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共同语与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语论文,方言论文,全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方言是一个历史范畴。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原始人群发展为氏族，产生了氏族共同语，开始出现方言。大约4000多年前，无阶级的氏族公社发展为有阶级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于是出现了部落共同语。秦灭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部落共同语发展为部族共同语。秦汉以后直至隋唐宋，部族共同语日益巩固和发展。约14世纪，汉民族共同语开始形成。方言从出现之日起便逐步削弱，最终以至消灭。
【关键词】全民共同语 方言 发展 形成
方言是全民共同语的地域分支或地方变体。它只通行于本地区的范围内，超出本方言区，它就让位于全民共同语，服从于全民共同语。不同地区人民的交际工具只能是使用全民共同语，全民共同语是占统治地位的，而方言则是从属于全民共同语的。
当然，方言有它自己的语法构造、词汇系统和语音系统，但方言的本质不取决于语法、词汇、语音的特点，而取决于它与全民共同语的关系。方言与语言的本质区别特征就在于此。德国境内，高德语与低德语之间尽管差异很大，彼此间的交际存在严重的困难，可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方言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高德语、低德语共同服从于统一的德意志全民共同语，所以它们是两种方言而不是两种语言。而前苏联境内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兹人之间的语言交际却是比较容易了解的，但是哈萨克语和吉尔吉兹语却是两种不同的民族语言，而不是两种不同的方言。因为这两种语言并不从属于两者共同的“全民共同语”①。
语法、词汇、语音的特征，却是一种语言内部划分不同方言的依据，虽然同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汉语内部方言的划分，诸如北方话、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湘语、赣语等的划分，就是根据语法、词汇、语音等特征而划分的。至于方言内部进一步划分次方言和土语的时候，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得多。例如，过去按习惯把闽语分为闽南话和闽北话两大支系，可是经过近二十年多年来的调查和深入研究，许多闽语研究者认为，闽语至少可以分为闽南、闽北、闽东、闽中和莆仙话等几个支系。其根据当然主要还是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特征。然而，光靠这点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认为，除了语言特征之外，还需要考虑该地区人民的历史、地理状况、语感习惯、语言发展的沿革，尤其该地区相对独立于另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该地区的“方言共同语”，例如客家话分为粤东客家话和闽西客家话，一个以梅县话为代表，一个以长汀话为代表。
方言，是相对于全民共同语而言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是属于历史范畴的。
在远古时代，即在原始人群时代（即在原始氏族公社以前的社会历史阶段），人们生活在零散而孤立的群落中。在这个时代，甚至连原始公社前期，群落的人口十分稀少，彼此分散居住在广大的土地上，群落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是十分薄弱的。因此几乎可以说，有多少个群落（人群或集体）就有多少种语言。这个时期恐怕只有各群落之间的语言差别，而不可能有全民语与方言的差别，这个历史时期并无方言的存在。
当原始人群进入到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各个人群结成联盟，并融合为新的共同体的情况下－－即组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集团的时候，这时候，以某一人群的语言为基础，发展为氏族的共同语，而其它被融合的人群的语言，则从属于氏族共同语成为方言。所以，方言与全民语的对立是氏族公社以后的历史时期才发生的。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早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是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的甲骨文②。可是根据史料和传说，中国历史，从夏禹时代起，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从无阶级的氏族公社转入有阶级的奴隶制社会了。因此，关于原始人群及早期氏族公社的情况，我们只能从先秦的史籍中以及考古发掘出来的资料中窥见一些端倪。
云南“元谋人”（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是猿人过渡到原始人的初期。陕西“蓝田人”（距今约八十万年）和北京房山县周口店的“中国猿人”（即“北京人”，距今约六十万年）大约就是原始人群了。这些人群处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河套人”是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北京房山县周口店的“山顶洞人”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从上述发掘发现的原始人群的遗迹和化石可知，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这些原始人群居住是很分散的，很少发生交往和联系。因此一个原始人群就只操一种语言。
