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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 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04）02-0005-09
1 总的判断
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可以作出4点基本判断：
1.1 经济总量相当可观，人均还比较低
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由1986年的2.93∶1，变为2000年的8.27∶1；如果是原定的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达不到800美元。但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原来的预计，2000年人均854美元。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为主，转变为需求约束为主，由此引起宏观经济政策带根本性的转折，即从过去的限制消费的政策，转变为扩大消费与改善供给相结合的政策。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许多方面经济政策的变化，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考察中国经济，要注意总量和人均两个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6位，假定保持近些年的发展态势，中国年均增长7％左右，现在经济总量大于中国的国家年均增长2.5％，今后5年会超过法国和英国，2015年前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位。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可能由2000年的3.4％，提高到2010年的5.4％，2020年的8.4％。但是，按人均计算，现在还不到1000美元，刚刚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注：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按199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划分，并按当年汇率计算，下中等收入国家为756～2995美元。），在世界排名100位之后。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要更多一些。对中国购买力平价有不同的计算，最高的是2001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2015年的世界经济》中的预测，2000年中国GDP 6万亿美元。即人民币与美元1.5∶1。世界银行推算2001年我国GDP为5.1万亿美元，大体上2∶1，人均4000美元以上。我国专家前些年测算，购买力平价人民币对美元为2.5∶1。OECD和我国统计局最近选北京、上海、重庆、哈尔滨、武汉、广州、西安七城市进行比较计算，1999年为4.94∶1，2000年为4.88∶1，2002年为4.65∶1，人均1700美元，而且说明人民币购买力在逐年提高。但是，即使用购买力平价法，我国也还是中下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购买力平价也是有缺点的方法，而且不便操作。汇率法也有缺点，但简便易行，现在世界普遍采用的还是汇率法。
1.2 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
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产业构成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变动趋势。在农产品供给实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前提下，1978～2000年，第一产业比重由28％下降到15.9％；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人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占总就业的比重由70％降到50％以下；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量迅速增加（197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2000年初级产品出口额254亿美元），但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由50％下降到10％，工业制成品比重由50％提高到90％。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能力比较强大，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得到基本缓解。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明显，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业化进程很不平衡，从科学技术水平、工业制造水平、工农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等项指标考察，中国现在都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时的水平；但城市化水平低，农业人口仍然占人口绝大多数，还没有达到那些国家当时的水平。我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大体上相当于英国1850年（37％），北美1910年（41％），日本1950年（38％）。总的判断，中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
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工业化划分标准，换算为1998年汇率，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1200～2400美元，中国还没有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工业化初期为人均3010～5350美元，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是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有十多亿人口，进行国际比较，有许多指标会发生扭曲，在许多方面有不可比性。例如，恩格尔系数、外贸依存度和基尼系数等，都有此类情况。
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这个总体判断，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大的框架有了，基础奠定了，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按照新体制的轨道和规则运行；一是说，这种体制还很不完善，在制度层面还有缺陷，运行机制还不健全，社会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经济法制还不完备，经济效率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观。综合评估，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50％以上，最近有研究报告说已经达到69％。中国已经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变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已经由封闭半封闭型经济初步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15年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期，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经济体制的状况。
1.4 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2000年同1980年相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57.5％下降到39.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9.1％，各下降18个百分点左右。2.5亿农村贫困人口中85％以上已经脱贫，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由30％降到3％。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5个方面16项指标，对小康进程综合评估，2000年全国总体平均生活水平跨入小康社会的初期阶段，大约有75％的居民初步过上小康生活，13％接近小康水平，12％离小康还有较大差距。就是说，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目前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
第一，小康是指温饱有余、还不富裕这样的状态，2000年实现小康是改革初期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而提出来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三步走”实现了两步，不等于走完了现代化全程的三分之二。小康社会是从温饱到现代化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发展阶段，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现在刚刚迈入小康社会的门槛，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比，现在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
