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标语、口号中的隐喻变迁与现实构建
潘晓婷 龙 耘
摘要 ：隐喻通过建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规定、塑造了人的意识形态，甚至通过改变联想视角达到重塑现实的作用。本文对建国以来工厂生产动员的标语口号进行了语料库的整理与分析，认为其中发生了战争隐喻向建筑隐喻和金钱隐喻、机器和工具隐喻向家庭隐喻的转变，表明工业劳动生产经历了从政治泛化到回归劳动价值，从苏联式的集体主义到中国传统语境下的集体主义，从阶级文化到企业文化的转变。在隐喻建构的过程中，有生产劳动被凸显的特征，也有被遮蔽的面向。隐喻的替换与变迁，迎合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发展为纲的时代变迁，施喻者和受喻者在这一过程中启动了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协商。
关键词 ：标语口号 工人文化 隐喻 政治隐喻 文化记忆
标语、口号是具有宣传鼓动作用的简短而特殊的文本。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中，产生了大量富有时代性的经济生产动员标语、口号。“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拼命拿下大油田”、“把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等标语口号成为一代产业工人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被纳入全球化体系中，无论是经济产业构成还是社会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同样表现在工厂标语、口号中。
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Lakoff & Johnson)认为，语言中的隐喻无处不在，但隐喻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是构建我们概念系统和我们各种日常活动的主要手段”。[注]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4页。 换言之，语言文本中的隐喻背后都隐藏着独特的文化基础与意识形态，“当一个隐喻被创造出来以后，如果它能够被接受，那说明人们对该隐喻所呈现的相似关系的赞同，对创造者建构权的认可。在接受并使用该隐喻的时候，人们已自觉地将自己纳入隐喻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分配体系”[注] 林宝珠：《隐喻的意识形态力》，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6页。 。标语、口号中隐藏着大量的隐喻，通过大范围的重复呼告，植入受喻者的思想，形成了具有连贯性的隐喻概念系统。不同历史时期的工厂标语、口号不仅体现了时代的变迁，还体现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变迁。这种独特的隐喻性话语塑造了我国产业工人乃至普通群体对经济生产和劳动的时代认知。
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形成和谐、求真、向上的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认同和接受并主动践行，有利于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建国后的工厂标语、口号中包含了哪些具体的隐喻和变迁？这些隐喻和变迁的历史、社会来源是什么？隐喻变迁中包含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变迁？这些隐喻又如何影响和塑造了受喻者对现实的认知？本文搜集建国以来见诸《人民日报》等媒体以及《工业学大庆纪事》等各类文献中的工厂生产动员类标语、口号共382条，构成研究所需语料库，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做出分析。[注] 本文语料库来自韩承鹏：《标语口号文化透视》，附录《中国近现代动员类标语口号例举》，学林出版社，2010年；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工业学大庆纪事》，附录《大庆文化辞条》，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其余部分来自笔者于网络以及报刊中的散见、搜集与整理。
于舸等[27]对比分析了纯芝麻油和掺伪芝麻油的一维中红外光谱特性、同步-异步二维中红外光谱特性和后者的数学模型。他们通过同步-异步二维中红外相关谱检测法结合多维偏最小二乘法对掺假芝麻油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最终得出同步-异步二维中红外相关谱较同步和异步二维中红外相关谱有更完整的掺假油特征信息并且能够过滤掉不必要的信息，使判别结果更直接有效。
一、从政治泛化到回归劳动价值
(一)战争隐喻与政治泛化
从部落时代开始，大大小小的战争就贯穿人类发展历史。学者赵鼎新提出，无论中西，都曾有某个时期依靠“历史发展的战争驱动”，“军事……有明显的胜败标准,此标准促成了工具理性的发展。而且,为了争取胜利,每一方都需要生产更多更好的武器与产品,结果无意中带来了社会在科技、生产和组织能力方面的积累性发展”[注] 赵鼎新：《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术月刊》2014年第7期。 。战争在驱动历史发展的同时，又是人类绵延不断的伤痕和一种集体无意识，“末日之钟”便包含着全人类对毁灭性战争的深层恐惧。
“从战争到社会意识形态，再从社会意识形态到语言，战争对语言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注] 李钢，陈勇：《战争隐喻中抗衡与对立的特质分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除了Lakoff分析的“Argument is War”，战争隐喻广泛存在于体育比赛、商业竞争、政治对抗、治病救灾等目标域的语言表述中。原因在于，上述目标域都具备对抗性特征，这与战争的对抗性相类似。于是，我们在用战争来表述上述目标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用一种战争的潜意识去理解这些领域中经常出现的竞争与冲突。
