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精神质量转换的两大模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质量论文,社会论文,主义精神论文,模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精神质量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从未停止过价值转换运动。这种运动不仅以其内在的构成要素相互关系的方式进行，而且以其外在的相关因素彼此联系的方式进行。本文仅就这两种相互关联的方式略作分析。
一、资本主义文明中的“社会主义”
通常，“资本主义”一词是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加以规定的。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多是源自比较系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诠释。现在看来，过于关注“政治经济因素”，势必会造成各种智慧错觉，形成僵化的思维定势。我主张不妨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文明”来认识。
当我们把资本主义同时当作一种“文明”来认识、来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所表现出来的许多理性的特征是与社会主义理性精神相同构的。尤其是当资本主义没有出现像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言的行将“腐朽”、“垂死”的情形时，“资本主义文明”中的某些合理因素肯定发生着“延缓性”作用。这种“延缓”是自然性的，还是超然性的？可以肯定地说，是超然性的。那么，这种超然性的根由又何在呢？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精神质量发生转换后所引起的“辐射”作用不可否认地产生过巨大影响。对此，我主要想从历史和科学这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然兴起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气，而且给资本主义走出危机提供了精神机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之外）事实上都陷于严重的困境之中。就外部而言，美国也深切感受到不曾有过的社会主义力量的严重威胁。所以，从资本主义世界整体来看，它已处于四面楚歌、内外交困之中，且不说受战争创伤严重的德国和日本的一团糟情形，以英法为首的整个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统治体系此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苏联为首所形成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地发展，与资本主义阵营萧瑟秋风下的经济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使得世界资产阶级惶惶不可终日，时刻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资本主义出路何在？一时间，资产阶级当然不会对社会主义俯首称臣，就此心甘情愿地把政权拱手让给社会主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资产阶级面对社会主义运动风潮奔涌的恢宏气势，不能不对社会主义精神气质的巨大作用产生理性的直觉或顿悟。资产阶级不只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成功的事实，而且他们也开始从这种事实中去寻找“求生之术”。
1.实行“资本国有化”。有学者曾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国有化”改革是出于凯恩斯主义。殊不知，这种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笼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是在系统地吸取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自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来，特别是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成功地粉碎了各种反动势力的一次又一次复辟和进攻之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秩序成功地稳定了社会政治秩序，使得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刮目相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强大活力。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络绎不绝地前往苏联进行经济考察，他们发现了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秘密。
二战后资本主义改革的主要形式是实现国有化，广泛建立“国营企业”。由于实行国有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得到强化。它调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它引导资本主义市场，完善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机制，它干预国民收入再分配，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它干预并支持科学技术研究，推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2.实行“资本民主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从来就是把生产资料视为命根子的，他们绝不愿意让雇员与自己“共同”占有生产资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影响的扩大，工人阶级对资本的剥削和企业主不劳而获日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面对工人愤怒的火焰，精明的资产阶级逐步改变了观念，提出实行“资本民主化”，让所有的人“普遍”掌握资本，并美其名曰：“人民资本主义”。由于实行“资本民主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了一种“自我调整”的运动状态，社会达成了一种“文明妥协”。尽管这些调整和妥协从根本上说有利于资本家阶级，但还是多少有利于劳动群众经济状况的改善。撇开这种改革的政治性质，单纯从经济性质而言，由于工人参与企业资本，使他们承担了资产的风险，激励了生产积极性，减少了罢工和怠工，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保证了经济效益的增长。
以上两点可以说明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刻影响。我认为社会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产阶级政治家从社会主义国家统治中吸取了智慧，认识到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相互关系状况直接制约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只有缓和阶级冲突，才能保证和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因此，制订出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让步政策”，使其政治统治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
第二，资产阶级企业家从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中得到了启发，认为社会主义管理是唯一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劳动积极性的科学管理。如日本企业曾公开承认，他们的“自主管理”，就是借鉴中国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中工人参加管理而搞起来的。
第三，资产阶级有识之士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我完善的改革中借鉴了宝贵经验，意识到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前提条件是进行“自我调整”，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影响最深远的是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评述这种“改良运动”时曾说过：“如果没有这些努力的话，资本主义恐怕早已难逃灭顶之灾了。”（注：谢京师主编：《马克思主义与人类社会未来》，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其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由于20世纪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真理性，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科学文化的进步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是科学发展的辉煌时期。而这一时期的科学发展又是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有机地联系着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先检索一下关于“科学与所有制”的关系问题的主要见解。
