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迈向21世纪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状况如何，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存亡。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以什么样的面貌、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新的世纪，这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关注的问题。毋庸置疑，我们党经过胜利和挫折、成功和失败、顺境和逆境的反复考验，尤其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锻造，发展得更加成熟和更有战斗力了。但是，我们要居安思危，治不忘乱。江泽民总书记告诫全党，要有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最根本的是忧党意识。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前途，系于党身。本世纪是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奋起战斗，走上振兴的世纪；下个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世纪。我们党担负着重大责任。党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像创业时期那样以人民为根本，以天下为己任，艰苦奋斗，奋发向上，实现民族的振兴，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切和忧虑的问题。在面向新的世纪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我们党在某些方面面临着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在退化、党的观念在淡化、党群关系在疏化、部分党员干部在腐化的新的考验。
党的政治属性、政治职能在退化。党是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党的本质属性，政治职能是党最根本的职能。这种政治属性、政治职能集中表现为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政治上的领导。但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种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却有逐渐退化的危险。这里有三个关系如果认识不够清晰，就会造成混乱和失误：一是党的政治属性、政治职能与党的中心任务的关系。有人把党的领导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认为强调党的领导是用政治原则代替经济法则，干扰经济建设，“非政治化”、“非政党化”在一些经济部门和经济组织中相当流行。二是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当前一致的提法是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把党的建设寓于经济建设之中。如果对这种辩证关系处理得不好，往往会重经济，轻党建，经济一好遮百丑，甚至用经济建设代替党的建设。三是“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和党的建设的具体标准的关系。“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及政策措施是非得失的标准，是总的根本的标准。由于党的建设有它自身的运行特点和规律，应该有其判断的具体标准。如果形而上学地用根本标准代替具体标准，那就会误以为经济好就是政治好、党建好。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党有演化成生产党、经济党的危险。党丧失了应有的政治功能，成为政权和经济组织的附庸，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党的观念在淡化。党的观念强弱，反映着党员对党的信任度和政治责任心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员党的观念强，就能自觉维护党的威信，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讲党性，说党话，有党气；党的观念淡化，就会导致党在思想上的涣散和组织上的分离，严重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最终使党衰败。
党的观念淡化，当前集中反映在一些党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和世界观、人生观的嬗变。去年6月，我们曾在陕西省委党校学员和教职工中作过问卷调查，当问及“你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持何种态度”时，回答持“否定”和“怀疑”态度的占22%；当问及中国能否搞“经济私有化，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西方模式”时，回答“能”和“不妨试一试”的占22%；当问及“你认为人们该奉行什么样的人生哲学”时，回答“人活着就是为了吃好、穿好、玩好”和“金钱、名利、权位是人生价值的体现”的占22%。三个22%的比例，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被调查对象绝大部分是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他们尚且如此昏昏，怎能使普通党员和群众昭昭呢？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失败，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最根本的是理想、信念的崩溃。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党群关系在疏化。我们党同群众的关系、干部同群众的关系总的说是好的。但是，这些年来，党群、干群关系已产生了裂缝，有些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损害了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改革之初，得实惠的是工农群众，这是他们拥护改革和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根本原因。但是，随着新旧体制交替的漏洞的出现、政策法制的滞后及权力介入市场，一些手中握有人、财、物大权的人及某些带有垄断性的行业，则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钻改革的空子而暴发暴富。社会增加的财富和国家给予群众的利益相当一部分被这种“特权黑洞”所吞没，由此招致我国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正常的拉大。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国有企业困难的加大，开工不足将使越来越多的职工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少数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这使群众的心理难以平衡，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对党的离心离德。
二是少数干部的恶劣作风，挫伤了群众对党的感情。群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由于经济发展起跑点不同而造成的差距是理解的，他们拥护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看中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平等、公平及鱼水般的干群关系。可是这些年来，这种优越性和政治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在农村有些干部横行霸道，欺压群众，甚至私设公堂，草菅人命，不断有逼死人命、打伤打死群众的恶性事件发生，有的甚至同流氓、恶势力勾结，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在一些地方，群众把村长叫“保长”，把乡村干部称为“还乡团”。虽然这些事只是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已严重挫伤了群众对党的感情。在城镇，随着企业的改制，职工的失落感在增加，以致出现了“在国家是主人，在工厂是雇工”的说法。
三是封建残余思想的陈渣泛起，某些干部的“后路工程”，动摇了群众对党的信任。我国是封建主义影响深远的国家，随着体制转型和社会运行机制无序性的出现，沉淀在一些人思想深处的封建残余思想又陈渣泛起。集中表现在一些干部当官发财、封妻荫子、任人唯亲、权钱交易、官官相护等方面。另外，在一些地方，有的干部为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建起豪华宅院，有的不择手段把子女送往国外。群众把这称为“后路公程”。这些虽然不带有普遍性，却极大地降低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
部分党员干部在腐化。干部的腐败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全国人民极为关注的问题，成为危害国家命运和党的生存的焦点。1993年8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是坚定的，也查处了一大批大案要案，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反腐败的任务还非常艰巨，腐败现象仍在滋生蔓延。最使群众困惑的是，反腐败斗争开展以来，发案率仍呈上升趋势，有些就是1993年以后作案的，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按以往经验，当我们在反对某种不良倾向时，至少会在“反”的时候有所收敛，但这次却出现了异常，有些人无所顾及地在顶风作案。这个问题如不及时有效解决，不仅会影响群众对党的信任，而且会直接引发政治问题。比如，一些人认为，陈希同、王宝森不就是“党内走资派”吗？再比如有些人对我们党消除内部腐败的能力产生怀疑。这些思想的产生和扩散，将会动摇我们根本的政治制度。
党面临着如此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历史经验证明，党治则国治，党乱则国乱。我们的危险不仅来自西方的“西化”、“分化”和私营企业主力量的增大，而且更主要的是来自党自身的不清醒和内部的涣散。列宁有句名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如果自己不败坏自己，谁也败坏不了它。”像我们这样的大党，想要从外部搞垮是不容易的，如果内部出了问题， 就会使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邓小平说：“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二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要团结凝聚十一亿多人民，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关键在党；要深化改革，成功地创建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党；要坚持‘两手抓’，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关键在党；要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关键也在党。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这一条任何时候都是绝对不能忽视、不能放松的，否则会犯历史性错误。”因此，把党的建设搞好了就抓住了中国全部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我们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切实抓好党的建设。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看，物质文明建设有跨世纪的宏伟蓝图，精神文明建设也有跨世纪的宏伟蓝图，而领导两个文明建设的党的建设也应该有跨世纪的宏伟蓝图。我们寄希望于党的十五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说过：“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可以说是推动我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三个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