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不同，情感各异——《永遇乐#183;京口北固亭怀古》的一个独特切入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口北论文,独特论文,情感论文,永遇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集中体现了辛词用典多的风格，明代杨慎《词品》以为稼轩词当以《永遇乐》为第一，这是颇有见地的评价。然而，也有人认为典故的大量使用正是此词的弊病所在，如与辛弃疾同时代的岳飞之孙岳珂就在《桯史·稼轩论词》中说，当他提出《永遇乐》一词“觉用事多”之后，稼轩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余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可见辛弃疾也曾接纳了他的意见，并且作过认真修改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的定稿仍是通篇用典，没有“掉书袋”的板滞反而有一泻千里之势，这是什么原因呢？叶嘉莹教授认为，辛弃疾将“这些典故消化后，结合在他的灵魂与感情之中”，“用典时不是掉书袋，卖知识。不论典故出自经书、史书，他都是真有切实感受，有生命的共鸣。”诚哉斯言，我们解读这首词时，需用心去体察稼轩所用典故背后隐含的切实感受与生命共鸣。 经过多次课堂的检验，我有理由坚信，解读此词所用典故的一个绝佳切入点是典故中这些人物的不同称呼：孙权取其字（仲谋）、刘裕取其小名（寄奴）、刘义隆取其年号（元嘉）、拓跋焘取其小名（佛狸，一说是字）、廉颇取其名。五个人物，四种称呼，除去字数与平仄等表面因素之外，其实每个称呼背后隐含的情感都是各异的，以下依次一一解读：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仲谋，是三国时期吴帝孙权的字。现在人们大多数有“名”而无“字”，所以当我们说“名字”的时候，通常指的仅仅是人的名或姓名。而古人则不同，《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因此，“冠而字之”是“敬其名也”。由此可知，我国古代称字的含义是尊其人而称其字，含有尊敬客气的意思。为什么称字是表尊敬、客气呢？据《颜氏家训·风操》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称名是指明是谁；称字则是表其德行。指明是谁这是对人不尊敬的，而表其德行是尊重其人。尤其是下对上、卑对尊呼唤或写信时，一定得称字，绝不能称名。 东吴孙氏四兄弟的字是典型的长幼排行次第取字：长子孙策取字伯符；次子孙权取字仲谋；老三孙翊取字叔弼；老四孙匡取字季佐。四兄弟之中，于国于家孙权皆可谓功劳最大，据史载：年仅十九岁的他继承父兄遗业，西征黄祖，北拒曹操。于赤壁之战大破曹兵，以弱胜强，功勋卓著，年方二十七岁。因而赢得了对手曹操的尊敬，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三国志》陈寿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绝非妄语。孙权由于“举贤任能”（孙策评语）“敬贤礼士”（鲁肃评语），一直是后世文人尊崇的明主，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赞颂：“亲射虎，看孙郎”；刘克庄也在《吴大帝庙》中赞叹：“今人浑忘却，江左是谁开”。孙权曾在京口建立吴都，辛弃疾在任镇江（旧称京口）知府时不止一次写词赞誉他，同时期的一首《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写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因此，此处以孙仲谋称呼孙权，除了深深的敬意之外，也有世无明主、“英雄无觅”的深深遗憾与惆怅。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寄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名。小名，亦称乳名，特指婴儿初生时家长所取的非正式的名字。由于古人（尤其是上层社会人士）无论取名还是择字都要经过隆重的仪式，于是许多家庭就给初生的孩子先取一个小名，以用于家庭成员和较亲密的人中之间的称呼。古人取小名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根据游国恩先生的考证，起小名之俗“兴于两汉，盛于六朝”。如山水诗的鼻祖、东晋末年的大诗人谢灵运出生后不久，便被送到杜冶家哺养，至15岁方归本籍，因此他有一乳名“客儿”。而在有史可稽的材料中，以“奴”字来起小名的最多。甚至可以说，“奴”字是中国古代名人最钟爱的小名，而它最兴盛时期就是在魏晋南北朝。例如，权臣吴敦小名“黯奴”，大富豪石崇小名“齐奴”，书法家王献之小名“官奴”，陈后主陈叔宝小名黄奴，“囊映雪”的孙康小名“御奴”等。 南朝宋武帝刘裕，出生时家境贫苦，母亲更因分娩后患疾病去世，父亲刘翘无力请乳母给刘裕哺乳，一度打算抛弃他。