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的国家安全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安全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安全观是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包括对安全利益与安全性质的认定、安全环境与安全关系的判断、安全目标与安全秩序的追求、安全途径与安全手段的选择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指导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创新了国家安全理论，构建了科学的新安全观，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对国家安全认识的新视角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石。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特别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毛泽东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邓小平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新的高度，以新的视角审视国家安全问题，创立了新的国家安全理论。
第一，站在时代的前列，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格局下国家安全问题的重大意义和显著特点。
正确估计和把握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据之一。江泽民认为，当今世界格局的基本特点是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他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多极化格局的形成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其间会充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世界各种力量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2]这就是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
2000年6月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精辟地论述了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指出：“天下仍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不会改变，我们与西方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会是十分尖锐的。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善于把握大局，审时度势，既要坚持原则立场，又要讲求斗争艺术，坚定地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的发展，坚决维护我国的利益和安全。”[3]
江泽民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国际的安全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他在十六大报告中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这是对当今国际安全形势特点最精辟的概括。
第二，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创新国家安全理论。
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江泽民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制定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实现“三个代表”的基本要求。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江泽民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国界，人们分别在各自的国家中生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就是每个国家政府与人民的最高利益。”[4]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坚定地表示，要“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5]。江泽民在出任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人时，曾吟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诗以明志：“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表明了他捍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决心。[6]这正是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
为了实现“三个代表”，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必须创新国家安全理论，构建科学的新安全观。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历史范畴，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江泽民说：“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7]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又深刻地指出，“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第三，科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
最近，钱学森教授提出了“从科学与政治结合的高度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命题[8]。我们认为，这是研究和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独特而新颖的视角。从这个视角，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的科学价值。
科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邓小平都是科学与政治结合的行家里手。江泽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我们树立了科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光辉榜样。科学与政治紧密结合，是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根本秘诀，也是他对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
要做到科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高度的智慧和胆识。江泽民具有将科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独特优势。江泽民说：“我现在的职业是政治，因此总要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和判断问题，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两大课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这两大课题的解决，都与科学技术发展有密切关系。”[9]他认为：“善于从政治上提出和处理问题，保证革命和建设任务的完成，是我们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10]因此，运用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正确的科学方法，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和判断问题，成为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
科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江泽民新安全观的一大特色，又是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江泽民说得好：“要使我们的国家既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又具有当代科学技术的优势，这样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就会以无比强大的动力向前发展。”[11]
二、对综合安全理论的新发展
江泽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了世界形势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吸取了国际上综合安全观的正确理念，丰富和发展了综合安全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国家安全理论的系统化。
江泽民国家安全观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随形势和环境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的综合安全观系统。它包括政治安全观、经济安全观、军事安全观、文化安全观、科技安全观、信息安全观、生态安全观等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安全理论。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国家安全的实现在物质形态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开放的过程。国家的各种安全要素日益交叉渗透，其中一种安全的维持与获得越来越需要其他几种安全的支撑。江泽民说：发展经济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国防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要协调发展。[12]
