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人口剧增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深层次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层次论文,生态环境论文,我国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是最重要的动力因素，它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推动着社会的变迁。经济发展又是以自然资源的消耗为前提，没有资源的消耗，就难以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作为主体，是连结二者使之成为不可分割的依恋者。千百年以来，由于时代的不同和认识上的局限，人类在实现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对环境作用，总是破坏与治理同时发生。尤其在进入20世纪以来，人口的急剧增加和人类对需要层次及其数量的日益不断的提高和扩大，使之不断逼进自然环境的最大承载力，引起环境负荷加重，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甚至出现了许多由于人口增加而造成不可逆转的不良结果。
人口的不合理发展，形成了对自然环境的巨大压力，进而诱发出频繁而日益扩大的生态环境灾害的发展，反过来又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使人类为此而付出许多高昂代价，如温室效应，沙漠扩大等。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制约了人类自身的发展。这种人与环境之间的负向作用，使我们必须运用协统的观点，正确处理人口的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必须从长远的战略角度，保持我们生态环境的良好和经济发展的永续。
一、现状
1950—1994年，世界人口从25亿增加到56.23亿，近10年来， 全球人口净增加了9.5亿，其中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预计2000 年全球人口将达到63.45亿。中国大陆人口1995年2月15日为12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即世界上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世界人口密度为38 人km[2]，我国则为129人/km[2]，是世界人口密度的3.4倍。从1890年至1949 年的109年间，我国人口只增长1亿。而1953—1964年11年间人口增加1.214亿，年均1100万，1964—1982年18年间人口增加3.0881亿， 年均1715万，1983—1990年8年间人口增加1.4亿，年均1750万，1991—1994年仍维持这个水平，以致1995年2月15日达到12亿。 这比国家的人口不突破12亿的奋斗目标整整提前了6年。
不可否认，近40多年来，人口控制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但也遇到跨世纪的难题，人口形势非常严峻，我国人口净增6.6亿。 其致因无疑是受封建文化的沉淀和传统生育观根深蒂固。虽然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但传统性、守旧性、私有性、群趋性、攀比性、反复性在现实中却表现突出，这自然加大了计生工作的难度，又因中间出现几次政策上的放松，如1982年以后，逐步开小口子，照顾二胎而使之由5 %上升为10%，加上农村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使人口翻番时间大为缩短，人口压力越来越大。我国现有农村人口9.3亿，占总人口的81.3%。 我国城市人口的妇女总和生育率虽然一直保持在1.2以下， 而广大农村普遍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总和生育率却一直在3左右，比城市高90%。 农村人口总体年龄较轻，蕴藏着巨大的、潜在的生育能力。全中国的人口总数比所有发达国家人口还多，而且正处在此次倍增台阶中点，据专家测算，今后每年出生人口总数，将在目前的水平上5—6年净增1亿， 2000年人口将达到13亿，下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最高峰，人口规模达到16亿。如果计划生育稍有疏忽，则可突破17.5亿，并由此导致我国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的来临，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其放大效应。与此同时，中国也相继进入老年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高峰。2040年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3亿，比现在增加2亿，约占当时人口的20%，相当于那时发达国家老年人口的总和，且在低收入条件下进入老年社会，抚养负担异常深重。
基数大，增长快，素质低是我国人口的基本情况，人口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核心。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引起耕地、粮食、森林、草场、能源、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压力，从而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匮缺、灾害频繁等一系列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不仅使原来结构复杂、功能多样，调节能力强的生态环境遭到空前的破坏，而且造成对大自然索取超过了其供应能力，最终危害整个生物圈。
二、问题
1 耕地日趋减少 全国国土总面积960万km[2]，居世界第三位，但由于人口多，各项建设用地不断增加，致使人均占有量呈直线下降。1957—1990年，各项建设用地、弃地、浪费与因灾害损失的耕地达42.73km[2]。目前，我国耕地面积正以每年60万km[2]的速度减少，而每年人口增加1700万。人口增加使人均耕地剧减，1990，人均耕地由0.18km[2]降到0.084km[2]。人口与耕地的反向发展，使我国的耕地承载力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
2 粮食矛盾突出
我国粮食产量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居世界第一位。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占有粮食水平低，吃饭问题成为中国最大的问题。1986—1990年粮食产量增长2.3%，粮食3855kg/km[2]，人均占有粮只有368kg，到2000年，我国粮食即使达到5000亿kg， 人均粮食也只有390kg。这种状况， 将继续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严重限制因素。
3 森林植被锐减 我国森林面积达13093 万km[2]， 活立林木蓄量达109亿m[3]，活立木年均生长量3.29亿[2]，年均消耗量3.45亿[2]， 年均赤字1537[3]；每年用材林赤字达9700万[2]，森林覆盖率13.8%，平均值仅为世界的18%，人均占有森林面积居世界136位。据近10年统计， 全国森林面积减少23.1%，森林蓄积量下降22%。森林的破坏，使得木材和林副产品短缺，打破了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使得珍稀动物濒临灭绝。