科学是社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产生于社会，存在于并服务于社会。随着科学的发展及其向社会的直接生产力的转化，它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认识这种“内在联系”，需要人们不仅仅把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一种社会生产力来研究，而且还要与对作为生产力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生产关系、特殊的所有制形式的分析联系起来。不揭示科学与该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关系总和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科学的性质和发展。
资产阶级最初（甚至至今）一直是孤立地把科学看成是各种抽象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他们不懂得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之间的影响而产生的社会生产活动同时也决定着影响发展过程的各种因素的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在前苏联的建立，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消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界限，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使科学作为生产力应用于整个社会成为现实。因为社会主义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一方面为主体进行有目的的干预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为掌握科学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主体本身的形成并使他能够胜任所面临的任务创造了条件，它能使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能够代表真正社会利益的变化。即如果作为整个社会范围的生产力来应用科学，这就为集约型的社会劳动资源的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条件。而对这种扩大再生产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量的增加，而首先是应用科学的集约程度的提高。摆脱了各种对抗性阶级矛盾的社会劳动的集约式的扩大再生产，总是能够直接造成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劳动的社会效益的提高。
众所周知，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一般是指从50年代开始进入繁荣期，经过60年代的反常发展，到70年代初达到“全盛期”。以往人们在评述说50年代的“繁荣景象”时，虽然注意到了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的巨大影响作用，而忽略了构成这种影响的实际因素，更忽略了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发展因素的“刺激和诱发作用”。只要稍稍借助一下历史常识，我们就会发现，本世纪真正启动科学技术革命的“第一驱动力”，是社会主义力量，真正把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产生于社会主义经济思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思维。这里且以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采取的方略为佐证。
我在思考这一问题之初就曾认为，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他十分强调科学技术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列宁最早提出并论证了“科学的社会职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关系问题。他在1920年10月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和农业。你们知道，这样的基础就是电；只有全国电气化，一切工业和农业部门都电气化的时候，只有当你们真正担负起这个任务的时候，你们才能替自己建成老一代人所不能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1页。）在列宁看来， 如果没有现代最新的科学技术这个条件，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不可能的。
虽然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不到十年时间，但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列宁几乎是倾其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应用科学、发展科学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列宁经常强调，社会主义与科学是不能分割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有机结合。由于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就使得革命实践活动能以科学理论为依据，从而把革命工人运动的实践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力量在于有群众的觉悟性。而这种觉悟性则是通过“理论灌输”（通过应用社会科学知识——笔者注释）来实现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列宁的这个著名公式中，实际上“揭示了社会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反对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践的全部巨大意义，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仅是理论发展而且是实践发展的原则，强调实践的发展，群众积极性提高以及积极性的发挥，都依赖于理论的发展。”（注：C·P·米库林斯基、 P·里赫塔主编：《社会主义和科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
我在这里引证列宁的智慧以及在他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成就，基于这样两个考虑：其一，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并存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不可能不受到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苏联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成功经验，无疑深深地刺痛着西方资产阶级高傲的神经。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的景象，资产阶级不可能无动于衷。难道他们不会也从苏联利用西方经济危机中获得某些启发吗？其二，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不会公开接受社会主义，即使是他们曾经大量地吸取社会主义的经验，他们也不会承认这是事实。而且当我们把这些事实与社会主义的本来经验稍加比较时，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些事实中所蕴含的熠熠闪光的“社会主义精神质量”。
本来，由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机器体系及与之相应的劳动分工和合作，是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在物质上的表现。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科学通过劳动资料体现出来，而劳动资料又是资本家的财产，工人是机器的附属，所以科学间接地（通过工艺本身的体现）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力量。“在机器上实现了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0页。） 正像马克思早就预见的那样，这种对立早在手工作坊时期“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0页。） 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出来，并迫使他为资本服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7页。）
当科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转化为直接社会生产力的机制发生障碍的时候，现实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却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形态的集体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科学不再是资本的生产力，科学成了劳动本身的生产力。它不是与劳动主体疏远，而是与劳动主体相结合。劳动主体则利用各种条件来发展自己，掌握各种知识，创造性地对待劳动，而对于劳动主体来说，生产过程则将是知识的运用或科学的应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发展真正成为民主的事业。
