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产业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产业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从学科角度划分，产业经济学包括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以及进一步细分的应用经济学科。但从理论层面看，产业经济学主要涉及两大内容：一是产业结构理论，二是产业组织理论。由于我们在这里要进行回顾和反思的是产业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因此，只从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两方面展开评述。
一、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
在考察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进展之前，有必要首先阐明有关产业结构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一般来说，产业结构可以定义为资源在产业之间配置的构成及其关联性。而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主题则包括两类，一类是产业结构在一定时期内的均衡状况以及实现均衡的条件，另一类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及其原因。
产业分类是建立产业结构概念和进行产业结构研究的基础。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产业的分类也多种多样，其中对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两大部类分类法和三次产业分类法。两大部类分类法就是把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动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称前者为第一部类，后者为第二部类。三次产业分类法就是把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称之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除了以上两种分类之外，比较常见的还有基础产业与加工产业分类法，以及资源集约分类法等。
1.传统范式下的研究概况（1949—1978）
1949年建国以后，经过3年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稳定， 我国走上了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道路。在这一经济背景下，作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理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原理，自然成为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课题。50年代，在学习和宣传斯大林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论述的基础上，理论界集中论证了党和政府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一致认为这个方针符合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对比关系和列宁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同时，针对“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优先发展重工业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的实际情况，人们进一步讨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力求使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保持适当比例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陈云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论述中。（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见《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58—1960年期间，由于急躁冒进倾向，忽视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面对挫折，人们开始反思并寻找失误的原因，于是在60年代初出现了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和争鸣。其中属于产业结构研究范畴并且争论较大的问题有以下两个：
（1）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问题
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前提下，学者们着重讨论了优先增长的条件、消费资料生产的制约作用、优先增长规律的普遍性和优先增长界限的确定等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有些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些问题的观点分歧较大。代表性的意见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由技术进步的要求决定的，因而把I（V+M）＞ⅡC看成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不正确的；在明确第一部类在扩大再生产中的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充分看到第二部类的制约作用；把优先增长看成是各个社会形态下的普遍规律是不合适的，只有当技术进步发展到机械生产代替手工劳动阶段，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才成为规律性现象；确定重工业优先增长界限的条件主要有重工业生产能力的实际水平，农业、轻工业和其他部门对重工业需求的适应程度及它们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程度，全社会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的规模，等等。（注：李学曾：《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进展》，《经济研究》1985年第7期。）
（2）关于两大部类比例和农轻重比例的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争论双方的分歧比较明显。有一部分人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生产生产资料为主的重工业为一方，同以生产消费资料为主的农业、轻工业为另一方的关系，因而只要安排好农轻重的关系，也就基本上处理好了两大部类的关系。另一些对此持不同意见的人则认为，农轻重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两大部类的关系，前者比后者更复杂，虽然在抽象分析时可以把农业和轻工业看成是第二部类的生产，而把重工业看成是第一部类的生产，但在具体安排社会生产比例时，如果笼统地把农业和轻工业看作消费资料生产部门，把重工业看作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就不能达到正确安排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目的。（注：韵梅：《社会主义再生产》，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603—604页。）
2.过渡阶段的研究概况（1979—1984）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与建国后前30年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强调农业与轻工业必须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支持，重工业的发展应该被控制在与农业、轻工业发展相适应的限度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关产业结构问题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比较活跃的局面。一方面，为了检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失衡反复出现的理论根源，对社会再生产原理中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再一次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基于当时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关于我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不断涌现。由于原有理论范式的惯性影响，以上两类研究的分析框架仍以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为主，这就难免对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现实缺乏解释力与说服力。为此，学术界又对产业结构理论的基础问题，也即产业结构的分类方法进行了讨论与探索。
