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第一次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蕴藏深意。而此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连续多次凸显于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标题中。从毛泽东开始探索“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p.506），到邓小平倡导和实践“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3），再到江泽民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p.1），前后衔接，一脉相承，这充分说明了从邓小平最早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党的十六大，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刻和成熟，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并呈现鲜明的特色。
目前在理论界，侧重分别论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的研究成果斐然，这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从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理论成果整合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尝试从这个视角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特色。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理论创新，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历经三代探索，先后形成一大思想基础和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正式提出和开始探索。建国初期，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缺乏经验，再加上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只能采取学习苏联，实行“一边倒”的办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逐渐暴露，毛泽东在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战略构想，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和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即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的探索，起步是正确的，方向是明确的，他为摆脱僵化的苏联模式作出了艰辛的努力，提出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探索没有成功。但这种探索的经验教训，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留下了深刻的启迪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全面探索和初步回答。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的探索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毛泽东之后，面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了思想和体制的禁锢，深化了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邓小平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制定了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推进拓展和进一步回答。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一直到党的十六大，历时13年时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推进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三代探索，系统而深刻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要素
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特定对象。对于构成一门科学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科学研究要从质之特点的认识入手。”[4]（p.99）而“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4]（p.9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所研究的对象就是针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规律性的科学。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懂得它面临的特定矛盾和问题，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体系（system），其本身含有系统、体系、秩序等层面的含义，《辞海》中按“秩序”层面把体系定义为“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理论体系、语法体系、工业体系。”[5]（p.3574）
科学的理论体系，一般都应包含四个建构要素：一是哲学基础；二是中心主题或核心主题，理论体系的存在无非是要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围绕该问题而进行系统地阐述；三是重大课题，即围绕中心主题由不同实践发展而提出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需要解决的具体理论课题；四是基本理论和范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此结论得出不只是因为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而是因为它满足了形成建构理论体系的标准，达到了比较成熟和完备的程度。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的创立，都必须以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是建构理论体系的脚手架。中国共产党人在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特有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用中国民族语言“实事求是”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和精神实质。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他们都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但又各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主要是面对如何突破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束缚，目的是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加上了“解放思想”这一新内容，主要是面对如何摆脱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的束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江泽民实事求是的思想，又加上了“与时俱进”这个新内容，主要是应对如何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创造出新的思想和理论，进一步回答了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心主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不断创新的理论，从根本上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的中心主题。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发现了苏联模式和经验的弊端，及时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独立地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和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开始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心主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领导全国各族人们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党的十五大报告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标志中国共产党全面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心主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6]，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心主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党，怎样建设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解决的两个重大理论课题。这两个理论课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实际上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关系这个根本课题的两个方面。为解决这个根本课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的探索。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作了艰苦的探索，走过曲折的弯路，仍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一探索也没有取得成功。解答这个重大难题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核心的肩上。从1980年开始，邓小平集中全部精力，一方面，他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另一方面，邓小平也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并进行了系统地探索，形成了许多有建树的思想，他在生命最后岁月仍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局”与党的建设直接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作为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郑重的政治交代。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两大理论课题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课题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是中心主题的展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回答了“是什么”，“做什么”，“怎样做”的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建设一个什么样党，怎样建设党”则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借助于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和范畴构成丰富严密的科学体系。在这些基本理论和范畴中，有的属于毛泽东思想，如：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社会主义需要经过“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等。有的属于邓小平理论，如：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理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和对外开放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保证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战略、祖国统一、依靠力量、军队和国防、领导核心等基本理论，以及一般原理和中国特色、制度和体制、改革和发展、公平和效率、民主和法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范畴。有的属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改革、对外开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爱国统一战线、祖国完全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核心、执政党建设、根本目的等基本理论，以及与时俱进与一脉相承、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等范畴；更多的则是由邓小平理论所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形势下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如：把党的思想路线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础上，提出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发展了邓小平关于“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结合构成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三大目标等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各个建构要素之间并不是彼此隔离、互不相干的。首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体系中的基础，成为贯穿各个理论观点的基本线索和红线。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心主题最为重要，其它如理论课题、基本理论和范畴等都是围绕中心主题而建构并从各个层面指向中心主题，服务于中心主题。再次，两大理论课题因中心主题而生，是中心主题的具体展开和论证。最后，基本理论和范畴又是两大理论课题再进一步的具体化，是体系的网上纽结，它们分别从微观处着眼，从各个方面和各个角度丰富了整个理论体系，使整个理论体系的各部分内容得以相互关联并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并显示出独特的中国特色。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就其质的规定性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其时间来说是当代的，就其空间来说是中国的，由此这种带有特定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与一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无论从内容方面分析，还是从其功能方面分析，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因此，在以上各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要素的内容作了系统的阐述之后，笔者将采用归纳的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一总体概括，使之更加生动、形象地层现出来。
我们这里所讲的“特色”（character）是专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即这一理论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比，与别国社会主义理论相比而显现出来的特殊、特点或特异等，从这个角度分析，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色：
第一，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就在于它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以实践为自己的动力之源。对此，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7]（p.28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论内容和民族形式，其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与时俱进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鲜活实践活动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然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总是善于准确地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鲜活经验和当代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中汲取营养，不断地修正、完善和超越自己，始终与时俱进。
第二，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在于“走自己的路”，即适应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早的提出者，他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3），他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29）“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63）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在论述“特色”问题时，总是把这个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等联系在一起的，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三，对世情的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凝聚了三代人对世情的准确把握。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对革命与战争世情把握的结果；邓小平理论是顺乎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对当代世情准确把握的产物；同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对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知识经济兴起、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各种文明相互荡激，恐怖主义危害人类生存和发展等世情变化认识的结果。
第四，对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毛泽东面对的党情是中国共产党已经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开始掌握政权的党，是在外部受到封锁、内部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条件和缺乏执政经验条件下的党，是在“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背景下执政的党。邓小平面对的党情是如何拨乱反正，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又不丢毛泽东伟大旗帜；是面对如何进行对外开放，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情况下执政的党。江泽民面对的党情是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长期执政，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条件下执政的党。党情不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同。
第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抄，只能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去实践、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总结实践发展的历史。从“照抄苏联”到“以苏为鉴”，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发展生产力”到“解放生产力”；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两阶段”到“三步走”；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从“打好科学技术一仗”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科教兴国”；从“按法律办事”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发展“波浪式与齐富共富式”到“跳跃式和先富共富式”，再到“西部大开发”等等，这些思想无一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总结，因此，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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