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股权结构的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比较研究——以山东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股权结构论文,山东省论文,为例论文,国有企业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经历了从放权让利、承包制改革、股份制试点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历程，发展成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新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完善的治理制度，但国有企业的治理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有着诸多不同之处。国内一些学者依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权和治理理论认为，由于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所带来的“代理问题”(张维迎，马捷，1999)以及所承担的大量政策性负担而产生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林毅夫，李周，1997)，必然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上述问题并非国有企业所独有，两权分离的现代股份制企业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张夏准，2009)。企业效率与所有制并无必然联系。史卓顿(2000)认为，“私有企业在总体上并没有表现出比公有企业有效率”，“在许多产业中，公有制和私有制可能同样有效率”。
实证研究方面，由于样本选取、指标设计和方法选择等方面的不同，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存在着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效率是低下的(邵琍玲，1990；刘小玄，1995；刘小玄，郑京海，1998；姚洋，章奇，2001)；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不仅要从财务效率、技术效率等微观效率来考察，还要从引导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劳动就业和社会责任等宏观效率来考察。“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并不符合实际(李培林，张翼，1999；刘元春，2001；张晨，张宇，2011；李楠，乔榛，2010)。尤其是在刘瑞明、石磊(2010)发表了“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一文后，多位学者撰文与之商榷(宗寒，2011；张晨，张宇，2011；马荣，2011；洪功翔，2010)。学术界兴起了新一轮对国有企业治理效率问题的争论。
那么，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国企”的效率到底如何呢？厘清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问题，还关系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问题。笔者研读文献发现，除样本选取、指标设计和方法选择等争议缘由外，学者们普遍忽视了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及治理模式内容，仅仅研究笼统的国有企业，没有进行细致的分类研究。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进一步趋于完善，国有企业分化为：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制度影响着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影响着企业的效率。因此，本文从股权结构视角，分析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并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进行比较分析，正是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缺失，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决策依据。
二、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假说
效率作为经济学中的术语，是指在投入既定情况下的产出或是在既定产出下的投入，即投入产出比。它隐含的假设前提是，产出是好的，也就是说，产出的目标和功能是要改善个人或社会的福利。因此，考察国有企业的效率，首先要明确的是，国有企业的目标和功能是什么。
我们先看一个假设，比如有两场足球比赛：一场是两支专业球队在比赛，队员之间的传接配合良好，比赛过程精彩，是一场高水平的足球比赛；另一场是两支业余球队在比赛，队员的技术不规范，比赛过程拖泥带水，很不好看，但队员拼抢积极，比赛也很激烈。我们如何看待这两场比赛呢？从欣赏比赛的角度看，显然第一场比赛中的两支球队高效运转，比赛过程精彩，我们可以称之为运行效率高。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为什么要参加足球比赛？从人的发展角度看，人们参加体育比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功效，追求的是功能效率。由此，我们可以将人们参加足球比赛的目的分为：一是对精彩比赛过程的追求，即对运行效率的追求；二是对增强体质的追求，即对功能效率的追求。对过程的追求是中间目标，对体质的追求是最终目标。
国有企业的目标和功能也具有双重性。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必须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这是国有企业的中间目标，追求的是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表现为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比。然而，国有企业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还具有社会公共责任目标，包括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为其他性质经济提供稳定器(雎国余，蓝一，2004)，保持社会稳定，提供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目标，即要通过国有企业的运行达到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国有企业的最终目标，追求的是功能效率，表现为国有经济的宏观投入产出比，即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支柱在全社会所起作用的效率(宗寒，2011)。
由此，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可以分为运行效率和功能效率(如图1所示)：一是与微观经济主体发展相对应的运行效率，这种效率是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细胞身份为实现中间目标而形成的效率；二是与宏观经济保障功能(如提供就业、社会保障、税收等)相对应的功能效率，这种效率是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政府)的代理人为实现最终目标而形成的效率。运行效率和功能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体，运行效率的实现是功能效率的基础；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运行效率必须服务于功能效率，这是由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
图1 国有企业的目标、功能和治理效率
三、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1.数据与变量