（1）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再认识
这次讨论尖锐地提出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不是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规律的问题。持否定态度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以下几条主要理由：两大部类增长快慢不完全受资本有机构成的制约，而且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并非连续一贯地提高下去；过去证明优先增长所作的推算是依靠一些假定数字，如果用其他一些假设数字就可以证明不必优先增长；现代技术进步在节约活劳动的同时，也具有不断节约物化劳动的特征；在两大部类的逻辑关系中，第二部类是本源和目的，第一部类是保证条件，因此第一部类发展速度必须与第二部类发展速度相适应。另一种意见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只要是技术进步的扩大再生产，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规律就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还有人进一步论证道，随着技术的发展，虽然单位产品中的物化劳动会减少，但单位产品中的活劳动减少得更快，所以资本的有机构成还是会提高，因此否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注：李学曾：《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进展》，《经济研究》1985年第7期。 ）与上述问题相关，学者们还讨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问题。不同意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应该由轻工业开始；还有人虽然同意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但认为生产资料生产并不等于重工业生产，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也不能等同于从重工业开始实现工业化。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之所以从重工业开始，归根到底是由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注：韵梅：《社会主义再生产》，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619—621页。）
（2）对我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分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结构调整被提上经济工作的重要日程。为了配合结构调整工作的开展，1979年，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了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对若干重大经济结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1981年出版的由马洪和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问题研究》集中反映了这次调查的研究成果。（注：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本书对我国包括产业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和现状作了比较全面的实证分析，对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及政策建议也都进行了讨论。此后，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研究引起了理论界一批学者的重视，他们从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出发，并比较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讨。尽管理论观点不尽一致，但大家对以下意见却是基本赞成的，即当时我国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是重工业过度扩张严重地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农轻重关系极不协调，因此在“六五”期间应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改变“重重轻轻”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这些意见在孙尚清主编的《论经济结构对策》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注：孙尚清主编：《论经济结构对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关于产业结构分类方法的探索
产业结构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产业进行分类，而不同的产业分类又构成不同产业结构理论范式的基本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沿用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分类和与此相联系的农轻重分类。80年代初期，在对现实产业结构问题和既有理论结论的深刻反思中，人们开始认识到两大部类分类的局限性。基于这种认识，学术界开展了采用新的产业结构分类方法的讨论，其中又以对三次产业分类法的争论最多，意义最大。一些学者主张采用西方的三次产业分类法，他们认为三次产业分类的划分界限比较明确，同时也便于国际交流和与国外资料进行比较；（注：朱耀明：《轻重工业的划分问题》，《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3期。 ）而且这种分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规律，有利于指导国民经济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协调社会经济各部类的相互关系。（注：谢翔：《加强重点建设与经济结构合理化》，《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 ）但对三次产业分类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很多，其主要依据是，这种分类的理论基础是庸俗价值论，因此根本不可能揭示出社会再生产的规律；第三产业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概念，渗透着资产阶级本质。（注：孙冶方：《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兼论第三产业这个资产阶级范畴以及社会统计学的性质问题》，《经济研究》1981年第8期。 ）尽管当时对是否引进三次产业分类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实践的需要还是最终肯定了这一分类的科学价值，因而也凸现了这场争论对产业结构理论范式转换所具有的重要推进意义。
3.新范式下的研究概况（1985年以来）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研究开始了从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向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的范式转换。促成范式转换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是对西方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的引进和学习。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对外学术交流的发展，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的重要论著陆续引入我国，这些论著提供了与传统范式迥异的研究框架和理论观点，从而引起了我国研究产业结构问题的学者，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关注，并很快掀起了一个学习和应用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的热潮。
