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前天安门的装饰布置
○孟昭庚（江苏）
一
1949 年上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向江南诸省区胜利进军，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6 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在讨论定都这一问题时，毛泽东说：“蒋介石的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定都南京；我们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在北平。”
康川司法所共有三名工作人员，除一位所长外，一名工作人员被长期借调到镇政府内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另外一名工作人员辅助所长负责司法所日常事务，所以该司法所的实际工作人员只有两名。虽然我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但是由于康川司法所地处西宁市多巴镇，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相对落后，至今没有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只有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偶尔就近辅助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完成零星的社区矫正工作。
在确定定都北平后，7 月1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拟订的开国大典方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人民群众游行活动3 项内容，其中阅兵仪式的安排和地点，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的程序和场所。北平西苑机场场地开阔平坦，适合集结大批人群，但西苑机场距离市区太远了，而且也没有检阅台。那么，大典和阅兵的地点应选在哪里为好呢？这个问题让开国领袖们颇费脑筋。
一直到1949 年8 月初，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几十天了，周恩来提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随即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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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 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 年），原名承天门，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后毁于兵火。清顺治八年（1651 年）重建后改称天安门。它是旧皇城的正门，城门五阙，重楼九楹。
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是老北京的中心地点和市区街道的枢纽，位置正好处于纵贯南北的皇城中轴线的中段、紫禁城之南。从天安门广场整体布局上看，天安门城楼可以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检阅台；广场位于市中心，受阅部队和群众往返方便。
天安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熊熊火炬正是从天安门广场燃起的！1919 年5 月4 日，北京爱国学生们齐聚天安门前， 点燃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的火焰， 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伟大序幕， 在这里举办开国大典。 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脑梗死是一种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影响的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医疗费的常见老年病之一。人类一些基因多态性与脑梗死的遗传易感性相关[1-4]。已有研究显示花生四烯酸细胞色素P450(cytochrome P450 proteins，CYP)代谢基因如EPHX2 G806A可能与脑梗死的发生相关[2]，而关于另一重要参与花生四烯酸代谢的CYP2C19基因与脑梗死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基因芯片技术对本院收集的老年人 CYP2C19 基因rs4244285、rs4986893两个单核苷酸多态位点进行基因分型，以探讨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老年人脑梗死的相关性，并为临床提供个体化用药。
二