“山顶洞人”大约距今十万至一万七千年，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原始氏族公社。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教人筑巢穴居；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使用火种烤制食物和取暖。有巢氏、燧人氏可能就是原始氏族公社的代表人物或首领。无疑地，在这历史阶段中，原始人群集合为氏族，氏族共同语和氏族内部各原始人群的方言才历史地产生了，也只有在这一历史时期，全民语（氏族共同语）和方言（原各原始人群的语言）的对立才出现。
在“山顶洞人”之后，相继是陕西西安半坡村的半坡氏族公社村落的遗址－－半坡文化，距今约六、七千年，代表黄河流域氏族公社的文化③。浙江余姚河姆渡的河姆渡氏族遗址－－河姆渡文化，代表长江流域的氏族公社的文化。古代传说中伏羲氏（或作庖羲氏）教人结网渔猎，饲养家畜；神农氏教人制作耒耜，种植庄稼。这反映了氏族公社已经进入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时代，生产力较以前发达了。《吕氏春秋·博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④”这就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生动写照。
继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之后，是山东泰安大汶口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这是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的过渡时期。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距今约四、五千年。这时期，原始氏族公社开始瓦解了。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中可知，从原始人群到原始氏族公社，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时间是从一百七十万年到四、五千年。从地域上看，广阔的祖国大地上，到处生活着各氏族祖先的先民。其语言状况开始是许多各不相同的原始人群或群落的语言；以后，当原始人群发展为氏族的时候，就产生了氏族共同语和方言。
大约距今四千多年，黄河流域生活着许多部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传说中的黄帝部落。黄帝是某部落的领袖人物，他率领他的部落先后同南方的蚩尤部落及黄河上游的炎帝部落发生多次的战争。最后捉住了蚩尤并把他杀了，而炎帝部落被打败之后服从黄帝部落的领导，同时并入了该部落。
殷商的卜辞，记录的必然是当时的口语，而且是部落共同语。因为如果脱离当时的口语，就不可能传喻于人；同样如果不是记录当时的部落共同语，也就不能为全民所了解；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必然使它失去交际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卜辞所显示出来的文辞，跟后代书面语（先秦书面语）是如此一脉相通！这说明全民共同语的发展（氏族共同语－→部落共同语）是一脉相承的。
从殷商的甲骨文到周代的金文，直到春秋战国的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书面上所记录的语言材料看，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如果说甲骨文的文辞比较简单短小精悍，那么金文，就比甲骨文更为内容丰富，文句也逐渐变长变多样了，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更是进一步发展了。但是就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来说，那还是基本一致的。当然语法结构越来越多样，句子表达越来越精密，而词汇也是越来越丰富，表达思想越来越细密，越来越发展了。
甲骨文、金文、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记录的语言材料都是全民共同语的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起来的全民书面共同语。不过，在当时方言是十分复杂的。根据历史记载，周朝初期就有一千八百国，到了春秋时期，还剩百余国，比较大的有：秦、晋、齐、鲁、卫、燕、曹、宋、陈、蔡、郑、吴、越等。春秋末有所谓“五霸”：齐、晋、楚、吴、越。战国时有所谓“七雄”：齐、楚、燕、秦、韩、赵、魏。周初的一千八百余国指的是以周王朝为宗主国下属的诸侯国而言的。这些诸侯国，是周部落为了统治战败国殷商王朝的土地和人民而分封自己的宗室到全国各地去当诸侯而成立的封国。荀子说，周的子孙如果不是白痴和疯子都做了诸侯⑤。由上述可知，在诸侯分封割据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文化及地域的分隔等相对独立于周室，语言必然地逐渐产生差异而形成方言。之所以是方言而不是别种语言，是因为这些诸侯国是以血缘关系组成的部落联盟，他们都以周王朝为宗主国，因而所有诸侯国的语言都服从于周部落的全民共同语。
周朝的金文是继承殷商的甲骨文而来的，这是因为殷商的文化比周人发达，发展水平高，因此周人虽然战胜了殷人，但周人却接受了殷人的文化。而春秋战国诸国也是从周王朝发展而来诸侯封国，他们当然也是继承周文化。所以从殷商到周，到春秋战国，全民共同语是一脉相承下来了。
战国末，秦来六国结束了七雄争霸局面，成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部落共同语发展为部族共同语。