本文模型检验和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样本为2002-2009年山东省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①。由于《山东省统计年鉴》只提供了部分国有参股企业的数据，并且在国有参股企业中，政府只是普通参股者，国有股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没有对此进行单独研究。
为了客观与全面地研究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我们选用了《山东省统计年鉴》所能提供的所有可能反映企业投入产出的指标②，它们包括：总资产贡献率(x1)、资产负债率(x2)、流动资产周转率(x3)、产品销售率(x4)、资金利税率(x5)、全员劳动生产率(x6)、产值利税率(x7)、销售产值利税率(x8)、成本费用利润率(x9)、员工人数占全部企业人员数的比例(x10)、人均工业总产值(x11)、人均工业销售产值(x12)、人均资产合计(x13)、人均产成品(x14)、人均利润总额(x15)、人均利税总额(x16)、人均本年应交增值税(x17)、人均工业增加值(x18)等共18项，其中的人员规模选用《山东省统计年鉴》提供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指标。除此之外，由于资产负债率相对于其他指标而言为逆指标，在模型检验和实证分析时，我们将其转化为正指标，选用它的倒数数据。
2.描述性统计
对企业实际数据求均值等统计量后，得到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六类企业2002-2009年的总体48个样本数据中，离散程度较小的变量包括总资产贡献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产品销售率、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率、销售产值利税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人均产成品、人均利润总额、人均利税总额和人均本年应交增值税，它们的标准差都小于10；离散程度稍大的变量包括员工人数占全部企业人员数的比例、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均工业销售产值、人均资产合计和人均工业增加值，它们的标准差介于10—25之间；离散程度最大的变量是全员劳动生产率，达108063.59。然而，若要合理地评价变量的波动大小，必须借助于变异系数，它将变量的水平值纳入变量变异的度量中。由表1可以看出，波动程度最高的变量为人均工业增加值和员工人数占全部企业人员数的比例，变量值之间的起伏变化最大；波动程度最低的变量为资产负债率和产品销售率，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波动比较平稳；其余变量的波动幅度处于中等水平。
根据表2，从各变量总体平均值变动趋势看，资产负债率呈现逐年减低的趋势，究其原因在于该指标为逆指标。其余变量在样本时间区间内虽有所波动.但整体发展过程呈现增长趋势。
四、效率假说的模型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假说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我们利用上述指标和实际数据，借助于试验性因子模型，模拟化分析了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指标背后的因子结构和模式。
利用试验性因子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分析结果(见表3)。根据因子个数选取的常用决策准则，首先按照Kaiser特征值大于1的准则，我们应该选取四个因子；其次按照Cattell的碎石图准测，我们应该选取六个因子；再者按照70%—80%的方差解释比准测，我们应该选取三个因子。不幸的是，正如Costello and Osborne(2005)所述，上述三个高度流行的决策方法具有严重的估计偏度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Hayton，J.C.，Allen，D.G.and Scarpello，V.，2004；Ledesma，R.and Valero-Mora，2007)推荐使用统计软件包没有提供的平行分析决策方法。
Horn(1965)提出了平行分析法。平行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因子分析在解释最大可能方差的过程中，可能还会利用到数据内部的随机抽样变差。即使数据来自于协方差矩阵为I的标的总体，抽样误差也会使得成分分析的协方差矩阵轻微偏离I。具体来讲，平行分析将原始数据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与其平行随机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进行比较。当利用这个方法时，那些大于随机平行数据“期望”特征值的对应成分才认为是显著的。目前，一般利用相应于给定分位数的特征值，如随机平行数据特征值的95%分位数(Cota，A.A.，Longman，R.S.and Holden，R.R.，et al.，1993)。
上述平行分析方法依赖于随机模拟过程所需的某些参数标的分布(如通常的正态分布)，同时没有考虑实际样本的偶然性所引起的模型偏差，而利用BOOSTRAP抽样方法可以充分考虑到样本的随机性，且随机模拟过程不需要任何标的分布。为此，在进行平行分析选择成分个数时，我们不是利用随机数生成器，而是从原始数据中抽取BOOSTRAP样本数据。换句话说，我们有替代地从原始数据集的每个变量中抽取等容量的观测值，构造BOOSTRAP样本B个，以此可以得到随机平行数据特征值的95%分位数。注意我们必须对每个变量分别进行BOOSTRAP抽样，这样才能保证BOOSTRAP样本的标的联合分布是完全独立的。
图2给出了基于BOOSTRAP抽样思想的平行数据的特征根碎石图，并与原始数据的特征根碎石图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由于抽样误差的影响，前面九个公因子的特征根都大于1，唯有前两个公因子的解释效应是显著的。为此，我们应该提取两个公因子。由此可见，常用的因子个数提取方法没有考虑样本随机性所造成的影响，高估了理论的因子个数。
试验性因子模型经过方差最大旋转之后得到的因子载荷阵(见表4)。由表4可见，第一公因子主要控制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x6)、员工人数占全部企业人员数的比例(x10)、人均工业总产值(x11)、人均工业销售产值(x12)、人均资产合计(x13)、人均产成品(x14)、人均利润总额(x15)、人均利税总额(x16)、人均本年应交增值税(x17)、人均工业增加值(x18)、这些指标大都是反映企业的社会福利目标，是企业运行的功能性特征，所以，可以将其命名为功能效率因子；第二公因子主要控制指标：总资产贡献率(x1)、资产负债率(x2)、流动资产周转率(x3)、产品销售率(x4)、资金利税率(x5)、产值利税率(x7)、销售产值利税率(x8)、成本费用利润率(x9)，这些指标大都是反映企业的经营利润目标，是企业运行的运行效率特征，所以，可以将其命名为运行效率因子。
图2 原始数据与平行数据的特征根比较
综上可知，我们利用试验性因子模型选取得到的两个公因子与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假说是一致的，驱动国有企业投入产出指标的两大因素分别是运行效率和功能效率。运行效率代表了企业本身作为经济细胞运行经营的成果，体现了微观经济发展；而功能效率代表了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包括上缴税金、为社会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等，它体现了宏观经济保障功能，这为我们的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假说找到了模型结构的合理化依据。
五、国有企业治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按照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并借鉴已有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本文根据试验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依据变量贡献度的大小，选取60%的临界值，从所有指标中得到影响显著性的变量指标有：总资产贡献率(x1)、资产负债率(x2)、流动资产周转率(x3)、资金利税率(x5)、全员劳动生产率(x6)、产值利税率(x7)、销售产值利税率(x8)、成本费用利润率(x9)、人均工业总产值(x11)、人均工业销售产值(x12)、人均资产合计(x13)、人均产成品(x14)、人均利润总额(x15)、人均利税总额(x16)、人均本年应交增值税(x17)、人均工业增加值(x18)。综上所述，最终建立的一套精炼而有效的国有企业治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见表5。