刚解放时的北京天安门如荒冢般寂静，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巨大的城楼残砖断瓦，金黄色的琉璃瓦顶蒿草丛生，野鸽筑巢（后在清扫时， 竟装载出几大卡车野鸽粪）；红墙凋残，墙皮脱落、斑斑驳驳；雕花的门窗残破不全，东斜西歪，有一块没一块；几个又小又破的六角宫灯， 脏得已经看不出颜色；金水河中满是淤泥污水。在广场东侧，房屋低矮破旧；广场西侧，垃圾堆积如山；广场南面，小商小贩，叫卖吆喝，嘈杂混乱；广场中间，坑洼不平，积水发臭。
1949 年8 月9 日至14 日，中共北平市委和市政府召开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会议作出了为迎接开国大典整修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的决议。市政府责成建设局提出整修工程计划。
天安门广场修整工程定于9月1 日开工，全部工程必须于9 月底前竣工。工程主要包括：清除广场上多年遗留的垃圾和障碍物，平整广场地面；修缮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清除楼顶杂草，粉刷城楼和广场四周城墙；在天安门广场的合适位置设计并修建一个升国旗的设施，供大典时用；修补天安门前、东、西3 座门之间的沥青石渣路面1626 平方米，供游行的群众和阅兵的部队通过；美化天安门附近环境，种树、种草。
老艺人看了如此大胆而豪放的设计图后，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么大的宫灯，我要带上两个徒弟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但宫灯的云头和金黄的流苏由你们做。”
在此之前，北平市政府已发动了一场为时91天的清洁大扫除运动。此时，市建设局又组织各方面专业人员，清理城楼顶部的蒿草和尘土；修补城墙，整修门窗和廊柱，将它们粉刷一新；修补城楼两侧的台阶；修理金水桥和对金水河进行清淤，注入清水等等。经过历时十几天的辛苦而火热的奋战，原来破败不堪的天安门及其广场终于焕然一新。
1949 年10 月1 日开国大典举行时，主席台设在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上，城楼檐上悬挂着醒目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大字标语。城楼东西两侧还有两条巨幅标语，内容是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拟定的，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条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两条标语秀丽的字体出自时任中央办公厅科长的钟灵之手。早在延安时期，钟灵的字就誉满延安全城，延安城墙上的大标语几乎都是他的手笔。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刷写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开国标语，钟灵拿出了看家的本领。他仔细丈量天安门的尺寸，确定了字的大小， 每个字都高2米、宽2.2 米。由于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左边的标语比右边的标语多一个字，钟灵在设计时，将“政府”二字写得紧凑了一些，确保了两条标语的长度相同。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城楼，鲜艳的红旗在城楼两侧迎风飘扬，朱红色的廊柱间高悬着8 盏大红宫灯，形神兼备的毛泽东主席画像悬挂在正中门洞上方，两侧是宽大的巨幅固定横标，这全新的装饰把天安门映衬得金碧辉煌、雄伟巍峨。
若想有效地提升工程预算的精准度，一定要注重对相关的预算人员的能力进行培训，这样才能够避免后期失误现象的出现。在建筑企业内部可以定期的对员工进行培训和教育，同时也可以鼓励企业内部的员工外出学习，这样便可以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对企业的工程预算进行一定的控制，同时节约企业的成本，保证企业后期的盈利最大化。同时，对进行工程预算的人员的培训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理论的培训，应该注重对建筑企业内部的工程预算的员工的实践能力进行培养和提高。
三
山西黄河沿线厚重多样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旅游资源缺乏活力载体来生动呈现，文化落地问题亟待解决。沿黄地区旅游产品以观光旅游为主，业态发展单调，旅游经济基本上是门票经济，游客多为过境观光旅游者，旅游产业综合效益不高。一些景区，游客只能看到空荡汤的地上文物古迹和民居建筑及低端的民俗饰品，能够彰显文化活力的民间歌舞戏曲、风味饮食、民间工艺等展示不足。沿黄旅游产品急需创新开发、深层次开发。
通过分析数据可以看出，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折、空虚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是朋友的鼓吹下也很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这是青少年本身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我认知的表现。而一些把吸毒当成炫耀的方式，认为非常酷，是高端人士才能做的事情，就是三观不正的表现了。因此，在预防吸毒的时候，青少年需要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不受他人的鼓吹，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还需要抛弃贪图享乐、热衷炫耀等不良的价值观。
