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主要文件形成的若干情况——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下）（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所知道论文,情况论文,文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胡乔木同志都参加了。作为他的秘书，我也随他住进了会议所在地京西宾馆，自始至终目睹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进程。通过亲身经历，我感到这两次会议有三大特点：
一是议题中途发生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中央工作会议原来宣布有三个议题，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只是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然而，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真理标准讨论中暴露的问题和中央人事调整问题，并且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召开三中全会，最初的动议也只是为成立中纪委，而实际上却变成了确认工作会议的成果，在纠正以往“左”倾错误的基础上，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二是持续时间长。开始时宣布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开20多天，间隔一段再开全会。结果，工作会议结束时间一延再延，实际开了36天。正因为工作会议讨论得相当充分，所以全会主要是履行手续，但仍然比原定3天延长了2天。这样，两个会加在一起共41天。乔木同志提前一天到京西宾馆报到，两个会之间的2天仍住在那里改文件， 散会后又多住了一天改全会公报，所以一共在宾馆住了45天。
三是气氛热烈、活泼，真正做到了代表畅所欲言，简报有闻必录。会议开始时还有扣发简报等压制民主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很快就被打破，越往后越活跃，大家的兴趣也越大，所以时间虽长，却感到过得很快。
就我所知，具有这三个特点的会议，在党史、国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极其少有的。
下面，就我所知，分别谈谈会议的基本过程、会上讨论最热烈的几个问题和几个主要文件形成的情况。
一、关于会议的基本过程
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华国锋讲话，布置议程。邓小平因为正在东南亚访问，没有出席。会后代表们分组讨论。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重要发言。他一开始就说：中央决定明年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这是人民的迫切愿望。但安定团结也是人民所关心的事，对此干部群众仍有顾虑。华主席说对揭批“四人帮”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工作，妥善解决，这是对的。但对有些影响大涉及面广的问题，需由中央考虑解决。接着，他列举了六大问题，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的问题；经组织同意从反省院履行过出狱手续，以及受党派遣在敌伪政权中任过职的同志，大多被定为叛徒的问题；陶铸、王鹤寿等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或被定为叛徒，或在结论中留有“尾巴”的问题；彭德怀骨灰应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问题；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群众运动，中央应予肯定的问题；康生错误严重，中央应给以批评的问题。
陈云同志后来对我说过，他当时是拿着稿子讲的，讲话前问召集人王恩茂等同志，敢不敢一字不拉地送去登简报，王恩茂等回答说当然敢。讲完后，他又问简报组的人，敢不敢一字不拉地登简报？杨易辰等人说：他们不登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都听到了。后来，会议简报果然一字不拉地刊登了这篇发言。这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对比， 反映出党内的状况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陈云发言所讲的问题都是当时大家最为关心也最为敏感的问题，因此被简报全文刊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代表们纷纷表示赞成并加以发挥，使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我和一些秘书看到简报后，也在一起议论，大家都很兴奋。这个发言是工作会议上向“左”倾错误开的第一炮，点的第一把火，它像重磅炸弹，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性作用。
11月13日下午，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华国锋讲话。当时应当说他已经知道了陈云发言的内容，也知道了一些代表对陈云发言的反映。比如，12日，赵健民在东北组听了陈云发言后，接着就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在华北组，吕正操在华东组，都讲了六十一人案、天安门事件、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13日上午，萧克在华东组明确表示，陈云发言讲的问题有关安定团结，有必要加快解决。但华国锋仍照他的既定方针，宣布会议从当天下午开始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用6天时间。会上， 纪登奎还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作了说明。
会后分组讨论中，大多数人没有按照华国锋说的办，而是自发地围绕陈云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又相继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对中央某些负责人的意见。从此，华国锋就控制不住局面了，会议逐渐脱离了他设置的轨道，开始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11月14日，小平同志回国。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决定。决定说：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个消息首先刊登于15日的《北京日报》上，乔木同志因为知道我对这件事很关心，所以那天一早起来，便笑着对我说，天安门事件平反了。我马上找来报纸，看后觉得这个决定虽然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仔细推敲，还不能说是给天安门事件定了性。