第二，即使低水平的小康，也还没有全面达到。农村还有3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6000万人口虽已脱贫，但还是低水平和不巩固的温饱，生产和生活条件还很脆弱。城镇有2000多万人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还有更多的人口，虽然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但尚未达到小康。
第三，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以及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多方面，以及小康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进展状况和达到的水平也不平衡。一般说来，吃饭穿衣的基本生存条件解决得比较好，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还比较差，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还很突出。说“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就是考虑了这种不平衡的情况。
提出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由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因为目前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巩固和提高目前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努力。
第二，从有步骤、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要求看，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50年，时间跨度比较大，需要划出一段时间，提出一个鲜明的阶段性目标，以便于规划社会经济发展和动员人民。
第三，从国际影响考虑，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务实的、温和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调的目标，符合邓小平同志“深藏大志，收敛锋芒”的战略思想，有利于真实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良好形象，也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初步达到小康，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2 目标和任务
总的说，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有二重含义：一是覆盖面的全面，就是说，是使十几亿人口共享建设成果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二是建设领域的全面，就是说，不仅是经济发展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是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要响亮地提出全民共享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口号。
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基本任务，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把握：增长速度、经济走向、人民生活、体制改革。
2.1 经济增长速度：20年翻两番
年均增长7.2％。根据我们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和模型预测，2001～20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7％～7.9％。更高的预期测是8％～9％。即使考虑到中国经济基数越来越大，考虑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20年翻两番也是有可能的。当然，持续40年保持高速增长是不容易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40年平均达到7％以上增长速度的只有韩国（8.4％）、新加坡（7.9％）和泰国（7.6％），平均6％～7％的只有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平均在5％～6％之间的有日本、印尼、土耳其、巴基斯坦和莱索托。中国再有20年高速增长，也是40年高速增长，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20年如何规划，一些重要指标如何确定，各项目标如何统筹协调和全面实现，制定发展规划要注意些什么问题，都是需要研究解决的。“十五”计划头3年进展情况很好，“十一五”计划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2.2 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
继续推进工业化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面临两方面的情况：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国内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中国不能再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而且也有可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早期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工业化，稍后日本的工业化，以及20世纪中叶以来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相比，时代背景有很大不同。第一，世界科学技术革命有重要影响，使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与早期工业化国家在相同收入水平时有很大区别。第二，世界范围内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建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工业化的继续推进也有重要影响，使我们有可能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第三，中国人口多，以及过去几十年工业化道路的特殊国情，对工业化进程更有重要影响，表现在产业结构、技术政策、就业政策和地区政策等许多方面。这些情况，一方面使中国有可能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成就，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必须处理好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合理性的关系，把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作为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要求。既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和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和提高，这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20年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是：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5.9％降至10％左右，第二产业由50.9％降至30％～40％，第三产业由33.2％上升到50％～60％。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50％降至30％～35％，每年下降0.75～1个百分点，大体上相当于1980～2000年的进度，应该是能够达到的。
