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重工业路在何方——加快结构升级转换培育跨世纪经济发展的支撑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撑点论文,重工业论文,武汉论文,跨世纪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武汉市重工业亏损大，效益低，改革难度大，是制约武汉经济发展的一个难点。本文作者对此进行了探讨——
●武汉市重工业比重在全国特大城市中一直名列前茅，有希望成为跨世纪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调整重工业资产存量，优化重工业资源配置，应成为产业调控重点。
●重工业内部，材料工业比重大，关联性弱，致使优势产业未能转为支柱产业。
●结构升级转换应实行“火车头”+“航空母舰”+“联合舰队”的系统改造。
经济发展的支撑点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的起爆点和驱动轮。经济发展的支撑点随着一个国家、地区的资源、科技进步、国民收入及外贸进出口等因素的变动而发生动态转移。当前，我国“九五”纲要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已确定以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建筑业为支柱产业，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标志着我国工业要素结构由轻型化向重型化转变。如何顺应工业要素的结构由轻型化向重型化转变的要求，在充分利用武汉市区位优势及现有工业要素的基础上，探求武汉市跨世纪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减少武汉市地方政府调控工业企业的宏观管理成本，提高武汉市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对接能力，已成为当前武汉市工业发展中实现“两个转变”的重要课题。
一、工业结构重型化是武汉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重工业是指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工业。发展重工业是工业自身的要求。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根据许多国家的资料，提出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性产业的比例逐渐降低的“霍夫曼法则”。霍夫曼法则表明：在资源配置从消费性生产向生产部门移动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对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重要性大大增强。各国工业发展证实了霍夫曼理论的正确性，据1970年统计，我国的重化学工业率达57.4%，英国为61%，法国为65.2%，西德为62.4%，意大利为51.7%，日本为64.3%。目前，发达国家的重化学工业率大概在60——65%之间。重化学比重上升不仅是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还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弥补产业发展中后向联系不足的一个重要途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是高度一体化经济，产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所谓前向联系是指一个部门和吸收它的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其前方技术经济联系效果为一个产业出现后，其产品能作为其他诸产品的原料供应者，因而其他产业可以产生和发展。后方联系是指一个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其后方技术经济联系效果为一个产业出现后，引起对原料和其他产业产品的需求，因而可能促进有关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之间往往缺乏后向联系，其工业生产的最终产品或消费品多于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即缺乏某些暂不能生产的资本品、原材料、半成品等投入要素，许多制造业部门从国外进口投入物，部门之间流通的商品相对较少。因此，后进的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使资源向生产资料部门转移。重工业成为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壮大民族工业的产业调控重点。
武汉市是一个较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重工业的比重在全国十几个中心城市中一直名列前茅。在由历史上的商贸重镇向长江经济带上贯通东西的战略支点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八五”期间，随着全市改革开放的突破性进展，武汉市通过壮大经济规模，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和提高城市工业基础设施的整体水平等措施，已形成了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主体，钢铁、机械、汽车、高新技术为支柱，能源、化工、轻纺、建材、交通为依托，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结构。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重工业产值已由1990年的189.72 亿元上升到1994 年的327.43亿元，实现了“八五”时期年均递增14.59%的增长目标。然而，从重工业的整体效益来看，却面临着发展中的困境。