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外交研究
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下日本对 “一带一路”的认知及态度转变
陈友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200233)
摘 要： 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日本安倍政府表现出极为抵触、防范的情绪，其根源在于日本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扭曲、错误的认知观使然。受其影响，安倍政府采取了多个层面的防范性政策，如,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DA覆盖、构建“价值观同盟体系”、挑起海洋问题争端、追加注资ADB以抗衡AIIB、提出“印太战略”新概念等。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最终促成安倍政府转变了其错误的认知观，并在具体政策上从“消极抵触”转变为“积极接触”，为未来中日围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战略性合作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日本；安倍政府；一带一路；保守主义；防范
当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与经济实力发生历史性互换之后，日本的对华心态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与此同时，因受到一些国内右翼政治家的教唆和误导，日本社会及整体政治思潮出现了严重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需要指出的是，与日本的传统保守主义不同，这股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强调日本独特的民族保守主义[1]，凸出以确保包括经济安全等在内的国家总体安全为核心的独立自主政治思想。
在此背景下，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一带一路”倡议几乎同时进入国际社会政治视野，二者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风格迥异的多边经济合作规划与战略。但双方目标有着重大区别，前者包含有重塑和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以及削弱中国区域影响力的目的；后者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产生优势互补的经济效应。
此前，日本安倍政府为配合其亚太安全合作战略的需要，克服了国内的反对意见，选择了前者，却执意反对后者。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前，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基本采取了不合作、乃至抵制的立场。对此，舆论普遍认为，日本加入TPP的政治考虑大于经济算计[2]。
文章将以日本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聚焦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基本认知与态度转变，从中剖析日本对华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与具体表现。
一、日本对“一带一路”的初步认知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二者结合起来就是完整的“一带一路”构想。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3]，“一带一路”建设有了初步的框架体系。
(3)战略性地挑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海洋问题争端，尤其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南海问题，搅局南海及印太整体安全，给“一带一路”平稳对接相关海洋国家发展战略制造困难与屏障[13]。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从来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利益攸关方，更没有资格在南海问题上指手画脚，但日本始终不愿意游离于南海问题的谈判桌之外，甚至希冀通过“离岸平衡手”的政策举措，直接参与或影响南海问题的谈判进程。不仅如此，安倍政府还力争在国际社会扮演“正义使者”的角色，以维护所谓“公平正义”的名义，遏制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持续提升。比如说，就在世人逐步转移对“南海仲裁案”的关注，以及开始怀疑所谓“仲裁结果”公正有效性之时，安倍政府却始终咬着“裁决”结果紧紧不放，并挑唆菲律宾政府要毅然决然地与中国对着干。而且，为了强化菲律宾的海上力量，日本还多次以物资援助的形式，向菲律宾赠送了大批二手舰艇，培训相关操作人员等，其实际用意昭然若揭。
(2)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及地区扩大外交渗透，尤其是针对蒙古、中亚国家、湄公河流域国家等制定特殊的经济发展扶持计划，以提升日本的政治影响力与经济存在感，试图构建所谓“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伙伴关系，以抗衡中国在相关地区的经济及政治影响力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政府自上台以来，一直鼓吹“价值观外交”，并试图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所谓持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一起构建“价值观同盟体系”，以排斥或遏制在价值观问题上完全相异的国家，其背后的潜台词显然是针对中国的。
总体来看，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的解读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基于上述的总体认识，同时再加上国内保守政治势力的影响，日本安倍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表现出极度的抵触和防范，并采取了“战略性轻视”的政策态度。国内知名学者刘江永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日双边关系上，安倍政府实则把地缘战略利益、意识形态因素置于经贸、金融合作利益之上，进而采取抵制、抑或是反对的态度[10]。正是基于此种“逢中必反”的战略态度，安倍政府失去了足够的政治空间去思考“一带一路”的真实意图和战略效果，也失去了依托“一带一路”来缓和中日矛盾、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契机，致使中日关系彻底走入“政冷经凉”的历史低谷。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日本安倍政府采取了多种防范性的政策措施，具体涉及以下方面：