有意思的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通稿，用的标题却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我认为这才是给事件定性的话。我问新华社社长曾涛，这个话是怎么来的？他说是编稿时，为了醒目而加上的。因此，我和一些同志在下面议论，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1月25日上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政治局讲了8 个问题，其中6个是重大遗留问题的平反， 即天安门事件（讲话中使用了与《人民日报》标题相同的提法，直到这时，这个牵动亿万人心的问题才算得到了彻底解决）、“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2个是决定，即对康生、 谢富治问题进行审理，武汉“七二○”、河南“七二五”、四川“产业军”等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一律由地方报经中央后自行处理。华国锋能作这个讲话，我判断也是邓小平起了主导作用。理由是，邓小平于14日回国，19日华国锋在同湖北省委两位负责人的谈话中就说：“会开得好，畅所欲言。六十条（即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比较成熟，农业决定差一点。三种意见，主张大改的是多数。会议时间要延长，不能按预期完成任务。”然后，他讲了六十一人案和陶铸、杨尚昆、“二月逆流”问题要平反；彭德怀骨灰放八宝山，但不登报；康、谢民愤很大，对他们揭发批判应该；还讲了对几位政治局委员犯错误问题的处理意见。这次谈话，先念同志参加了。从谈话内容可以看出，小平同志回国后，中央常委就这些问题开过一次会，并且作了上述决定，后来政治局又开会加以确认。25日大会后，各组讨论都表示满意，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胡乔木发言，提议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再讲一下真理标准讨论问题。
11月25日下午，中央常委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并讲了一些重要意见。第二天晚上，胡乔木原打算去首都体育馆参加“天安门诗抄”朗诵会，刚要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来请他去谈对中央领导人讲话精神的传达问题。经胡乔木帮助，形成了一个常委指示记录要点。乔木同志事后对我讲了一下大意，说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的话。我由此感到，从那时起，华国锋就已失去工作的主导权，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已经逐渐变成了小平同志。
记录要点上有这样一些内容：“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另一方面，对大字报不能任其自流。”“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哪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报纸要十分谨慎。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历史证明，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领导我们走向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心思上，乱是脱离群众的。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否能够保持稳定。现在外国反映很大，香港有些报纸都在议论，你们那么多问题，应当稳当一点嘛，何必那么急，急了会出问题。”“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你乱了起来，别人就不敢和你打交道了。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
11月26日和27日，小平同志先后接见日本民主社会党访华团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讲了同25日大致相同的话。这些话他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又讲，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反复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现在回过头看，当时如果不是这样处理问题，而是迁就一部分群众的情绪，跟着感觉走，什么事都要追究个人责任，甚至全盘否定毛泽东，那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也就不可能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不可能有这20年的飞速发展，我们的党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就会站不住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小平同志解决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
11月27日晚，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大家反映了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如“二月兵变”、“一月风暴”、纪登奎的错误、对毛主席的评价等等。邓小平重申了他25日、26日、27日的谈话精神。华国锋提出下一段会如何开的问题，说：“12月7 日原来想开全会，现在开不开？要不要开那么长？第一书记都在北京，家里的事情很多，会议不能时间太长，要尽可能压缩时间。你们人都在这里，提一大堆问题怎么办呢？”邓小平马上用肯定的口气说：“会议要开紧凑一些，不要开得太长。对计划，这个多少，那个多少，不要多去讨论，大体差不多就行，主要把体制、大政策定下来就行了。全会开三天就可以了。”关于对中央几个有错误的领导人如何处理的问题，小平同志说：“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外国好多人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这是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小平同志第一次对外讲政治局要加人的问题。在此之前，代表中曾有人提出过增加政治局委员的建议。在此之后，提议加人的逐渐多起来。
12月1日， 鉴于代表们的兴奋点仍然没有离开历史遗留问题和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中央常委又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通过他们向会议打招呼。主要还是小平同志讲，他讲了这样几个意思：
1.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识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确的。我们想同美国在明年1月1日达成建交协议，等全会公报出来再同他们谈，不然他就要翘尾巴。