关于先秦部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周祖谟先生在《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一文中有过精辟的论述⑥。他说，商代的甲骨卜辞在语法上跟周代的金文及春秋战国的文辞基本上是相同。卜辞是记录当时的口语的。周代的金文是从商代的甲骨文发展来的。周人虽是征服和统治了商人，但商人的文化比周人高，所以周人吸收了商人的文化，商人的语言文字成了胜利者。我们今天能见到周人的语言文字材料恐怕只有《尚书·周说》和《诗经·周颂》。到了春秋战国，书面语言的一致性表现得很清楚。“雅言”见于《论语·述而篇》，汉代人解释为“正言”，孔子在诵诗读书焚礼时用雅言，所以雅言想必是比较正规的读书的语言。清代人对雅言又作进一步的解释，认为雅言就是夏言，雅与夏同义。夏即中夏，所以与楚越对称。夏是黄河中部一带的地方，所以有人认为雅言就是“王都之言”，是当时的“官话”。这样，雅言就是当时的部族共同语了。
从文献上看，春秋时代，黄河流域的国家统称“诸夏”，诸夏的经济、文化已经相当发达，列国之间的人民往来非常频繁，如果当时列国间没有共同语的存在，那么孔子怎么可能周游列国呢？孔子是鲁国人，到其它诸侯国去没有语言不通的记载，可见是有共同语的。到了战国时代，部族共同语更为发展，这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典著作在语法、词汇各方面基本一致得到证明。所以清人认为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有一种近于官话的雅言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然，这并不排斥列国语言之间有差异。比如吴越楚诸国的语言跟中夏各国的语言差异可能大一些，秦与鲁差异也会不小，但周、郑、曹、许、陈、宋、鲁、卫等国的语言差别可能就小些而比较接近。这一地区正是商人文化传布的地区，因而可以设想当时的部族共同语是从商代的语言发展而来的。这种共同语就是汉以后部族共同语进一步发展的基础⑦。
秦汉以后，中国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不断加强，大大地削弱了方言的分化和差异，部族共同语也随之更加一致和统一。但是这并不是说，方言已经没有了。各个诸侯、藩镇等封国、封地以及地方官吏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相对的独立性，再加上山川阻隔等自然条件，这就使得方言得以存在和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比如我们从西汉末年杨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的《方言》一书里可以看到秦汉时代方言的粗略情况。杨雄《方言》提到的方言，有些是区域性方言，有些是地点方言。他用的地名，有些是秦以前的古国名，有些是汉代实际的地名，这些方言是：秦、晋、陈、郑、卫、韩、宋、齐、梁、鲁、楚、燕、魏以及海岱、河济、关东、关西、汝颖、淮泗、洌水等等⑧。不过，即使如此，《方言》尤其提到“凡语”、“通语”、“凡通语”、“四方之通语”，这些名称指的就是同方言相对的部族全民共同语。
到了随唐宋，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部族共同语当然也日益巩固和发展，同时相对地也就削弱了方言的分化和差异。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以语音规范为宗旨的一系列正音字典－－韵书。同时还兴起一种新的以口语为基础的部族共同语的书面语，这就是所谓白话。白话是同文言相对而言的。文言是从部落共同语的书面语发展而来的。我们讲到甲骨卜辞和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时曾经说到，甲骨文辞和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是在当时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的共同语的书面语言，到了秦汉仍旧沿用这种书面语－－也就是文言，象司马迁的《史记》、王充的《论衡》、应劭的《风俗通义》等作品就可以代表汉代部族共同语书面语的面貌⑨。但东汉以后，书面语逐渐跟口语脱节，这是因为统治阶级提倡经学，上层社会使用文字的文人拼命地把文章写得特别古奥，所以从汉末到六朝，书面语与口语越来越脱节了。我们从这一时期某些接近口语的作品来看，例如晋陆云《与兄平原书》、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对话，南朝梁萧统《文选·奏弹刘整》中的状词等，可以看到“文章”和口语的差别来⑩。因此唐宋以后兴起一种与文言相对的白话。这种白话是在当时部族共同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起来的书面语，虽然这种书面语同文言－－汉以前的全民共同语（部落、部族）的书面语－－有联系，但是白话更接近口语，而文言原先虽然也是部族共同语的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起来的书面语，但汉末以后由于它越来越脱离口语，因而逐渐地被白话所取代。唐朝的佛家语录和敦煌石窟发现的民间文学作品（如“变文”之类）、传奇小说、随笔、诗歌、民谣等等，就是这种新兴的部族共同语的书面语－－白话－－的发端。到了十二、三世纪，即宋元以后，白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虽然文言和白话互相影响，而且在统治阶级那里规定正式的文件用文言，可是白话同文言分道扬镳并日益加强了它的影响。白话广泛应用在禅家和理学家的语录、外交使臣的记录、诸宫调（用乐器伴奏说唱长篇故事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象今天苏州评弹似的）、话本（说书人讲故事的底本）、笔记、小说、元曲等等。到了明清，《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文学名著风行全国。这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来源。这种民族共同语大约形成于十四世纪左右，这可以从朝鲜人为学习汉语而编辑的两本会话书：《朴事通》、《老乞大》得到佐证。因为在当时的朝鲜人认为，他们所编辑的书所根据的语言是代表汉民族共同语的。而这两本书所记载的语法、词汇同元曲中记录的口语没有多大差别(11)。由此可见，汉民族共同语已经在那个时候形成起来了。当然我们说形成并不等于说已经完成了，至今也还没有最后地走完它的道路。这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从理论上说，民族是在封建主义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形成起来的。