第二，削弱美日两国所共同构建的对华包围圈，扩大中国在东亚及相关区域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冷战结束后，日本与美国在同盟体系内越走越近，两国间的战略性合作已经超越了政治、安全等传统框架，进一步延伸至经济、社会、民生等新领域，从而形成了基本覆盖所有战略性议题的“同盟体系”。这对东亚及亚太的安全形势与战略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就基本保持了长时间的高速度增长态势，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GDP排名第二的全球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中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日益扩大，成为支撑东亚及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稳定发展的中流砥柱。以此为背景，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势力将日美同盟的深化发展与中国的影响力提升“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制造并散播“中国威胁论”，意图将中国的和平发展解读为对东亚及全球安全局势及既定秩序的“最大威胁”，同时将日美同盟的稳固与深化“善意”地诠释为遏制这一“最大威胁”的有效“药方”。由此，日本国内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意在为本国经济发展寻求出路，并构筑新的东亚及国际体系；同时该战略将促进中国与沿线地区经济的发展，削弱日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7]。换言之，在这些人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用来抗衡日美同盟的工具，其战略意图是打破日美两国合作构建的对华包围圈，削弱二者在东亚及亚太区域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采用Cochrane系统评价员手册5.2推荐的评价工具进行质量评估，评价项目包括：（1）随机方法是否正确；（2）有无失访或退出，包括失访的例数和原因；（3）有无分配隐藏；（4）是否采用盲法；（5）有无选择性报告研究结果；（6）有无其他偏倚。得4～6分为低偏倚风险，得1～3分为高偏倚风险，得0分为不清楚[5]。
此外，以江原规由为代表的多位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希望以“一带一路”所涉的既有FTA框架为基础，构建“一带一路”FTA[6]。显然，日方学者的这一观点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其对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前途的担忧与疑惑。
第三，借助“一带一路”，解决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遭遇的现实困难，实现内部矛盾的外部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从一个人均不足1 000美元的“穷国”发展为人均超过8 000美元、GDP总量超越12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长期依托高耗能、高投入的发展模式，致使中国经济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难以回避的矛盾与困难，如，严重的大气污染、资源浪费、过剩产能等。对此，日本国内的部分保守主义学者完全无视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绩，而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中国经济所存在的现实矛盾，甚至变本加厉，将中国政府所积极倡导并实施的一切政策举措都与此挂钩，以贬低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及政治影响力的战略拓展。以此为背景，“一带一路”就成为部分日本学者唱衰中国、扭曲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对象。总体来看，日方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1)“一带一路”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矛盾，为中国的“过剩产能”寻求海外市场和承接点。实际上，“过剩产能”问题是近些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中国政府也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制定了具有一定针对性且富有成效的政策举措。尽管如此，日本国内的部分学者并没有注意到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与努力，甚至进一步渲染“产能过剩”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负面影响，进而借此唱衰中国经济的未来与前途。不仅如此，在他们的视阈下，“一带一路”也成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甚至是无奈之举，即希冀通过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中国的过剩产能，进而确保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显然，这一解读并没有准确把握“一带一路”的合作实质与积极贡献，也肆意夸大了“产能过剩”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之一，实现“一带一路”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8]。实际上，自从中国人均GDP跨越3 000美元大关之后，国际上就出现了各种负面性的观点与看法，散播中国经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后发性的发展经济体，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人均GDP又继续从3 000美元增长至8 000美元以上，强硬回应了各种唱衰中国经济的“流言蜚语”。尽管如此，在很多经济学家眼中，尤其是西方国家经济学者的视角中，“中等收入陷阱”仍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换言之，中国经济接下来的任务、攻坚克难的焦点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国内的多数学者显然接受并认同了这一观点，部分学者甚至对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持怀疑态度。鉴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们要将“一带一路”与“中等收入陷进”相提并论，并且将“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进”的举措。显然，这也是误解或曲解“一带一路”深刻含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夸大“中等收入陷阱”在影响和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问题上的所谓“重要作用”。
