遗迹》，《东シナ海と西海文化》53页，图24，小学馆，1992年。）。至于其他两说，与考古学资料相对照尚有待商榷。华北说的根据并不充分，首先华北处在干旱少雨的黄土地带，不利于水稻的栽培和发展，虽有少量的发现，大多未经正式鉴定，甚至有的时代不明确，如仰韶村的稻谷烧土印痕便是一例（注：
）。同时华北处于粟、 黍为中心的杂谷地带，少量稻作的存在虽然是完全可能的，但不能以此作为稻作传播的起点。特别是根据某些个别发现而主张由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而传入朝鲜半岛的说法（注：严文明《山东杨家圈稻谷发现の意义》，《东亚稻作》275～276页。），似显得证据不够充分。例如传播的沿途都处在杂谷地带，朝鲜半岛北部也基本上罕见稻作遗存；同时既已具有航海的能力，为什么一定要放弃直航而采取绕道辽东的通道，这也是不可理解的。华南说同样缺乏考古学上的充分证据，因为作为中继地带的冲绳群岛，便罕见稻作的痕迹，而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体，它不可能作为适当的稻作传播通道。总之，东北亚的稻作农业出现较迟，又接近于长江中下游的中心地带，当然以海路的传播最为合理。稻作遗存之外，像环濠聚落、干栏式建筑、抉入石斧（有段石锛）、木耜和彩绘黑陶等，都与中国东南沿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明它们是导源于海路传播而带来的文化交流。
三 余论
中国为世界农业起源的重要中心之一，从自然地理上可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以黄河流域为主的黄土地带，干燥少雨，主要为粟、黍一类耐旱作物；至于小麦属于外来的品种，大抵出现于商周时期。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区域，气候温暖湿润，沼泽众多，稻作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图一）。由此可见，史前农作物的品种还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进入历史时期之后，由于作物品种的改善和水利技术的提高，稻作栽培也就随之北移，但始终未能代替耐旱的杂谷作物。长江中下游为稻作起源的中心，经过长期的实践发展，并影响到周围地区，这是个客观的历史事实。目前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以及科学技术的实践，使我们对稻作起源和发展的认识日益深入。在此基础上可提出几个问题，以供进一步思考。
图一 中国史前农作物出土品种分布图
在讨论稻作的起源上，应将野生稻同栽培稻区分开，因为前者为人类采集的天然品种，而后者是农耕栽培的人工品种，两者容易混淆，但不能一概视为人工栽培的稻作农业。如浙江河姆渡的栽培稻中便混有少量的野生稻（注：佐藤一郎等《中国江苏省内の1 遗址ぉすび浙江省河姆渡遗迹から出土した植物遗体の分析结果について》，《东亚稻作》62页。）；湖南彭头山遗址的栽培稻和野生稻之间的区别尚难于明确鉴定（注：和佐野喜久生《东ァジァの古代稻と稻作起源》，《东ァジァの稻作起源と古代稻作文化》（以下简称《东亚稻作》）51页，佐贺大学农学部，1995年。），至少两者共存的可能性也是无法排除的。或许可以表明人类在栽培稻作的同时，也采集野生稻作为粮食的补充。至于更早的洞穴遗址，则采集野生稻的可能性也就更加增大。那么对早期遗址的稻作遗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如果只有单纯的野生稻，那就意味着栽培稻尚未出现，当然不能视其为农业经济的产物。同时由文化层或陶片中所分析出的水稻植物硅酸体或禾本科花粉，也比较难于判断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我们必须结合共出遗物作综合分析，否则就很难作为稻作起源的根据。
正像野生稻和栽培稻需要进行科学的品种鉴定那样，一般是不容易区分的。某些未经正式鉴定甚至保存不完整的标本，只从形似来推定其为稻类，难免会有一定的出入。即使已经过科学鉴定的，尚须考虑考古学的证据是否充分。如仰韶村的烧土印痕，虽然经过灰像法的鉴定，确认为稻作遗存（注：），但据实物观察， 系一块较厚的凹形烧土块（注：佐藤敏也《中国仰韶出土の籾を中心として》，《考古学ジヤナ一ル》47号，2～55页，1970年。）， 颇似灶壁的一部分（注：安志敏《中国史前的农业》， 《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373页。）。 由于仰韶村遗址里包括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和东周时期等不同文化的遗存，尚无法判断这块烧土印痕的准确年代。另外，某些非水稻产区的个别发现，也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如辽宁大连市大嘴子遗址便是一例。在遗址的3号房址内出土6个装有植物种子的陶罐，其中3 个是炭化稻（注：吴青云《大嘴子遗迹出土炭化米の考察と研究》，《东亚稻作》129～132页。），位于长粒与短粒之间，具有其他地域所未曾见过的特性（注：和佐野喜久生《东ァジァの古代稻と稻作起源》，《东ァジァの稻作起源と古代稻作文化》（以下简称《东亚稻作》）41页，佐贺大学农学部，1995年。）。特别是该遗址处在海湾的沿岸，附近为丘陵地带并缺乏水源，由今天的地貌来看，似缺乏种植水稻的条件。从而这里的稻米究竟是当地栽培，还是通过海上贸易的交换品，都有待更深入的分析。
稻作遗迹之外，以农耕工具和水田遗迹为具体的旁证。诸如砍伐、收割和耕种工具，有石、木等质料。日本弥生文化的木制农具，大多可以溯源于中国江南一带（注：安志敏《江南文化和古代的日本》，《考古》1990年第4期，375～380页。），随着铁制工具的使用， 加速了森林砍伐和水田开辟的过程，终于促进稻作经济的空前壮大。我国江南一带的稻作农业，从春秋战国使用铁器以来开始奠定盛大发展的经济基础（注：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1959年12月26日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的发言》，《考古》1960年第2期，1页。），无疑是有关研究的一个重要例证。至于水田遗迹的出现，更是人类劳动手段的再现。日本列岛由于火山灰的不断覆盖，水田痕迹的保存比较完好，因而绳文文化晚期、弥生文化、古坟文化以及历史时期的水田遗迹都有不少的发现。至于中国的水田遗迹，由于缺乏类似的条件，故发现较少，同样的情况也见于朝鲜半岛，这是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差异。不过稻田中的洪水冲积和沙石覆盖，也会提供一定的线索，相信在进一步的工作中，肯定会有更多的发现。我们希望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对稻作的起源和发展提供更丰富的研究成果，以进一步阐述稻作农业在人类经济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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