2.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过关嘛。
3.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3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 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指王震），也够格。两个方案，一是3个人， 一是4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 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
4.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对“文化大革命”现在要回避。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
此后，代表们开始酝酿加人的名单，纷纷表示赞成。
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对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安排。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也是闭幕会，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先后讲话。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家都很熟悉，他虽然是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但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这篇讲话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它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叶帅的讲话已经收入《叶剑英选集》，大家也能看到。华国锋的讲话，正如他自己说的，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他讲了3点：
1.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在去年3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2.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今年5月11 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由于我当时刚刚访问朝鲜回来，没有顾上看。6、7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我才知道有不同看法。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登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由于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
3.关于召开理论务虚会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真理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代表政治局正式提出了增补中央领导人的名单，提请三中全会通过。根据代表酝酿的意见，名单中政治局委员又增加了王震，中央委员又增加了黄克诚、黄火青。
闭幕会后，工作会议并没有马上结束，而是又开了2天， 分组讨论闭幕会上的3个讲话。胡乔木在发言中，借华国锋讲话中的一段话， 作了一篇大文章。华国锋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还有一件事情，向同志们讲一下，党中央是集体领导，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胡乔木在发言中说：“华国锋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说到对他个人的提法问题，这在党的生活中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涉及的不简单是个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的准则和秩序问题。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就我记忆所及，‘文化大革命’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党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值得我们鉴戒，但他们有些方面的做法还是有分寸的。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发表，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在刊物发表半个月以后，《真理报》才应读者要求转载（其他的报纸不转载），而且是从第二版开始，也不用大字大标题。……我们在报纸上，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一个时期常常在第一版几乎用整版篇幅来登领袖照片，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很少见的。把个人这样毫无限制地极端突出出来，这不是我们党成熟的表现，而是不成熟的表现。……搞一些不成熟不自然的做法，这不能提高领袖在群众中、党内和国际上的威信，适得其反，只能起不好的作用。”
“1958年成都会议上，柯庆施同志提出一个口号：‘信仰毛主席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种说法根本违反共产党员的世界观，没有一点马列主义气味。但提出的时候竟没有人反对。我当时听了很不满，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应当作自我批评。”
“工作制度，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叶、邓副主席都讲到立法，包括立党规党法。……要有一定制度，中央也得受制度的限制。社会就是互相限制的组织。一个人不受任何限制，只会堕落和毁灭，相反，受合理的限制才会使人进步，使社会进步，使党和国家进步，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后来，先念同志见到胡乔木，说看了他发言的简报，在上面批了三个字：“讲得好。”小平同志听到乔木发言的内容后说：“把这个写进公报。”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胡乔木在全会公报上专门写了一段关于要少宣传个人、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话。这无疑也是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收获。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