4 草场退化加快 我国共有草地4亿km[2]。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和片面追求牧畜头数，使草场退化日趋严重，退化率由70年代的16%上升到现在的37%，平均每年以67万km[2]的速度递增，牧草单位面积下降1/2—1/3。同时，草地牧畜头数直线增长，畜草平衡破坏，不仅直接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而且加剧了草地灾害的发生。与草地灾害相伴生是牧畜饥饿、营养不良和冬瘦春死的大量发生，每年因掉膘和死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亿元。
5 水土流失严重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492万km[2]，分布黄土高原、长江流域、辽河上游、横断山脉地区和南方丘陵地区，年损失粮食10—30亿kg，直接经济损失40—60亿元。仅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每年流入海洋的泥沙相当于40万km[2]良田沃土，其中N、P、K 含量超过我国化肥一年的施用量，折合人民币24亿元。由于水土流失难以遏制，40多年来新建的水库已有25%淤塞，直接经济损失达200—300亿元，水库工程效益大大下降。水土流失造成河道淤塞，破坏了航运与交通，全国的内河航运里程比50年代缩短6.4万km，减少34%， 更为严重的是水土流失使水域生态环境恶化，地貌植被破坏，产生新的水土流失，恶化生存空间。
6 沙化面积扩大 全国沙漠化土地153万km[2]，发展速度超过治理速度，每年新增沙漠化土地由10万km[2]扩大到17万km[2]，有1/3国土受到危害，60%的贫困县集中在这里，每年因风沙造成的经济损失达45亿元，损失粮食5—10亿kg。如贺兰山、乌鞘岭以东地区， 鄂尔多斯到宁夏以南农牧交错区从50年代到70年代因沙漠化扩展，已丧失土地3.9万km[2]， 目前约有400万km[2]耕地，500万km[2]草场和2000km铁路处在沙漠威胁之中。
7 水资源消耗日增 我国多年来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8124亿m[3]，低于地球大陆平均水平，居世界第六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拥有水资源2637m[3]，是世界人均水量最少的国家之一。仅为美国的1/4， 人均占有量仅居世界第88位。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尖锐，全国有近 300个城市缺水。400万km[2]耕地及草地总面积的1/3 受到缺水的威胁， 另有5000万农民和4000万头牲畜缺乏足够饮用水。就全国来说，相当一部分机井因地下水位下降，水资源枯竭而废弃，许多水库无法发挥正常效益，在1986—1993年间，全国灌溉面积减少107万km[2]。 我国北方土地面积占全国60%，而水资源仅占全国的21%。
8 污染遍及城乡 全国废水排放量370亿t，其中工业废水占3/4，已有80%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废弃固体物历年占地6.7万km[2]。直接受工业“三废”污染耕地达0.067亿km[2]， 近几年来以采掘初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成为第二大污染源，且点多面广。
9 灾害频繁发生 我国是一个多灾的国家，近几十年来， 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灾害种类越来赵多，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危害也越来越大。1970年以前十年才出现一次的重灾年，近20年来每3—5年发生一次，粮棉成灾逐年上升，抗灾能力减弱，如减灾面积占受灾面积之比重在“四五”期间平均为27%，“七五”期间为50%。1993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5627km[2]，在受灾作物中，减产30%以上者占受灾面积的40%，减产80%以上占总受灾面积的20%。各类直接经济损失达933亿元。
三、对策
1 保护人类生物圈，实现人口零增长 目前， 全世界越来越重视控制人口增长，慎重对待不可再生资源和全力保护环境，为此：①我国目前人口与环境问题已十分尖锐，应该尽快实现人口零增长。制定发展战略时，既要尊重人口发展和环境演变的内在规律及我国的基本国情，又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②我国的人口控制应采取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办法，要认识到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是计划生育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保证。③必须注意计划生育政策的科学性和相对稳定性。④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⑤制定人口与环境发展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发挥精神文明的作用。⑥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在青壮年中加强人口教育和环境科学教育。⑦坚持开源与节流的方针，大搞生态建设，开发自然资源，使人口、资源、环境三者协调发展。⑧对土地资源、草场资源、林业资源、淡水资源、石油资源采取的开发政策和利用方针等，不但研究人口与资源承载力，还要研究资源的合理利用、分布特点、人口增长。
2 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对人类活动和自然作用所造成的不合理生态失衡，需要逐步地的建设，要防止人与生产、生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对已破坏的要尽快治理，对未破坏的要加以保护。改善生态环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要防止单纯抓生产而破坏生态，又不能忽视群众生活存在的实际问题，必须坚持改善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相结合，对待生态平衡，要有发展的观点。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只是指生态系统内能量转化与物质循环之间要保持一种协调关系，而绝不意味着恢复自然生态简单平衡，因为自然环境，随着人类的需要的不断提高而呈现动态变化，这种变化的正向作用，只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然而，人类限于对生态所认识总是在发展中破坏环境，在破坏后整治环境，在治理上虽然取得许多成就，但却付出了沉重与高昂的代价。因此，我国必须剔除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不然制止生态环境恶化，对于新开工企业，无论在乡村，或在城市，均有可能成为新的污染源，因此，必须在施工前制定出污染处理办法和控制方案，使生产与环保同步进行。对历史遗留下来生态失衡地区，应本着对后代负责的态度，必须加紧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生态平衡失调往往是历史长期积累形成的，是多方面的因素引起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解决，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所以要有长期战略观点，充分运用各种生物措施，工程措施以及经济和法律手段，实现综合治理，坚持连续治理，促使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3 强化国情意识，协调人·环关系 人口众多，经济薄弱， 环境恶化，资源供给能力差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过去4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经济高速度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但在实践中只注重经济发展，忽视人口问题与自然保护，加上增长中低水平含量形成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以牺牲资源质量为代价来谋求眼前和短暂经济高速度增长，导致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与所必须的环境支持系统遭到破坏，使国民经济陷于恶性循环之中。