城市化进程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历史进程，其实质是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也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农村发展面临着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人多地少，不容易形成规模经营。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过去基本上是农业生产问题，现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仍然是个重要问题，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14亿亩，是解放以来最低年份，粮食产量8600亿斤，是1990年以来最低年份，要引起注意。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出路在“三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问题。说“城镇化”和“城市化”，实质是一样的，就是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央决议用“城镇化”的概念，是为了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防止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城市病””。但光靠小城镇也是不行的，占地多，积聚效应差，多数地方缺乏经济基础，现在农民务工实际上大多也是在大、中、小城市的。过去长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经济体制下推进工业化，导致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在1958～1978年的21年间，城市化水平只提高2.5个百分点。按照这个进度，实现城市化要400年。8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1985～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2.1亿，200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36.2％，比1978年提高18.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83个百分点。2003年已经达到39％。因为起点低，现在中国城市化率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说明发展潜力很大。在过去20年9％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占16％左右，也就是1.5个百分点。今后二三十年，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城乡分割是历史包袱，但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有潜力很大的国内市场，解决得好可以成为推动发展的动力。保持90年代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进度，2020年城市化水平可以达到55％左右，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占的比重可以降到30％～35％左右。即使达到这样的目标，2020年农村人口仍然在6亿以上，“三农”问题还是一个大问题。
城市化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长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管理问题。城市化可能会带来的混乱和不稳定因素，是任何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难以完全避免的，需要妥善引导和管理，包括户籍制度、进城农民的权利和义务、住房问题、子女就学问题，等等。
二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生计和农村稳定的基础，要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慎重态度。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部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统筹规划，节约使用，保护农民的权益。有研究估计，过去靠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剥夺农民，1953～1985年，农民总共损失6000～800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近20年通过低价征用土地，农民总共损失约2万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失地农民”有2000多万人。在土地转让费总额中，征地费用所占比重很低，一些地方不到5％。在不少地方，50％以上的农民上访同土地使用权转让有关，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是县、乡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干部积极性很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原始积累性质的剥夺，是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些地方建设各种“形象工程”的条件。廉价征地使农民遭受的损失，一部分变成了工业化的积累，这在客观上有积极意义；一部分进了开发商的腰包，造成一些人的暴富，不少腐败和犯罪案件同土地转让和开发有关。需要有新的立法和大的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这样做，原始积累会少一些，但从长远看，工业化进程并不会放慢，相反，因为农村社会稳定，农民收入增加，会保证工业化更迅速、更稳妥地进行。这也是工业化的两种思路问题。农民增收难，要在这些大政策上打主意，除土地费用之外，还有农村教育经费、国家财税体制，以及行政体制改革。总的来说，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需要适当向农民和农村倾斜。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地区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地区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自古以来发展不平衡，今后发展仍将具有不平衡的特点。西部大开发不是短期的政治突击任务，而是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利条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有可能用更大的力量支援落后地区发展，这几年国家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大量投入，建设一大批交通、能源和水利工程，生态建设、科技和教育投入在增加，地区特色产业在发展，对外开放在扩大。不利因素是，不少地方自然环境恶劣，以及劳动力近乎无限的供给给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带来的特殊困难。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东西部地区增长速度的差距在缩小，“八五”时期是5个百分点，“九五”时期缩小到2个百分点。但是，现在还不能做出这种发展趋势能够长期保持的结论。近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国债投资和中央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拉动的，长期维持还没有保障。按现在的划分，西部地区包括西南五省、自治区、直辖市，西北五省、自治区，加上比照实行西部优惠政策的内蒙古和广西，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3％，人口占28.6％，GDP占17.1％。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点在东部地区，最终落脚点是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促进地区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大量政策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研究。根据我们的预测，最近20年还不可能缩小地区差别，而只能逐步扭转差距扩大的趋势。在今后相当长时期，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现在GDP超过1万亿元的有广东、江苏和山东，加上浙江和上海，占全国的45％左右。经济发达地区继续加快发展，对于全国经济的发展，对于支持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性或多层次性，各地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现代化的程度会有高有低；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国家现代化的整体性，不能层层分解，划小地区范围，降低现代化标准，纷纷宣布率先实现现代化，或者纷纷宣布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那样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可能产生消极后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绝不是很容易达到的低标准，而是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高标准。现代化有更高的标准。
现在已经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人口众多、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破坏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现行体制和法律、法规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等等。
