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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中，被整理者题名为《唐虞之道》的一篇共包括29只简，竹简的形制和书体都与题为《忠信之道》的另一篇相同，所以可以肯定二篇之间应该有较密切的关系，以下，拟就《唐虞之道》中的几个小问题提出来讨论。
一、《唐虞之道》与《尚书·尧典》
郭店竹简与“六经”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六德》与《语丛一》中都曾提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表明“六经”作为一个整体至少在此时已经存在。除了象《五行》、《缁衣》、《成之闻之》等篇直接称引《诗》、《书》以外，有些篇章虽未提及经典的名字，但其讨论的内容仍与经典有关。就《唐虞之道》来说，它与《尚书·尧典》的关系密切，可以看作是对《尧典》的解释和发挥。
《唐虞之道》集中地谈到了禅让的问题，其云：“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并以此为中心发挥尊贤上德、利天下而弗利的思想。众所周知，禅让的观念是战国时期儒家与墨家共有的想法。墨家的此类主张见于《墨子·尚贤》三篇，儒家的则见于《孟子·万章下》，该篇引孔子的话说：“唐虞禅”。而他们所依据的材料主要就是《尧典》。我们知道，儒家和墨家尽管在很多方面是截然对立的，但在称引《诗》《书》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应该注意的是，尧舜禅让的说法最早是本于《尚书》的。《尧典》曾详细地描述了尧选拔、考验舜，并让天子位与之的过程，正是这里的记载，才演绎出了后来儒家与墨家尊贤与禅让的主题。
《唐虞之道》中还提及了与舜有关的一些事迹，这些基本上也都见于《尧典》。如该篇提到的“上事天”、“下事地”、“时事山川”、“亲事祖庙”等当本于《尧典》中如下文字：
“正月上日，舜终于文祖。在瑞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烟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东巡守……南巡守……西巡守……朔巡守……归，格于艺祖。用特。”“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咎采内用五刑，出弋兵革”之说法，也可以在《尧典》中找到对应的文字：
“禹，汝平水土……汝后稷播时百谷……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女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益，女作朕虞。”
其中，后稷播时百谷即治土，益为虞，负责上下草木鸟兽之事，与火有关，故云“益治火”。另外，舜“事父至孝”的说法亦本于《尧典》：
“（舜）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蒸蒸，治不格奸。”由此可见，《唐虞之道》与《尧典》的关系确实是非常密切的。
二、《唐虞之道》与《管子·戒篇》
《唐虞之道》是一篇久已失传的文献，如果不是这次郭店的发现，恐怕我们始终无法知道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把它与现存文献仔细对照，我们发现《唐虞之道》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这方面，《管子·戒篇》最值得注意。该篇有如下的一段：
“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
其中“仁从中出，义从外作”的观念与郭店竹简《六德》及《语丛》有关。后面的文字与《唐虞之道》则有显而易见的联系。为了清楚起见，我们以对照的方式来列出其间相似的内容：
《唐虞之道》《管子·戒篇》
尧舜之王,利天下而不利也……利仁故不以天下为利.
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 义故不以天下为名.
极仁之至,利天下而弗利也.
故其为瞽盲子也,甚孝;及其为尧 仁故不代王,义故七
臣也甚忠……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 十而致政.
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
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
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
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
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效而化乎道.