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证明着这样一条“公理”：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不仅成为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的直接因素。正因为有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从而保证了科学可以迅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从此意义上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超速发展，没有“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强大的政治优势，就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正常发展”，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相对持久的“繁荣景象”。
二、社会主义文明中的“资本主义”
论证这个问题，我不得不首先指出有关社会主义文明的若干因素：
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与资本主义文明相比，社会主义文明除了表现自己的“更先进性”外，其在“形态”的结构组织等方面几乎没有多少差异。第一，社会主义文明在其存在的具体历史时期，也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它的显著特点是社会消灭了剥削和私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体现方式也是包括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成就的相应水平。然而作为一种新型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区别并不是简单地通过物质文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表现出来（尽管这也是重要的方面），而是在精神文明的性质和价值。社会主义文明更能对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面貌、特点和趋势起决定性的影响；第三，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它也仅仅只是表明人的智慧、科学、文化、社会肌体的潜在可能性得以逐步展开的过程，因而在根源上它依然与以前的诸文明存在着直接的逻辑承袭或逻辑过渡（即继承性）。社会主义文明毫无疑问地保留了精神价值（由于人类的社会记载得以保存下来的全人类遗产，聚合来自过去的对未来有用的一切东西，它们归根到底是新事物产生的前提，是发展过程必不可少的方面。——这是我事先着重强调的）；第四，社会主义文明尽管是在其特殊的阶级环境及由此产生一些后果的条件下发展的，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和方向是为全人类的进步服务的，因而，它不仅是人类这个统一体的完整的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而且属于全人类价值；第五，社会主义文明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是为着创造人类生存（不是为了部分人）的最好条件，推崇智慧、精神和道德力量、人的潜力，即为了随时随处确立公正、理智、人道创造最好条件。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与一切虚假、浮华和伪善是格格不入的。
社会主义文明由于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形成，所以，这不仅使享受历史上获得的文明财富的可能性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创造出了新的、社会主义内在固有的价值，这种价值符合个人、社会和全人类的利益。正如列宁早已指出的，新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整个社会气候能够吸引群众参加历史性的创造，使人类的社会文化活动具有空前的规模，“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自己来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自己来参加日常管理”（注：《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4—475页。）。正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开始真正地迅速向前进化，形成了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特有的价值。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文明具有综合性的内容，即劳动力的解放、国民财富的公平分配、吸收千百万群众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新文化的特点、新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个人的特征，这些内容所构成的总和，表述为社会主义文明。
在这里，我将从两种意义上来论证“社会主义文明中的‘资本主义’”问题：其一，社会主义文明较之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更强烈的国际化特性。列宁早已指出：“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注：《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9页。）。 这种情况说明，社会主义文明不仅继承着资本主义文明中符合着人类利益的东西，而且继续着资本主义文明中的有效功能；其二，由于社会主义文明日益表现出自己强大的吸引力，资产阶级企图像以前那样“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0页。），其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这使得两种文明互相接近且形成新的国际化趋势，变得为人们越来越可接受。
从上述两重意义出发，我认为，社会主义精神质量实现其价值转换的另一种主要情形（与资本主义文明发生相互作用时）则表现为“自强吸引”，即自觉地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吸纳资本主义文明中那些具有“全人类价值”的东西。相对于前述的那种主要情形（资本主义文明中的“社会主义”）而言，当前的这种情形是一种主动的转换（前述的那种情形是被动的转换）。它表现出自己独立的质量状态和运动趋势。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认为很有必要阐释一下社会主义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的关系。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价值的现实性在于，当代社会主义对人类、对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面貌、特点和趋势起着不可估量的决定性影响。这种作用的客观性已经不言自明地陈述着社会主义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的关系状态。
我在思考“这种关系状态”时，始终沿着两条知识的思维通道：一是社会主义的实现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成为最直接、最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早就充分论证过，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它的职能的发展，它的民主本质的充分发挥，就逐渐准备好了国家消亡的条件。现实社会主义所流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表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最深刻最充分地表现着全人类的利益；二是全人类价值并不是同人类经验认识统一物的某种直接吻合，不是什么“统计上的平均数”，不是现在为大家所有而且是大家的财富的那些东西。全人类价值是指那些真正能够促进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人类统一的因素和前提、价值（即使这些价值现在不为大家所公认）。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价值与全人类价值构成了这样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实体：社会主义和以前的（包括现有的）各社会形态同时表现着共同的东西；但社会主义又表现着自己独有的特点，这种特点既是对以前共同的东西的超越，又是能最大限度地最好地反映人类今后发展可能会出现的共同的东西。
现在回到正题。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早就相当详尽地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和实践同人类以前的全部进步财富的辩证继承关系问题，指出每一种文明中都有全人类价值。列宁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而产生的，它是历代先进社会思潮的当然继承者，它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注：《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当我们谈论社会主义精神质量主动的价值转换时，所应考虑的现实问题，并不在于承认或否认社会继承以往历代人所取得的全部积极的东西，问题在于要考虑到社会主义保存并吸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所有全人类价值的有规律的过程有些什么特点。因为这一过程在物质生产和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在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传统等方面往往是以不同方式实现的。
