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人文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_主体性论文

当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人文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_主体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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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1)02-0011-07

当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研究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中国人学的建设和发展中不断深化的,其大致的历程是:恢复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从价值观上强调尊重人;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人学,从学理上说清人,从实践上塑造人;总体把握马克思人学特征,转换人学研究范式,指导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些研究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实发展以及中国的人学建设与发展的理论指南和方法论前提。

一、恢复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从价值观上强调尊重人

当代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研究,第一个阶段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在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中的研究。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时期,在文学领域里,“伤痕文学”对“文化大革命”中非人性现实的反思和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弘扬,促使人们从哲学上来更深入地思考人的问题。1980年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研究也开始传入我国,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的人性意识和人道意识开始觉醒。从实践上来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的讨论”解放了人的思想,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促发了1979年以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为主题的全国性大讨论。而关于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是这次讨论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学者们有很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讨论了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关系等问题。

人是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讨论的比较多,基本上形成了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学者们在这里还没有去区分人是现实的人,还是抽象的人;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现实的人才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这是至今在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观点。还有一种观点提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从物质生产条件出发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并且认为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人、实践的人、是处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的观点,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得到认同。当代中国学者还通过几对范畴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

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其中代表性观点是: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因而应彻底摒弃人道主义;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关心人,其思想的实质和核心是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把人看作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它注重的是人的社会性或客观现实性,因而它是现实的或科学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一部分;第四种观点是,要区别人道主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1984年在肇庆召开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会上,许多同志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赞成在道德范畴的意义上使用人道主义的概念的,在世界观、历史观的意义上则是批判人道主义的。

“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学者反对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与成熟时期的思想割裂开来,认为马克思早期人的思想是成熟时期人学思想的萌芽。但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思想仍然受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仍然不够成熟。王若水同志在《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中认为:“不存在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说的什么早期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晚期的‘非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的区别。”[1]一些学者也认为:在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时,不宜绝对地画一条线。青年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不成熟的主要表现是青年马克思并没有摆脱人道主义历史观的窠臼,仍然保留着启蒙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

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若水同志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与唯物史观是一致的。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其他关于社会和国家等的学说,都是为了人的解放这一价值目标服务的。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学者还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等相关内容,并在这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学者们认为马克思把人放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加以考察,并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进行了科学研究。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学者们从马克思分析的劳动入手,提出了认识人的方法前提。黄克剑教授在其《人的本质初探》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在解决人的本质问题上所遵循的逻辑是——人的本质——劳动的性质——自由”[2]。王锐生教授、景天魁教授合著的《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中指出:“对劳动的唯物辩证的分析,就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无法超越的三道障碍,从而打通了认识人的本质的道路:劳动——社会——人”[3]。在异化问题上,学者们揭示了马克思的异化观与黑格尔的抽象异化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观的区别,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观不仅确定了异化的真正意义,而且揭示了产生异化现象的根源,指出了消灭异化的现实途径,使异化思想获得了唯物主义的基础,彻底摆脱了思辨性和抽象性。

从学理看,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关于马克思哲学中人的思想的研究和讨论,当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人的学说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了很大突破。人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和核心被凸显出来了,现实的人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基本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第一,关于马克思早期人的思想和晚期人的思想研究。大多数学者反对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割裂开来,认为马克思早期的人学思想和晚期的人学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马克思早期人学思想还不成熟,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研究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把人道主义的价值评判建立在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揭示了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现实途径;第二,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大多数学者反对把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完全归结为人道主义,认为马克思坚持伦理意义和价值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反对历史观上的人道主义。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反对历史观上的人道主义。然而马克思的人学是什么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则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代表性的几种看法是: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坚持马克思的伦理原则上的人道主义;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人学坚持了人道主义价值观原则;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科学的人道主义,它与抽象的人道主义有着根本区别。

从实践上来说,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关于马克思人的思想的研究,对于人性的觉醒、人的主动性发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相对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是我们最大的国情。所以,如何解放人的思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一切工作的重心。从劳动、现实的社会性出发研究人,为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问题,以及发挥经济体制改革中人的主动性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对于马克思思想中人的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促使人们的价值观由“谈人色变”转向对人性的关注和尊重。尤其,对于物质利益追求的肯定和尊重进一步解放了人的思想,为发挥人的主动性、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人学,从学理上说清人,从实践上塑造人