为了判断评价指标选取的合理性，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由于上述国有企业治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满足试验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这实际上是检验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效度，说明构建的国有企业治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了效度检验。为此，我们只需要检验上述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即可。本文规避了定性评测方法，采用常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定量评测方法，借助于Cronbach α信度系数评价体系内部结构的一致性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S是评价总得分的标准差。信度系数越大，表明测量的可信程度越大。究竟信度系数要多少才算有高的信度。DeVellis(1991)认为：0.60-0.65，最好不要；0.65-0.70，最小可接受值；0.70-0.80，相当好；0.80-0.90，非常好。由此，一份信度系数好的量表或问卷，最好在0.80以上，若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0以下或者总量表的信度系数在0.80以下，应考虑重新修订量表或增删题项。
选用Cronbach α信度系数对二级指标的赋权得分和三级指标进行可靠性分析，结果见表6。从中可以看出二级指标的α系数为0.839，统计检验的F值为19.521，P值非常小；三级指标的α系数为0.868，统计检验的F值为38.995，P值亦非常小。两者的α系数都超过了0.80，P值都小于0.05，说明我们构建的国有企业治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非常好，信度检验的结论是显著性的。
六、实证分析
我们借助上文构建的国有企业治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因子综合评价方法，依据实际数据，按照治理模式，纵向比较了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企业的动态治理效率演进过程，并与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进行了比较分析。
1.运行效率比较
运用因子综合评价方法，我们得到国有企业治理的动态运行效率。图3表明：①从国有企业的整体发展趋势看，在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的运行效率最高，次之为国有独资公司，再次之为国有独资企业。这说明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有利于国有企业自身经营效率的提高。但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国有控股企业的运行效率近年来呈下降的态势，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受外在经济危机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国有控股企业的治理制度恐怕也存在着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这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②比较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治理运行效率看，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的运行效率稳步增长，与其他企业和公司相比，运行效用处于高效率区：国有控股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也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上升趋势，但近两年上升势头受阻，运行效用处于中效率区；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尽管在2005-2009年间局部呈现大幅震荡波动，但整体趋势还是显示两者的运行功能上升势头不是太强劲，处于运行的低效率区。这表明，私营企业在市场中的活力和竞争力最强，次之为集体企业，而国有企业的活力与竞争力较弱。
图3 治理制度的运行效率指数
2.功能效率比较
国有企业治理的动态功能效率如图4所示。从中看出：①所有类型企业的功能效率趋势都是上升的，说明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逐年增强。②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两者的功能效率增幅较快，处于高效率区；其次是国有独资企业和集体企业，相比而言，国有独资企业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上升势头仅次于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处于功能效用的中效率区；最后是港澳台和私营企业，它们的功能效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是，功能效用处于低效率区。这说明公有制企业较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为整体社会福利的提高做出的贡献最大。
3.治理总效率比较
按照运行效率因子和功能效率因子的贡献率，加权求和上述运行效率和功能效率指数，得到国有企业治理总效率指数。分析图5，可知：①所有企业治理总效率总体上是上升的，尽管期间有小幅波动，但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都是稳步上升的。这表明山东省企业的发展状况是良好的。②国有控股企业处于治理的高效率区，尽管2009年略有回落；国有独资公司、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处于治理的中效率区；而国有独资企业虽然领先于港澳台企业，但幅度不大，与港澳台企业一起处于治理效率的低效率区。③依照治理效率的总体发展趋势，治理效率指数由高到低的排序为：国有控股企业、国有独资公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我们可以推理，基于不同股权结构特征的企业治理制度安排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目标及其经营行为，导致了治理效率的差异；由于国有股的存在，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比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要多，并且在国有企业中由于国有股比例的不同，所承担的功能不同，由此导致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治理效率也是不同的。
图4 治理制度的功能效率指数
图5 治理总效率指数