所谓现代产业结构理论大致包括如下理论要点：在产业结构状况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产业结构状况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变动推动着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又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和产出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比例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也即在第一产业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的比例上升。这些理论观点及其相关的研究框架大大开阔了我国产业结构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并以其相对较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研究范式的转换。
80年代中后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主要成果有：
（1）联系经济发展阶段把握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
80年代中期前后，我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高速增长阶段，因而如何看待高速增长中的结构矛盾就成为当时产业结构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观点有：（1 ）依据钱纳里等人提出的“标准结构”模型和“大国一般结构”模型，比较分析了我国的结构偏差，提出了我国经济正在走向以结构变革为中心的新成长阶段，认为国民经济的增长要以非必需品的增长为主要动因。（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经济研究》1987年第5期。）（2）认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处于工业化进程加速的初级阶段上，大体上与世界各主要工业发达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程度差不多，那种认为我国国民经济已进入非必需品消费阶段的看法是不妥当的。（注：杨云龙：《论我国经济的结构发展模型》，《经济研究》1988年第3期。 ）（3）我国国民经济的重点虽已实现了从农业到重化工业的过渡， 但农业部门滞后的因素并未得到根本消除，因而我国并没有彻底完成和实现重化工业化；另一方面，以机械工业为中心的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又表明高加工度化已经出现，但由于农业和基础产业的欠发达，其基础并不牢固。所以综合起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成长正处在重化工业化阶段和高加工度化阶段之间的发展过程中。（注：朱争鸣、王忠民：《产业结构成长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4 ）根据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在强调产业结构的平衡和合理化的同时，也要考虑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即要更多地重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的增加。（注：刘伟、杨云龙：《中国产业经济分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版。）
（2）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经济体制对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直接关系着产业结构的自我适应和自我调整能力，企业模式选择也直接决定着资源在产业间转移的可能程度。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通过计划手段并依靠增量投入来调整产业结构，这种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投入要素不断再组合的需要。因此，80年代中后期产业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就是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传统体制是导致结构刚性的决定因素，而双重体制下的结构微调也不存在，在这两种体制下，只有等到结构矛盾积累到严重失衡时，才会由国家来进行强制性调整。所以，要消除我国产业结构的周期性失衡现象，就必须进行包括企业产权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在内的经济体制的彻底变革。（注：马建堂：《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机制的转换》，《学术界》1987年第3期。）
（3）探讨产业结构发展重点的选择顺序
一些成功的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能否自觉地选择资源使用效益较高的产业加以重点发展，实际上往往成为能否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受这些经验的启发，8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术界集中探讨了产业发展重点的选择问题。但由于各自的选择标准不同，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也存在明显差异。例如杨沐认为，我国产业发展重点的选择不能一次完成，而应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农牧渔业和相应的食品加工、电力、铁路和其他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现有机械工业的技术改造；第二阶段是家用电器、交通设备工业、工业设备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第三阶段是轿车工业、钢铁和化工工业；第四阶段是高技术工业。（注：杨沐：《我国产业发展重点的选择顺序》，《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李泊溪等人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现实障碍出发，认为瓶颈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主要约束条件，因此应该优先发展基础产业。（注：李泊溪、谢伏瞻、李培育：《对“瓶颈”产业发展的分析与对策》，《经济研究》1988年第12期。）李京文和郑友敬则认为，根据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资源、技术和市场条件，在近期内还难以形成能够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注：李京文、郑友敬：《我国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发展序列》，《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4）开展了产业政策的研究
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实现特定的产业发展和调整目标而制定的有关调控资源配置结构的经济政策。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 产业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的一个重要范畴应运而生。 在1986年4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产业政策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并由此推动了产业政策研究的蓬勃开展。在这个时期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中，有两项研究尤其值得一提，它们分别由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承担。前一项侧重于对我国主要产业部门的产业政策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后一项则把重点放在有关产业政策的理论探讨和国际经验总结。这两项研究的成果集中反映在王慧炯等人主编的《中国部门产业政策研究》、周叔莲和杨沐主编的《国外产业政策研究》、周叔莲主编的《产业政策问题探索》及杨沐所著的《产业政策研究》等一系列著作中。