目前，大多数爱好者手中的单反和无反相机使用的都是与APS-C胶片相同尺寸的数码传感器，尺寸约为24x16mm。而全画幅传感器的尺寸则与35mm胶片相同，约为36x24mm。换句话说，全画幅传感器的面积是APS-C传感器的2倍多。
二、日本对“一带一路”的防范性措施
第一，“一带一路”凸显中国希望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强烈意愿。具体而言，中国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推动地区及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完善，并尽可能地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新型国际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中国的这一举措毫无疑问也将挑战现行的国际政治体系，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治理新体系，进而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2017年5月，中国主办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日本主流媒体之一的《产经新闻》对此发表社论，认为“中国意图凭借‘一带一路’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新国际秩序，并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折射出习近平政府的‘强势政治’倾向。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业已发生动摇，而中国的影响提升是其中的主要动因之一。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所表现出来的保护主义倾向，更有助于对外输出影响力”[5]。
(1)日本意图利用ODA(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对“一带一路”实施战略性阻截；并倚靠美国，利用TPP，阻截中国构建新经济秩序的“计划”[11]。应该说，ODA是最能体现日本对外政策取向的重要表象之一，也是日本实施其对外战略所依托的主要手段[12]。为了抗衡“一带一路”所产生的影响力与作用力，日本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重要的“支点国家”，骤然提升对其ODA援助的金额与力度。一方面，这有助于稳固并夯实日本对这些国家的传统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抵消或遏制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中国影响力的增长；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是一项单一的经济制度，而是一项事关民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经过科学设计与各方形成合力完善保障机制。一是要加强人保、卫生、民政、财政等多个部门的协调与合作，集结多方力量，提高经办能力水平，加强工作实际效率和工作质量。二是要加强落实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督和管理，规范资金使用的程序，严格审批监管过程，确保农保资金的最大化安全使用。三是要紧随时代发展潮流，加强信息化建设，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中，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网络化管理，增加农保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严格遵循公开、公正原则，以便扩大信息服务范围，便利不同部门协调工作，也加强对社保工作的监督力度。
提及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起初明显存有矛盾、犹豫的情绪。国内学者已尖锐地指出，从日本政府对 “一带一路” 提出至今的表态、抑或是应对策略来看，“日本对‘一带一路’采取了初期的排斥、中期的竞争、现在的软性及未来的积极参与应对几个阶段”[4]。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多数观点对于日本未来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的预期较为乐观，但现阶段日本政府的表态仍较为暧昧，存在刻意回避“一带一路”话题的嫌疑。简言之，日本对于“一带一路”的警惕心理仍然很强，短期内或许难以积极表态，给予战略性的参与和支持。
(4)向日本主导的ADB亚洲开发银行注资1 100亿美元，形成对中国提议并主导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的战略对冲态势，一来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战略资源，与AIIB之间构成直接的竞争关系，并遏制AIIB的战略性功能地位；二来扩大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影响与政治存在感，以帮助其构建并扩大“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所涉范围，抗衡在基本理念上完全不同的“一带一路”的生根发芽[14]。
(3)“一带一路”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凸显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领导体系——政治决策力。日本学者江原规由认为，第一届习近平政府的主要政绩包括3个方面：①成效卓著的反腐倡廉行动；②中国成为全球资本净流出大国(中国对外投资额超过外资流入额)；③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9]。并且，“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出的经济合作倡议，迄今业已得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或支持。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主席更是提出构建“一带一路”FTA网络的宏大政治设想。由此不难发现，日方学者将“一带一路”视为习主席及其领导的政治团队的政绩工程，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新领导层向外转移国内尖锐矛盾的政治工具，推动对外合作的真实意图极为有限。显然，日方学者的这一解读也存在曲解“一带一路”的显著问题，未能从本质上理解或把握中国希望借“一带一路”的落实与推进，撬动全球经济合作迈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决心与政治魄力。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日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激烈竞争逐步呈现白热化态势。“从综合要素看，相较于日本，中国在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中具备资金雄厚、造价低廉、建设速度快、工人经验丰富、管理效率高等优势，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在公路、铁路、电站等基础设施领域进展顺利。对此，日本倡导“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强调两个要点：一是强调尽管初期费用较高，但后期的耐用性强，因此，若将售后维修费用及管理成本等计算在内，总体价格则相对较为合理；二是环境负荷小，抗灾能力强”[15]。不仅如此，近些年日本更是“采取首脑直接推销和企业抱团竞标的方式，与中国企业竞争亚太各国基建市场订单，力争在未来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据更多的话语权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16]。