它是一种过程，是一定历史范畴的产物。汉民族形成的诸要素，如共同的地域、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条件，早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形成之前就已历史地存在了，而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宋代就准备了前提条件，即商品经济、雇佣劳动、对外贸易、城市和港口等(12)。随着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运输也随着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语言的不断加强。这个历史时期大约就是在北宋末年到元末明初（约公元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由上述可知，我们说汉部族共同语过渡到汉民族共同语约在公元十三、四世纪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这历史时期语言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全民共同语的不断加强和方言的分化、差异逐渐削弱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是说已经没有方言的存在和分歧了。恰恰相反，在隋唐宋，方言的分歧还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可以从隋陆德言《切韵》的序文中窥见隋唐时代方言分歧的粗略情况。《切韵》成书于公元601年（隋文帝仁寿元年），距离杨雄《方言》五、六百年。陆德言说，他同刘臻、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等八人论及音韵，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这里的吴楚指的是秦汉以前的古国名，泛指江南地区，燕赵泛指江北地区；而秦陇和梁益是古地名，秦陇指陕西、甘肃一带，梁益指青海、四川一带。这里所说的都是方言在语音方面的差别和分歧。当然比起杨雄《方言》所提到的地名要少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隋唐时代方言的分歧仅仅这些地方。不过方言的数目不会比杨雄《方言》所涉及的方言更多。
宋代的方言情况也可以从宋人笔记中谈论当时方言语音分歧情况中窥见一点儿端倪(13）。周祖谟先生《宋代方音》一文略举了宋人张师正《倦学杂录》、沈括《梦溪补笔谈》、陆游《老学庵笔记》、赵彦卫《云麓漫钞》等宋人笔记中的一些材料(14)，仅就这些材料中所提到的方言就有：北音（按：泛指江北，即北方方言）、南音（按：泛指江南，多指吴楚等方言）、秦音、蜀、闽、河东（今指山西永济）、河朔（今河北一带）、荆楚（今湖南、湖北一带）、齐鲁（今山东一带）、关中（泛指陕西、陇西一带）、关右（泛指函谷关以西的地区）以及汴梁（今开封）、洛阳等地。这当然不能包括全国所有的方言，但仅就提到这些方言来看，已经可以想象当时方言的分歧还是比较严重的。此外，一些韵书，比如《广韵》、《集韵》等，在注音的时候也偶尔提到一些方言的情况(15）。
从宋人的材料中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个是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汉语方言的主要差别是北音和南音。这一点很重要，它告诉我们北方广大地区的方言虽然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但因为北方是从先秦一直到隋唐宋历代王朝的活动区域和建都的地方，因此北音是全民共同语的基础方言，而南音则是相对于北音而言的。其次是，从杨雄《方言》、陆德言《切韵》直到宋人笔记等，谈论的多是北音，这说明当时北音分布地域广大，流传和影响也很大，而当谈到南音时，主要是为说明南音异于北音，由此可见，是把南音看作处于从属地位的方言的。我们从《切韵》、《唐韵》、《广韵》、《集韵》直到《中原音韵》这一历代作为语音规范化的字典来看，它们都是以北方方言的语音作为标准音的。陆德言的《切韵》是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韵书对于部族共同语的语音规范存在着混乱情况而编撰的一部语音规范化的字典（正音字典）。《切韵》一出，那些韵书：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夏候该《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也就逐渐被淘汰了。唐以后的韵书都是根据《切韵》进行编撰或修订，如唐孙缅《唐韵》、李舟《切韵》，宋陈彭年等《广韵》、丁度等《集韵》等等。但是到了元代，《切韵》系统的韵书所记录的语音系统逐渐脱离了口语，如同部族共同语的书面语－－文言那样，日益脱离口语。因此《切韵》系统的韵书也就渐渐地失去了语言交际时作为语音规范化字典的作用，而成为单纯为文人作诗赋词用韵规范的“韵典”了。因此元末周德清根据十四世纪初北方话口语语音而撰写了一部语音规范化的字典《中原音韵》（公元1324年）。这一历史时期，如上所述，正是部族共同语向民族共同语过渡的历史阶段。《中原音韵》正是代表了当时汉民族共同语语音系统的语音规范化字典。这一历史事实，正好说明了，全民共同语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方言处于不断地被削弱的过程之中。
元明清的方言情况也只是从笔记、杂录及戏曲、小说等作品中透露出一些情况，无法窥见全貌。不过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可以想见，方言的分歧仍然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可以从清代一些人的著作中粗略地知道一些情况。比如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李实《蜀语》、张慎言《蜀方言》、胡韫玉《泾县方言》、胡文英《吴下方言考》、范寅《越谚》、毛奇龄《越语肯綮录》、古宪慈《广州话本字》、杨恭恒《客话本字》以及陈澧《广州音说》等等，还有民间流传的地方韵书如《戚林八音》（福州）、《汇音妙悟》（泉州）、《雅俗通十五音》（漳州、厦门）、《潮汕十五音》（潮州、汕头）、《千字同音》（广州）、《十三韵》（徐州）、《字汇集》（武昌）、《五方元音》（河北）、《十五音》（山东）。另外，地方志中往往有方言的资料，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的方言情况。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给我们提供了清代方言分布和分歧的一些情况。
