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的新境界——简论“改革动力论”对“矛盾动力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力论文,新境界论文,矛盾论文,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理论的同时，克服了毛泽东认识上的缺陷和失误，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表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的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联系等问题上，深化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
关键词 社会基本矛盾 发展 动力 改革
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邓小平对此问题都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而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则深化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深刻认识“改革动力论”对“矛盾动力论”的丰富和发展，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处在一个由革命转入全面建设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的社会矛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发展，成为当时紧迫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和大量调查我国现实情况的基础上，经过深刻的理论思考，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在认识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毛泽东以深思熟虑的理论观点，批评了那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对这一矛盾的内容、性质、特点以及解决方法都作了原则性的理论阐述，从而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创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和实践也有严重的缺陷和失误。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表现的分析和判断存在明显的失误，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他后来完全背离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和解决方法的正确思想原则，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提法比较好”，但“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具体地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现实情况，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新见解、新观点，形成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为在理论和实践上科学地解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作出了新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坚持以生产力为标准来考察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适应性，从而正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揭示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生产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引发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根源，考察社会基本矛盾，必须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分析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适应性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认识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没有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标准，而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程度高不高、上层建筑纯不纯为标准，去衡量现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否相适应，因而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判断失误。他认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就在于生产关系中还存在“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成分，还有“资本主义的尾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主要在于“党内有资产阶级”，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走资派”。毛泽东的这个错误认识，直接导致了脱离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揪走资派”的错误实践，使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判断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并把这个标准贯彻到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考察之中。在总结历史的教训时，他说：过去我们照搬别国模式，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错误，如“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以及“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谈到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现状时，他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2〕，管理工作中官僚主义严重，“机构雍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这“同社会化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3〕。又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 存在着不少的弊端，压抑了人民的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认识，坚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标准来衡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利弊得失，从而正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在此认识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揭示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说：鉴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必须“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4〕， 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
二、深化了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范畴的理解，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个层次，从而找到了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正确方法和途径，揭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
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一直没有走出这样一个误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本质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说有矛盾，那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的那种高度完善化的程度，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程度还不高，上层建筑还不纯，而没有看到现实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即经济、政治体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中，逐步认识到，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本身包含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个层次。基本制度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规定性，体制则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无疑是相互联系的，前者要通过后者来实现。但两者也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基本制度是相对稳定的，而具体体制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基本制度好并不等于具体体制也好，具体体制有弊端也不等于基本制度不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制度层次上讲是个好制度，但如果没有实现基本制度的好体制，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作法”〔6〕。又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 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7〕。 这里所说的“具体作法”、“具体制度”，就是指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即经济、政治体制。这个认识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后来又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范畴。
邓小平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范畴的深化理解和“体制”范畴的提出，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解决是一个重大突破，直接奠定了“改革动力论”的思想理论前提。首先，它准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症结所在——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它为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改革，即革除旧体制中的弊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再次，它揭示了改革的对象和性质——改革体制、完善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不是革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通过革除原有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正是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理论解决，形成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划时代的新思想。
三、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重新摆正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或迟或早地引起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如此循环往复，促进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断发展和整个社会不断前进。这一规律表明，生产力发展既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动因，又是这一变革的目的和归宿，任何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不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变革，都不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的又一失误，就是他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认为只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能不断地推动社会主义前进，因而在实践中不顾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和是否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效果，不断地发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其结果不但没有真正推动社会主义进步，反而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破坏了经济建设，致使我国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强调指出：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以此观点为指导，他紧紧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点来思考和设计作为我们党的一项重大方针政策的改革问题。首先，他明确指出，我们进行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他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到我们党决定进行改革的原因时指出：我们之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一是由于“过去我们照搬别国的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8〕； 二是因为在“左”的路线指导下“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9〕； 三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采取了一些错误作法，使经济、政治体制僵化，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总之，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次，明确指出改革的各项政策和措施的选择都应建立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他说：我们现在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10〕。第三，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浸生产力。他强调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1〕，“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12〕。第四，与上述各点相适应，他提出了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强调了以发展生产力作为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这就遵循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摆正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片面追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错误，从而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真正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四、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贯彻到底，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新论断，从而在彻底的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高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有没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通过什么方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过去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基本适应生产力的，某些局部的不适应不致于产生严重束缚的问题，因而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已经完成，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说，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反思，认为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因为，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看，由于体制不合理，路线政策不对头，以致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还存在“解放”的问题，还需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3〕。从改革与革命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意义上，邓小平还称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的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一扫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讲解放生产力的沉闷观点，以彻底的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理论观点，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与生产力发展的密切联系，揭示了改革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理论认识更加完善、深刻和科学。
注释：
〔1〕〔2〕〔3〕〔4〕〔5〕〔6〕〔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第二版第182、145、150、135、150、250、327页。
〔8〕〔9〕〔10〕〔11〕〔12〕〔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第一版第237、134、135、108、134、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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