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与民族区域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区域论文,民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论述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生态体系，它是民族地区长期历史环境淀积的结果，是民族区域开发的基础和参照系，对民族区域开发有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 环境感应系统 精神文化生态 民族区域开发
中国是一个具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境内具有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各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复杂多样的文化景观，这些文化景观是历史的淀积，也是现代发展的起点。盲目的否定这些文化过程及其历史，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历史上，历代中央王朝代表汉文化的价值观，按汉文化的价值更改西部民族宜牧地区的经济结构，大肆推广汉族的农业文化景观。近3 个世纪以来，随着“改土归流”的执行，已经局部地达到了这一目的。而派生的结果则是这些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化、人口密度迅猛上升。随着日益加剧的水土流失，汉文化经济中心区也蒙受了祸殃。建国后，中央政府也曾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之下，企图把农业文化延伸到西部民族地区，结果造成草地、山区、草原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草场大面积毁坏，西北沙化面积迅速扩大，不仅粮食产量没有增加，反而付出了相当大的生态代价。
在现代，中国正在迅速工业化，民族区域在新潮流面前，又面临着一场文化决择。在以往的“三线”建设中，出于国防考虑，在西部迁入了大量工厂、企业，但由于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巨大落差，这些工厂、企业效益很差，也根本没有发生点源辐射的效应，反而给西部带来了大量的污染，区域开发的效果很差。举此例，并不是反对西部搞工业，也不是反对西部的现代化。而是应该注意，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预测“在今后30年至50年间，我们将看到我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可持续发展，把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看成一个复合系统，强调复合系统内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发展在于寻求系统水平的提高。文化生态学正是把“发展”作为一种文化生态现象，试图建立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
1 民族环境资源感应系统与区域开发
区域开发目前尚无统一定义。有的认为区域开发是为实现区域发展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开发活动，包括开发形式和战略，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以及国家实行的区域政策。有的认为区域开发是把区域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合理地、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上述定义尽管存在差异，但区域开发总需要一定的资源作为支撑，资源的数量、质量、内容及开发方式等均是区域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个区域资源的“内容”与该区域文化生态系统有关。文化生态系统通常由三大部分组成：〔1〕第一，自然环境。 即群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条件（包括非生物的总和）。第二，社会环境。即与群体生活相关联的各种社会条件总和。它包括该群体所构成的社会内部结构诸方面和该群体与其它群体的交往关系等外部环境诸方面的关系。第三，精神环境。即该群体所共有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风格习惯、宗教形态等诸方面的总和。宗教形态常常居于中轴的或者核心的地位。这三方面便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态系统。
从生态系统角度看，社会环境、精神环境应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应在自然环境的承受范围之内，使自然环境不致因为人的因素而失去平衡，人类应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以其创造的社会环境、精神环境自觉的平衡文化生态系统，建立人类文化生态系统内部的自协调、自适应机制。“资源”来自于自然环境，但“资源”能否成为“资源”则取决于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关系，如果“资源”得到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文化）的认可，并对文化生态系统发展协调有利，则成为“资源”，否则不成为“资源”。
在民族文化体系之下，人受文化的强烈感染和烙印。由文化决定的个人和群体的价值体系强烈地影响着他或他们的环境观，而这种环境观又支配着人类行为的动机。就是说，文化给个人行为一定的模式，行为又以环境感应为基础。只有依赖感应及其感应所产生的物象和心理地图，个人才可能作出空间移动的决策，空间决策直接关系到人对环境的利用和改造的成功与失败。
不同的文化对周围自然资源的评价不同，对于某一文化群体是重要的资源对另一文化群体可能是毫无价值。对采集者和猎人来说，一地区的天然资源可能是野生桨果和大型动物；在同一环境中的农业群体可能把平坦肥沃的土地和长年不断的水源看作最有价值的资源；工业社会则更珍视石油、煤炭和地下矿物。即合在同一时期，草原民族、森林民族、农耕民族对自然资源也各抱己见。可见，不同的文化类型形成不同资源观。资源观不同，开发利用资源方式类型也就不同，这是人类不同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条件。不仅如此，各民族还从环境感应体系中，建立了逃避、防御、控制、适应自然灾害的社会适应系统，这又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祜族人在地震时的心理和行为就是一例。〔2〕
2 精神文化生态与区域开发
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的巨大难题，它们成为人类再发展的巨大障碍。但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文化上的熵危机〔3〕。现在人与自然分割， 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可追溯到精神文化领域。在《旧约全忆》中，上帝对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大地，也要治理海洋，我将蔬菜和果实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以及其他各种动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作食物，一切鸟兽鱼虫全归你们统治。”人统治自然是上帝的旨意。这种以上帝为依托的精神文化生态观，鼓励人走上掠夺地球资源的道路。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以精神文化维系人与自然关系，早有许多成功的例证。以纳西族为例：纳西先民具有许多对大自然的崇拜。纳西先民崇拜山、植物、水和某些动物。有些山被认为是神山，有些树被认为是神树。“祭天”仪式的场地也总是迭在林木茂盛，自然环境较好的地方。《东巴经》中写道：“哪里有粟树，就可以在哪里住下来”。水对纳西人的生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祈雨无疑是纳西农耕民族每年春天最关心的事情，丽江气候干、湿季节分明，尤其干季时，春旱特别严重，纳西人也就十分重视水。纳西人把出水的地方称为龙潭，遇上旱年份就要祭龙祈雨。纳西人还把老虎、狮子、大象、牦牛和大鹏鸟都列为崇拜的对象。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对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生态保护起了积极的作用。
