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规划的国际发展轨迹_城市规划论文

旅游规划的国际发展轨迹_城市规划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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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同政策及后果的现代规划理论,与描述既定目标及图景的传统规划理论有重大差别

无论是学科属性还是结构内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都不能替代或硬性搬用为旅游规划

必须找到制约旅游业的各层门槛的相对位置,同时分析发展可能性和终极环境门槛

现代规划理论认为,规划是“要对未来做出不同情景的设想,找出对不同情景可以采取的不同策略及评价最终结果对未预见到的因素的敏感程度”(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西蒙),因此,它的重点是对各种政策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描述,据此评价这些政策,选择出最佳或次佳政策。它与传统的描述既定目标和图景的规划理论有着重大差别。

旅游规划从区域规划理论衍生而来,指制定出作为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基本框架,以应付未来变化。旅游规划60年代初起源于英国、法国和爱尔兰等欧洲国家,在此之前,所谓的旅游规划被广泛地认为是鼓励饭店开张、确保交通“可进入性”,并辅之以旅游促销活动的一个简单过程,唯一要做的就是区位之类的具体选择。直到60年代后期,旅游规划才逐步发展到北美的加拿大,再在一些亚非国家扩展。随后,日益强大的大众旅游市场要求有一个现代旅游规划理论来指导旅游开发工作,西方学者自70年代起为此展开了有关旅游规划的系列课题研究,从而大大丰富和完善了旅游规划理论。

英国建筑学家和旅游学家劳森(Lawson)和鲍德—鲍威( Baud —Bovy)所著《旅游与消闲开发——实体规划手册》(1977年)较早地对旅游规划的理论、一般规划的技术和标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旅游规划专家岗恩(Gunn)、盖茨(Getz)、墨菲(Murphy)等人更深入地揭示了旅游规划的内涵。

盖茨指出,旅游规划是在调查研究与评价的基础上寻求旅游业对人类福利及环境质量的最优贡献的过程。而墨菲认为,旅游规划是预测和调节系统内的变化,以促进有秩序的开发,从而扩大开放过程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因此规划是一个连续的操作过程,以达到某一目标或平衡几个目标。岗恩更是颇有见地,他指出旅游规划是经过一系列选择决定合适的未来行动的动态的、反馈的过程,未来的行动不仅指政策的制定,而主要是目标的实现。亚太旅游协会:(PATA)高级副总裁格里芬(Griffin)的视角则放在作为规划两翼的资源和市场上, 主张“创造市场营销和旅游规划的统一”,并构造出“旅游地管理系统(DMS )”, 作为一种竞争武器和管理、 营销的手段。 澳大利亚学者道林(Dowling)从环境适应角度对旅游规划进行了探讨, 并构筑了一个环境适应性旅游规划框架,以促进环境保护,该理论和岗恩等人的旅游规划思想相似,但更倾向于环境方面。

在国外,有关旅游规划和城市规划的争议颇多,争执双方究竟孰是孰非,尚无定论。然而,在长期的讨论中却逐渐形成了某种共识,即认为旅游规划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交叉学科,因而借用城市规划等姊妹学科的经验是必须的,然而如果仅用城市规划或建筑设计来代替旅游规划,却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因为无论从学科属性还是从规划的具体内容来看,二者都是有区别的。

有趣的是,在城市规划和旅游规划的研究中,曾发展起对旅游规划有较高指导意义的波兰马列士的门槛理论。借用该理论,在进行旅游规划时,必须设法找到制约旅游业发展的各层门槛的相对位置,同时进行对发展可能性的分析(DPA)和对终极环境门槛的分析(UET)。

为分析旅游规划的必要性,西方学者一般先阐述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由旅游营销专家普洛格(Plog)提出,其中心论点是旅游目的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吸引的旅游者人数是不同的,发展历程现“冷—热—冷”模式。这一理论多少有点类似于拉泽尔(Lazer )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罗杰(Roger)的产品接受线理论。 所不同的是,普洛格在他的理论中将人的心理类型同旅游目的地发展联系起来,并指出,如果旅游目的地商品化进程永无休止,则隐含着毁灭自身的潜在因素。旅游目的地对这种演变方式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三种:放任自流;事发后“亡羊补牢”。事先进行旅游规划,评价现状,正确地预期未来变化,使目的地适应变化从而延长生命周期。旅游规划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提供一个允许旅游地适应变化的基本框架。

合理的旅游规划有助于确定旅游业发展类型、数量、地点和时间。同时又能为旅游地带来良好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应。即所谓4“E”效应:

经济(Economics),如英国就业总数的10%服务于旅游业, 而且有增加的趋势;

环境(Environment),阿切尔(Archer)和戴维斯(Daries )经实地调查发现,由于成功地进行了旅游规划,巴巴多斯岛发展旅游业并没有产生不利的环境影响;

促进(Enrichment)如旅游规划与开发对塞浦路斯和突尼斯的民间工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巴拿马,培训纳入旅游规划体系之中,建立有专门机构培养艺术家,发展和促进传统工艺;

交流(Exchange),增进政府、科技、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与往来。

相反,不进行旅游规划的盲目开发会给旅游目的地及所在环境带来多方面的消极影响。米尔(Mill)和莫立森(Morrison)把这些影响归纳为以下5类:

自然环境方面,原有自然资源破损或永久性污染、不协调的建筑影响自然美景;

人文(社会和文化)环境方面,如旅游示范效应对传统文化特性的削弱、人际关系的商品化和非人格化,贾德(Jud)经研究发现, 墨西哥的犯罪率与进入该国的外国人数成正比,厄尔巴诺维兹(Urbanowicz)也发现,在汤加岛,规划不妥的旅游业直接导致了乞讨、同性恋等社会现象;

目的地市场营销方面,如不组织好规划,容易失去市场上新出现的营销机会,对主要目标市场缺乏足够的认识,在潜在市场上又不能形成明确的旅游形象;

就整个旅游业而言,各旅游企业缺少合作,容易分散力量,不能实现旅游业的整体利益,对事关全行业的重大问题不能采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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