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价值体系建构中的物质价值系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物质论文,体系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始于经济领域的社会改革运动其内容与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而且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以及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并最终改变着人们原有的价值观。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乃是一场深刻的价值革命。文章认为在现代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但从根本上则主要是物质价值系统和精神价值系统两个方面。
关键词： 社会结构 市场经济 价值观 价值主体 交往 计划体制
人类发展史实质上是价值创造史和价值实现史，所以，人的世界乃是一个价值的世界以及价值的实现即意义的世界。价值世界包含这样两个基本的部分：第一是物质价值现象系统，包括价值主体系统、价值客体系统和交往价值系统。第二是精神价值现象系统，它包括价值观念系统和价值目标系统。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实质上都存在着价值体系的建构和价值目标的实现。而这些内容的构成与实现，又从根本上有赖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变化规律。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内容上讲，就是一个现代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建立与实现则根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建立与发展。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止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与实施，更重要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对这一理论与实践进行价值论意义上的研究，无疑是重要的。
一、价值主体系统
人类历史发展的主体永远是人以及人的联合体。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尽管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和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其发展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却有着与自然规律根本不同的内容、性质和特征，以及实现方式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在于，人类社会是由人、人的活动以及各种关系构成的。社会规律具体表现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规律；表现为人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的人的需要的变化、发展以及重新组合规律。而这些内容的生成与发展，则是以人的价值创造活动、价值实现活动和需要满足活动为根基的。所以，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这一体制下的社会文化现象，作出客观的历史的评价，必须以人这一社会主体为尺度。
作为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乃是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发动者、主导者和承担者；作为历史过程的主体，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承担者和主导者。作为历史过程的主体有这样三种基本的形式；人类历史主体、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它们都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领域承担着创造价值对象的任务。但这并非说，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主体，就一定成为价值实现活动的主体，即一切价值对象的享用者。在异化劳动条件下，价值创造活动和价值实现活动处于背离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是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社会形式。因为它实现了价值创造活动和价值实现活动的统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从根本上把人置于生产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地位，并把二者现实地统一起来。改革最大的社会价值就是初步确立了价值主体系统。而这一系统乃是现代价值体系建构的关键内容。具体有如下一些规定和环节。
1.现代价值主体地位的确立
如上所述，主体从其构成形式上分为社会主体、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从最终的意义上说，个体主体又是社会主体和群体主体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它们均在不同的层次和范围内成为个体主体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条件。确立个体为最终意义上的价值主体，并不必然地导致个人主义。因为，无论在中央集权统治下，还是在民主体制下，个人利己主义都是存在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实践的意义上，确立了人为价值主体的地位。由于国家在经济管理职能上实行宏观调控微观搞活的原则，使得社会、集体、企业和个人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市场。国家不再实行“统、包、销”政策，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就从根本上把人的规律与社会规律、需要规律与生产规律自觉地统一起来。因为市场本来就是社会的，它是社会多重内容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既包括人和物的相互影响，又有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于是，作为主体的人，如何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就既取决于自身多方面的属性与特征，又取决于他所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只有当物以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在实践上以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马克思语）。某人作为主体，把什么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改造对象和价值对象，这一方面取决于对象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人的主体性本身。所以，主体地位的确立，不是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主动选择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体的人，也就处在动态结构之中。集体不再是规定的，而是构成的；社会不再是给定的，而是生成的。作为主体的人成了一个活的有机体。他有能力、有权力选择集体。作为主体的人，他在社会的哪个领域成为主体，成为何等水平的主体，乃是个体与社会双向选择的结果。人之成为实践领域、认识领域以及价值领域的主体，这除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个体存在结构的必然要求之外，还取决于主体性的生成与发展。