在论及中国标语、口号的起源时，黄华认为，“白话文的发展方向偏离了(新文化运动)早期所设定的理论方案，‘摇身一变’成为日后政治色彩浓厚的标语、口号等富有特定情感、行动指向性的话语……这种带有强烈进攻性的语词改变了文言文的阴柔气质，使之从混沌、笼统走向清晰的敌我对立，从而改变了汉字、汉文对现实的感知形式。”[注] 黄华：《语言革命的社会指向——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传播学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1-262页。 其实，标语、口号在文言文中也有出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都是中国历史上一呼百应、颇有名气的“革命”口号。但毫无疑问，我国的标语口号的确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各类政治运动中被广泛制造并传播的。工人阶级作为当时城市社会运动的主体，同时成为大量战斗性、革命性标语口号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从以上事实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标语口号本身就脱胎于带有强烈进攻性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它与作为运动主体的工人阶级也有着较早较深的渊源。
战争隐喻被使用在工业经济生产领域的标语口号中，滥觞于建国初期。面临工业生产薄弱的局面，中共中央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十分迫切，提出了一批暗含战争隐喻的动员性标语口号，如“为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减少废品率而斗争”(《人民日报》1950年6月21日)等。
1959年9月，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发现工业性油流，当时正值国庆十周年，这块油田因此被命名为“大庆”。[注] ②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工业学大庆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60-62页，第47-54页。 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油田开发。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石油部提交的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4月29日，大庆油田开展了万人誓师大会，正式拉开了石油大会战的序幕，王进喜在誓师大会上喊出了“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②其中，“会战”和“拿下(阵地)”使用的就是战争隐喻。此外，工业生产中的其他标语、口号中战争隐喻也随处可见。例如，“采油工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大庆油田， 1960)、“工地好比上甘岭，我们好像志愿军，为了钢帅早升帐，宁死战场也甘心”(《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6日)、“车间是课堂、机器炉前是战场”(《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4日)、“在战斗中争取高产纪录，才算是英雄中的英雄”(《人民日报》1959年4月29日)等均采用了战争术语。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企业文化理念的传入，在公与私的关系层面表达上，工厂的口号、标语发生了新的隐喻转向，出现了大量的“家庭隐喻”。比如，“爱岗敬业，团结协作”，“让我们的家园每天享受新的阳光”，“心系服务、钟情百姓”，“全员的能力关怀、全过程的能力培养、全方位的能力展示”，“队以人为本,人以队为家”，“员工的伤，企业的痛”，“激励在职职工，体贴下岗同志，照顾离退休人员，关心退养家属，帮扶特困家庭”，“安全工作不听见亲人的哭声，环保工作不听见后人的骂声”，“思想上交心，工作上同心，生活上关心”，等等(大庆油田， 1990—)。
石油开采或其他工业生产事业本来是一场并无对手的经济建设，以上一系列具体隐喻却将其框定为战争或冲突，作为始源域的“战争”的诸种特性被映射到目标域“经济建设”之上。战争隐喻在人们的认知中建构出一个“对手”，经济建设因此有了输赢胜负，激发了人们的紧迫感，号召人们鼓足干劲投入经济建设中去，强调个人要做出牺牲。至此，通过战争隐喻，经济生产被泛政治化，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筑隐喻和金钱隐喻与回归劳动
在当时的工厂标语、口号中，公与私的二元对立通过机器(工具)隐喻体现出来。比如， “螺丝松动，就是思想松动；零件生锈，就是思想生锈；闸门不严，就是思想不严”(大庆油田， 1960)， “我甘愿为党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王进喜， 1960)。机器和工具的共同特征首先是由许多零件组成，精准而有规律的运转；其次，它们是一种物质性的客体，即使是有生命的老黄牛，在劳作时也被看作欠缺人类情感的耕作工具。此外，“铁人精神”中“铁”字的使用也从属于机器(工具)隐喻系统，属于机器(工具)隐喻系统的次级隐喻系统。汉民族常借物来隐喻人的各种人格和人品，或借物言志，或托物言情。“铁人精神”中的“铁”隐喻了王进喜的钢铁意志，与有血有肉的身体形成对照，是一种去身体化的机器(工具)隐喻。
柱塞泵是靠柱塞的往复运动来吸入和排出液体的，柱塞的往复次数高达370次／min，由于高速往复运动使柱塞和盘根因摩擦产生高温，使盘根产生“烧结”现象，从而失去密封效果；同时由于摩擦产生微小碎屑，碎屑和介质一起被带入密封面后，加速了盘根和柱塞的磨损，导致盘根漏失量加大，密封失效。
1.建筑隐喻
讲练结合法是讲授法和练习法相结合的方法。教师边讲，学生边练既可以活跃学习气氛，又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电工基础课具有课程内容比较多，公式比较多，习题量比较大，课时比较紧张，解题技巧比较灵活的特点，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在教师讲授时听懂了，可是自己做练习时却无从下手或出现错误比较多的现象。例如在讲授支路电流法这一节课的内容时，学生似乎掌握了列写回路电压方程和节点电流方程，但在实际练习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能正确标注回路的绕行方向，回路中各电阻元件的电压参考方向不能正确标识，回路中各电阻元件电压的正负号把握不准等等。所以在教学过程中，采用讲练结合法时非常有必要的。