夫古者舜处于草茅之中而不忧,登是故身在草茅之中,
为天子而不骄.外草茅之中而不忧,知 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
命也;登为天子而不骄,不专也. 无骄色。
依照胡家聪先生的看法，《管子·戒篇》的形式虽然都采取管子与桓公对话的方式，但其内容是非常驳杂的，通篇由五个段落拼凑组成，彼此间无内在联系。（注：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78页。）我们上引的文字属于第二个段落。 从思想上来说，这一段很显然具有儒道融合、以道为主的色彩，详细的讨论请参见胡家聪的著作。从《戒篇》的这些性质来看，它应该是袭用了《唐虞之道》，而不是相反。
《戒篇》的写作年代，罗根泽先生在《管子探源》中认为是战国末期，胡家聪在上引文中对此表示了怀疑，可能是以之为更早，《唐虞之道》的写作下限是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即公元前300年左右。 至于其上限，也不会太早。该篇中曾使用了“性命”一词，此词在战国中期以后才大量出现在文献中。
三、《唐虞之道》与《荀子》
《荀子·正论篇》批评世俗之为说者的几种观点，其中一种是关于尧舜禅让的。其云：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慧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夫有恶擅天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在上，图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向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为难。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力取舍则无衰。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议也，天子者，势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尊无上矣。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怪，期臭味，曼而馈，代皋而食……持老养衰，犹有善于是者与否？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死而擅之’、‘老衰而擅’、‘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等都不见于现存提到禅让的文献中，但可以肯定是有人如此主张。令人感兴趣的是，后面的两个说法与《唐虞之道》是一致的。该篇竹简说：
“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荀子也许正是批评《唐虞之道》的主张。
从《正论篇》批评的几个观点来看，基本上是与齐国的稷下有关。宋荣子即宋钘，稷下先生之一。“主道利周”之说也见于《管子》中，《枢言》、《势》诸篇都谈到主道要“周”。“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也可能与稷下有关。《管子·轻重甲》云：“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即是以桀先有天下，而后汤兼之。另外，所谓“治国有象刑而无肉刑”之说，出自慎到。《太平御览》卷六四五引《慎子》云：
“有虞氏之诛，以蒙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当宫，以布衣无领当大辟。此有虞之诛也。斩人股体，凿人肌肤谓之刑，画衣冠、异章服谓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当世用刑而民不从。”（《墨子》：画衣冠而民不犯。《文选·武帝贤良诏》李善注引）而慎子之说又本于《尚书·尧典》“象以典刑”。慎到当然是稷下学宫诸先生之一。
如前面提及的，《戒篇》曾引用《唐虞之道》的文字，可知该篇在齐国的稷下是曾经流传过的。荀子曾有三为稷下祭酒的经历，他读到并批评它，应该是正常的。
四、《唐虞之道》与《礼记》
总体上来说，郭店竹简与《礼记》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唐虞之道》的影子，我们在《礼记》中也可以看到。该篇有如下的一段话：
“夫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
这里似乎讲述古代一般性的制度或做法，因为它并不合于本篇所论尧舜的实际情况。类似的东西在很多篇章中都可以看到，如《曲礼上》记：
“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大夫七十而致事。”
《王制》云：“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
《内则》亦云：“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四十始仕……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致事”与“致政”的意思是一样的，这里虽然与《唐虞之道》都有七十而致政的说法，但所指是不同的。在《唐虞之道》中，致政的是天子，而《礼记》中所说主要是大夫。这个不同是很重要的。如荀子所说的，诸侯有老，而天子无老。诸侯或大夫可以生时传位，天子则不能。
五、《唐虞之道》的学派归属
在先秦诸子中，喜欢谈论尧舜，引经据典的，主要是儒家和墨家。谈论禅让的，也主要是儒家和墨家。固此，谈论《唐虞之道》的学派归属，应该不出这两家的范围。墨家关于禅让的说法，见于《墨子》的《尚贤》诸篇。如《尚贤上》说：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墨家对禅让的推崇主要是为了宣传其列德与尚贤的主张。儒家关于禅让的说法见于《论语》、《孟子》和《礼记》等书中。《论语·尧曰》有尧命舜、舜命禹的说法，《孟子·万章上》称：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这里引用的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说，唐虞时实行的是禅让的制度，而夏殷周三代时实行的则是父终子继的制度，二者形式虽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这个实质就是都符合天意，符合民心。《礼记·礼器》中有如下的话：
“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
按照这里的说法，儒家认为，在历史上存在两种政权转移的方式，一种是禅让，如尧授舜，舜授禹；另一种是征伐，如汤放桀，武王伐纣。二者之间并无高低好坏的区别，完全是由于时势不同，因而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它们都是合于礼的。
从《唐虞之道》关于禅让的说法来看，确有与墨家相同之处。如其云“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就与墨家列德与尚贤的主张一样。但我们应该注意，列德与尚贤同样也与儒家思想并不矛盾，另外，《唐虞之道》的一些说法与墨家的基本主张是矛盾的，这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养生的态度。在《唐虞之道》中，天子禅让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耳目聪明衰，故需要退而养其生。而墨家理想的圣王形象，应该象大禹一样，以自苦为极。这里丝毫容不下养生的观念。二是对命的看法。《唐虞之道》中提到了命，并以舜为知命之人。很显然，该篇对命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而众所周知，墨家是否认命的存在的。因此，从这几点分析，《唐虞之道》应该还是儒家学派的作品。当然，儒家内部的情形也是非常复杂的。更严格他说，它只是儒家中某一派别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