12月17日下午，中央常委召集十一届三中全会各组召集人开会，主要是讲：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要求有错误的几位同志在全会上作个像样的检讨，常委认为可以不再在会上检讨了。
12月18日下午，全会开幕，华国锋在讲话中讲了全会的三项主要任务，即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审议通过农业、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纪委。讲话中对中央工作会议作了评价，说政治局和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这个会开得好，很成功，为开好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开幕会结束后，代表们按照安排，用2天时间看文件，3天分组讨论。发言内容，一是对中央的各项决定表态，二是继续提出历史遗留问题和批评几位犯错误的同志，再有就是对中央工作提出建议。
12月22日下午，全会召开闭幕会，原则通过了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的计划安排，通过了全会公报，增选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常委，选举了中纪委领导成员。选举结束后，陈云同志在主席台就座并发表讲话。这篇讲话很简短，也很朴实，但却很深刻，对会议的特点作了高度概括。他说：这两个会，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毛主席在1957年提出全党达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要求，但很多年没有实现。他希望这一次大家坚持下去，在全国实现这种局面。他的这些话反映了会议的真实情况，也反映了代表们的共同心愿，因此基本意思甚至包括一些语言，都被写进了全会公报。陈云讲话后，华国锋又致了简短的闭幕词，然后宣布全会胜利闭幕。
二、关于会议讨论最为热烈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历史遗留问题
有关这方面内容，《改革开放的历程》一书有较详细的记载，这里引用如下：
“11月13日，东北组的同志在发言中表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同志12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加快解决。
同日，中南组的同志在发言中说：陈云同志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讨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最好能给予解决。这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团结，是有好处的。
西南组的同志发言表示，陈云同志提出的几个遗留问题影响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西北组的同志也认为，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11月16日，万里在华北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
11月17日，杨得志、李成芳在中南组提出：联系‘天安门事件’，我们认为武汉‘七二○’事件也到彻底平反的时候了。陈丕显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
11月22日，聂荣臻在东北组发言说，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同志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陈云同志紧接着插话：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王首道发言说，只有把遗留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的书面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11月12日提出的六点意见。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与会同志还提出，邓小平1975年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正式为所谓‘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
此外，许多同志还对康生、谢富治在‘文革’期间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
情况大体就是这样。如果再讲详细一点，还可以介绍几个揭发批判康生、谢富治的发言。如胡耀邦说：揭批“四人帮”运动结束，不等于揭批查工作结束。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600多人。 “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应很好总结，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张鼎丞说：由于谢富治的支持，我被监禁，原高检院15名司局长以上干部，11名被隔离，30%的干部被抄家审查。1967年开批斗陈毅大会，谢挑动一派反另一派，总理对谢说：“把陈毅搞臭了，谁当外交部长，你当？”谢不理。总理说：“我把这口气吞下去了。”
代表们还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发表了意见。如粟裕说：林彪、“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之上，重要原因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上对下，下对上批评，按党的原则在党的会议上也不行，否则就是反党。有的群众说有权就是真理，值得深思。张震说：对十年“文革”应总结教训。教训是：①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文化大革命”不经中央全会讨论，一下子轰起来，民主在哪里？②集体领导被破坏。今后全会闭会时应由政治局领导。③政策多变，失信于民。④法制不健全。那么多干部被抓、劳改，哪里有法制！对彭德怀、六十一人问题都有过结论，为什么后来不算数了？张爱萍说：在悼念总理的事上，“四人帮”的无理意见怎么能在政治局会上通过？他们是少数，少数应服从多数。这不正常，是严重教训。
（二）关于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
因为提出了历史遗留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很自然地会联系到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会有阻力？阻力来自哪里？这就变成了现实问题。陈云在11月13日发言中提出，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中组部，既有中组部又有中央专案组的不正常状况应当结束。这实际上已经不是讲历史问题，而是讲现实问题了。
