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变革
李 坤
[摘 要]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折射出关系性思维方式、过程性思维方式和超越性思维方式。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应用关系性思维方式、过程性思维方式和超越性思维方式为主要内容来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当今实践和未来状况。
[关键词] 新时代；思维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思维变革
思维方式代表的是对所阐述问题的分析、评价及发展自身的独特立场、模式、样式，是从思维运动层面展现出来的哲学的世界观实质。[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变革，首先体现为思维方式的转变，即以新的“眼光”规定“旨趣”的转向，最终确立学科在某个时期或研究领域的构建路径和发展方向。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以关系性思维方式、过程性思维方式和超越性思维方式为主要内容来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当今实践和未来状况，从而针对性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
一、关系性思维方式
新时代，在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大国外交战略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蕴含着关系性思维方式。例如，在大国外交战略方面，从中非开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创合作共赢的新时代到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再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方案。这些都表明了在战略发展上，中国始终以关系性思维方式看待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性思维方式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和新的智慧。
关系性思维方式是相对于实体性思维方式而言的。所谓实体性思维方式，就是指把一事物看作为固定不变的实体去研究的思维模式。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关系性思维方式，它是超越“实体性思维方式”的一种全新的思维原则，它既和“唯实论”相决裂，也和“唯名论”相决裂。关系性思维方式并不是把事物看作为不变的、既定的、固定的实体存在，而是要求从“关系”出发而非从“实体”出发，即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去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与个人、政党与人民的思维模式。
提升社会力量的食品安全监督力度。社会监督组织应该不断强化自身的职责，在政府等相关部门的有效引导下，整合政府和食品企业发布的各项信息资源，利用媒体宣传等手段表达自己的诉求。在日常的生活中一旦发现违法的食品企业或行为，应立即举报。除此之外，法律监督部门也应该强化自身职责，利用立法和检举等方法从根源上杜绝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的变革，必须以关系性思维方式为指导。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并非以关系性思维方式为指导，尤其是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钟摆式”的偏向，形成了“社会哲学”研究范式和“人学”研究范式，即存在着：要么立足于社会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阶级的政治需要属性，而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为个体发展、服务的属性；要么立足于个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个体发展需要的属性而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属性。这两种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折射的是把个体和社会看作为固定的、独立存在的实体，因此，才会导致“个体和社会孰先孰后、孰更为重要和孰为孰服务”的逻辑结果，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高。然而，在马克思那里，当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指出二者始终以一个关系共同体存在的，“人不是抽象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社会本身，即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人本身”，实际也就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本身”，[4](122)“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4](24)因而个体(个人)并非孤立的、实体化的存在物，而是同自我发生关系的同时也与他人发生关系的于“关系中的个体”，社会也并非抽象的实体存在，而是由个体所构成的关系总和。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人类丰富的实践生活。
以“关系性思维方式”去看待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他人，承认人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和个人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以个人和社会在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和谐共进、良性发展为尺度，人们所追求的将不再是形而上学的 “实体性”的硬的“规范性”，而是依赖于一种“公共性”的社会关系并以此形成开放性的、历史性的人与他人之间，人与政党之间及人与社会之间的“重叠共识”。首先，从个体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看，人作为“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只有同他人发生关系时才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性，才称得上社会的基本实体，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5]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其社会行为的养成、思想意识的形成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不是“私人领域”的自我活动，而是在“交互相依”的社会关系中通过教育的传授和学习而形成的。当人们形成“交互相依”的共同体在一起生活时，人作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必然需要共同的社会价值规范和社会价值体系形成群体的凝聚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认可社会体制、道德价值观并遵循社会相关的政治规范，这些只能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需求，也是个体通向“社会生活资格”(1) “社会生活资格”类似于职业资格，泛指人成为其人，获得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能力表达。 