这既恶化了生态环境，弱化经济发展后劲，又使得资源潜力日空，生态环境恶性循环。科学地认识经济发展与资源的合理利用互相间关系，是协调经济发展的关键。尤其是在向下个世纪迈进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也将有大的发展，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工业进程的加快，如不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之中，要创造出适宜的环境在内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把破坏自然解决于经济建设过程之中，使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同步协调进行，还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改变地大物博观念，强化人均意识，正确运用可行措施，提高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水平，使之建立在合理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基础上，以便促进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同步，确保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协调人口与自然的关系，缓解资源总量与总供给的矛盾，根本的出路在于合理的开发利用，尽量改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资源高消耗、低效益粗放经营局面。为了提高全民生态意识，我们要通过“世界人口日”、“植树节”、“土地日”、“世界环境日”、“国际减灾十年”等活动，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利用现代技术，增强经济观念，挖掘资源潜力，大幅度提高资源综合效益，向资源开发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4 建立发展机制，综合整治环境 中华民族的发展， 最终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要采取有利于持续发展的方式，充分发挥各种优势，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①坚定不移地贯彻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两项基本国策，同时应将资源的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列为基本国策，不断提高全体国民的资源、环境意识；②把发展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手段，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素质。③建立一个资源低消耗的节约型经济体系与生产相适应的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我国社会发展向高效持续型过渡。④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行人口目标的同时，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发展各类劳动密集型产业。⑤要靠自然资源“增殖”，强化自然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及综合利用，有限度地向海洋提取资源，开发代用材料和非金属矿物材料的应用；切实抓好生产废弃物和生活旧特物的再利用；健全管理体制和法律体制；生产洁净高效能源，提高利用率，广泛开发可再生能资源节能技术。⑥着力控制污染、抑制生态破坏，实行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加强区域综合治理和生态建设，增植自然支持系统，建立完善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防、抗、救体系，发展减灾理论与技术，增强我国承灾、防灾、抗灾、救灾能力。⑦努力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在城市发展和人口规模问题上，坚持高（经济增长快、效益高、科技程度高）精（技术先进的城市工业）轻（城市人口要少）优（人口素质优化）的城市发展道路，坚持“衡量一个地区是否兴旺，主要看经济是否发达”的观点。⑧稳定现行计生政策，把计生工作纳入依法管理轨道，尽快颁布《计生法》，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管理条例》，使计划生育工作法律化、规范化、制度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之间要紧密联系互为条件，且相互制约，要协调发展，通盘考虑，全面规划与平稳协调，要实行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从思想、政策、法规、管理体制与技术教育等拿出对策、办法、措施，保护协调。
5 协调人地关系，建立“内引外联”机制
人口发展的快慢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好坏，由于近百年来人口迅速膨胀，很有必要重新认识我国“地大物博”、“地广人稀”这一概念。如：解放前新疆人口密度为3/km[2]，而现在新疆为10人/km[2]，南疆地区人口密度高达70—110人/km[2]。从自然环境和土地资源容纳来看，北方人口压力还在不断加剧。据分析，藏北高原1km[2]能养活一个，藏北高原要占西藏65%，而目前的密度是2人/km[2]。可见，从环境、资源状况以及现实生产力来看， 西藏人口密度并不算低。又如新疆土地面积占全国16%，但严重缺水，全区土地面积50%是高山，40%是沙漠、戈壁，可耕地面积较小。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增长较快，实行计划生育稍有好转，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遏止，同时部分地区恶化的地理环境，落后的风俗等因素，也对提高人口的素质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坚持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大力提倡优生优育，特别是边远偏僻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要从改革不合理的婚姻习俗做起，努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提高全国素质奠定基础。为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必须多方面配合，增强人才凝聚力，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建立“内引外联”的人才调节机制，中西部以多种形式吸引东部地区人才，实行有计划的技术智力交流，以城市为依托，向乡村辐射，实行技术和智力下厂、下乡并以配套的措施政策做后循。