后因刘怀敬之母伸出援手，养育了刘裕，他才得以活下来，因此小名“寄奴”。如同谢灵运一样，这个小名记载了他的一段人生经历。而“人道寄奴曾住”一句中，我们可以读出京口当地百姓（有学生说是其故居的街坊邻居）对于刘裕的一种亲切与自豪之感：刘裕崛起于“寻常巷陌”，以京口为基地，先后平定孙恩、卢循的叛乱，消灭桓玄、刘毅等军事集团，并最终取代了奄奄一息的东晋政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裕北伐是中国战争史上最成功的北伐之一，宋代李壁在《再和雁湖十首》中说“平南上策归诸葛，伐北奇功属寄奴”，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刘裕：“宋武兴，东灭慕容超，西灭姚泓，拓跋嗣、赫连勃勃敛迹而穴处。自刘渊称乱以来，祖逖、庾翼、桓温、谢安经营百年而无能及此。”刘裕曾两度挥戈北伐，势如破竹，先后取谯蜀、伐南燕、灭后秦，收复洛阳、长安，使得长期沦陷于异族的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再度归入汉族的版图。“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段振奋人心的历史，一直以来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更是令一心收复失土的辛弃疾羡慕不已。此处以寄奴称呼刘裕，既是追慕刘裕驰骋沙场、气吞胡虏的凛凛威风，同时也是憧憬当世能有英雄如刘裕一般建立不朽的功勋。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元嘉，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刘义隆虽为刘裕之子，却无乃父雄风，他主政期间曾三次北伐，而无一成功。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最后一次北伐，刚愎自用的他轻信了纸上谈兵的王玄谟之策，打无准备之仗，结果以惨败告终。封狼居胥是“典中典”，用的是霍去病战胜匈奴后在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大礼的典故。这次用兵之前，刘义隆听取了“迎合取宠”的王玄谟等人所献北伐之策，对人说：“闻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其实，当时南北军事实力的对比，北方并不占明显优势。倘能精心筹划，谨慎用兵，虽未必能实现统一大业，然而收复部分失地，是极有可能的。然而，宋文帝急于事功而轻启兵端，结果却是各路大军悉数溃退，不仅没有取得预期胜利，反而招致北魏拓跋焘的大举南侵。最终使得两淮惨败，胡马饮江，国事从此一蹶不振。《资治通鉴》里记述完元嘉北伐失败后，评价说：“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南齐书》则载：“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元嘉北伐失败后，此前国内潜伏的矛盾全面爆发，不久后的公元453年，刘义隆被太子刘劭弑杀。 辛弃疾以古鉴今，用刘义隆“草草”北伐终于惨败的历史事实，来作为对当时伐金须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出兵的深切鉴戒。他提出了“金国必乱必亡”，“更须二十年”这一既积极又慎重的北伐方略，稼轩是在语重心长地告诫朝廷当权者：北伐一定要慎重啊！你看元嘉年间那几次北伐，由于“草草”从事，意欲“封狼居胥”的壮举，却只落得“仓皇北顾”的惨淡。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词人的担心三年后就得到了验证：韩侂胄在匆忙之中草草北伐，结果一败涂地。亲眼目睹宋军溃败的程珌总结说：“无一而非辛弃疾预言于三年之先者。”那是后话。此处用元嘉这一正式年号，具有反讽的意味，曲折隐晦地表达了他对刘义隆草率起兵的极度不屑以及对当时国事的深深忧虑。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佛狸，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名也；一说，拓跋焘字也，如《宋书》《南齐书》所载。亦写作“佛厘”，如《魏书》卷三《太宗纪》泰常七年：“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焘，字佛厘。”事实上这里所谓的“字”，并非华夏传统意义上的表字。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本无取字之俗，以“佛狸”“佛厘”为字更是与“焘”毫不相关。“佛狸”或“佛厘”对应的是突厥语文献中的一个词，意即“狼”。拓跋焘的确如豺狼般生性凶残，据《资治通鉴》载，在元嘉北伐失利后，拓跋焘所率北兵的足迹踏过了南兖、徐、兖、豫、青、冀六个州，“杀掠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当时流传有“虏马饮江水，佛狸明年死”的童谣。