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建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实践。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主体,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是通过人来实现的。人的素质如何,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成败。正是因为这种现实的驱动,人及其主体性问题成为当时哲学界研究的焦点,人学研究也成为当时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思潮。一些学者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人学思想中包含的深刻的主体性思想,这些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人的主体性认识,成为研究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方法论前提。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主要从价值观上重视人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那么,90年代以来,为了更充分发挥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学者们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从而进一步说清人和塑造人。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学者把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与人学理论建设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研究。这一阶段围绕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学者们的主要成果有:韩庆祥教授的《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袁贵仁教授的《马克思的人学思想》、黄楠森教授等编著的《人学原理》、张曙光教授的《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杨适教授的《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王锐生教授与黎德化教授合著的《读懂马克思》、郭湛教授的《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康渝生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致思理路》、黄克剑教授的《人韵》等。这些成果比较系统地挖掘和分析了马克思人学的基本思想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但各有特点:韩庆祥教授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人学思想存在的根据、形成发展过程、基本内容、性质和特征、逻辑框架、历史命运、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袁贵仁教授较侧重对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作专题研究,他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挖掘和整理,深入系统地揭示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杨适教授则注重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角度阐述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围绕人学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马克思人学内容、马克思人学的性质等问题。总体看,以上成果的重点主要包括马克思关于人的本体论、人的主体性、人的社会观、人的历史观、人的价值观几大块内容。这些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马克思人学思想及其内在联系的解释框架,对深入理解人的问题和人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关于人学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日益彰显,人学也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有没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人学专门研究人的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问题,由此,当代中国学者探讨了马克思哲学中是否有独立的人学思想。关于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只包括唯物主义历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3个基本组成部分,而不包括人学。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在马克思那里不能被分解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相反它是整个哲学的中心,由此完全有必要建立一种专门的人学作为整个哲学的核心。通过对学界以上两种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多数学者比较同意第二种看法,即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要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人学体系,但是人学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是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

对于人学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学界也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就是人学。理由是,由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丰富性的全面而深刻的揭示与阐释、由于马克思的哲学是把感性活动作为本体和出发点,从感性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维度理解人,进而达到了对人的科学理解,所以才真正确立起了人学;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开创了整个当代哲学,而且实际地影响和参与了整个当代哲学的发展进程,而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就是人学。通过以上讨论,一些学者认为人学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应该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进行深入而专门的研究。

(二)关于马克思人的本体论问题研究

关于马克思人的本体论思想研究主要是围绕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形态以及人的本质等方面的内容展开的:

1.人的存在方式研究

马克思在思想理论上取得的突破和建树,首先体现为他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新的理解。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思想是我们打开认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的一把钥匙。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把生产、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张曙光教授认为:“劳动、生产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有着自我对象化即二重化的结构。人具有自在的自然属性和自为的类属性这两重性”[4]。徐春老师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思想是,人不能直接依靠外部自然为生,而只能依靠人们有选择地变革外部自然的‘生产’为生”[5]。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生存状态是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的必经阶段。

2.人的存在形态研究

关于人的存在形态,韩庆祥教授在《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一书中认为,“人类作为种属的一般形态;群体作为不同社会类型的特殊形态;个人作为有个性的人的个别形态”,[6]并把人的存在的多样性概况为:自然存在;类存在;社会存在和个性存在。袁贵仁教授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一书中认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才开始形成了以人的劳动实践为基础,以人的社会性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7]。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人是社会存在物,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

3.人的本质问题研究

关于马克思人的本质问题研究,主要是对马克思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的思想的解读。马克思的前期著作与后期著作论述的侧重点不同,形成了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解读的一些分歧。有些同志认为,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所谈的人的本质问题,并没有克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带有抽象性和思辨的色彩。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本质思想并非全部是不成熟的,不能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一贯思想进行人为地割裂。双方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前期、后期人的思想关系问题。第三种代表性观点认为,马克思早期是从理想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出发来衡量一切,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建立在对人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科学认识之上,但他关于理想的类本质思想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多数学者同意最后一种观点。笔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关于类本质的思想、社会本质的认识,以及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本质的认识是统一的,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成熟,他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也更趋合理和科学。