6 控制人口增长，搞好经济建设 全国国民动员起来，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计生政策，把家庭生育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切切实实把计划生育工作抓好，帮助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生育和国家现实之间的矛盾，把个人利益同国家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识到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而盲目生育则会祸及自身，遗患于子孙，使农民由目前政策“要我计划生育”变成“我要计划生育”，自觉自愿采取节育措施。全力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充分认识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把控制社会总需求和遏止人口增长结合起来，坚决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人口增长率。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农村，控制人口增长的潜力也在农村，农村的重点又在山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1982年—1993年12年间，汉族增长11.4%，而少数民族增长37.2%。少数民族增长在30%的有20个民族，在70%有44个民族，在100%以上有5个民族，最高的仡佬族794.%，是汉族的66倍多。抓好这些地区的计生工作，全国人口的增长率有望大幅度下降，另外把劳动生产率或经济效益搞上去。我国工业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日益突出，1993年和1985年相比，在全国重点企业考核指数中，有62%的质量指标下降，31.7%的消耗指标上升，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由27.8元降至11.9元，每百元销售收入利润由17.8元降至5.9元。证明我国工业经济降低了30—35%。人均国民收入也在下降， 应采取政策和技术措施，使国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提高国民经济的同时树立群众观点，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实践证明：凡是群众生产、生活困难解决得比较好的地方，计生工作就比较好开展。在进行计划生育这个天下第一难工作时，要提倡双向思维，不光从群众少生上考虑，也要切实解决好国民实际困难，把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各级政府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民，要努力帮助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使国民切实感到计划生育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个人。
7 采取综合措施，合理分流人口 首先，大力发展农村， 在发展“一优二高”农业的同时，在保证粮食生产的条件下，进行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充分利用房前屋后，搞好庭院经济，特别应在家庭手工业上大下功夫，这样可以分流一批劳力。搞好大农业生产和发展大农业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实行区域化专业生产，从而使人与生物圈协调一致。第二，开放、健全劳动力市场，实行企业、劳动者个人双向选择，以及劳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努力做到人尽其力。第三，实行就业渠道多元化，形成就业平等、公平、公开的竞争机制，同时消除干部、工人这种职别划分标准的做法，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精神。第四，适应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的需要，建立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形式的户籍制度，并规范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县城、及县以下的小镇，允许公民自由迁移，流动。进城镇落户的居民与原有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加强对人口的统计分析工作，为经济建设和治安管理服务。第五，有计划地建设发展小城镇，这是减少9.3亿农业人口的主要途径，同时， 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也要为乡镇企业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在这个问题，既要鼓励多元主体投资，大力吸引外资，又要加强宏观指导，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以此引导乡镇企业合理布局和上水平。促进工农业共同发展，缩小三大差别，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六，调整农村人口内部职业构成，减少农业人口，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农民进城镇务工应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应将农民进城务工税收的一部分返还于土地，用于改造和提高土地质量，为未来发展积蓄能量。第七，实行部分青壮年的劳务输出，使之去东南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做工，一部分可去条件较好的地区，一部分人可到国外去从事建筑业和服务业。
8 提高人口质量，发展国民经济
人口生育观和生育行为与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有密切关系。文化程度高，物质高度文明者，不愿多生育，愿尽情享受，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地区生育欲望极高，常见“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上海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是贵州的20倍，贵州的总和生育率是上海的3倍强；浙江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是广西的2倍，广西总和生育率是浙江2倍强，江苏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是新疆的3倍，新疆的总和生育率为江苏的3倍。所以，提高广大农民文化素质， 是当前面临的严峻问题。建国以来，文化事业虽有较大发展，但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在一些边远贫困山区，仍然存在着青壮年人口科技水平低，文盲、半文盲和地方病的人口素质问题，为了充分实行综合方案，必须千方百计的提高人口素质：①在青壮年人口中，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采取电视广播教学，集中培训和职业教育等途径，尽快造就一大批经济建设的主力军；②在文盲、半文盲分布较集中的山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利用农闲进行扫盲，开设识字班，在近期内使35岁以下的文盲摘帽子；③地方病严重的地区，除药物治疗和改水外，还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扩大物质交流，食外地食品，从而减轻地方病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④把教育与计划生育结合起来，对遗传性的痴、呆、傻者，要限制生育，努力提高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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