必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被人们所认为的仅关乎“你们(社会、政府)的需要而不是我的需要”，因为无论是政治思想、法律思想，还是宗教、艺术、哲学，通过它们，社会民众了解到了什么是当下社会的善与恶，什么是所在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所许可的东西，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不断调整社会参照坐标，从而完成自身政治社会化过程。[6]其次，从社会政治个体化的角度来看，社会意识是大多数民众个体政治、价值、思想观点的汇积，表达着广大民众的个体意愿和价值准则，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需要整合人们的思想、价值意识，形成正确的社会意识形态。通过这样的方式，既可以规约人们的思想行为，为人们提供合理、正当的价值标准，为转型时期社会的发展提供健康的思想保证，还可以武装人们的头脑，引领人们价值观和精神的塑造，增强社会的价值共识能力。思想政治教育正是用消耗较少的成本，依靠软实力的作用使个人和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有机统一的一种管理模式。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应主动聚焦社会转型，介入改革中的社会发展和个人思想之间的冲突，化解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发展之间呈现的矛盾与冲突，当思想政治教育将个人与社会在意识形态的问题达成融合、一致时，它既让国家的需求内化于每个个体的生命体验，让每个个体成为国家意识思想的分享者，同时，又把个体自身的思想表达、价值需求“自下而上”地反馈至国家层面，成为政治事件的参与者、合作者，最终完成二者的有机互动和有效对接。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的变革，必须以过程性思维方式为指导。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方面，当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这一概念时，学者们往往从“社会把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施加给社会成员”或“社会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所要求的观念”，用这种“规范性”的、“静态式”的方式去“寻求”思想、道德、政治观念的萌芽和发展，或者往往用此概念去解释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问题。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规范性”的实践活动，即一定的阶级、政党按照自身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或方针政策对受教育者进行约束和控制，以培养或营造与本阶级政治方向相一致的思想和行为。在“规范性”思想政治教育下，思想政治教育也被理解为在服务、服从于社会发展要求和规律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标准、要求或准则对受教育者进行控制或塑造，受教育者只不过是按照不同的需求被动地成为不同标准的“产品”。这种“规范性”的弊端在于把思想政治教育绝对化、静止化、单向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然而，在过程性思维方式的逻辑下，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表现为“规范性”，还表现为发展性、创造性。具体说来，在过程性思维方式的感召下，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表现为发展性。发展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要根据社会历史的变革、文明形态的变化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等因素而不断发展，调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教育的方式、手段，使思想政治教育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引导，从消极适应走向积极超越，从定向灌输的单一模式走向多样化模式。其次，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现为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要表现为创造性，是由于以往把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是单方面的灌输、宣传，注重的是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单向度地灌输、传播给受教育者，把个体作为被动的“接受者”。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的社会思想最初都是个体思想的集合，个体思想在符合社会规律的前提下都有可能成为共同的、集体的思想，因为“现实的个人”既是关系中的个人，也是具有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要求的个人，既是受历史和自然规定和制约的主体，也是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历史主体。[14]在这个意义上说，个体从某种程度上对社会而言创造、创生着主流的意识形态，可把自身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行为反馈给阶级、政党层面，实现个体认可社会和社会认可个体的相统一。
考虑到挤压制粒过程中，当模孔入口处的挤压力被撤去时物料仍紧紧束缚在模孔中不会脱落，说明物料与模孔内壁在下一次挤压开始之前就存在预应力PN0，则计算PN时应考虑预应力PN0对制粒挤出过程的影响，因此PN应改写为如下形式：
相比之下，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及其防控研究较晚、认识较少，但也发展了一些具有区域特色的控制措施[5]。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综合化的控制理念或模式相继涌现，如农业面源污染立体化削减体系[7]、生态拦截型沟渠系统[8]、农业立体污染的防治技术体系[9]和农田生态系统管理措施[10]等。
二、过程性思维方式
过程性思维方式，相对于静态的、固化的思维方式而言，是强调事物的发展处于动态的、生成的、变化的思维模式。马克思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11]马克思的过程性思维方式，即视“人、自然、社会都处于生成性的实践过程中，主观和客观、本质和现象、目的和实现等等相互作用中的对象性存在看作原本不可分割的流动整体”，[12]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利用“辩证法”指出了事物的正、反、合的“三段论”发展过程，蕴含着整体论、有机论和生成论等思想。但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万事万物无不处于“绝对理念”的辩证法运动过程中，虽然过程表现为变化的过程，但他对过程的强调和研究的思维方式还停留于思辨层面。而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立足于实践，将实践作为过程，并把人、自然和社会看作是客观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过程，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性思维方式。过程性思维方式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征：首先，生成性特征。