(5)提出“印太战略”新概念，意图构筑日、美、印、澳“四国同盟”，同时构建相应的“辐辏”体系，从地缘制衡的战略视角遏制“一带一路”在这一重要地区的落地与发展[17]。目前来看，“印太战略”的构想仍处于雏形发展阶段，且日美印澳四国的战略目标莫衷一是，短时间内尚难以统一。而且，相较于美国和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相对较有弹性，直接对抗的成分也相对较少，且更为重视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或许会成为引发“印太战略”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根源所在。
“其实将石头雕成孔明灯，还不算难，难的是，他们在牡丹花的不同花瓣间，都凿出了暗道，暗道里藏下由万花谷里采摘来的花瓣，这样随着热气的萦绕，不同的暗道发出不同的声响，落下不同的花瓣，至于声音如何混杂在一起，发出不同的声调，花瓣又如何调和，产生不同的气味，这个就不是我能想出来的了。”
三、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转变
中国是当今世界排名第二的超规模经济体，也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主要参与者与建设者，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中国参与并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能力及意愿也在同步性增长，而“一带一路”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作。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利益汇合点”[注]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 人民日报，2015-10-14. 。
经过持续的攻关与努力，终于，“一带一路”的基本框架已清晰呈现，成为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巨型经济合作畅想，并得到了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当然，“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是积极的，它仍处于不断扩大、持续成长的过程中。未来，“一带一路”的构想很可能将惠及亚太，成为视阈覆盖全球的经济合作倡议。
[5]李启成.清末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存废之争——以《刑律草案签注》为中心[J].中国社会科学，2013，(11):104-120.
对于“一带一路”发展的辉煌成果，起初还凭借“鸵鸟政策”，意图蒙混过关的日本安倍政府再也坐不住了，甚至表现出“寝食难安”的焦躁情绪。这不仅表现为日本政府内部就是否加入AIIB、成为第一批创始成员国的激烈讨论，还体现在作为首相的安倍晋三主动向中方就“一带一路”抛出橄榄枝。
据《日本经济新闻》消息，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2015年3月20日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针对中国主导的AIIB问题称，如果日本所要求的审查基准透明化，以及根据环境实施融资等条件能够达成的话，“也有可能签署加入(AIIB)协议”。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同日的记者会上称：“关于参加(AIIB)，日本持很谨慎的立场；在(AIIB)能否公正地管理这一方面，有必要进行谨慎地讨论”；“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是不可能参加的”[18]。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同日的记者见面会上表示：“正在根据现状慎重考虑对策，以保证AIIB的治理结构为首要任务，我们想要继续把我方的考虑向中国传达”[18]。由此，“在对是否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AIIB的事情上，日本国内各界与安倍政府之间明显出现了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安倍内阁成员始终是从如何将日本打造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由此获得新的身份认同价值这一视角来分析利弊得失，在两类不同观点的交锋中，政府明显占优势[18]188”。最终，因为国内政治保守势力的反对以及美国在其中的搅局，日本未能搭上初始成员国的末班车，也未能成为见证这一伟大的多边金融机构成立的首批成员方。
嗣后，“一带一路”建设初见成效，迫使日本难以从容应对。迄今为止“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最主要突破，也是使其最为震撼的就是AIIB的成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AIIB于 2015 年 12 月正式成立，包括英国、德国等西方大国在内的 57 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这一重大创举或许成为了一杆撬棒，成为安倍政府真正开始反思其对华政策的起点，也促使其开始认真反思其对“一带一路”所采取的“鸵鸟政策”的合理性。当然，结果是显然的，也是清楚的，这也就引发了之后安倍政府主动派团参加中方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政治故事。
2017年5月初，安倍政府决定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的6月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又在由《日本经济新闻》主办的国际交流会议上，首度就“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积极态度，愿意扩大中日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合作。2017年7月8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G20峰会上，安倍晋三又正式向习近平主席表达了日方愿在特定条件下，和中方就“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合作的意向。由此，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倡议想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也在另一层面反应出安倍政府在对华经济政策上的方向性转变。受其影响，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2017通商白皮书》中，专门划出一章的篇幅以详细阐述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并介绍了“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重要的经济政策[19]。