2.现代主体性的生成
人要成为真正的主体，必须实现由自在主体向自为主体、潜在主体向现实主体的转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这种转化创造了现实的条件。如前所述，社会是一个大市场，市场是一个小社会。企业、集体要进入市场，人才也要进入市场。市场作为人之活动的特定领域，分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但无论哪种市场都以供求规律为前提，以平等竞争为原则。于是，企业要进入市场，引导市场以至占领市场，人的因素成了首要的。人的因素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主体性问题。所谓主体性是指人之成为主体的内在素质和意识特征。内在素质主要是指人的创造性，具体包括人的文化素质、参与欲望、领导兴趣、决策能力等。意识特征是指人的自觉能动性和为我性。在人类历史活动中，人永远是人的活动的承担者和产品的生产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成了真正的活动主体、生产主体和价值主体。这主要是人的主体性的贫乏与丰富所致。人的主体性的生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原始社会的人严格来讲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因为他还没有也不可能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在他那里，主体与客体不分，我与对象为一，个体与群体为一。人之主体地位能否确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交往范围的扩大，自我意识水平的提高，乃是三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私有制的产生，私有观念的出现，产品出现了剩余，使人在成为历史主体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另一方面，阶级社会的产生，又在自然力量的强制下，出现了社会强制。但不可否认，与原始社会相比，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水平还是得到了提高和发展。由奴隶社会的完全人身依附关系发展到封建社会的半人身依附关系，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关系，无疑是两个较大的历史进步。然而，资本主义本身却永远也解决不了自身的矛盾二重性：一方面它为人的主体地位的最后确立，提供了最多的生产力内容上的前提；但另一方面，却又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成了人之主体性发展的最大障碍。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奴役剧长的社会，也是社会奴役的最后形态。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乃是人类史前的最后一个阶段。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开始，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的最高价值形态。
然而，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人的主体性水平的提高却是缓慢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用政治规律完全代替了经济规律，用社会规律完全代替了人的规律。社会规律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生产方式发展规律是基本的。而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又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规律和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规律。其中前者又是基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分层理论和发展规律理论，最基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高层次的需要是难以超前满足的。而计划体制下，我们恰好是把属于精神需要范畴的政治需要和道德需要作为“优势需要”来加以发展和满足了。这与人的需要的客观发展规律是不一致的。其次，社会发展规律尽管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但社会规律并不就是人的存在和发展规律。所谓人的规律就是人的需要变化、发展、组合规律。所以，人们从事何种活动是与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发展直接相关的。这是人的主体性内容中的为我性生成的物质前提。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一个人如果不同时为自己的某个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做不成。而在计划体制下，人的需要是单一的，人的活动也是单一的；而活动愈是单一，交往就越是有限；而这一切又必定反过来制约需要的丰富与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活动与人的需要的满足直接地结合起来，使主体在为我性和自觉性的前提下发展出直接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在计划体制下，活动和需要的满足是分离的。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在市场体制下，活动效果与人的需要具有直接的对等性。企业经营不再是等、要、靠，而是主体领域自觉、自为和自强。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直接的实践结果，就是“能力优先原则”代替了政治优先原则，平等竞争原则代替了绝对同一原则。这种实践结果又造成了主体在意识上的特征，这就是主体意识的强化。