我国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发展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相当突出。现在主要是水资源和石油资源。水资源只能靠国内解决，要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节水，靠体制和政策实现节水，建设节水型的社会，包括生产和消费。石油资源不是必须通过国际贸易解决。我国石油消耗2002年已经居世界第二位，年石油进口量7000多万吨。一种预测是，2010年进口可能超过1.5亿吨，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将达到50％，2020年进口量可能达到3亿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大国。我们必须在国际上寻找稳定的石油供应资源，而在世界石油市场，20家大型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球已经探明的优质石油储量的80％。2002年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石油资源已经达到2000多万吨。我国石油进口来源，中东占54％，高于美国的30％，就是说，我国从中东进口石油比美国少，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比美国高。非洲占24％，印尼、越南等国占14％，其他国家8％。俄罗斯有很大潜力，但石油开采合作也存在不少问题，存在着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较量。石油是我国经济的薄弱环节，同国际经济形势和政治格局有密切关系。建立国内石油储备体系是一个战略问题，也可以考虑用外汇建立期货储备。经济总量越来越大，要靠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来缓解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在对外贸易的战略选择上，除资源进口外，要减少初级产品出口，进口高资源消耗的产品。
2.3 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
实现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按现在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000美元左右，相当于现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生活将有显著提高。消费的趋势，是消费领域的拓宽、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消费质量的提高，这些方面正蕴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1）关注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城乡还有5000万贫困人口（农村近3000万，城市2000万以上），加上处于低水平、不巩固温饱状态的6000万人口，总共在1亿以上。这1亿多人口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尽快使之巩固地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过上小康生活。现在尚未脱贫的，生存条件一般比较困难，农村贫困人口中因生存环境异常恶劣者，因疾病等重大灾害致贫或返贫者以及残疾人，就各有数百万之多：每年都有大量人口脱贫，但也有因新近失业或其他原因而进入贫困人群者。
2）积极扩大就业。解决就业问题是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从总量上看，中国解决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但现在仍然存在庞大的失业队伍。综合各方面的研究结果，目前城镇失业率，包括登记失业、下岗职工和其他类型的失业，总计大约在8％～10％。现在城镇登记失业率呈上升趋势，下岗职工再就业率呈下降趋势。农村大约有1.5亿左右的过剩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2010年前适龄劳动人口每年新增1000万人，就业压力很大；2010年之后适龄劳动人口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可能开始减轻。
3）完善社会分配政策。主要是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适当提高居民消费的比重，即妥善处理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消费率曾经明显提高，带有对过去长期“高积累、低消费”政策“矫正”的性质，但其后多年呈下降趋势，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我国处于继续推进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客观上需要比较高的投资率，但目前投资率高达40％，理论界普遍认为偏低。2020年提高到60％，介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应该是可能的。在国计和民生的关系上，要更加注重民生。这是一个大政策，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举措，也是开拓国内市场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须。
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即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虽然考虑到：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有其必然性；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发展的均质性比较低，收入差距的扩大仍然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对差距程度如基尼系数（注：世界银行对1980年中国基尼系数的估算：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23，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16，城乡合计为0.33。1988年，赵人伟等中国学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调整后计算，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为0.382，城市和乡村分别为0.354和0.34。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计算，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为0.456，城市和农村分别为0.354和0.336。多数学者认为，统计局的计算结果大体反映目前中国收入差距状况。但是，对其社会经济影响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估计，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条件下城乡合计计算基尼系数意义不大。）有不同估计，对政策取向也有不同认识。公众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反应趋于激烈，甚至引起社会的不安定，而政府目前尚缺少明确而有力的调节意向和手段。从发展趋势看，中等收入阶层将会逐步扩大，据社会学学者的研究，每年将增加1个百分点，从目前的18％上升到38％左右。
4）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新的发展观，体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国民教育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以及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社会秩序。这是使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权利和生存环境得到全面改善的目标。我们追求的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发展也不仅是GDP的增长。“非典”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要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重视改进政府对社会的管理。
2.4 推进制度创新
现在仍然处在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必然的情况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清除，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几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经济发展仍然经常遇到体制性障碍。现在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的并不是对重要性没有认识，而是没有找到适当的改革办法，例如国有企业改革；有的是实践中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例如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有的是改革初期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例如金融体制。也有一些问题，例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失业和贫困问题，本来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常有的，改革初期不大容易引起人们重视。深化改革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做“完善”的文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面向世界贸易体系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2020年的目标。实现了这个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种特定意义上的改革或者说体制转轨，就完成了。在新的阶段，初期普遍受惠的改革措施，余地越来越小；如果损及部分人利益，就会增加改革难度。三中全会《决定》特别强调“统筹兼顾”，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有重要意义。