修整前的天安门广场
到了一周年国庆时，经胡乔木建议，周恩来同意，天安门城楼东侧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被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一改不仅体现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也使两边字数完全对称了
宫灯用料讲究，苏凡按照老艺人开的料单备齐了料后，老艺人和他的两个徒弟便来到了天安门城楼。苏凡、小野和森茂还有舞美队的十来个队员也上了城楼，日夜陪伴着老艺人，给他打下手。8 个宫灯圆托由老艺人找木工做，两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宫灯制作工艺非常复杂，每个宫灯需要56 道工序，整整三天三夜，他们吃住全在城楼上。离庆典还有一天，8 盏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终于制作成功了！每盏宫灯高2.23 米、周长8.05 米、直径2.25 米、重80 公斤，看上去雍容华贵，落落大方。
1949 年9 月2 日，周恩来签署了“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的批示。负责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接到批示后，将天安门的设计任务分配给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前身——笔者注）舞美队。受领任务后，舞美队队长苏凡立即找来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艺术造诣在当时华北军区部队中属一流的两名日本籍队员，一个是40 岁上下的小野，另一个是30 岁出头的森茂，令他俩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出最好的布置方案。
小野和森茂都是抗战时期反战同盟的战士，抗战胜利后自愿留华，为中国人民服务。八路军解放华北重镇张家口时，小野随部队进驻张家口，担任了歌剧《白毛女》的舞美设计。这是歌剧《白毛女》离开延安后第一次在解放区大城市演出。小野画了一幅高3 米、宽4 米的巨幅宣传画，他还画过其他宣传画，曾得到《晋察冀日报》的高度赞扬。森茂14 岁就来到中国东北丹东，1946 年6 月，他被调到《晋察冀日报》社属下的利民广告公司绘制图标，期间他设计了“白毛女”香烟的商标。
1949 年2 月，小野跟着华北军区电影队进驻北平，森茂则跟着裕中烟厂的负责人到了石家庄。他和小野一直有联系，在小野的帮助下，森茂也被调到北平，在电影队画电影广告。4 月，抗敌剧社改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 分设戏剧、歌舞、军乐、舞台美术等队，苏凡担任舞美队队长，小野和森茂也就成了苏凡手下的得力干将。
的确，中国宫灯的历史源远流长。民间传说，木匠祖师爷鲁班在营造宫殿时就制作了宫灯，距今已有数千年历史了。 小野、森茂长期在中国北方农村生活， 他们深知，张灯结彩、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中国人民喜庆的传统形式。所以他俩确定了设计的基点，在天安门城楼的10根红廊柱中间悬挂8盏红色宫灯。
这两名日本画家从日本民间保留的不少源于中国文化精华的艺术中得到了熏陶，因此，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陌生。在设计之初，便想到了中国宫灯。他俩认为，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宫灯，既能体现出民族风格又能充分显示出浓烈的节日气氛。
几天后， 小野、森茂用16 开白橡皮纸画出了20 张草图， 呈送周恩来审定。周恩来仔仔细细地看了后，删去了金水桥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而对这8 盏太阳般的宫灯则非常欣赏。
方案被批准之后，苏凡便带着小野、森茂跑遍北平城购买宫灯，但偌大的京城压根儿就没有那么大的宫灯。
此时距开国大典只有10 天了，苏凡着了急，张致祥听了汇报也急得直上火。就在大家心急如焚之时，小野急中生智问了一句“能不能找一个扎宫灯的艺人来，我们自己扎”？这句话提醒了苏凡，他急奔故宫，可故宫里的工匠都表示做不了那么大尺寸的宫灯。
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快速、高效的发展，北京市城市化与机动化水平不断提升，导致城市人口集聚膨胀、城市功能区集中，由此带来交通需求量的迅速增加，也带来了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 近年来北京市政府通过“规”“建”“管”“限”多项措施持续治理交通拥堵，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城市道路拥堵的蔓延及恶化. 随着交通治理的精细化工作要求，2011年开始北京市中心城六区分别成立区交通委，建立市区两级治理交通拥堵工作机制，2016年交通拥堵治理的责任逐步下沉到街道，由此形成了市级—区级—街道级多个部门联合治堵的工作模式.