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4位政治局委员身上。早在11月12日， 吕正操谈到天安门事件时就说：少数人进了政治局，“一人局门深似海，从此群众是路人”。举旗不前进，把旗当幌子，实际上砍旗。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人给他们提意见。如李人林说：政治局的同志不都是那么强，有的不令人信服。毛远新那么个毛孩子为什么成了东北的太上皇？有的人插手河南，把河南搞乱了。新疆、北京搞成这个样子，能使人信得过吗？有些有能力的同志进不了政治局，有的人既无功劳也无能力，为什么一定要搞成政治局委员？现在要整顿领导班子，中央可不可以整顿一下，个别同志是否可以整顿一下？能上能下嘛！万里说：活着的个别高级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吕正操插话：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万里说：对，就是指他。江一真说：纪登奎今年4月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写报告， 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调查搞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段君毅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指纪登奎，河南人说“心有余纪（悸）”。
另外，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表示了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压制民主的不满。如谭震林说：罗瑞卿出国前到我那里，谈了一个小时，说中办、国办要整顿，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要撤销，否则是定时炸弹。提出“两个凡是”就是想篡改党史，搞“四人帮”那一套。姚依林说：从去年中央工作会议后，几次会上简报组都耍手法压制民主。去年3 月工作会议上不少人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没登简报。十届三中全会讨论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稿，我和方毅、陈国栋看到里面还批唯生产力论、宣传全面专政，提了系统意见，而简报组却把它们分割成具体条文的修改意见，弄得面目全非。这次会上，又有扣发简报和随意修改发言的事。还有一个手法，就是拖到会议快结束时把简报一齐发出去，然后很快收回来，极不正派，违反党章。程子华说：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纪登奎，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还有不少代表对个别中央同志分管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如王必成说：中南海修房子，不准下面搞，中央为什么带头搞？李强说：要人家不要大兴土木，而中央却在那里大兴土木。下面处理，中央不处理行吗？黄新廷说：有人兼职过多，现在党内有党，军内有军。刘震接着说：现在还兼警卫局长，能否不兼？王平说：兼中办主任、警卫局长与中央副主席职务不相称。耿飚说：有的中央领导不敢出门，一出门就警卫森严。张爱萍说：中办要搞揭批查，政治局内要有批评自我批评。李人林说：建议整顿中办、中宣部、《红旗》杂志社、“毛著”办公室，这四个部门问题最多。
以后，在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犯错误的4 位政治局委员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并得到了批准。对于这个问题，陈云同志在那次全会大会上的发言中，专门讲了一段话。他一方面表示同意他们提出辞职，要求犯错误的同志不要觉得委屈了，应该想一想，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另一方面，又要求大家全面考察一个干部，既看到他犯了什么错误，又看到他过去做过什么好事，还要看到他犯错误时党内的整个情况。陈云说：“有的同志看了犯错误的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讨没有完没有了，批判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了，完不了也只好暂时算完了。……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陈云这段话讲得很全面很公正，是对我们党内生活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为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思想。
（三）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问题
对这个问题，第一阶段中讲的人不多，有人讲到这个问题时，一般也是和“两个凡是”问题、《红旗》不表态问题联系在一起说的。例如，当有人说到提出“两个凡是”的那篇社论时，耿飚插话说：我是奉命发表，我是反对“两个凡是”的。后来，耿飚在发言中又提到这件事，说：对这篇社论我不负责，我是奉命发表。我看后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粉碎。这话反映到中央，说我发了牢骚。我说这么重要的文章，也不和我商量。这时，金明插话说：“两个凡是”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变种。耿飚接着说：我赞成这话。领袖每天要讲多少话，如果每句都要正确，那就太苛刻了。同时，耿在发言中也表示，有些问题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开车速度太快转弯要翻车。他批评《人民日报》刊登斯大林在庆祝列宁50寿辰会上的发言，说这有诱导作用，现在年轻人和我们这一辈感情不一样，一诱导，可能走向反面。宋承志也说：《人民日报》“批邓”时调子越唱越高，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和中央精神一致起来。今天回头看，他们能够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时，同时注意另一种倾向，的确是很有水平的。
对真理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是在11月25日全体会议之后，几乎成了会议的中心话题，每个组都谈，每个代表都谈。其中原因，分析起来有两个：一是华国锋在讲话中仍然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二是有几位宣传口的负责同志发言，不仅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而且指责批评他们的人，犯了众怒。
在小组发言时，吕正操说：我们需要理论家，但需要有实践或尊重实践的理论家，对那些鼓唇摇舌、翻云覆雨的我们不欢迎。吕还面对面批评那位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的中办副主任，质问他：你说吴庆彤不实事求是（吴在一次发言中讲到“四人帮”在起草总理悼词时搞鬼），为什么不在会上讲，却要搞个书面材料经华国锋圈阅发下来，这是党内正常生活吗？你要实事求是，就应揭发康生。在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你肉麻地吹捧康生，抬高自己，无端打击乔木。吕建议把他那个发言印发到会同志，看他到底是否真的实事求是。朱穆之说：对真理标准问题，中宣部自己没讨论过，却提出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以致闹得全国上下和国际上议论纷纷。