在课程设计上，培训针对已有工作经验的社区医生，不同于面向医学生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励丽介绍，每一次开一个班，人数二十多人；而且，每位学员要脱产2个月在宁波一院上课并参与临床查房。
最后，仍需指出的是，尽管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的表态由起初的消极转变为积极，并表示愿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实现中日间的经济合作，但其中仍存有诸多难以跨越的鸿沟。其一，安倍政府所述的“一带一路”框架下实现中日间的经济合作，并不是指日本单方面地加入“一带一路”框架协议，并以中方提出的倡议设想为蓝本，共同筹建“一带一路”的未来版图，而是指以日本自身的战略设想为基础，实现与“一带一路”的倡议对接，形成中日同谋的经济合作框架，因此，安倍政府所提出的合作是设有一定前提条件的，即不能够排除或弱化日本的主动性与主导性，更不能影响日本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其二，安倍政府的政治表态是积极的，但这仅停留于文字表述层面，并没有实际的、富有操作性的具体政策，可以形象地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来形容。换言之，现阶段就“一带一路”的倡议性合作仅仅是中日两国战略沟通的实质性成果，但并没有进入具体的落实与推进阶段，未来如何协商及如何落实等，仍需要双方的进一步谈判与协商，其中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结 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起初应对“一带一路”问题上，日本安倍政府一方面采取“鸵鸟”政策，故意回避或轻视“一带一路”及相关话题；另一方面则积极实施防范措施，意图遏制“一带一路”系统工程的倡议演进及影响力提升。
（四）标准化规模养殖情况 近年来，牛羊养殖规模化的发展较快，全县现有常年存栏肉牛2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户125个，常年存栏山羊100只以上的规模养殖户131户，2011年大量返乡农民工在创业时选择养殖牛羊，因此可以预计未来5年，牛羊养殖的规模化程度将快速增长。
勘查揭露两处滑坡均为土质滑坡，钻探未发现明显的滑动面，斜坡体可能沿土体内部或岩/土界面滑动，滑动带(面)埋深约为1.6～18.5m，坡度一般为20°～30°，折线形，总体呈弧形，滑动面总体表现为前缓后陡的特征。滑带土主要为粉质粘土，含大量碎石。
此外，出人意料的是，就“一带一路”的先期认知问题上，日本国内社会的主流意见与政界及安倍政府的观点极为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日本国内社会与政界的相互影响性。实际上，日本安倍政府上台以后，就极为重视对舆论导向及主流视角的政治管控，甚至通过对主要新闻媒体机构管理层的人事管理，引导社会主流观点的走向与趋势。受其影响，日本社会整体逐步趋向保守化、右倾化，其对于安倍政府所采取的保守化政策的容忍度日益提升，而且，尤其在对华问题上，日本社会内部出现了压倒性多数的强硬派势力，且不断蚕食进步力量的发展空间，这就更助长了安倍政府保守化的政策取向，也为其在“一带一路”问题上采取上述政策提供了牢固的政治基础。因此，在“一带一路”先期的认知问题上，日本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是引发安倍政府采取防范性政策的主要动因，而其实质性的根源就是日本社会整体性的保守化发展趋势。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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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Japan ’s Concept and Attitude Change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o -Conservative Ideology
CHEN You -jun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 Shangha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 After China propos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2013, the Abe administration of Japan showed extreme resistance and exclusion. Its roots lie in the distor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Japanese society. Influenced by it, the Abe administration adopted a number of preventive policies, such as expanding ODA coverage fo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uilding a “values alliance system”, starting the disputes on maritime affairs, adding capital to ADB in order to counterbalance AIIB, and putting forward the new concept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Despite this, the positive results achie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ve finally led the Abe administration to change its attitude and to shift from “negative conflict” to “active engagement” on specific policie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Belt and Road framework.
Key words : Japan; Abe administration;“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servative; exclusion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 (2019 )03-0012-08
DOI :10 .14156 /j .cnki .rbwtyj .2019 .03 .002
收稿日期： 2019-03-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冷战后日本经济外交战略与中日关系研究”(18BGJ008)
作者简介： 陈友骏(1981—)，男，江苏滨海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亚太政经关系及日本问题等研究。
[责任编辑 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