主体意识的强化是人的创造性的精神来源。在社会本位主义占主导地位传统文化氛围里，单个的人是群体中的一个分子，他是微不足道的。在他的意识里没有我也不许有我。有的只是群体和社会，只有对群体的附属和服从。人的创造性是几乎没有的。市场经济把行为主体推向了市场，而要占领市场没有创新意识是绝对不可能的。产品种类的开发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没有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创造性是不可能的。而要有创造性，没有一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市场体制下，作为主体的人，发展自己的欲望要比满足自己，创造要比摄取甚或占有的欲望来得强烈。这是现代主体性生成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主体性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
3.价值主体结构的变化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现代价值主体的结构系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1)需要结构的变化。现代价值主体的需要结构表现为生存与发展并重，发展需要愈显突出和迫切；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并重，精神需要日显突出和优先。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但滞阻了经济的发展，也从根本上限制了人的需要结构的丰富与发展。在诸多需要内容中政治需要占据突出地位。人们只在生存的意义上和物质需要的层次上从事生产和交往。主体需要结构的单一性直接决定了主体创造性的贫乏以及生存方式的单一性。实行商品经济以至市场经济以来，特别是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以后，人们的需要结构开始由生存向发展、由物质需要向精神需要发生重心上的转移。即便象衣食住行用这些属物质生活领域的需要，其满足也不只是一个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质的提高。是否把精神需要和发展需要逐渐确立为“优势需要”，这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特定历史阶段之生活水平，需要层次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2)活动结构的变化。人性的丰富性取决于活动结构的多元化。计划体制下，人们的活动被限制在特定领域。活动领域的狭小和活动方式的单一，直接决定了人们需要水平的低下和需要结构的单一。市场经济给人们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活动性质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固定转化为流动；活动方式由一种转化为多种；活动内容由单一转化为多重。由于生产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合一，同一价值主体既从事生产又从事交换；既从事日常交往又以日常交往的方式满足生产和交换的需要。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的多样性质直接导致了社会交往的飞速发展。交往乃是人的多重需要得以满足的重要途径和媒介，甚至某些交往本身也直接地成了价值对象。所以，交往价值系统便成了现代价值体系中除了价值主体系统以外的又一重要领域。
二、交往价值系统
人在本质上是社会交往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社会关系”就是许多人的合作，这种合作本身就是交往。人之社会交往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来自于社会分工的出现与发展，以及人自身需要系统发展的无限性与自身活动的有限性的矛盾。
分工的性质及其形式是历史的产物。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人类最初只是本能的性行为分工。在原始社会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只是由于天赋、需要和偶然性等形成的自然分工。直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产生了三次社会大分工。这就是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以及从生产领域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阶层。分工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机器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分工飞速发展，尤其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以来，分工更为普遍和详尽。世界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全球化，产品生产社会化，使分工具有了社会意义。分工的发展直接造成了交往的扩大，并随着信息革命的全球化而具有了世界意义。
我国在计划体制下，生产领域的分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分工。这种强制性使人的活动领域十分狭小，需要内容与需要层次十分单一。这也就从根本上使人们在交往领域的扩大和交往水平的提高上失去了现实的条件。交往价值系统是人类历史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领域。人是需要生存与发展的，而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有需要对象（价值对象）。而人的绝大部分价值对象都是从价值主体身外获得的。同时，价值主体作为生产主体，他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只是社会生产活动体系中的十分有限的部分，而其生产的价值对象又不能为自身全部消费；他所生产的价值对象只占他所需价值对象系统中的一少部分，如食物。除此之外，他还需要其他价值对象，如衣装、知识等。而这些又是他无力也没有必要全部生产的。于是，为解决这种矛盾，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群体、集体和个人就或强制或自觉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生产着不同的价值对象。因此，所谓社会生活是丰富的，乃是指人类的社会活动是多领域多内容的。而这一点恰好是通过社会分工来实现的。分工使人类的价值对象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使劳动生产率有了极大的提高，使科学技术有了极大的跃进。“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长，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语）但这并非说，劳动产品的丰富性就直接地变成了人的丰富性。尽管，人们在生产着需要对象的同时也生产着需要本身。由劳动以及劳动产品的丰富性跃升为人的需要的丰富性，还需要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介，这就是人的社会交往。于是，社会交往就具有了在价值论意义上的特殊地位，这个地位是其他价值对象所不可取代的。社会交往除了完成原本意义上的物物交换以外，随着人类实践水平、感觉水平、心理水平以及意识水平的发展，又担负着知、情、意等多重精神内容的交流，而且在物质交往基础上又生发出许多新的需要来。交往构成了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交往价值系统。这样，社会实践就在其社会功能特征上区分为社会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实践。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拓展和需要水平的提高，社会交往实践日显重要了。实际上，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是以社会交往实践为中介进行和完成的，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关系是以人与人（主体间）关系为中介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具有更大的价值性。因为它使现代交往价值系统逐渐确立和完善起来。它具有如下结构和特征。