制度创新不限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对于政治文明，理论界还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指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政治制度。这当然不错，但是，政治意识可以包括在精神文明里，而且如果只说政治制度，那么，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就没有包括，也是一个缺点。我的理解，政治文明大体上就是体制或制度文明，包括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而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又是最重要的。人的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更带有长期性、根本性和稳定性。各方面的改革，各方面的成功经验，都要总结和上升为制度，从“人治”转变到“法治”，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3 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
算一个大账：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按不变价格计算为36万亿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为4.3万亿美元，人均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下限；基本实现工业化，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降到30％～35％；城市化水平达到55％以上。2020年之后，由于劳动力总量逐步减少；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降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体制效应减弱；以及随着工业化基本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将变缓，对经济的带动作用相应减弱；由于这些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趋缓。假定，2021～2030年年均增长5.5％左右，2031～2040年年均增长4.5％左右，2041～2050年年均增长3.5％左右，那么，2050年GDP比2020年翻两番，为2000年的16倍，按不变价格和不变汇率计算，为14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7.2万亿美元，人口在16亿以内，人均1万美元以上。按现在的标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问题是：第一，经济发展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长期预测不可能准确；第二，汇率不可能长期不变；第三，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国际标准，也是变化的。即使如此，可以预期，再经过半个世纪时间的努力，中国能够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是非常艰巨的历史性任务，绝不是没有困难的，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正在实现三个根本性的转变：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正在进行三个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或者说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和健全。三个根本性转变，三个文明建设，都是极其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从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大约是15亿人口，是在产业革命以来200多年时间内分批完成的，每一个50年内新迈进工业化社会的人口不超过3亿。中国2020年14亿以上人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工业化，21世纪中叶15亿以上人口实现现代化，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这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生产力的大发展、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要顺利实现这场深刻变革，避免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剧烈社会震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许多做法，都与此有关。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艰巨性，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困难，要有清醒的估计。
要高度关注国际环境的影响。在开放的条件下，国际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中国正在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中，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将越来越直接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加入WTO之后的经济改革，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适应国际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修订和制定，努力争取使之符合我国的利益。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同国际“接轨”，而是在开放环境中实现国内经济体制同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相互协调。加入WTO也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环境，一方面开拓了发展空间，同时开放型经济发展也可能遇到风险。中国是有影响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势必对国际格局带来影响，遭遇到各种阻力，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舆论的阻力。经济上的摩擦会增多，不仅同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经济摩擦是正常现象，不要都政治化。
国际上有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由此造成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空心化。应该说，由于中国制造业有比较雄厚的基础，劳动力便宜，市场潜力巨大，投资环境在继续改善，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发达国家将某些传统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制造业有可能获得比较大的发展空间。但中国现在还不是世界制造业的强国。1999年，美国制造业占世界20％，日本占15％，中国只占5％，出口额远在美、日、德等国之下，且产品品种少，档次低，真正大而强的企业不多。2001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有11家，都不是制造业。中国出口产品构成中，加工贸易占50％以上，中国外贸200强企业出口值70％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是世界加工厂的一个生产车间。中国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不同，对发达国家构不成威胁。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产业空心化”，实际上是产业升级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