(三)关于马克思人的主体性问题研究

人的主体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关系问题,也是马克思关注的基本问题。学术界关于什么是人的主体性问题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看法。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韩庆祥教授认为,人的主体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关系问题,是贯穿于马克思各个历史时期著作的基本问题,实践的观点使得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认识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了[6]。袁贵仁教授认为重视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7]。郭湛教授在《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在人的主体性认识上与旧哲学不同。马克思是从主观与客观、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必然和自由的关系中来理解人的主体性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的观点和主体性的观点是连为一体的。

尽管许多专家学者在马克思的主体性问题上存有较大分歧,但也取得一定共识。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性与客观制约性的关系是区分马克思的主体性问题与其他主体性问题的重要方面,人只有成为积极能动的实践主体,他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主体,进而才能真正把人当人看。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主体性问题,学者们在认识上取得的成果主要有:“把人当积极能动的实践主体看”;“人的实践主体性有其原则和限度”;“关键在于正确发挥个人主体性”;“人的主体性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

(四)关于马克思人的社会观问题研究

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观,是马克思对人学的独特贡献,也是马克思在人学史上实现变革的根本方面,因而,它在马克思的人学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是他批判费尔巴哈类概念的结果,也是他研究政治经济学、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深刻地论证了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韩庆祥教授认为,马克思在社会观方面的理论贡献在于:“针对以往人的缺陷,把人看成是社会的个人;把社会看成是人的社会;人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既是前提又是结果,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既具有主体性又受社会的制约和规定。”[6]这主要表现在劳动是使动物的社会性变成人的社会性的重要杠杆。李大兴认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地把握社会的本质,一是要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二是要将物质生产关系当作其它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三是要从一切社会关系上去描述整个社会面貌。”[8]在吸取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马克思发展了人的社会性思想,在人和社会关系问题上实现了重大变革。

(五)关于马克思人的历史发展观问题研究

韩庆祥教授在《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中,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人的历史发展观问题,主要集中于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表现形式。书中概括为前资本主义:原始的丰富·人的依赖关系·自我牺牲;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个人独立·利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自由个性·个人和社会一致。该书还研究了人的历史发展的本质内容和规律,并揭示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即个性发展、群体发展和族类发展在历史中的地位转换规律;个性发展程度依赖于个人对社会生产力总和之占有程度及占有方式的规律;第三个基本规律是任何一个对象对个人的意义,都以对象的性质和个人的感知能力(程度)为限。同时,该书分析了人的历史发展的条件,主体条件是:唤醒个人对全面、和谐和自由发展的意识和追求、个人同整个社会领域进行交往、个人在集体中实现联合等;生产实践方面的条件是消灭旧式分工、自由时间的增多、生产劳动同智育相结合等;外部客观条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度发展以及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它们的占有、周围人的发展、消灭私有制等。

(六)关于马克思人的价值观问题研究

马克思关于人的价值观,指的是他对人进行价值考察而形成的思想观点。马克思的价值观主要包括异化观、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人权、人的自由等问题。以往学者对马克思人学思想中包含的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异化观是马克思人学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的异化观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的。第一,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与成熟时期的异化思想的关系。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学界基本上认同:在早期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思想还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具有抽象的色彩。在马克思后期的思想中,并没有抛弃异化思想,他仍然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经济事实作为他的理论前提。第二,马克思异化观的性质。韩庆祥教授认为,人的理想人性和现实人性的对立是马克思人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实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性质上,是人本主义和经济学的统一。第三,异化劳动的根源。在异化劳动的根源问题上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根源于人的固有属性,有人认为是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它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韩庆祥教授认为,分工是私有制、异化劳动产生的前提条件,而私有制(包括分工制度)才是异化劳动产生的直接原因或根源。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具体包括:第一,关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之实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作为个人和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韩庆祥教授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使人在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价值和主体地位,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由地生存,求得个人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李大兴认为,“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时,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根本变革,把实践尤其是物质生产实践当作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基础,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实践发展的历史产物,由此引申出一系列唯物主义人学观念的变革”[8]。第二,关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内涵。韩庆祥在《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文中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解为人的“类特性”、社会特性和个性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发展,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即人的平等发展、人的和谐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袁贵仁教授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就是每个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第三,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韩庆祥教授认为马克思指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条件。袁贵仁教授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客观分析,对于工人的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来说,生产力是根本原因,生产关系则是直接原因。孙正聿教授从生产力发展研究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认为,“马克思在社会有机体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发现了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而为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揭示出一条历史必然道路”[9]。总之,学者们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和实现条件,科学地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使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