不过明清的儒士们所谈论和研究的多半是关于南方方言的情况。这是因为他们原来的目的就是为考证方言俗语的源流，为语文学的训诂服务的。不过这一情况却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了我们，全民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和深刻，以至于他们也承认方言是从属于全民共同语的，是全民共同语的分支或地方变体，认为全民共同语是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高级形式，而方言则是服从于全民共同语的。这一认识很重要，说明全民共同语在不断削弱方言的地位，使各方言区的人们在全民语言交际中必须服从于全民共同语，承认它的统治地位。
上面我们谈到，唐宋以后新兴起一种白话，这种先是在民间流传，后来逐渐扩大它的影响以至同文言“分庭抗礼”，到了十三、四世纪就逐渐过渡而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书面语了。这种书面语的确立同《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被公认为民族共同语的语音规范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书面语是词汇、语法的规范的确立，而韵书则是语音规范的确立。这一来就更促使这种民族共同语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了。
这种白话后来被称为“官话”。十八世纪初，清王朝雍正曾命令朝延官吏必须说“官话”，不许说“乡音”（即方言），并且还在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教授“官话”。这对民族共同语的推广和普及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本世纪初，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兴起对推广和普及汉民族共同语起了推动作用。当时提出了“普通话”这个名称，意思是指同方言相对的普遍通行于全国的语言。这种普通话实际就是继承白话－－官话而来的民族共同语。这种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话为核心的北方话为基础的口头语和书面语。
辛亥革命后，提出了“读音统一”、“国语统一”，并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广普及，这就加速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和日益削弱了方言的分歧。
“五四”运动时期，提出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在这期间进行了“国语”、“大众语”、“普通话”的激烈争论，这对从理论上提高对民族共同语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以及在实践上推动汉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辛亥革命后就已经开始的注音字母运动，直到五四运动前夕才正式公布。注音字母的推广和普及，对于促进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规范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对民族共同语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它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国内外许多地方推广和普及。尤其在四十年代，拉丁化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和其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根据地，用法律的形式确认它同汉字有同等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巩固和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迅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等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方言的分化和发展基本上停止了。民族共同语，无论是书面的和口头的，都日益巩固和普及。1955年10月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给汉民族共同语规定了科学的定义，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从此以后，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无论是书面语和口头语都得到极大的发展。就目前来说，书面语的统一和规范，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统一和规范，比语音情况好些。所以目前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和统一重点主要是语音方面，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主要也是推广和普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语音。