（5）有关产业结构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些青年学者在理论层次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例如，马建堂首次将周期波动引入到产业结构的研究领域，系统地讨论了经济运动中的长波、中波和短波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从而丰富和完善了产业结构演变动力机制的研究。（注：马建堂：《周期波动与结构变动》，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贺晓东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广义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就产业结构的生成、组织、协调和演进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说明。（注：贺晓东：《经济结构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88年。）杨开忠分析了特定区域间结构联系的一般因素，这既是区域发展理论的探索，也是结构理论的创新。（注：杨开忠：《区域结构：理论与应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88年。）吴仁洪则从工业化过程、国际经济分工、产业组织、产业技术素质和区域关系等多维角度透视了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给出了一个有价值的结构分析理论框架。（注：吴仁洪：《中国产业结构的动态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90年代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若干进展
尽管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产业结构研究在新范式的指导下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客观地看，这个时期的研究水平还不高，多数研究只是选择和套用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与我国的情况进行简单类比，缺少系统的分析性研究。90年代，随着我国学者对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的进一步消化吸收，产业结构研究的水平和质量也比前一时期相对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个时期的研究重点也与前一时期有所不同。
（1）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状况的系统分析
产业结构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变的特点及规律，这种研究任务规定了产业结构研究的长期分析性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郭克莎和王延中主编的《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殷醒民著的《制造业结构的转型与经济发展》等著作。（注：郭克莎、王延中主编：《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殷醒民：《制造业结构的转型与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郭克莎在其1993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中，曾将产业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结合起来分析，拓宽了系统分析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空间。上述的前一本书在分析三次产业结构以及各次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状况时，继续运用将产出结构分析与投入结构分析结合起来的方法，同时注意对统计数据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而使分析趋于全面、准确和精细。后一本书则详细讨论了改革20年来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动状况，并指出其升级方向及制约因素。
（2）研究产业结构变动的资源配置效应
既然产业结构变动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那么定量地考察这种作用和影响就应该成为产业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直到90年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就此作过分析。郭克莎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在对有关资料加以估算和处理的基础上，运用资源配置效应分析方法测算了三次产业间的资源流动和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注：郭克莎：《我国资源总配置效应分析》，《经济研究》1992年第9期。）他的研究结果表明， 虽然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较高，但三次产业间的资源配置效应却明显较低，主要原因又是由于80年代后期三次产业之间的资金再配置不合理造成的。
（3）将其他领域的理论运用于产业政策问题分析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尽管我国比较完整地模仿了日本的产业政策体系，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而且其原因又难以在现有的产业政策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有鉴于此，江小涓尝试用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思路，从公共利益的显示与判断、决策者的能力和利益取向、行政系统的效率和运作成本等方面，对我国以往以政府干预为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进行检讨，认为政府判断结构问题及制定产业政策的能力和动力都不足是影响我国产业政策效果的深层原因，因而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应该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注：江小涓：《中国推行产业政策中的公共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3年第6期。）
（4）分析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特点
90年代中期前后，我国的经济形势和体制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使得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任务与过去相比有了实质性的区别和一些新的特点。金碚指出：我国的产业调整已经从主要进行产业间的比例调整，转向必须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产业调整和升级的实现机制正在从主要依靠国家的政策行为，转变为主要依靠企业的策略行为；现在的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不仅只是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决定性地依赖于企业所具有的市场竞争力。（注：金碚：《论中国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阶段》，载《转轨时期的产业调整——国际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吕政认为，当前我国工业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展水平上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低附加价值的产业比重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低，二是传统产业的技术结构落后。（注：吕政：《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新特点》，《中国工业经济》1998年第7期。）