12月3日那天， 中南组的召集人段君毅提出后面的会怎么开的问题，说有的组转入了讨论经济问题，有的组转了又转回来。大家表示，还是先议理论问题。随后，王国权说：《红旗》不表态，《中国青年》发下去又收回来，这一连串的事使大家很担心。他在会上念了一封写给中央的信，说愿者签名，结果那个组24人签了名。同一天，在华东组会上，吕正操也说：看到别组的简报，感到我们组的议题转早了。然后，他批评了宣传口几位同志发言中的错误。其他代表，如张香山、肖望东、江渭清、廖汉生等也纷纷发言，对他们提出批评。李丰平针对宣传口一位同志的发言说：这个发言影射攻击乔木，我认为乔木说“真理标准本来是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是政治问题”的论点是正确的。
由于宣传口一位同志说过一句“中央的方针是放”，他所在的西南组的同志便问他，这是谁说的。他说：别人告我，乔木同志在社科院传达中央领导指示时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可以开展讨论。胡绩伟马上说：乔木同志说可以讨论，你概括为“放”的方针，妄图把责任推给乔木，这是诬陷乔木，简直卑鄙！
在代表们的批评帮助下，到了会议末期，那几位受批评的宣传口的负责同志，先后都表示了接受批评的态度，并程度不同地作了检讨。
（四）关于中央人事包括宣传领导部门人事调整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与前3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是解决前3个问题很自然的结果。从发言上看，大家谈得最多的是汪东兴应当辞去各种兼职，陈云应当当中央副主席，胡乔木应当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另外，也有不少人谈到胡耀邦、王震应当进政治局。
第一个在小组会上提出陈云应担任副主席的是王震。以后又有许多代表表示了同样的意见。韩光还回忆了陈云在莫斯科给他们讲课的情况，说三年困难时期，陈云看到科委的一份简报上载有每两大豆所含蛋白质数量和每人每天所需数量的材料，经自己计算，决定给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发2斤大豆，保证了这批干部的起码营养。 杜义德说：延安时期，王明要求把中央迁到武汉，毛主席不同意，陈云在关键时刻投了毛一票。陈漫远也说，延安时期中央开会，与王明路线斗争，陈云当时有病，躺在担架上去投了毛主席一票。
对这件事，陈云在12月10日发言中特别提了一下，对不准确的地方作了纠正。他说：当时没有用担架抬。那时他曾劝博古，应当让王明回延安，博说王明对于延安发电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不满意，说延安的书记不比国统区的书记多。他把博的话报告了毛主席，主席以后再发电，落款就改用毛洛康陈。
对于把陈云补进政治局、担任中央副主席的事，提出最早推动最力的是小平同志。早在十一大前后，他就多次提过这个动议，但华国锋总是拖着不办。直到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又一次向华国锋提出，这才算通过。
关于胡乔木，有这样一些发言。于光远在11月26日批评那位中办副主任时说：他在1976年主持编《毛泽东选集》那摊子批邓，以胡乔木是邓小平重用的人、跟邓小平干了很多坏事、篡改“毛著”为借口，大整乔木，说乔木同志“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我和邓力群觉得他居心不良，想把乔木同志打下去，好把“毛著”编辑工作抓在自己手里。《论十大关系》在乔木动手修改前，的确有一个他和另外几个人修理的稿子，但并不行。乔木下了很大功夫，才整理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和吴冷西等议论，很佩服乔木同志的本事，把这个讲话整理得这样好，大大改变了原整理稿的面貌。小平同志、政治局、毛主席对此都很称赞。而他一方面把功劳记在自己和康生账上，一方面又把篡改的罪名加在乔木头上，能说正派吗？1975年经毛主席批准，成立了由小平、康生、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毛著”编辑工作。现在小平同志早就出来工作了，乔木罪名也不成立，应予平反。
于光远在这里所说的胡乔木整理《论十大关系》的事，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也提到过。 那次是专门谈胡乔木恢复工作的事，小平同志说：“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一是陈伯达，一是康生。结果主席没有办法，只好不用。”当谈到《论十大关系》是谁整理好的问题时，小平同志说：“这事我可以作证，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成。在这以前搞了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新发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早发表了，这篇是新发表的。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
许多代表提议，应由胡乔木负责“毛著”编辑等意识形态工作。陈鹤桥说：“毛著”办公室应改组，乔木是我党很老的理论家，为什么把他排斥在外，建议让他来主持。韩先楚说：建议让乔木参加“毛著”办公室，他懂党史。刘震说：乔木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工作老老实实，任劳任怨，理论上很严谨，很认真，有实践经验，有较高的理论水平。王震说：“毛著”编委会可以吸收不是政治局的人参加。华楠说：乔木过去整理“毛著”有经验，有成绩，建议让他继续参加“毛著”办公室的负责工作。马文瑞、王首道建议在政治局领导下，设立党史编委会，由陈云、邓大姐、聂帅、胡耀邦、胡乔木组成。马还说：为什么不让乔木参加编《毛泽东选集》，我觉得前四卷比第五卷编得好。乔木参加了前四卷工作，起码有经验。李志民说：乔木在“毛著”编委会中受排斥打击，建议中央对“毛著”办公室要整顿。张爱萍还建议由胡乔木任中宣部部长。
到了会议快结束时，各组纷纷以全组的名义，就人事等重要问题向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提出书面建议，一致拥护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4位同志进政治局，陈云担任中央副主席；一致要求整顿中办、 “毛著”办、警卫局、《红旗》杂志社。有4 个组在书面建议中还分别提出：过去撤销乔木同志在“毛著”办的负责工作是个冤案，应予平反，恢复工作；改组“毛著”办，由乔木同志主持；乔木同志参加“毛著”办和中宣部领导工作；乔木同志任中宣部部长。
在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于12月25日紧接着开了个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由胡耀邦任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乔木任副秘书长兼“毛著”办主任，姚依林任副秘书长兼中办主任。3天后，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传达全会精神， 专门讲到中宣部部长人选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本来有的同志提议乔木同志当中宣部长，他是最合适了。为什么不是他呢？中央的同志有过考虑，乔木同志思想水平比较高，宣传部的工作还有许多行政事务，如果要他来管宣传部，势必要分散一些精力搞行政，这就是浪费人才。所以，避其所短，用其所长。”