1994年，亏损企业达377个，占企业单位数的29.6%。资金利税率1.45 ， 低于银行利率， 1994年流动负债299.4966亿元，为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1.47倍，长期负债139.7572亿元，占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32.5%。因此，针对武汉市重工业亏损严重，效益低下的状况，从重工业内部结构入手，分析重工业内部结构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对于调整武汉市重工业资产存量，优化重工业资源配置，促进重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具有十分迫切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武汉市重工业内部结构层次低，产业关联性差
（一）重工业结构层次低，材料工业比重大。重工业结构中以采掘工业为主——原材料工业为主——制造业为主的发展过程显示了重工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变的规律。其演变显示了科技进步这一第一生产力对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静态地固化重工业的内部结构，会产生重工业发展逆向运动，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以日本为首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在二战后十分重视重工业内部的升级转换，降低材料工业比重，机械工业超前于一般工业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一个规律。以就业结构变化为例，日本在1980年至1992年的就业结构中，材料工业吸收的就业人口由1980年339万人降至1992年的299万人，其比重由6.1 %降为4.8%。与此同时，以普通机械、电力机械、运输机械、控制机械、 金属制品为内容的加工组装业，却由1980年的538万人上升为641万人，其比重由9.7%上升为1992年的10.3%。武汉市在沈阳、哈尔滨、长春、 重庆、大连这几个老工业基地的中心城市中，其原材料工业的比重高于首位，而制造业比重和采掘业比重最低，即呈现“一高二低”的状况。（见表1）按照国际统计口径，1994年武汉市重工业产值中，化学工业、 材料工业、制造工业分别为18.6、42.6和38.8，材料工业仍处于首位。武汉市重工业结构中，材料工业优先发展这一特点，使得重工业发展在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制造业优势的状况下长期依赖于初级产品加工。由于初级产品加工生产出来的产品属中间产品，其产品的销售极易受资源产地及最终产品产地的两极限制，对外地市场依赖大。这种原材料工业比重大的重工业结构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会受到全国一盘棋指导下的市场保护。然而，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地方分权日益扩大的条件下，保护本地的重工业初级产品市场，必然会阻止资源外流和初级产品进入。因此，一旦重工业初级产品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原材料加工工业受到的冲击就会较大。以1994年为例，材料工业平均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润就低于制造业。这种状况与材料工业占有重工业固定资产的95%的比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见表2）
（二）重工业内部关联性弱，优势产业转为支柱产业的阻力大。重工业内部关联性是地方优势产业转为支柱产业的经济条件，是地方政府抓“龙头”而牵引“龙身”，带动“龙尾”的技术基础。重工业内部关联性强，则地方政府可以对龙头的诱导和扶持，“牵一发而动全身”，进而通过联动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关联性弱，则会使地方政府对产业宏观调控成本加大。近两年地方政府对亏损企业的“输血”与“扶持”所产生的政府“投资乘数效应”不显著，迫使地方政府一家一家的“救火”，一个企业一个企业的解困就是实例。武汉市重工业中原材料工业与制造业之间联接十分薄弱。武汉市目前有在70年代引进的一米七轧机的武钢为骨干企业的原材料工业，同时，还有一大批机械设备的成套项目引进以及以“神龙”富康轿车为主的耐用消费品生产线。由于汽车生产线是逆向引进，在零部件方面离国产化还有一段距离，致使汽车工业由原材料到制成品的产品循环链出现断裂带，从而使神龙汽车由理想中的支柱产业转化成现实中的支柱产业阻力加大。
武汉市重工业内部材料工业与机器制造业之间关联性弱，致使支柱产业带动性差，这一点从武汉市亏损企业结构中，中型企业亏损尤为严重得到反映：从（表3）中可以看出，与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相比， 武汉市中型企业的亏损比重和五大经济效益指标呈现“一高五低”状况。如果说中央及地方政府对大型企业扶持较多，小企业船小好掉头的话，中型企业亏损突出的状况却是武汉市的“龙头”企业对“龙身”的牵引作用差的表现。
表1部分城市重工业产值构成（1989年现价）
（资料来源：《中国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67页）
表2武汉市重工业内部固定资产结构及效益比重（1994年）
（资料来源：《1995年武汉市统计年鉴》）
表3武汉市产业产品上独立核算工业主要经济指标
（资料来源：《1995年武汉市统计年鉴》）
三、武汉市重工业内部升级转换滞后的观念误区
武汉市重工业内部升级转换滞后，支柱产业带动性差，致使经济增长的支撑点乏力的问题，尽管在某些方面是老工业基地的共性问题，如受“六五”计划以后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布局优先、政策倾斜发展战略的影响；长期失去国家投资和支持的影响：计划单列后，资源供给的物流被切断，致使加工能力大量闲置，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体制改革滞后，企业组织机构老化等，但与改革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发展较快的其他老工业基地中心的沈阳、重庆、成都相比，武汉市重工业结构升级转换滞后与武汉市产业发展观念上的某些偏向有关：