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失。”世界和历史不是既成的、给定的、预定的集合体，而是动态的生成过程。生成性的特征要求我们用批判的、革命的、动态的眼光看待客观事物和人的活动，从而否定那种脱离现实实践的抽象的僵化的思维方式。[12]其次，历史的特征，包括历史制约性和历史创造性。一方面，不论在任何时代，人类所经历的历史过程都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离开前提条件，则是抽象的实践活动，前代人的历史过程对后代人的历史过程构成了一种 “历史制约性”。历史制约性意味着过去的过程活动对现在及未来发展的约束与规定，同时也意味着对现在及未来发展的奠基性。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设定着即将发生的实践和生活条件，体现其创造性。最后，人类所经历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发展的过程，是根据人的目的性和意识性所创造的结果。实践的过程不过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过程。在过程性思维的审视下，当我们提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导向与个人价值取向这二者的矛盾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导向”与“取向”的矛盾关系是在动态的实践过程中构成的，而不是某种既定的、僵化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代人都是实践过程的“前提”，又是实践过程的“结果”。作为实践过程的“前提”，每一代人都首先必须是上一代人的“结果”；而每一代人作为上一代的“结果”，又同时构成下一代人的“前提”。[1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因事而化”就是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同我国当前的发展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结合起来；[10]“因时而进”就是要求思想政治工作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紧抓时代主题，应时而动，顺时而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和亲和力；“因势而新”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握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变化作为创新的契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更好地诠释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性思维逻辑。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7]不存在“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党大还是人民大”等对立的悖论说法。把党性和人民性对峙起来、割裂起来，将二者碎片化、单一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再一次重申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指出，要“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8]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终归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反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诉求和价值共识；人民性内嵌于党性之中，人民性终归是要依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掌握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进而实现自身的政治期待和思想追求。如果离开党性谈人民性，不但容易导致“空洞的人”和“空洞的集合体”，而且还将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果离开人民性谈党性，不但可能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存在，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而且还可能走向所谓的“宪政民主国家”的错误潮流，迷失政治方向。因此，党性和人民性在其本质上，是天然“同根”联系的必然结果，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立场决定着观点，观点决定着思维方式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思想向我们表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必须坚持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性思维方式，这既是“促进社会与个人有机统一、协同发展特点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具体体现”，[9]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定。
术前，两组焦虑、强迫、抑郁、恐怖、人际关系、偏执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当日及术后2 d，两组焦虑抑郁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手术当日及术后2 d强迫因子得分于均高于阳性分值(2分)，术前偏执因子得分高于阳性分值。见表1。
三、超越性思维
超越性思维的含义包括如下内容：(1)超越性的过程，并非是在“观念的王国”和宗教信仰的世界中表现的活动，而是指个体有意识地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动态向前生成的过程中，在思维认识、精神境界等领域所表现而来的创造性的开发和开拓性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超越并非是人对现实存在的状态一味地顺从、服从，而是对现成的或既定的一种否定，人类在本性上就是一个追求发展、实现价值和意义的存在物，他总是不满足于现实的实有，因而总是将活动的目标指向尚未存在的“应当”。所以，人的实践活动不是对客体事实的复制和再现，而是内含着对客体事实的理想追求。在这种理想追求的过程中，超越面向的是对时代发展“未雨绸缪”的预计和可能的筹划。这种筹划体现着发展性、动态性和对当今现实存在的否定性。(2)超越性的终极目的或者终极价值是展望可能世界，趋向真理性。超越的终极目的体现着人对世界的改造，意味着价值上的“应然”，即主体的实践活动所追求的不是一个现实的实有，而是一个理想的应然和现实的“非存在”，并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不断地趋近自由的存在物，时刻同既有的现存状况相抗争以将活动的目标指向未完成的“应当”，不断地向前超越，追问面向未来“应当怎样”的特质，逼近真理性。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要坚持超越性思维，其含义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对当前现实的规定、反映基础之上，根据社会的发展和人的需求，调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等以适应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以创造、开拓、先导为取向，以批判、反思精神为核心，主动地、积极地预测、探寻可能的思想、价值、道德等问题，以适应未来的思想发展和主流精神，肩负时代赋予自身的使命，实现和谐社会发展的理想追求。