目前汉语方言主要有：北方话、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赣语和湘语。北方话占全国汉语地区四分之三，人口占70%以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北方是中华民族祖先的发源地。自古以来，从先秦以来，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地区和中心，所以北方话历代以来融合了许许多多的氏族、部落 、部族方言以及古代北方其它少数民族的语言而形成起来的，它拥有最广阔的地域和最众多的人口。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及自然地理的局限，使得南方其它许多方言得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被全民共同语消融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高度集中和统一，随着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高度发展和普及，以及交通的高度发展，无疑地将加速方言的消亡过程，虽然时间可能是漫长的，然而却是必然的趋势。我们从福建省大田推行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中看到并证明了这一发展规律(16）。
大家知道，方言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由社会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而促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为了商品经济的自由贸易，必然地会迅速地形成全民统一的市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通也必然迅速地发展。所有这些社会因素，必然地促使方言迅速地向全民共同语靠拢，这时期方言的分化和发展可以说总的趋向是停止了，并逐步地丧失自己的特点而趋向消亡。
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方言的消亡过程加快了，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性加强了。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得到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民间的相互交往更加频繁，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使人民的文化素质日益提高。这些就决定了方言向着民族共同语靠拢的趋势是空前地加强，从而使方言逐步丧失自己的特点而自行消亡。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论断是多么的正确！
注释：
①请参阅苏联桑席叶夫著，杜松寿、彭楚南译《论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东方书店，1954年12月一版，3～4页。
②有人认为，金文早于甲骨文。如是我国古文字的历史应上推到炎黄五帝时代，比传统的甲骨文公元前1400－1100年早一千年。我们认为，甲骨文不是最原始的文字，应该有比它更原始的文字。这点文字学界是公认的。请参阅《北京日报》1987.8.31四版《骆宾基研究金文取得重要发现，我国文字记载历史应上溯到炎黄五帝时期》。又：李登先《甲骨文前夏代文字的发现》，《北京日报》1983.3.1三版。李文说：河南登封县考古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发现夏代初期的文字资料，距今四千多年，是甲骨文的先河。
③④参阅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1954年8月一版，1～4页。
⑤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11页，17页。
⑥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汉语教研室编《文学语言问题讨论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6月1版，28～42页。
⑦周祖谟《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文学语言问题讨论集》，28～42页。
⑧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地区，关西指函谷关以西地区。
⑨参阅周祖谟《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一文。
⑩参阅周祖谟《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一文。
(11)参阅罗常培、吕叔湘《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7月一版，10页。
(12)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203页。
(13)参阅周祖谟《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1966年1月一版。656～662页。
(14)(15)除宋人笔记外，宋代编撰的官书《广韵》、《集韵》等韵书，注音时偶尔也提到方言的问题。
(16)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1958年成为全国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先进单位，为此，《红旗》杂志1958年第四期发表了题为《福建一个乡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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