我从会议发言中归纳了以上4个主要内容，不一定准， 也不等于说没有其他内容。比如关于经济问题，也有不少重要而精彩的发言。特别是陈云在12月10日《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的发言，针对当时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四化建设必须“即积极又稳重”的方针和要大量进口粮食、先稳定农民这一头，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等意见。他发言中的基本思想也被会议所接受，并写进了全会公报，成为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标志前一时期兴起的“洋跃进”的终止和实事求是路线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恢复，预示着建国后第二次大规模经济调整揭开了序幕。这个发言收入了《陈云文选》，但他在发言中还讲了两个意见没有收入，其中一个意见是赞成设立书记处。后来，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推动下，中央书记处终于在五中全会上成立了。
从以上这些发言的内容可以看出，会议开得确实生动活泼，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过，也有少数发言，仍带有“文革”时期假大空的遗风。如一位部队代表听了华国锋开幕时的讲话，一上来就说什么“英明领袖”、“非常重要”、“极为鼓舞”、“完全同意”等套话、大话。还有一位省委书记，发言800多个字，竟然讲了10 个“华主席”，还说什么“深受教育”、“非常必要”、“完全正确”、“重大意义”、“一定努力”、“决心遵照”等等。这种发言与会议的整体气氛极不协调，到了后期，也就销声匿迹了。
三、会议主要文件形成的若干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文件共有12个，其中8个是讲话， 即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的开幕词和他在11月25日大会及闭幕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全会上华国锋的开幕词和闭幕词，陈云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另外3个是草案， 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9 年和1980年经济计划安排（草案）。还有一个是公报。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两个，即邓小平的讲话和公报。另外，农业决定、叶剑英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也很重要。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也有它的重要性。这5个文件形成的情况我不全清楚，但就我所知， 它们全都经过胡乔木之手，由他主持起草，或由他最后改定。下面按时间顺序，分别讲讲我所了解的胡乔木与这5个文件的关系。
（一）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
对这个决定最初的稿子，代表们普遍表示不满意，认为太一般化、缺少措施、不解决问题。于是形成了三种意见：一是在原基础上小改；二是大改；三是这次会上先不搞了，以后再说。最初似乎采纳的是第一方案，因此从各组抽出一些对农业有一定研究的人组成了一个综合组，由纪登奎牵头，专门修改这个文件，胡乔木也被抽去参加。11月23日晚上，乔木同志告诉我，他在下午的综合组会上放了一炮，说多少年来，我们对农业缺少认真的研究，这次会前也缺少足够的准备。因此，对农业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么才能上去，谁也谈不出系统的意见。他建议，这次会上只搞两个关于农业的具体问题，即关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问题和关于增加农产品进出口问题的决议。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待会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再搞。他还说，1957年以前，我们搞一次运动，生产就上升一次，而那以后，搞一次运动，生产就被破坏一次。为什么？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力没有变化，却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时，先念同志也在场，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但补充了一点，就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还是要在这次会上搞出来，而且就由他负责来搞。乔木又说，农业上去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家对此不下功夫研究，光靠写是很困难的。但这之后，中央正式决定由胡乔木主持关于农业问题决定稿的修改，乔木同志只好服从。会议的后半期，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这件事情上。
会议开始不久，耀邦同志曾根据西北组讨论的意见，组织国务院政研室几位同志，尝试重写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稿。中央决定由胡乔木负责修改后，耀邦同志便让他们搞出一部分即交乔木修改一部分。小平同志对此也很关注，让乔木修改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12月7日， 胡乔木把稿子交给了于光远。他感到这个稿子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他改了几天，改不下去了。刚巧第二天，他收到原稿起草组两位同志搞的原稿修改稿，乔木看后，觉得这个稿子倒比较实在，还好改些。他和耀邦说了，耀邦也同意。12月10日，胡乔木召集综合组开会，讨论用哪个稿子为基础好，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都参加了。经过比较，大家确定就用那两位同志的改稿为基础。此后，乔木一边参加会议，一边反复修改。临到会议结束之前，总算拿出了一个成品，题目改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代表们看后，普遍感到满意，觉得这回像个中央文件了。但是，时间毕竟还是太短，缺少充分的讨论。因此，经胡乔木建议，这个决定草案在随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只是原则通过，会后连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一起，发到各地讨论和试行。在1979年9月下旬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 对它又作了必要的修改，这才正式予以通过。