1.交往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
在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交通、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的限制，更主要是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对抗性质这一社会条件的决定作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往。如果有交往也只是被动的和范围十分有限的。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使得集团和集团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具有明显的等级特征和阶级内容。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交往只是由于阶级利益根本对立上的需要而实现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交往则带有鲜明的宗法血亲特征；庶民之间的交往也限于空间范围十分有限的亲朋和邻里之间。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从根本上消灭了阶级，使人民群众成为历史主体、生产主体和价值主体。但并没有使社会交往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这除了历史文化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问题。自上而下的强制的管理模式，使生产主体和价值主体在公有制基础上出现了分离。这就使得人们不但在实践上失去了积极性，而且在交往实践上失去了条件和动力。
实行市场经济，形成了诸多的交往市场，交往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交往主体已不限于集团之间，更多的是个人。他或代表个人或代表集团，以法人代表的资格出现在交往领域。个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国产企业，甚至官方之间的国际交往也日益频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使交往成为十分重要的领域和手段。
2.交往类型：由单一的生产交往向生产交往与日常交往相结合的类型转变
交往类型的多少直接标示着人们生产水平的高低和实践领域的宽狭。原始社会，由于生产能力低下，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以联合主体的形式抵御恶劣的自然，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能力和实践水平的低下，直接决定了原始人的交往仅限于生产领域，而生产领域以外的日常交往以及以满足精神需要为主的精神交往则几乎不可能。当然在原始人那里也有范围十分有限的日常交往和精神交往。这就是，为着保佑从事生产和出征的人们平安无事和获得成功而自发组织起来的集体祭祀。这种交往实质上仍然是生产交往的一部分。
以奴隶社会为第一阶段的阶级社会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的生产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实践领域有了极大的扩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使一部分人从完全的物质生产领域游离出来，从事商业活动和精神生产。于是，日常交往和小范围的精神交往就日益增多。但阶级的对抗性却永远决定了，其交往从根本上是异化、片面和反人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交往的属人性质。但自上而下的计划体制，又从根本上把人们的交往限于生产领域。由于生产率低下，生产力发展缓慢，人们没有更多的能力和时间从事日常交往。
实行市场经济既解放了生产力又发展了生产力。社会在时间上的延长和空间上的拓展，使日常交往和精神交往日益发展起来。马克思指出，生产需要对象的活动，不但生产着需要对象而且生产着需要本身。由于劳动生产力和生产率以及活动效率的提高，可供个体支配的时间日益增多，人们就必然要走出单一的物质生产交往而走入日常交往和精神交往。较之生产交往具有既定的和强制的特点，日常交往和精神交往具有自由选择的特征，具有在时空和内容安排上的灵活性，因而更能体现价值主体的为我性和自为性。日常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扩大以及交往水平的提高，标志着人们已由单一的生存转向发展。
3.交往内容：由单一的物质交往向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相结合的类型转变
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在原始人那里原本是混为一体的。物质交往作为代际和同代物质生产主体间活动的交换、能力的交换乃至产品的交换等等，起初是直接从属于物质生产的。物质交往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乃是分工与剩余产品出现的结果。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水平的提高以及领域的扩大，精神生产便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精神交往也从物质交往中分离出来。但阶级社会社会基本矛盾的对抗性质，又从根本上割断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一致性。特别是，由于统治阶级垄断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权力，就使得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主要限于统治阶级。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由于使生产主体和价值主体从根本上一致起来，也就使得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一致起来。然而，在处理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关系上，我们却走着一条极为曲折的道路。建国后的30年，由于我们错误地把政权建设当成了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把对人们观念的改造当成人们社会交往的中心内容，结果形成了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极不发达的精神交往即政治交往形式。精神交往由于失去了应有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基础，其自身也就变成了空中楼阁。