（一）在工业结构调整战略上重被动补救，轻主动转换。“被动补救”观念主要体现在产业布局上的“求全”和“自成体系”的指导思想。“缺啥补啥”是武汉产业布局上的一个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为扭转武汉市“喝珠江水、吃广东粮”的局面，武汉市对食品工业进行了重点扶持。通过多年的技改、引进等途径，武汉市在“八五”计划期间完成技改投资10多亿元，形成了门类齐全，较为完整的食品工业体系。然而步入90年代后，食品工业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市场饱和，与外地产品在本地市场高占有率的挑战。如果说“缺啥补啥”的产业布局使武汉市的米、面、油加工业上了一个档次的话，追逐门类齐全却是武汉市食品工业发展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缺啥补啥”的结果，只会导致在产业布局上遍撒胡椒面，从而使武汉市在产业发展布局上失去重点，只顾眼前，放弃发展，致使武汉市在发展轻纺、食品业的同时，忽视了轻纺、食品业发展对重工业结构升级转换的推动。
（二）在产业结构转换上，重视“超前转换”，轻视“顺次转换”。“超前转换”的偏向主要体现为以“两通起飞”、“两翼起飞”（第三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等“退二进三”战略在宣传上的极端化，致使许多人认为武汉市经济起飞主要依靠以交通、流通为主的第三产业与高科技产业，而不需依赖重工业。
从产业发展的规律上看，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的发展为条件。跳过第二产业，孤立地发展第三产业，最终会使第三产业本身发展受到影响。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城市工业化发展缓慢，致使城市化进程受到工业化资金积累等条件的制约，城市中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就是一个实例。从支柱产业的转换上看，支柱产业的转换也有层次性。一般来讲，现实的支柱产业与将来的支柱产业的关系表现为将来的支柱产业不是现实的支柱产业的延伸，而是现实的主导产业的转换。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都是政府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目标的重点支持的产业。但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有前后关系的区别。主导产业是支柱产业的向导，支柱产业是主导产业的发展必然，前一时期主导产业成为后一时期的支柱产业。现实的支柱产业与将来的支柱产业即主导工业的相互关系说明，地方政府在选择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时，应随时防止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错位的偏向，把主导产业当作现实的支柱产业，就会使产业结构过早地出现高度化，致使产业之间的关联断裂，使支柱产业的发展因脱离现实的物质技术条件而成为“飞地”与“孤岛”，进而削弱支柱产业对本地经济的带动作用。相反，如果把现实的支柱产业当作主导产业，就会造成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脱节，从而为国外产品或外地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或本地市场提供机遇与市场空档，就会使本地经济错过发展的大好时机，造成本地资源的浪费。由此可见，超前转换的实质是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错位选择，其结果是以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破坏为代价而换取虚空的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三）重视新增项目内在成本效益的论证，忽视企业之间产业链的运用。产业链是指同一产业内部既相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生产环节。产业链是构造城市优势产业群体的手段。其运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链条式的直线构造，既优势产业群体的若干个前后向关联密切的产业相联。这种产业构造的规模较大，产业的专业化与整体水平也比较高，具有竞争力。其空间分布在我国自然资源单一，科学技术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城市；另一种是网络式的循环构造，即优势产业群体内由相对独立，可相互组合的产业相联。产业之间存在着网状的散型联系。其产品可以在优势产业群体内部循环对流。这种产业构造使产业的发展具有多样性，产品的流向有较大的空间，但产业的整体优势不明显，其空间分布在资源种类众多，资源含量丰富，市场对初级产品需求大的边远地市和中西部地区。武汉市要成为中西部地区的战略支点，培育武汉跨世纪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应选择产业链条长的，适合于本市支柱产业发展的链条式直线构造，并自觉地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实现产业网络构造向产业链条式直线构造的转化。武汉市在“八五”计划的前四年，全市国有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基建投资4.74亿元，其中重工业基建项目投资比重较大。如武钢的双600万吨钢铁，神龙公司的总装线，武石化的150万吨原油催裂化，武汉铝厂的二、三期共1.4万吨电解铝，471厂的2 万吨厚层无缝钢管等。这批重点项目的投产，极大地增强了我市重工业经济规模，促进了全市重工业向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但是，这批重点项目的投产，仍然是产业网络构造的复制。提高武汉市工业的整体素质，利用产业链的直线构造方式，形成我市优势产业群体，是武汉市今后新增项目及原有企业技改项目的发展方向。