首先，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来看，社会主义一方面继承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现代生产力、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管理方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因素“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1页。）， 一切旧的国家统治形式在社会主义因素的作用下得到了根本改造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资本主义文明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这一事实，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因为它必然属于19世纪，而以往任何时候是不可能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8页。）。当然， 资本主义文明最初在社会中的存在同样也是一种“质量转换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它们之间进行着决死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使资产阶级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则迫使无产阶级去破坏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这两个阶级相适应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的地位的。……不用说，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意识。”（注：《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4页。）从价值转换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意识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质量转换方式。
如果说资本主义文明在社会主义成为物质事实之前还或多或少地只表现为“政治力量”的分力因素的话（成为与之对抗的进步力量），那么，在社会主义成为生动的物质事实之后，资本主义文明则被广泛地利用，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中有活力的“因子”。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选取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实来评断。
在列宁时期，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仅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物质条件，而且成为决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只有利用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巩固社会主义。
1.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保存和改造一切原有的功能。现实社会主义必须是在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保存某些根据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而改变过的旧国家的职能。列宁为此曾耐心地进行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引导：旧的官吏不是简单地被驱除，而是取消他们原有的特权并使他们服从人民的监督，可以把他们作为专家加以利用，国家机关只是清洗那些反革命分子和怠工者。与之相一致的是，在进行这一工作时要求彻底依靠劳动群众，从他们当中选拔新的工作人员，吸引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国家管理；旧军队的性质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职能是相矛盾的，但骨干军官的军事知识和经验在创建人民军队时要加以利用。总之，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的某些环节被完全消灭并代之以新的，另外一些环节被保留下来，形式上加以改变并得到发展，还有一些环节则加以根本的改造。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从集体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可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页。）。
2.在实行计划经济中发展市场贸易。面临苏维政权所遭遇的经济困难，列宁早在1921年春天，开始突破计划经济排斥市场作用和商品货币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开放商品周转的政策，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以后可以自由出卖农产品，规定“地方农业和地方工业在地方范围内有一定的流转自由。”（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9页。）1921年秋天，列宁根据当时商品流转主要还是在有组织的商品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弊端，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必须是在实行计划经济和利用市场作用、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战胜一切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根据列宁的指示，苏维埃人民政府在强调实行统一国家计划的同时，把商业作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在苏维埃国家颁布的新经济政策中，不仅允许通过市场发展农民经济，而且允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争。
3.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本来就落后的旧俄国，加上连年的战争，国家的财力和物力都消耗殆尽。鉴于这种严重困难，列宁极力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反对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指出：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成分，不仅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且还包括宗法式的农业经济、小商品生产和国家资本主义，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而国家资本主义无比地高于小生产。国家资本主义是小生产占优势的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可靠道路。因此，列宁要求苏维埃国家应当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资产阶级学习组织大生产的经验。“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5页。）列宁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起来的好坏。”（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511页。）
列宁领导苏维埃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不能排斥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的，资本主义文明不仅是社会主义产生的物质前提，而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中，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说几乎就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本身。“社会主义虽然从原则上否定与其相对立的对抗性社会，但却要把社会现实某些领域中全人类的财富，要把社会主义以前的制度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有益东西保留下来。否则，就会简单地把人类发展所必须的继承关系弃掉，而社会进步就简直成为不可思议的了。”（注：米·彼·姆切德洛夫：《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110页。）