不仅如此，纳西人已认识到人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作用于自然界，自然界反作用于人，自然界有自己的平衡发展规律，人类对自然的作用超过一定“度”，就必然对人类自身带来灾难。东巴经中讲，龙类与人类原是同父异母兄弟，后来他们分管这宇宙。宇宙间人类只管农耕和牲畜，其他自然万物都属龙类所主宰。当初他们各司属类，你往我来，互惠互利，和睦相处，后来，人类不断伤害龙类，龙类又对人类进行报复，双方矛盾激化，曾经请丁巴什罗调解，双方立下条约，以求互利互惠。人类除了农耕牧畜需要龙类帮助之外，有求于龙类的东西还多，有时候又难免触犯龙类的禁条，为了免灾得福，纳西人于每年开年时都举行“祭孰龙仪式”，向龙类赔礼道歉，向龙类祈求免灾赐福。纳西人创造的超自然的“龙”的观念，意在人与“龙”（自然界）保持和谐协调。
李静生对上述仪式传说作了详尽分析，得出了四个（生态）价值区：（1）人与自然是兄弟关系；（2）人不得污染自然界；（3）人不得搞毁林开荒；（4）人不得乱杀野生动物。〔4〕上述这些价值区，纳西人自觉遵守，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在恪守，如像泉水旁边不得杀鸡宰猪，血流满地，衣裤不得在泉边渠间洗涤（特别是妇女的），污水垃圾不得倒入河沟之中，不得把口痰吐进河中，小孩不得拉尿在河中。这些准则的遵守，使纳西族昔日家家门前清渠杨柳，如丽江大研镇的纳西人过去一直取门前渠水饮用。纳西人居住的地方，还是森林茂密，村落周围多为森林包围，很少有泉水干涸，气候反常的现象发生。上述各种宗教活动，通过一定仪式强化人的（生态）价值区，对约束人的行为，维持生态平衡具积极意义，是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
3 区域开发中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重新估价
区域开发的根本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本身就意味着地域差异性的存在，每一地域的人地关系协调之根本，就在于立足于本地区的“人”与“地”及其关系。这就要求在民族区域开发中必须把民族文化生态系统作为重要的参照系，主要有：
a.区域开发效益评价系统中，不要单纯的与东部比产值、产量、要强调社会——经济——生态系统水平的提高，系统水平的发展及效益。
b.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景观体系。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一套文化系统，这种文化定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民族间文化、习惯、风俗、甚至生产体系方面的差异，说明文化生态系统的空间异质性，也说明文化与生态和谐发展中的文化地域分工。这种文化地域分工不仅表现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而且少数民族内部也有所不同。例如，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内部也有所不同。例如，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属山区农村文化类型；内蒙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属干旱半干旱农村文化类型；青藏高原少数民族属高原农村文化类型。几种文化类型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汉族农业文化曾对少数民族的农业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开发，但都不能改变那里自然条件所形成的农村文化类型。即就是说想以一种文化类型代替另一种文化类型，消灭这种文化生态分工是办不到的。内蒙古自治区过去“毁草开荒”，种植粮食，使草原沙化加剧。西藏4000m以上，适宜青稞，种地养地，增强地力， 青稞糌粑，藏民一日三餐，改种小麦后，冬小麦重茬种植，肥源无着地力下降。南方有些民族地区缺乏合理的水田轮作，种植双季稻，追求产量，地力年复一年削弱，土壤沼泽化严重。这些都是深刻的教训。
c.大力发掘民族地区的传统适用技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赫在《小巧玲珑》一文中说“技术这东西，与那个国家风俗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是有民族性的。”少数民族的传统科技是千百年来在与自然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有许多科学技术是适应当地环境的，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统一。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如草原民族保护草场的技术；南方少数民族采用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技术；稻田养鱼，种山还林的耕作制度；云南傣族的“教秧”和使用“分水器”技术，堪称稻作中的一绝；滇桂边界壮民载培“三七”技术，天山南麓的少数民族开凿“坎儿井”技术，都是适应本地风土的传统先进科技，对其进行发掘，发扬光大，对地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d.注意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体系中“质”的开发。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方面，在其生活的独特生态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形成了独特的“质”，这是其它地区所不具备的，应重视这种“质”的开发。
在生产方面，如草原地区的蒙古、哈萨克、裕固等民族，自古以来经营畜牧业；贵州清水江流域的侗、苗、布依等民族解放前普遍兼营林业；四川、西藏、青海的羌、藏民族善于培植贝母、虫草、红灯花等药材，这些传统经营，是各民族人民群众根据当地自然条件，长时间实践而成，自然条件不变，不一定使其改变，只能使之完善。
在生活方面，如云南傣族喜吃儒米，蒙古族喜吃炒米、藏族喜吃糌粑、而加工制作炒米、糌粑的糜子和青稞，产量都不如小麦高，儒米的产量也不高。我们就绝不能为了粮食产量，逐步缩小或消灭这些传统“庄稼”的播种面积，这不仅对少数民族生活带来不便，也消灭了“质”，要知道少数民族的这些饮食与当地气候及自然环境是相关的。而且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些“质”的开发，定将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
文化生态学与民族区域开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995—04—06收稿
作者简介 吕拉昌，男，1963年生，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开发与管理方面的研究，著有《区域开发导论》，已发表《论贫困地区的匹配开发》等论文50余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生态系统研究》项目负责人，已完成4项国家、省级研究课题。
注释：
〔1〕张诗亚，《祭坛与讲坛》，P213，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
〔2〕杜玉宁编《传统与发展》中， 杜杉杉《澜沧地震与拉祜族传统文化》，中国科学出版社，1990年
〔3〕余谋昌：《生态文化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京），1989,4
〔4〕李静生，祭孰龙仪式及其社会功能，《东巴文化论》， P236，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