改革初期，生产水平提高了，交往领域扩大了。但交往主要限于物质交往。由于从空中的精神交往（政治交往）走向实际的物质交往，某种程度上又忽略了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重要性。一时出现了一切以物质利益的获得和物质需要的满足为唯一尺度的评价标准。这种只求眼前而不求长远的观念模式和活动结构，或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社会问题。人们发现，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发展到一定水平，必须有相应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给予保证。由于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知识水平、技术结构、管理水平和决策能力的低下，直接造成了材料、资源和人力的巨大浪费，以及产品质量的低劣。改革的社会实践，强烈地要求人们要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基础上，更新知识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劳动者以及管理者在知识与技术上的培训与提高，只有中介于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才能完成。所以，九十年代以来，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日益迫切和突出。
4.交往领域：世界交往形式的确立
计划体制下，交往规模的狭小和交往水平的低下直接限制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再生产水平的提高。其主要原因就是人为分工代替了社会分工。市场经济把计划体制下的强制分工变成了自觉分工。分工的合理性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同时也使交往有了飞速的跃进。分工与交往是相互促进的。人的活动有两个互补倾向：一是分化，二是在分化基础上的整合。分工导致分化，交往使分化出来的各种活动联为一体。
在交往领域上，我们落后于发达国家。生产工具不发达，生产领域狭小，直接造成了交往仅限于国内和地区之间，世界交往对我们来讲根本不可能。始于本世纪初，发展于40—5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初步确立了世界历史交往形式。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跨国公司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世界一体化的特征。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诸如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态失衡、高能开发、信息技术等国际问题，需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人员进行联合攻关。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手段，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出让技术，攫取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原料；与此同时，还要把国内的技术与社会压力转嫁给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交往上的扩大。这种交往经常带有以强凌弱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又为文化、技术、人才等多重内容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在规模、速度、内容、商标、检验手段等方面逐渐加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行列。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已不限于一个省区，而是跨出国界。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现代交往形式已不限于历时态的自我交往，更超于横向的共时态的异域交往。世界历史交往形式的确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
5.交往手段：由直接交往转向间接交往
交往是个体社会化和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语）就人的社会性本质而言，任何交往都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因而任何交往都不是直接的。除了语言之外，社会交往还可以根据其他中介系统在使用方式上的不同而分为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规模狭小，交通通讯手段落后的条件下，交往以直接交往为主；而现代交往形式则以间接交往为主。改革十几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了，交通信息手段飞速发展。传统的驿站型的信息传播方式已被现代传播手段所代替。它具有信息传播快、准确率高、受自然条件干扰小等优点，而且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浪费。由于信息传播的时间大大缩短，产生了倍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拟将实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足不出户，即可准确高效地完成以前必须进行直接交往才能完成的工作。
现代交往价值系统的丰富与发展，不但为现代价值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手段与目的意义上的保证，而且为现代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交互作用创造了条件。
三、现代价值客体系统
人是一对象性存在物。所以，人的丰富性直接取决于人之生产对象和需要对象的丰富性；反之，人的对象的丰富性又取决于人之主体性水平的高低。随着社会的发展，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已成了相互决定的了。对象是我的主体性的确证，既是我的需要水平的确证，又是我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因此，现代价值体系的建构便直接地表现为现代价值客体的丰富与发展。
根据人的需要的社会功能特征，可以把价值客体分为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人的价值。物质价值又分为自然价值和经济价值。自然价值是指那些自然界所天然具有的满足人的需要的各种属性与功能，如空气、阳光、水等。经济价值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价值的总和。精神价值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在精神生产领域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精神活动。人的价值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价值形态的，包括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的自我价值。二是精神价值形态的，即人格价值。现代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人的价值方面都表现出特有的内容与特征。