其次，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来看，社会主义主要继承了资本主义传统精神中的那些合理的、进步的文明成就，并在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大熔炉中得到了冶炼
资本主义文明中那些精神方面的成分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因素，特别是思想道德方面。作为人类社会的新型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最根本的区别是通过精神方面的进步和积极与否来表现的。这种情况表明：社会主义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以批判的态度来转换资本主义精神，它吸取着资本主义文化中那些能代表人类价值的智慧因素。这种情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要比说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关系困难得多、复杂得多。然而，不管理解这个问题的困难性和复杂性怎样，我认为有一个基本前提还是应该首先确立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以往所有进步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一切具有全人类价值的进步思想都得到最彻底和最科学的价值转换。为此，我主张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
1.资本主义“精神母体”孕育了成熟的社会主义“精神胚胎”。国内外许多科学社会主义问题研究专家都曾主张，在社会主义文明中，包含着自古以来的“公有思想”、“平等观念”、“自由意志”、“正义要求”、“普及教育”、“阶级团结”、“社会革命”等进步思想，即所有启蒙时代的原则都在社会主义文明中占有自己的位置（注：米·彼·姆切德洛夫：《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我支持这种主张。但同时我要作这样补充： 严格地说，完整的、成型的社会主义精神胚胎是在资本主义这一母体中孕育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所出现的进步思想至多不过是带有“社会主义因子”的性质，还远没有构成具体的成型的社会主义精神形态。社会主义精神形态的东西仅仅只是在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态的东西构成直接对立关系时才第一次以独立的方式存在着。
在我看来，依循历史发展逻辑，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精神形态的最初始的独立方式应该是16世纪至17世纪早期、中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为在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中，都涉及了对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比较系统的批判和关于理想社会精神文明的描述。早期、中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揭露了私有制对精神生活的影响，抨击私有制引起道德败坏、智慧退化以及偏见和私欲的产生，指出私有制所造成的千百种欲念又起着保护私有财产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和各种弊端进一步暴露，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批判更加深入，透出更加智慧的科学因素。
2.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中的进步因素直接转换为社会主义思想，构成有质量意义的科学的意识形态。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中（指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成就是具有全人类价值的，它们不仅代表着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历史功绩，而且其许多代表社会进步的内容毫不困难地溶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大厦里。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态以及许多重大发现和突破，特别是标志19世纪自然科学最辉煌成就的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三大重大发现，不只是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而且还是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发达的思想维质量（或曰思想智慧）的直接知识因素。
另一方面，也是最能证明上述辨证关系的方面，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维质量的基础，而且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智慧形成的直接理性原因。勿庸置疑，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哲学的发展不仅表证着当时社会进化的程度，而且表证着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即表证着人类认识和理解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智慧水平。
从15世纪开始，亦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哲学在自然科学不断进步的凯歌声中奏响文明新曲（我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套曲”）。这一“文明套曲”包括“三部曲”：一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这时的唯物主义思想后来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科学的智慧支持；二是法国的启蒙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基本上是从法国启蒙思想中提炼出来的；三是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可见，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合理成分，才使得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从未离开过人类智慧的轨道。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虽还只是一种“思想的形式”，一种代表着他们高度思维质量的智慧形态。但是，他们在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公开申明这种新型文明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直接继承。他们指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不会毁弃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倒退到不发达的贫困状态中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只是实现“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历史任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0页。），而不是在毁弃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去进行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懂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原因这一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没有杜撰任何新词而是沿袭着以往的智慧思想来建构自己的新思想体系。
综上所述，以历史的思想材料方式而表现的社会主义文明毫无疑义地与资本主义文明直接相关联，不管社会主义文明所蕴含的体现社会进步的内容多么富于独立性（相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然而其独立性也仅仅是因为“新价值”与“旧价值”之间存在着比较意义。社会主义文明只是把资本主义文明中的“社会进步因素”进行了再冶炼之后，才释放出新的质量。社会主义文明由于代表“社会进步”的更高水平，因此它是人类继续进步的必要条件和迫切需要。它不会因为自己所富有的独立性而免除它在根据世界文明的全部成就不断合理地完善组织的条件下从事有效劳动的必要。它只是表现自己较之其它文明更富于无限社会潜力罢了。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文明既不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内容，社会主义文明也不能完全容纳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特殊能力正在于它可以借助各种有力的社会机制把资本主义文明中那些代表“社会进步”的因素转换成为另一种“质量状态”，即社会主义精神质量状态。更进一步地说，社会主义精神质量状态除了继续保持着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性之外，还以其强大的潜能预备着资本主义文明更充分的转换。
收稿日期：199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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