邓小平曾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其实就指出了教育发展的超越性。《学会生存》指出，“当教育的使命是替一个未知的世界培养未知的儿童时，环境的压力便要求教育工作者们刻苦思考，并在这种思考中构成一幅未来的蓝图”。[15]这种“未来蓝图”不是对既存事实的表达，不是固定模式的“预设”，而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修订、改进，以实现教育的理想。超越就是一种动态的不停息的变化，指向的是对未来的“适应”，表达的是对社会实际的否定性，是一种前瞻性的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者以摹写、复制当前的社会现状(传统)，或者通过调适、修正自己的目标、要求，以达到和社会发展变化、社会条件、社会环境相一致的过程，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适应性体现。但是，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但通过调整、修正自己的目标、要求，以达到和社会发展变化、社会条件、社会环境相一致，还在这种调整、修正的过程中积极营造力量并作出对未来的前瞻性预计，或者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积极地预测可能发生问题，自觉地表达学科理想，并为实现这种理想而付诸挑战，逼近“应然”，追求真理，面向未来，这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超越性体现。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要坚持超越性思维，具体说来，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面向客观现实，实现对“本本主义”的超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出现理论与实践“两层皮”，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滞后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日益变化的现实实际出现了“断层”，理论无法指导实践，理论也落后于实践。例如，当前“95后”“00后”教育对象的思想特点、价值取向、政治信念和“85后”“90后”就存在着不一致，如果教育者还要用已有的思想理论和已有的教材内容面对千变万化的学生，效果势必甚微。其二，面向未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和开拓性的发展。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理论研究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要勇于做时代的思想先导者，以更宽广的视角和超越的眼光思考和把握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面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非主流意识形态思潮”等各种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提出的挑战、质疑时，思想政治教育者要面向现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引领师生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用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理论来武装师生头脑，构筑他们的精神世界，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回应形形色色的各种思潮，并对其他思潮的挑战进行释疑解惑，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思想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要面对未来，自觉地锻造、凝练学科的思想精神，增强学科的“资质”和本领，主动地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在教育内容、话语表达、形式载体、方法选择、道路途径等方面开拓创新，发挥学科的主导作用，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对各种思潮的“先导”作用，让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跑”在形形色色的思潮前面。面向现实，体现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功能；面向未来，体现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先导”功能。从面向现实到面向未来，正是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筹划、前瞻预计和动态的实践变化，同时，在从现实向未来的实践变化、改造过程中，也体现着教育者、受教育者对理想的、美好的世界的追求与超越以及对真理的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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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Li Kun
Abstract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s firstly reflec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mode.The new ideas, new thoughts and new strategies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n the New Era ,which reflecting the relational thinking mode, process thinking mode and transcendental thinking mode.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present practice and future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main contents of relational thinking mode, process thinking mode and transcendental thinking mode.
Key words : the New Era; way of think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inking mode
[作者简介] 李坤，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天津 300387)。
基金项目： 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变革与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18YJC710030)；2017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课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理想信念’问题探析”(项目编号：TJSZZX17-022)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77-( 2019) 04-0018-06
责任编辑：刘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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