国际上还有人说，中国廉价商品是引发世界通货紧缩的原因。这是没有根据的。世界性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众说纷纭，但新技术的普通采用，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生产过剩、经济低迷，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不足以对世界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净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很小，且呈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的3.8％降为2001年的2.2％。中国实行进出口贸易大体平衡的政策，据亚行研究报告，中国2010年可能成为亚洲最大出口国，但在2005年就会成为亚洲最大进口国，大量商品进口为贸易对象国提供了日益扩大的市场。还要看到，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使其他国家的廉价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是中国物价走低的原因之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助推器。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980～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0.7％。
近来，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有愈演愈烈之势。背景是：从中国方面说，经济持续增长，外贸规模扩大而且有较大顺差，外汇储备增加，成为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元贬值使人民币实际贬值，确实存在升值的因素和压力。从外部环境来说，主要是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条件下要转嫁困难；也有政治和媒体炒作的因素。现在人民币对日元贬值而我对日贸易是逆差，而且逆差在扩大；我对美贸易是顺差，而人民币对美元并未贬值。升值的后果：出口成本提高会使竞争力下降，加剧国内失业和商品过剩、物价下跌；但进口成本降低会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而且我国商品低成本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便宜，即使人民币一定幅度升值，中国商品仍有竞争力；外商投资成本提高会使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下降，但同时会使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降低；贸易顺差会减少，但外汇储备会升值。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钉住美元不会轻易弃守。维持汇率稳定有利于扩大出口和增加就业，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也有利于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稳定的良好预期，总的说利大于弊，看来近期可以挺得住，最终取决于美国经济和美元的走势，以及欧洲、日本经济以及欧元、日元的走势。如果中国经济持续走强而美元疲软，人民币升值或许难免，实际上1994年并轨以来是升值的（5％）。对策是增加进口，减少贸易顺差；放宽用汇限制（居民用汇和企业对外投资等），适当减少储备；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扩大浮动幅度。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前三季度贸易顺差减少到91亿美元，但美元结汇和外商投资增多，2003年外汇储备可能增加1200亿美元，超过4000亿美元。从长远看，是钉住美元或一揽子货币汇率，要看条件。近期不宜大动，更不可能完全自由浮动。但要逐步扩大浮动幅度。如果将来有条件自由浮动而又能保持金融和经济稳定，那是最好的。现在主要是金融体系比较脆弱，经不起冲击。
中美贸易顺差如何看？1）承认有较大顺差，但顺差数额被夸大了，原因是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2002年中美贸易顺差，我国统计是430亿美元，美国官方统计是1030亿美元，刘遵义教授研究结果是760亿美元。2）我国对韩国、东南亚有大量逆差，我国对外贸易总体平衡。2003年前3个季度，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顺差和逆差都在扩大：同期，对日贸易逆差由42亿美元扩大到117亿美元，对东盟逆差由51亿美元扩大到118亿美元；对美顺差由304亿美元扩大到403亿美元，对欧盟顺差由56亿美元扩大到111亿美元，这方面的摩擦还会增多。3）美国禁止高技术产品向中国出口，失去许多商业机会；中美贸易有互补性，美国不从中国进口也要从其他地方进口。我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竞争关系。
总的来说，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也只有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得到解决。综合分析，我国经济具备持续快速增长的诸多有利条件，前景是光明的。因为：
——我国经济有广阔的增长空间。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现代化建设已经大规模展开，刚从温饱进入小康，不论投资还是消费，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处于经济迅速扩张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城乡建设的开展、产业结构的提升，都会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技术革命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为我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过去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和交通“瓶颈”得到根本缓解，各种建设材料和机器设备供应充足且水平不断提高，加之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许多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建设事业现在能够做到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丰富的资源更充分有效地用于经济发展，这和过去物资匮乏的困难不同。
——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进一步的解放，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体制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将会在改革和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将使我们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效应。
——具备支持经济发展的群众基础和人力资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求稳定、谋发展是人心所向。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但劳动力便宜是竞争优势。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国民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大批科技人员和各级各类管理人员成长起来，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上述这些有利因素，都不是短时期，而是较长时期起作用的；都不是无关大局的细枝末节，而是关系全局的、战略性的。所以说，中国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的任务远比过去艰巨复杂，但现有基础和有利条件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但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中国都还是小康社会，那个时候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也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小康社会。中国讲了多年的现代化，现代化虽然不少方面迅速推进，但就总体而言，因为经济落后，起点低，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实际要解决的是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21世纪头20年和实现现代化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实际要解决的主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也许会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更广泛更直接地提上实际议事日程，逐渐淡化小康的色彩，更多地强调实现现代化这一面。这个问题今天可以不讨论，由后人来解决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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