所以不论是小名还是所谓的“字”，这都不是个尊称或敬称，而是个蔑称或仇称。《魏书·世祖纪下》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宋元嘉二十七年击败王玄谟的军队以后，在瓜步山上建立行宫，即后来的“佛狸祠”。而有庙宇的地方，就会有“神鸦社鼓”的祭祀活动，当地的百姓已把佛狸当作一位神衹来奉祀，而根本不会把这位八百年前的异族入侵者与当前的金人入侵联系起来。 辛弃疾摄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这一特写镜头，是有其深刻寓意的，它和上文的“烽火扬州路”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是从“可堪（即不堪）回首”这句话里生发出来的。四十三年前，金主完颜亮发动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稼轩以古喻今，“佛狸”也自然地就有了完颜亮的影子。佛狸祠是两朝外族南侵者所留下的足迹象征，也是汉人耻辱之象征。此后历代文人咏“佛狸”时均带有深深的敌意，尤其是南宋一代，如晁公溯《送张君玉赴宁江幕府七首》：“惜君不往分一矢，共射佛狸江水中。”杨万里《过瓜洲镇》“佛狸马死无遗骨，阿亮台倾只野田。”张蕴《瓜洲》“如此江涛更有人，佛狸竟死不能兵。”袁甫《和陆伯微韵》“卯年会见佛狸死，天数一定端可推。”辛弃疾更是一直对“佛狸”所代表的异族侵略者深恶痛绝，他早先还在《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中写道：“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在佛狸这个称呼里，对敌寇的刻骨仇恨、对时事的深沉悲哀以及对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失望交织在一起。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以勇气闻于诸侯”的廉颇，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战功赫赫，其征战数十年，攻齐、伐魏、破燕、抗秦，攻城无数，歼敌数十万，而未尝败绩。而且廉颇是一位能攻能守，勇猛而不孟浪，素为强秦所畏服的老臣宿将。赵王之所以“思复得廉颇”，也是在“数困于秦兵”，谋求抗击强敌的情况下才想到这样做的。因而廉颇的用舍行藏，不仅是廉颇个人的得失问题，而且关系到赵秦抗争的局势、赵国国运的兴衰。正如《资治通鉴》评价说：“廉颇一身用与不用，实为赵国存亡所系。此真可以为后代用人殷鉴矣。”廉颇此次之所以终于没有被起用，则是由于他的仇人郭开暗设下局，蒙蔽了赵王。赵王想请廉颇出山，便派人去了解他的情况。廉颇一心想为赵国效力，就在使者面前吃一斗米饭、十斤肉，披挂上马，表示自己年纪虽老，精神尚健，可以上阵。而使者受贿赂，却向赵王谎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屎）矣。”赵王以为廉颇已老，遂不召。王夫之曾为此感叹：“有良将而不用，赵黜廉颇而亡。” 词中直呼廉颇其名，原因有三：其一，史载廉颇本嬴姓廉氏名颇，无字号；其二，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人是赵王，上对下可以直呼其名；其三，此处廉颇是词人的自况，故称其名也不能算不敬，反而显得贴切自然。稼轩自南归以后，因“归正人”的尴尬身份和“持论劲直，不为迎合”的处世态度，虽“以气节自许，以功业自负”，却受尽排挤和打压，闲置多年，一直到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力主北伐的宰相韩侂胄擢用“士大夫之好言恢复者”，辛弃疾才被重新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第二年，擢升为宝谟阁待制，并任北伐前沿军事重镇镇江府的知府。写《永遇乐》一词时，稼轩已66岁高龄了，但他仍然希望能为国效力；只可惜急于求成的韩侂胄不接纳他的缓进建议，又加上小人从中挑拨，这不能不使稼轩惆怅不已。此处用廉颇这个称呼，既表达了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拳拳报国之心，同时也深寓不被理解的悲愤和郁闷。 清人赵翼《瓯北诗话》中说：“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辛弃疾在典故运用上的造诣可谓一绝，所谓“驱使庄、骚、经、史，无一点斧凿痕，笔力甚峭”（楼敬思《词林纪事》卷十一）。《永遇乐》一词，五个典故，五个人物，称呼相异，情感各殊，体现了稼轩老到的词风与遒劲的笔力。正所谓“用事最多，然圆转流丽，不为事所使，称是妙手”（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二）。标签：永遇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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