综上分析可见，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国有企业最终目标而言，国有企业肩负的社会功能远远超过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相反，作为国有企业中间目标的运行效率由于必须服务于功能效率这一最终目标，使得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大打折扣，低于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的私营企业。两者的加权效应才是衡量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合理标准。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管理体制、治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有企业成为了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较强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新国企”(洪功翔，2010)。虽然都冠以“国有企业”，但“新国企”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国有企业相比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研究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就应该研究“新国企”，研究不同股权结构的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研究新的问题，应该按照经济学的规范研究范式，首先设定理论假设，其次数学逻辑推理，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假设的合理性。只有这样，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是对实际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正是基于这种规范的研究方法，本文首先提出了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假说并进行了验证。据此，我们构建了国有企业治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山东省统计年鉴》提供的面板数据，对不同股权结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企业的治理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与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进行了比较。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应该说是客观地反映了“新国企”的效率，这主要体现为：①考察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要从运行效率和功能效率相结合的视角来分析。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呈现逐年增进的态势，这表明山东省国有企业发展状况是良好的，但运行效率相对功能效率而言增速较慢。②以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企业的效率是较高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大，这充分说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与主导地位。③国有独资企业无论运行效率还是功能效率或是总效率与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企业相比都较低，这表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由之路。研究结论表明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应注意：
(1)深化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推动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改制为国有控股企业，完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和治理结构。研究表明国有控股企业的治理效率优于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独资企业。究其原因，在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独资公司中，国家作为唯一股东的制度安排无法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治理的制衡功能失效，进而影响了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提高。但国有独资公司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独资企业的效率，这说明公司制改造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途径。而多元化的所有权结构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条件，要真正提高国有企业的总体治理效率，对于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推进不可偏废。同时，考虑到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我们认为，应在保持国有产权控制地位的前提下，加大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力度，继续实施国有企业所有制多元化和股权多元化的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改制。
(2)明确国有企业定位，重视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双重属性的改革策略。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有企业发挥了更多的功能效率，所以，国有经济及其企业应该主要定位于社会属性强的领域。从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双重属性出发，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遵循以下思路：①需要完全发挥社会属性的企业应加强国家股权的控制力；②社会属性明显强于经济属性的国有企业应保持国有企业的控制力；③经济属性强于社会属性但仍具有社会属性的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原因或社会制度的特殊性，可以结合民营资本、外资实行产权多元化，加快股份制改造，积极稳妥地减持国有股；④在一些不需要承担社会功能的领域或者国有小型企业，应根据情况逐步实现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和民营化。
(3)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我们发现在所有的企业类型中，集体企业运行效率是第二位，功能效率和综合治理效率都是第三位，这说明集体所有制形式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我国的集体企业不仅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自身的治理结构，增强了市场活力和竞争力，同时作为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为整体社会福利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无论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集体企业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误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集体企业和集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发展集体企业和集体经济。
(4)学习私营、集体、港澳台等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提高运行效率。研究表明，尽管国有控股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总效率较高，但在运行效率上与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这说明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和管理水平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不能把国有企业肩负的社会功能作为其运行效率低下的借口。因此，国有企业必须学习优秀企业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提高内部激励和管理水平，提高市场活力和竞争力。
注释：
①部分数据是作者依据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②为了消除由于企业总量不同所带来的差异性，本文使用的指标均为比率值或人均值，这样能更合理地反映企业的投入产出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