新安全观既重视本国的安全利益，又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力求实现国家安全利益与地区安全利益、国际安全利益的有机统一；促使国家安全关系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前进，努力实现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共同发展。
江泽民全面衡量各安全要素在国家安全系统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构建了以经济安全为基础、政治安全为根本、军事安全为保证、科技安全为关键、文化安全为灵魂、信息安全为重心、生态安全为保障的完整的安全观系统，出色地实现了国家安全理论的系统化。
第二，对传统安全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传统安全理论主要是指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理论。在新的形势下，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仍然具有重要地位。江泽民的政治安全观和军事安全观，吸取了传统安全理论的有益成分，充实了反映时代特点的科学内涵。
政治安全主要指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政局稳定。我们是主权安全论者。邓小平说过，主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江泽民强调，没有主权，也就谈不上人权。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一股否定国家主权的思潮，宣称“人权高于主权”，大肆鼓吹“主权过时论”。西方国家鼓吹“主权过时论”绝不是要否定自己的主权，只是想否定、侵略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江泽民指出：“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神圣权利与光荣职责”[13]。他在十六大报告中坚定地表示：“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江泽民的观点，构成了以主权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观。
在新的条件下，军事安全依然在国家安全中占据基础性的、突出的地位。江泽民认为，“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军队，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并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只有建设一支与我们国家地位相适应的强大军队，才能可靠地保卫国家安全”，“要维护我们的统一和安全，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一个巩固的国防”。[14]1990年12月19日江泽民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到中央工作后，每当与国外的对手谈话时，一想起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感到腰杆就硬了。特别是与那些想欺凌我们国家的人谈话，更是这样。”[15]他在十六大报告中又强调：“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上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如何定位以及如何进入新世纪的问题，在各国对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难以预测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开始把目光投向军事，希望以军事力量作为21世纪国际斗争的立国之本，加大了对军事力量的依赖程度，使军事因素在国家战略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针对这些情况，江泽民指出，各国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应是防御性的，应立足于防止冲突和战争，着眼于预防危机发生、控制冲突升级，维护和平与稳定。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的军事干涉行径。他特别强调，在新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与保障安全。他呼吁在军事领域开展必要的合作，增加信任，维护共同安全，提出了防御性的，以和平、合作为理念的军事安全观。
第三，对新兴安全问题的透彻剖析。
江泽民在强调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重要性的同时，对新兴安全领域和新兴安全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作出了透彻的理论分析和突出的理论贡献。这是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
经济安全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安全，或者说，是国家经济发展不受威胁和破坏的一种状态。强调经济安全在国家综合安全中的基础作用，是新安全观区别于传统安全理论的突出特点。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16]他认为，要把国家安全建立在经济安全的基础上。他指出：“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17]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中俄高级会晤结果联合声明》中重申：“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18]江泽民还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得利用自己经济、技术和金融方面的优势，去损害别国的经济安全和发展”[19]。他主张，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要增加风险意识，提高防范能力，提出了促进经济平稳发展、防止金融风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安全观。
重视科技安全，是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的显著特点。江泽民认为，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使科技安全问题凸显出来。江泽民科技安全观主要强调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科技发展与经济安全的关系。江泽民认为，科技跟不上或创新不够，只能步入后尘，无法保证经济安全。二是科技强军。现代战争特别是信息战争，其胜负取决于科技的较量，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都谈不上。三是独立自主和科技创新。江泽民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上，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不能靠别人，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尽快取得突破，一味依靠别人，一旦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很难维护国家的安全。”[20]四是科技成果的应用，首先应以维护人类的安全为宗旨。江泽民主张，将科学技术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更加安全地利用科技成果，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和平利用为目的、以科技创新为途径的科技安全观。
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江泽民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态势，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所谓文化安全就是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遭异国有害文化的腐蚀和侵犯。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针对当今世界文化斗争的新特点，江泽民指出：“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庞杂多样，泥沙俱下，还存在大量反动、迷信、黄色的内容。可以这样说，由于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思想政治斗争阵地。”必须“高度重视网上斗争的问题”[21]。要“制定通过信息网络引导和鼓励全社会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激励机制”[22]。江泽民强调，“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将面临西方文化产品进入的新挑战。必须从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进一步增强我国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吸取人类文化成果的精华，用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凝聚人心，鼓舞干劲，陶冶情操”[23]。江泽民的论述，形成了以发展先进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安全观。