（5）开始研究传统产业调整问题
从8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大部分加工工业产品进入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之间竞争激烈，部分行业已经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周振华和陈淮分别在其有关产业政策的著作中，以日本的经验为例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对结构调整中衰退产业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和研究。（注：周振华：《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淮：《日本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到90年代中期，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的行业不断增加，其中有些行业处于全行业无利或亏损的困境。江小涓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主要是有关行业发展战略或政策的失误，而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表现，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有些行业相对地位下降并面临退出和调整是必然的。（注：江小涓：《国有企业的能力过剩、退出和退出援助政策》，《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 ）李农和江小涓还分别以具体的衰退行业为案例，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中衰退行业的出现、导致的问题和应该采取的对策。（注：李农：《试论我国衰退产业和衰退产业政策——以黄麻纺织工业为案例的分析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1年第5期； 江小涓：《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非体制因素探讨》，《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1期。）
二、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产业组织理论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各产业内厂商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说，产业组织理论与以研究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配置构成及其关联性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结构理论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从理论渊源上说，产业组织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应用。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理性预期理论的出现，产业组织理论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由原来强调结构——行为——绩效的单向联系转变为越来越注重结构、行为、绩效之间的双向联系和动态变化；二是非主流产业组织理论，如芝加哥学派、新制度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的出现和发展；三是博弈论被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个新的分析工具。从研究的内容看，产业组织理论主要研究各种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经济绩效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并对政府的有关公共政策主要是管制和反垄断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产业组织理论出现了加快发展的势头。
1.在传统范式下的研究概况（1949—1978）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就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同时，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长期受到忽视和排斥，因此，直至改革前，我国缺乏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环境和氛围，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相应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系统研究就只能付诸阙如。尽管如此，由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国仍然遇到与产业组织有关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因此，经济学界还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对产业组织理论的某些方面从苏联范式的角度进行过一些分析和研究。这个时期比较靠近产业组织的研究是对工业经济领域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与协作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工业生产的联合化和集中化等所进行的研究。1956年，我国译介了前苏联学者别尔利的《社会主义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注：别尔利：《社会主义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北京时代出版社1956年版。）在该书的影响下，我国学者季明对专业化与协作的概念、两种制度下专业化与协作的区别、社会主义生产中再生产与协作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注：季明：《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专业化与协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张有萱则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深化工业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开展综合经营的意义、途径和方式进行了研究。（注：张有萱：《工业企业的专业分工和综合经营》，《红旗》1959年15期。）进入6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在工业经济领域试办工业托拉斯，一些学者开始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对工业托拉斯的优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专业化生产和托拉斯能够在使用专业设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因而，发展托拉斯，对国家有利，对地方有利，对整个社会有利。（注：刘少奇：《试办托拉斯》；李必强等：《论工业专业化、技术进步和经济效果》，《经济研究》1968年第2期。）但是， 由于这些研究仍然是在传统范式下进行的，其研究的出发点是如何通过计划来引导企业之间进行分工协作，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之间客观存在的竞争关系视而不见，因而这些研究均没有对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问题——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矛盾在理论上进行分析，更没有对社会主义条件如何处理好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矛盾做出回答。
2.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引进和研究范式初步转换阶段（1979—1990）