这个决定分析了农业的现状，总结了历史的经验，部署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工作，拿出了25项政策和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几条：第一，规定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第二，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第三，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50亿斤；第四，化肥、农药等农用工业品逐步降低价格，并把降价的好处让给农民；第五，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要在今后三五年内逐步提高到18%左右；第六，国家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等等。虽然在这之后，农村改革又有了迅猛的发展，生产责任制大大突破了包工到作业组的形式，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但这个文件对于冲破“左”倾错误在农业问题上设置的禁区，解放和统一广大农村干部的思想，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关于小平同志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早在1978年10月下旬，我随胡乔木在天津、上海搞调研期间，邓力群就打来电话，说小平同志从日本访问回来后，要找乔木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问题，要他29日回北京。乔木回京后即到小平同志家里谈话，当时确定讲话的主题是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此前，邓力群组织国务院政研室林涧青等同志，已在按小平同志意思着手起草讲话稿。乔木和小平同志谈话后，向他们进一步交待了思路，自己写一个部分，请他们起草另外两个部分。开始，由于小平同志11月5日又要出国，乔木很是着急，后来知道小平同志决定从国外回来后再谈讲话稿的事，这才松了口气。11月8日，也就是工作会议召开前两天， 讲话稿的初稿全部搞完，发给了邓办。11月14日晚上，小平同志回国，16日即约乔木去他家谈那个讲话稿。19日，乔木按小平同志意思把稿子改好，交我抄写后，又发给邓办。
几年前，香港出了一本内地人写的书，有些叙述同事实有出入。书中说11月5日，胡耀邦找冯文彬、阮铭和这本书的作者去， 说邓小平的讲话由胡乔木起草，着重讲工作重点转移；叶剑英的讲话让作者和阮铭起草，着重讲分清是非问题，都要在三天内写出初稿。过了几天，听说他们起草的讲稿基本被通过了，而胡乔木起草的讲稿却被否定了，并且获得了一个“看来他不行了”的评语，讲稿改由别人另拟云云。作者还说他看过那份讲稿的复印件，稿子是乔木同志向秘书口授，秘书记录，然后乔木亲笔修改而成的（可能是指我抄写的那份）。以上这些，在阮铭到国外后写的一本叫《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一书中，也有大致相同的描写。
关于他们起草的叶帅的讲话稿是否被通过的事这里暂且不说，先说小平同志的讲话稿。前面说过，这个稿子早在10 月下旬就开始写了， 11月19日已按小平同志的意见改好，递给了邓办。但过了没几天，政治局就根据代表们的强烈要求，对天安门事件等8 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决定，并由华国锋在25日全体会议上予以宣布；加之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后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使会议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原来的讲话稿主要围绕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展开，先讲重点转移的意义，然后讲怎样才能实现这个转移，其中讲要解放思想，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改革不适应发展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会场内外形势的变化使重点转移的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突出了，比较突出的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决定调整自己讲话的内容，并在12月2日， 当工作会议进入后期时，再次约见胡乔木。那时，胡乔木正在集中精力修改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所以去邓小平家谈话之前，叫上了于光远，准备让于组织林涧青等同志先搞出个初稿。
《百年潮》1997年第4 期发表的《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说，小平同志当时拿出了自己写的讲话提纲，共7条， 手稿现在于光远家里。文中还说：“小平同志的讲话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成的。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这个提纲是怎样放到光远同志家里的，我不清楚，估计是12月2日那天， 因为让于光远先组织人写初稿，所以交给他拿走了。但我知道小平同志看过起草的同志写出的共有8个问题的初稿后，在12月5日找胡乔木去讲的4点。乔木事后和我说了大意，我作了记录。 小平同志说：“这次别的问题都不讲了，只讲4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了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先使10%～20%的人富裕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后来，小平同志在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讲的就是这4个问题。
关于小平同志在会议后期找人去谈讲话稿的事，据我记录，从12月2日起至13日，共有4次。第一次12月2日，是胡乔木和于光远去的； 第二次12月5日，是胡乔木和于光远、林涧青去的；第三次12月9日，还是胡乔木和于光远、林涧青去的；第四次12月11日，因为小平同志看了胡乔木改过的讲话稿后，已在12月9日表示稿子差不多了， 加之会议马上要结束，农业决定稿尚未脱手，所以胡乔木没去，是胡耀邦和于光远、林涧青去的。
胡乔木向起草的同志讲了哪些意见，我不在场，不清楚，但他们每写一稿都送到乔木手里则是确实的。仅我记录，胡乔木就改了两次。一次是12月6日，起草的同志根据小平同志前一天谈的意见，把稿子分4个问题搞完后，于晚饭前送来。记得那天晚上，胡乔木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过的稿子交给了我。原来，他是半夜两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好的。第二次是在12月13日那天， 小平同志下午4点就要讲话了，午饭后，胡乔木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润色，直到下午2点才脱手。由于时间紧迫，他要我坐他的车， 将讲话稿径直送到了邓小平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