“产业链”在优势产业群体构造中的作用及构建方式的选择，要求地方政府在新增项目的论证时，除了必须进行该项目内在成本和内在效益的比较以外，还必须进行该项目的外在成本及外在收益的比较。不仅要考虑该项目投产后对该企业自身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还要考虑该项目投产后对本地区与该项目有关的相关产业所提供的发展，是否吸附更多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等。只有从以上两方面论证，才能为优势产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较好的物资技术条件，才能冲破目前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还难以消除的以封锁本地市场，进而分割市场经济必须具备的统一市场为特征的“诸侯经济”的围困，增大重工业产品在本地市场范围内的商品对流量，提高本地重工业抗衰退的能力。
四、以深化改革促进重工业内部升级转换
武汉市重工业内部的升级转换涉及到与重工业管理有关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经济利益的调整，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促进重工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当前，应按照“九五”计划和2010年纲要的精神，以市场经济和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将重工业内部结构调整与国有企业分布结构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投资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对武汉市的重工业实行“火车头”+“航空母舰”+“联合舰队”的系统改造。
（一）在选择支柱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优势产品，以塑造带动性大的“火车头”。根据产业组织理论，产品差别化是决定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是遏制市场过度竞争的壁垒。目前，为促进本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各省市都在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产品结构中科技进步的含量。为避免重工业产业重组过程中出现的重复现象，应在武汉市重工业支柱产业确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优势产品。只有确定支柱产业中的优势产品，才能集中力量，重点发展，才能使重工业中占有较大比重的国有企业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实现“战线缩小，规模壮大，档次提高”的战略构想。
（二）以“火车头”为核心组建企业集团，以塑造抗衰力强的“航空母舰”。对支柱产业的发展实施规模经济战略，以建立抗衰退力强的航空母舰，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避免本地工业过早夕阳化的强有力手段。然而，武汉市目前现有支柱产业经济规模有限，规模效益不高。据最新资料统计，武汉市现有市属工业中，没有一家能列入国有企业五百强，全地区仅有5家中央、省属企业榜上有名。优势产业群体中， 缺少企业巨人、缺少“航空母舰”，必然会加大本地区过度竞争的状况，降低本地区优势产业的市场占有率，使本地区的“经济支撑点”软弱乏力。
为此，当前必须对支柱产业中的生产优势产品的企业通过企业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途径，实施“航空母舰”战略，提高本市支柱产业生产集中度，以增强骨干企业对本市乃至全国的市场支配力。
（三）在组建“航空母舰”的基础上，发展以专业化协作化为特点的“联合舰队”，以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提高武汉重工业整体素质，增强重工业的发展后劲，不能依靠少数“工业巨人”、“航空母舰”孤军作战，必须在“火车头”的后面，利用产业链条配置以中小企业为单位的“车箱”，在“航空母舰”的周围，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组建为重工业优势产品配套生产的“联合舰队”。在联合舰队中，通过“工业巨人”外在的规模效益，实现产前产后所需要的大量市场调研、咨询、售后服务及生产管理中的“软件”共享和交易费用节约。
重工业内部的升级转换以及由升级转换所引起的企业重组，必须依靠深化改革。通过产权制度的变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撞击国有企业的裂变；通过市场体系的完善，促使政府职能的转变；通过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硬化国有企业的利益约束机制，增强重工业内部升级转换的压力与动力。总之，传统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是武汉市重工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条件，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推进重工业内部的升级转换，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为武汉市21世纪的经济集约增长培育强有力的经济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