关于人权的问题。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它表现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体现一定的价值观。人权理论是马克思人的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庆祥教授从人权的主体角度分析了马克思的人权思想,认为马克思是从类、社会性和个人3方面来分析人权的。类意义上的人权是从人和动物相区别,并使人成其为人的意义上来规定的,旨在强调人的平等性,强调人人都有做人的尊严;从人的社会性、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出发分析人权,认为人权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从个人出发分析人权,认为人权还包括每个人作为个人而应享有的个别权利。袁贵仁教授从马克思人权所包含的内容角度分析了马克思的人权思想,认为马克思的人权思想与人的需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的需要可以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因此,人权也可以分为生存权、享受权和发展权。自由、平等和安全属于人权。马克思的人权思想不同于资产阶级人权论,马克思不仅注重个人人权,还注重集体人权,比如国家主权。强调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是马克思人权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

关于人的自由问题。人的自由是人在活动中通过认识和利用必然表现出的一种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自由活动就是自觉的、自为的、自主的活动。韩庆祥教授认为,马克思把人类有史以来追求的自由置于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因而在自由观上,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理论革命。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看作人与动物得以区别的最根本本质,把人的自由奠定在人的生产劳动基础上,这是人的自由观的人类学解释。马克思也从社会关系着眼,说明人的自由的经济学基础。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是类存在物,具有追求和实现自由的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存在物,他追求和实现自由的本性在社会中是受限制的。追求自由和限制自由的矛盾的解决,不是逃避社会,而是从社会中获得自由,这就必须具有支配社会必然性的能力”[6]。袁贵仁教授认为,马克思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经过“政治自由”、“理性自由”阶段后最终达到“劳动自由”,把人类自由理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为自由观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即自由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自由;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是历史的,没有永恒的自由。在自由观问题上,以往学者们揭示了马克思自由观的劳动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本质。

(七)关于马克思人学方法论的研究

对于马克思人学的方法论原则,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韩庆祥教授认为马克思人学的方法论原则包括:价值原则与科学原则的统一、逻辑分析与历史考察一致、批判原则与建构原则并用、逻辑分析与历史考察并用等。袁贵仁教授认为,马克思在基本思想和方法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和发展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人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包括:现实性原则;实践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批判性原则;具体性原则;综合性原则等。在马克思人学的方法论原则问题上,学者们在现实性、实践性等原则上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正如韩庆祥教授概括和总结的,我国1990年代人学研究相比1980年代前期的人的问题研究取得了5个方面的实质性进展和转变:一是在研究的全面程度上由过去对人的某一方面问题的思考向对完整的人的研究转变;二是在研究的深刻性上由过去从价值观上尊重人向从原理体系上完整地论说人转变;三是在研究功能上由过去从价值观上反思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的状况向从哲学上为时代和现实提供人学观念转向;四是在研究行为上,由过去带有感情评价影响向理性式研究转向;五是在研究性质上由过去的自发性向自觉性转向。这些研究的转变也反映在研究马克思人学思想方面。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研究也从1980年代某个问题的研究、从价值观上突出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转向对马克思人学的整体研究,转向对马克思人学的逻辑发展线索和总体特征的研究。这些成果对于推动哲学的当代形态的建构以及推进现实人的塑造和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总体把握马克思人学特征,转换人学研究范式

为实现当代中国人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学者们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人学的总体特征和马克思人学的革命。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在人学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在这一点上,理论界没有什么分歧。然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循着什么样的路径与方法实现了人学革命,对此,理论界的观点还是有分歧的。

当代中国学者从马克思人学的总体性质和特征维度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人学变革。韩庆祥教授将马克思的人学道路概括为:关注现实的生活世界;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注重在批判旧世界中塑造和引导新世界;注重每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注重无产阶级的解放、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注重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现实的物质条件;注重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袁贵仁教授通过把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相比较,阐述了马克思人学变革的实质,认为“马克思的人学是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代替,是人学思想史上发生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7]。贾英健教授认为,“马克思的新人学观实现了从抽象人性论向人的现实存在方式的跃迁,从‘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向‘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跃迁,从现成人向生成人的跃迁”[10]。姜展鹏、张应杭认为,“马克思人学理想的批判性建构的理论背景是人的社会本质理论,基于在资本主义片面人性批判基础上提出的全面人性论是其理论前提,而自由个性的培育则构成这个理论的实践指向。而且,在马克思的视阈中,批判性建构只是其手段,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人”[11]。陈曙光认为,“马克思人学实现了客体转换——从虚拟客体转向真实客体;地位转换——从主体错置转向主体归位;工具转换——从工具迷失转向工具复归;目标转换——从空泛目标转向现实目标”[12]。马克思在存在论的根基处澄明了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人在社会中究竟如何“存在”,以及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人的“存在”如何从现实向理想跃迁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人学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理论”。林锋从存在论视角揭示了马克思人学观的变革,认为马克思存在论革命“反映在人学观上就是:以关于人的三个规定性(自然存在物、对象性存在物、群体存在物)的人类学具体分析为逻辑起点,深入到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经验分析,发现了人的两种基本的存在方式——人既是活动中的存在物,也是关系中的存在物,进而科学揭示了人的本质,实现了人学的根本转换”[13]。