1.物质价值系统趋向于量多质高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在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极大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在计划体制下，这种本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以农村为先导的改革，使物质价值对象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得到了提高。计划体制下那种对物质产品的统购统销，已转变为国家宏观指导，市场主导的自由交换。众多的生产者从工厂、车间、农村游离出来，专门从事流通领域的商品买卖。这充分说明了物质价值对象较之从前有了极大的丰富。满足衣食住行用这些基本的物质需要的价值对象，已不限于一种或几种。产品在型号、款式、外观、种类上多种多样。在物质价值对象的消费上，消费者已不再满足于消费对象在量上的多少，而是求新、求高、求美。所以，现代企业在生产产品上已由单纯的量转化为质量结合。
2.经济价值与自然价值由矛盾转向统一
关于自然优先性问题，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明确指出。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它们中的一些直接地成为了人类的需要对象，构成自然价值。但更多的则是，自然向人类提供生产人类所必要的为自然本身所不天然具有的价值对象所需的各种质料。自然资源是形成经济价值的直接来源。但这种经济价值并没有天然地包含在自然资源之中，而是人类加工改造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了如何正确处理经济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矛盾问题。计划体制下，观念上的片面性和实践上的一律化，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获得了一时的经济效益，但却付出了破坏生态平衡的昂贵代价。耕地面积日益减少，沙化面积日趋扩大。用价值论的语言讲，生态平衡的破坏就是经济价值对自然价值的否定；保护生态平衡就是正确处理经济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人们的生态意识强化了。一些专门研究生态问题的学科应运而生，如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等。国家和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对于生态问题给予治理，并已取得显著成效。这意味着，人们已经不再简单追求经济价值了，而是追求经济价值与自然价值、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和谐与一致。
3.精神价值对象日趋重要，逐渐取得“优势需要”的地位
人的需要是由低级到高级呈梯级形态向前发展的。物质需要基本满足以后，必然转向精神价值对象的追求和精神需要的满足。如上所述，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必然要分化出精神生产领域；物质交往水平的提高和交往领域的扩大，必然分化出精神交往。于是，在主体的多重需要结构中，精神需要越来越具有强劲的优势。这种优势直接促发了精神生产领域的拓展和精神价值对象的增多。满足人们不同知识需要的书刊报纸迅猛增加；一些以满足人们听视觉需要的精神价值物如名曲、名画、名模也先后进入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精神需要在社会多重需要发展中逐渐取得“优势需要”地位，标志着社会有了明显的发展与进步。
4.价值对象由单一的价值结构向综合价值转变
与生产能力低下相对应，其产品在功能和使用方式上往往是单一的。在现代价值客体系统中，价值对象在功能属性上开始由单一向多重转变。物质价值对象已不再是单一的价值结构，还要以独特新颖的包装满足消费者在视知觉等多方面的心理需求。即使象书籍、音像制品这些以满足人们精神需要为主的价值物，也在其外观上精心包装，这除了诱惑消费者以达到促销之外，还在其原有的价值内容上增加了新的价值属性，这就是价值对象的一物多用。因此，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单位产品所含价值量的高低，也是衡量该地区、国家生产能力、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高低的重要标志。
5.人的价值：生存与发展、继承与创造的统一
在属人的世界里，人是最高的价值主体。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人的价值在内容和方式上都有很大差别。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既是最高的价值消费者又是最高的价值创造者。创造性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根本特征。由于受社会制度和体制的限制，人的创造性在发挥的质量和范围上都是很不相同的。人的价值内在地包含着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两个方面。自我价值表现为自我创造和自我满足的统一；人的社会价值表现为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的统一。在阶级社会，这两个方面基本上是分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它们的统一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又使人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和提高。人的价值的核心问题是人的主体性问题。
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为人的主体性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广阔的领域。没有哪个阶段能象今天这样，生产主体和价值主体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为和自觉特征。随着物质生产领域的扩大和物质需要的极大满足，人们创造某物的愿望要比占有某物来得强烈。可以说，在现代人的价值系统中，发展需要强于生存需要，创造需要强于占有需要，并表现出健康向上的人格特征，这就是自尊、自爱、自信、自强和自立。
在现代价值体系的物质价值系统中，主体价值系统、交往价值系统和客体价值系统成为核心内容，而这一切在最终的意义上又都归源于人的价值。交往价值系统和客体价值系统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人的价值的外观和表现。而人的价值观和素质能力则又成了人的价值中的关键内容，它直接决定着精神价值系统的生成与发展。而精神价值系统在现代价值体系建构中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我们将另行专文讨论。（收稿日期：1994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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