经多方打听，苏凡总算从老北京那里得到了线索。在明清之际，北京宫灯久负盛名，北京城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制宫灯的能工巧匠，当时北京灯市口曾是盛极一时的灯市。清朝末年，“文盛斋”是当时最著名的灯笼铺。1915 年，“文盛斋灯画扇庄”曾以宫灯等工艺品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与茅台酒一起获得了金牌。 苏凡听了这些传说，便再次前往故宫，在清宫档案中寻找资料。通过走访老宫人，得知在西城区丰盛胡同住有一位70多岁的扎宫灯老艺人。苏凡赶忙叫上小野、森茂，来到丰盛胡同，拜访这位老艺人。
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的宫灯
市政府建设局在广场北面竖起了一块“建设人民首都”的横幅标语，广大北平市民怀着主人翁的责任感，投入整修天安门的紧张劳动中。刚刚诞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委筹委会组织了近6000 名团员、青年参加义务劳动。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用锄头、铁锹等工具铲土除草，用手搬石头，先后填平300 多个坑洼，运走垃圾， 清除地面障碍物，在天安门前、东、西3座门之间以及中华路全段，开辟了一个上万平方米的能容纳16 万人的大广场。
开国大典那一天，在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8 盏鲜艳的巨型宫灯。 说起这8 盏大红宫灯，其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9 月30 日，张致祥调来一个排的战士，搬来几架梯子，可折腾了好一阵， 一个宫灯也没能挂上去。最后还是小野出了个主意，把宫灯拴在横梁上， 两旁扎两个铁环，这才把8 盏宫灯高高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8 盏大红宫灯和华丽的长长流苏，让天安门这座有500 多年历史的古老城楼青春焕发。
这8 盏巨大的红宫灯，与人民共和国一同走过了45 年的岁月，终于完成其历史使命。1994 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45 岁华诞，天安门城楼将要进行装修。城楼上的这8 盏大红宫灯也被折叠式新型灯笼所代替。
综上所述，对于现代企业来讲，预算管理与内部控制看似是两个单独的个体，实际上其确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两个工作环节，通过提升预算管理工作力度可以有效完成企业内部控制预算工作的健全完善，同时加强内部控制也可以使预算管理工作效果得到有效增强。所以，我国企业要想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提升对预算管理工作以及内部控制工作的重视，引导公司所有员工都参与到相关工作之中，从而将两者的作用全面发挥出来，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有效增强，提升企业可能获得的经济效益，并为企业的平稳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
开国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是由徐悲鸿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专（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笔者注） 实用美术系的讲师、画家周令钊绘制的。任务之所以交给周令钊，是因为早在1949年4 月上中旬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的国共和谈中，周令钊画的一幅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油画就悬挂在会议室内，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好评。
那年30 岁的周令钊接到任务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他带着他的学生陈若菊（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笔者注）便投入紧张工作中。这幅画像是在天安门城楼的东山墙下完成的，他们把木板竖在墙上，工人们为他们搭起了3 层楼高的脚手架。画像参考的原照片是新华社摄影记者吴印咸在延安时拍摄的，这张照片曾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悬挂过，也是当时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像。 周令钊、陈若菊和几位油漆工人站在高架子上，以原照片为摹本绘制毛泽东巨幅画像。他们认真地以革命浪漫主义手法，用画笔形象地把毛泽东的思维精神表达了出来：画中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仰，洋溢着慈祥的笑容。他们把毛泽东的衣领画为敞口式样， 来表现毛泽东开阔轻松的心胸。
开国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前的毛泽东巨幅画像
经过20 天的努力工作，在画像即将完成的那一天，一向以严谨的军容风纪著称的大典筹委会副主任聂荣臻前来视察。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隔着老远就发出了赞叹：“蛮像的！”等走到近处，聂荣臻发觉毛泽东画像的衣领是敞开着的，觉得不妥，因为开国大典要严肃一点儿。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扣好”了毛泽东的衣领扣。
1.提前联系。2月底就要开始联系苗种繁殖场，市场上的虾苗很多是转手货，转运时间过长，死亡率较高，一些虾苗即使买的时候存活，投放后不久也会死亡，建议养殖户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到养殖基地购买。
9 月底， 绘制工作按期完成了。9 月30 日夜，工人们把巨像挂上了天安门城楼正中央。没多久，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审查， 一眼就发现了问题： 画像下沿有一行毛泽东手体字：“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着了急， 对身边的人说：“毛主席怎么会那么不谦虚呢， 在自己的画像下面写自己的名言？”他要求立即进行修改。一时间，在场的的人们赶紧动手搭脚手架， 开聚光灯。周令钊遵照周恩来的要求，挥动刷子抹掉了白边黑字， 涂成中山装的颜色，又加了一只扣子，看上去天衣无缝了。这下，周恩来才满意地笑了， 握着周令钊的手说：“谢谢！”（题图为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城楼）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