从实践的维度理解马克思人学的特征。学者围绕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提出了马克思人学的根本变革在于实践人学的特征。就实践人学特征来看,目前学术界的观点也有不同的地方。张奎良教授认为:“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新唯物主义’的表现形态,其根本特征是强调实践,凸显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它实际上是马克思对传统人学思想的革命性改造和提升,是深刻体现了划时代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践人学”[14]。袁祖社认为:“在人学理论发展中,马克思以‘实践人学’观实现了对古代‘自然人学’和近代‘理性人学’的超越,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取代了实体思维方式”[15]。赵士发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诞生,是人学历史演变过程中的革命性变革,它变革了人学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范式、基本内容与理论功能,开创了人学理论的新形态,即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学”[16]。马克思人学的根本变革在于实践人学的特征,在学术界基本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人学的变革。虽然有些分歧,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人学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从理论人学到实践人学的转换,这种转换是马克思人学变革的根本方面。这些认识上的成果,对于当代中国人学研究从更注重理论到更注重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理念。适应现实的需要,以人为本也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学研究的思潮。为更深入的理解以人为本,学者们围绕以人为本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些讨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与唯物史观关系进一步讨论的深化。

关于以人为本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学界主要有3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核心和最高价值。张奎良教授认为:“马克思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视为自己学说的终极使命,从而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在更高境界上向人及其类本质的回归”[17]。夏兴有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发展观[18]。薛德震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是言之成理的[19]。二是反对把以人为本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认为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关系的学说。徐亦让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如果是以人为本的哲学发展轨迹,那么,马克思早期的哲学革命就是假的”[20]。叶汝贤教授认为:“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它继承人本主义又超越人本主义”[21]。三是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哲学的价值层面,不能用以人为本来取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强调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黄楠森教授认为,人本主义或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极其重要的基本观点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基本观点,也不是最高的基本观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它的第一个理论前提,社会本位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第二个理论前提[22]。王锐生教授也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根本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它所体现的是唯物史观体系中的合目的性方面,‘以人为本’与承认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是有机地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23]。学界这3种代表性观点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规律性和价值性侧重点的不同。无论是从价值的维度理解以人为本,还是更多地从科学的维度理解以人为本,都深化了以人为本的研究,都有利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和深入到各项工作中。

总的来说,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直接开启了西方哲学范式的现当代转换,这就是从传统的超验的抽象的人转向了现实的生活世界。马克思在人学史上的贡献,不在于是否提供一个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而在于使人学成为一种科学,并提供一系列对当时、对现在、对理论和对现实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四、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的前瞻

通过系统地梳理当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对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研究始终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的发展召唤以及人学学科的发展召唤下不断推进的。在理论学科建设方面,从过去的“人学空场”到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学说;在实践上由“谈人色变”到人的主体地位的突出,到“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的确立,都是与以往学者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分不开的。然而,随着新的时代的发展和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的展开,我们还需要在全面、客观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基础上,总结和提炼对当代人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思想及其方法。在笔者看来,需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入的问题是:

第一,进一步揭示马克思实践人学范式的具体内涵。准确把握马克思实践人学与以往理论人学范式的实质性区别,揭示马克思实践人学范式的精神实质。

第二,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人学的基本价值。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马克思人学的当代意义在于马克思人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如果我们把当代人的发展与马克思时代人的发展放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马克思的人学值得我们借鉴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又有哪些,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从较注重马克思文本自身的挖掘,转向马克思人学的“源”与“流”的比较研究。

第四,实现马克思人学的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人学的文本,立足点在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研究马克思人学思想要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人学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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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人文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_主体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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