从研究的主要内容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过去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我国在产业组织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与回顾以及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产业组织的状况特别是企业行为的研究。从研究的理论视角和范式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双重性，一方面，传统的范式和在传统范式影响下所讨论的问题仍然得以继续；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加，许多中国学者已日益感到有必要研究和借鉴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注：陈小洪：《市场结构的概念及我国市场结构的若干特点》，《南开经济研究季刊》1987年第4期。）这样， 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范式对我国产业组织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1）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引进和借鉴
1979年，我国出版了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 ）的《经济学》。1980年，出版了谢佩德（W G Shepherd）著的《市场势力与福利经济学导论》，1983年出版了沃森（D S Watson）等著的《价格理论及其应用》，均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比较多的介绍。80年代中期，国外产业组织理论较为全面地被引入我国。1985年，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经济管理讲习班，编印了《产业组织经济学》，比较系统地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介绍，尤其是对结构——行为——绩效的理论范式进行了重点介绍。同年，国内学者杨治编写了《产业经济学导论》，其中有一章专门介绍产业组织理论，对国内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一些专门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相继被译介进来。1988年出版了克拉克森等人的《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日本经济学家植草益的《产业组织论》；1989年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述著作的翻译出版，对我国产业组织研究范式转换起到了推动作用。
（2）对我国现实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的研究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文革期间“五小”工业的发展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存在的问题显性化，因此，早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些学者如马洪、孙尚清等就已提出，应当调整不合理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组织结构，处理好大、中、小企业的关系，发展专业化组织、联合化组织，以改善我国的经济组织结构。（注：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还有学者指出，为调整组织结构，需要一定的行政指导，同时应当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支持各种联合。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自然就成为这时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在这些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改革以来，我国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强和企业整体平均规模的扩大，表明我国产业组织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我国产业组织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1、 缺乏生产的集中化、缺乏规模经济。2、缺乏合理的分散化，企业小而全。3、部门、地区内垄断仍然严重存在。4、竞争不足， 缺乏资源存量的调节机制；5、缺乏对国内弱小工业的保护。 （注：丁敬平：《产业组织政策》第49—63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对于如何建立我国新的产业组织结构，学术界提出了四种代表性的思路，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由市场机制来实现企业间的重新组合，由市场来调节并形成由市场支配的产业组织结构。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央应该向地方放权，由地方组织产业而形成新的产业组织结构。第三种意见认为，应该以大城市为中心组织产业，由中心城市组成新的产业组织结构。第四种意见认为，应该建立以大企业为中心的产业组织结构。（注：丁敬平：《以大企业为中心再造我国产业组织结构》，《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88年第4期； 陈小洪等：《我国产业组织分析及产业组织政策初探》，《管理世界》1989年第5期。）
3.新范式下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繁荣阶段（1991年以来）
进入90年代以来，经过10来年的引进、吸收和中国化，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新的研究范式成为产业组织研究的主导范式；同时，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一些产业组织现象和问题在我国的经济转型期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暴露，为产业组织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这一时期的产业组织研究出现了相对活跃的局面，出现一批分析比较规范的研究成果。与前一个阶段研究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趋于多样化：在研究理论框架上，既有在西方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框架内展开分析的论著，又有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分析减少，实证和案例分析的论著增多；在分析的广度上，既有综合性分析，又有行业分析和专题性研究。
（1）对我国产业组织变化主要趋势的分析
80年代，中国一直被认为普遍存在由重复建设导致的企业小型化、生产分散化、规模不经济等问题。那么，90年代以来，我国的这种产业组织状况是否有所改变呢？一种分析认为，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发生了许多积极变化：产业进入壁垒减弱，大部分产业已经形成了竞争性格局；大企业成为产业组织演变的主线；产业组织结构的高级化趋势加强；产业组织中的许多问题开始得到缓解。（注：胥和平：《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与变化》，《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9》第380页。）相反的意见则认为，90年代以来我国产业组织结构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其理由是：从市场结构看，我国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差；从市场行为方面，企业行为短期化没有明显改变，竞争手段不当，竞争秩序较为混乱；从市场绩效看，利润率在产业之间分配不合理；产业生产能力的扩大和需求的增长还不相适应。（注：叶树生：《我国产业组织政策近期应解决什么》，《中国经济问题》1995年第3期。）应该说， 对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变化趋势的判断基本上是一个实证分析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人们之所以出现意见的分歧，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不同学者所使用的数据不同，对行业划分的标准存在差别。
（2）对我国企业行为的研究