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中，江泽民特别意识到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的重大意义。他认为：“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24]2001年7月11日，江泽民主持了一次关于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的法制讲座。他在讲话中指出：“要高度重视信息网络化带来的挑战。”“必须高度重视信息网络的安全问题。”“对保证我们国家的信息安全等问题，必须进一步研究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同时，更要注意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搞好对信息网络的管理工作，以推动信息网络的快速健康发展。”他强调，要“保障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安全，保障和促进信息网络健康有序发展”[25]。江泽民这些深刻的论述，构成了比较系统的信息安全观。
江泽民的国家安全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关于生态安全的理论，更是这种“时代特征”的重要体现。生态安全即环境安全，是指免受生态环境恶化所造成的威胁。这是一种全新的安全概念和安全理论。还在1996年11月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指出，“有些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等，已跨越国界，成为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26]。2002年3月江泽民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始终拥有生存和发展的良好条件，我们一定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7]。这些论述，构成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安全观。
三、开创了合作安全的新途径
江泽民顺应时代的潮流，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创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开辟了合作安全的新途径，努力营造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一，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创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的理论构建，是江泽民国家安全理论创新的巨大成果。江泽民认为：“维护国际安全，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28]
在国际社会，中国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1997年4月23日，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演讲，第一次向国际社会系统地阐述了新安全观的基本思想，指出，“完全不同于冷战思维的一种新的安全观，对于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与信任、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将会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开辟新的途径”[29]。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题为《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他说，“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再次强调，“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30]
互信是维护国际或地区安全的政治基础。江泽民说：“互信为安全之本。”“互信意味着以合作求安全，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争端。”[31]互利是维护国际或地区安全的基本保证。互利，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维护国际或地区安全的根本原则，是新安全观的灵魂。协作是维护国际或地区安全的基本途径，是新安全观的支柱。早在1994年11月15日，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合作的思路可以再放开一些，合作领域可以进一步拓宽”[32]。
第二，开辟合作安全的新途径，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
江泽民新安全观的实质，就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江泽民指出：“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他认为，“树立新型安全观，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是解决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最重大课题的正确途径”。[33]2002年7月我国向东盟论坛提交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文件阐述了中国一贯倡导并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赞同的构筑自身和国际安全的基本原则，体现了江泽民新安全观的基本内容，概括了国际社会对开辟合作安全新途径的共识。
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开辟了合作安全的新途径，为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作出了重大贡献。开辟合作安全的新途径是和平与发展新时代的客观要求。近几年来，江泽民利用一切机会反复阐述合作安全的新理念。他指出：“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34]他认为，各国的安全是相互依存的，再强大的国家，离开国际合作也难以有真正的安全。他指出：“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安全，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2002年4月江泽民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演讲时又提出：“各国在安全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共同点在增多，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实现其安全目标。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实现普遍和持久的安全。各国应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从根本上减少不安全因素，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35]这些论述深刻、透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合作安全理论。
在新安全观的推动下，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江泽民认为：“‘上海五国’进程，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它首倡了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36]。
第三，新世纪中国安全战略的理论指南。
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新世纪中国安全战略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他说，“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是江泽民对新安全观最集中的概括和最完整的表述。
根据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我国制定并实施了新安全战略，维护了国家安全，促进了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中国同俄罗斯、法国分别签署了“促进世界多极化”的政治宣言，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东盟地区论坛等各种国际和地区、次地区安全对话和进程，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促进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一员。中国参加了亚太地区所有的全区性的地区安全多边进程，包括官方的“东盟地区论坛”、“东北亚合作对话”等，并为此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根据江泽民的安全战略思想，我们努力实现大国关系“伙伴化”。我国从1996年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相继与法国建立“长期的全面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德国达成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关系的共识；与英国建立长期的、基础广泛的关系；与日本建立相互信任、长期稳定的和平友好关系。“伙伴关系”是一种既非结盟又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其基本特征是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发展友好，互不对抗；不针对、不损害第三国。
中国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积极探索合作安全的新型模式。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中国努力就安全问题同许多国家开展对话和交流，增信释疑。我国与俄罗斯、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防务和军控磋商机制，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为国与国之间解决矛盾分歧，促进安全和稳定开创了新的范例。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表示，“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