对企业行为的研究一直是改革以来我国产业组织研究进入比较多的领域。与前一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企业行为研究的内容更为广泛和深入。马建堂在其主笔的《结构与组织：中国产业组织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研究企业行为的理论框架，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影响企业行为因素，分析了产权结构、企业规模、所在行业的差别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分析了企业行为特别是国有企业行为的目标；并依次考察了我国企业的广告行为、定价行为、企业合并行为。（注：马建堂：《结构与组织：中国产业组织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俞亚丽、陈秀山分析了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的互动关系。（注：俞亚丽、陈秀山：《我国市场结构与企业市场行为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赵农则运用博弈论的方法， 构建了一个既可反映在位者抢先的短期承诺又能体现长期（进入后）对称的行为假设的阻挠博弈模型，分析企业的一种重要的策略性行为——进入阻挠行为。（注：赵农：《对称假设下的进入阻挠策略行为分析》，《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3）开展了对过度竞争的研究
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由过去的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相对过剩的卖方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各个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行业经济效益指标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下滑态势更为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对过度竞争的研究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其中关于过度竞争的原因、后果和解决过度竞争的对策，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重点。对于过度竞争的原因，主要存在“壁垒说”、“产权缺陷说”和“体制滞后说”三种观点。持“壁垒说”观点的认为，过度竞争的产生是由于一方面我国产业的进入壁垒太低，造成重复建设，重复生产和进入过度；另一方面，退出壁垒太高，使得企业退出行为受阻。（注：孙彦彬、刘戒骄：《产业进入壁垒机制与我国产业组织重塑》，《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2年第5期；陈东琪、 李茂生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320页。）“产权缺陷说”观点则认为，过度竞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产权结构存在缺陷，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太高。（注：王健君：《我国产业组织的合理化》，《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张维迎还通过实证方法证明， 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数目愈多，过度竞争出现的可能性越大。（注：张维迎：《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不过， 大部分学者则同意“体制滞后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过度竞争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转轨各个方面的不同步、不衔接，特别是产品和要素市场改革的不同步。（注：江小涓：《体制转轨中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变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6—37页。）关于过度竞争的不良后果，意见分歧不大，一般认为，过度竞争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益，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企业发展后劲不足。由于对过度竞争成因的不同认识，因而对于解决过度竞争的对策和措施也就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克服过度竞争，需要政府制定行业壁垒政策，提高进入壁垒，降低退出壁垒，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注：孙彦彬、刘戒骄：《产业进入壁垒机制与我国产业组织重塑》，《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2年第5期； 吕政：《产业政策的作用范围及其实现问题》，《人民日报》1993年7月19日；俞亚丽、陈秀山：《我国市场结构与企业市场行为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二种观点认为，进行产权制度改革， 根治国有产权代理人不计后果的盲目投资乃是解决过度竞争问题的关键。（注：张维迎：《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大部分学者则认为，解决过度竞争要进行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秦海：《对我国产业过度竞争的实证分析》，《改革》1996年第5期。）。
（4）开展对产业组织专题研究
产业组织理论就其本质来说是一门实证科学，所以开展专题研究是这门学科发展的“基础设施”。由于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初步有所改变，出现了一些有关产业组织的专题研究，例如，对集中度与企业价格的关系考察；对企业自组织行为的研究；对规模经济与竞争的兼容性研究，根据中国的情况对行业集中度与行业技术创新和经济绩效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注：刘国新、万君康：《产业组织对技术创新行为与绩效的影响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5年第5期。 ）对反垄断立法的研究等等。（注：戚聿东：《资源优化配置的垄断机制——兼论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指向》，《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谢地、 乔梁：《为垄断正名与反垄断——也谈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指向》，《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吴振国：《我国反垄断法对企业兼并的规制》，《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2期。）这些专题研究的出现， 标志着我国产业组织研究的深化，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5）把经济体制纳入产业组织理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识到，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是以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因而没有考虑体制因素对产业组织的影响。而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经济体制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对产业组织状况产生影响，因而，研究我国的产业组织问题不能拘泥于标准的西方理论，要考虑体制因素对产业组织的影响，将体制因素包括在产业组织的研究框架内。在这方面，金碚的研究较系统，在其编著的《产业组织经济学》中，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我国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产业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流通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等对产业组织的影响，并试图建立一个包含体制因素在内的新分析范式。（注：金碚：《产业组织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分析体制因素对产业组织的影响，这既是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学者的一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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