“持续有效发展，创建百年油田”、“建设精品工程，塑造精彩人生”、“建一项工程，铸一座丰碑，赢一方信誉”(大庆油田，2004)等都是建筑隐喻。这类隐喻可以概括成“劳动生产就是建设大厦”，在大厦的建造中，每一个工人都是建造者，按照蓝图计划有条不紊地劳动，目标就是为大厦的最终建成添砖加瓦。建筑隐喻中具有积极完成当前目标的隐喻特征，包含着对劳动最终成果的肯定，通过对最终成果的期待和向往，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建筑隐喻中还包含着一层意义：建造大厦的关键是打好地基,类似地,经济生产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注] 黄秋林，吴本虎：《政治隐喻的历时分析——基于〈人民日报〉(1978—2007)两会社论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5期。
以八个半综合征为表现的桥脑出血合并Wernicke脑病1例报告 …………… 袁伟杰，李桂心，邓德旺 408
到了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劳力者”的力量，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工人阶级作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被写入党章和宪法，获得政治和法律上“劳力者治人”的合法领导权地位。与工人阶级相关的意象、场景和文化都成为先进的象征，劳动生产成为最光荣的事。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最先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配第认为,价值(他称之为自然价格)是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注] 苏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扬弃地发展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但依然肯定了“劳动即价值”这一基础逻辑，确认活劳动为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衡量价值的标准就是价格，亦即金钱。
主要隐喻向建筑和金钱的转换，淡化了经济生产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作为劳动成果的“大厦”和作为劳动价值的“金钱”这两样物质性隐喻使劳动和时间得以量化，劳动的意义变得具体可感并且可以被测量。新的隐喻表达了经济生产回归劳动本身的社会导向，反映出施喻者特定的认知心路历程。
二、从苏联舶来式回归中国传统式的集体观
与西方不同，中国自古缺少酝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土壤。集体观念原本就是中国人固有的一种观念，只不过在传统社会中，这种集体观念更多与宗族、家庭相联，是一种基于血缘、有着明确边界的集体主义。建国初的集体化时期，在苏联的示范下，社会集体主义成为中国的一种主要意识形态；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集体化观念又遭遇了极大挑战，工业生产领域发生了一定程度上向传统集体观念的回归。
数值计算中相关材料物理力学参数见表3。结合煤巷现场预紧力施加载荷大小和锚杆屈服载荷等参数，依据不同锚固长度、锚杆轴向载荷等参数，设计了20组张拉方案进行数值计算。在数值计算时，由于主要分析弹性变形阶段围岩-锚固剂界面剪应力分布规律，故模型不人为设置接触面，运算中界面不发生滑移脱黏失效，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主要从锚固剂单元体侧向剪应力中提取。
(一)机器(工具)隐喻：集体化时期公与私的二元对立
中国人认知中的家庭不同于西方人认知中的家庭。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家庭中包含着一种差序格局，中国的家庭“往往是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大家族，我们的家庭格局就好像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一圈圈波纹意味着与己的亲疏远近。”[注]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中国传统家庭、社会有着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无论是在政治生活或人伦关系中，都存在“长者为尊，尊者为尊”的传统，父母在传统人伦关系的准则下可以指挥、命令儿女并为儿女规划未来；身居高位者被称为“父母官”，也就对治下的百姓拥有同构性的责任和权力。上述口号、标语中的家庭隐喻把差序格局的传统家庭观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如“思想上交心，工作上同心，生活上关心”这一标语，除了企业要以人为本、关爱职工外，还要求下级职工做到对集体的无限信任，其中的“差序格局”对应了企业中的福特制层级管理特征，暗含管理者对下级职工的管理义务和权力。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上的战略决策。此后，在工厂口号、标语中，战争隐喻的数量大大减少，继之而起的则是建筑隐喻和金钱隐喻。
通过对劳动者的物化隐喻，人成为不存在私人情感、不知疲惫的老黄牛或机器上的零部件，达到经济生产的目标是唯一的存在意义。“宁愿为公活分秒，决不为私活到老”、“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高产再稳产”、“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大庆油田， 1960—1968)等取舍句式的标语、口号更是将公与私的二元对立直接诉诸字面，并将对公的无条件服从视为应然。通过口号标语中的一系列机器(工具)隐喻，在产业工人的头脑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建立起明确的二元对立关系。
1958年之后，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等合作领域,单方面撕毁协议、撤退专家，中苏同盟从蜜月期逐渐走向破裂。但苏联式的集体化模式却留了下来，并连同苏联式集体主义观念一起延续到改革开放时期。
(二)家庭隐喻：回归内含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集体观
随着“工业学大庆”的展开，战争隐喻在工厂标语、口号中纷纷涌现。各地工厂自创的标语口号中也大量采用战争隐喻。“革命加拼命，拿下争气塔”(哈尔滨锅炉厂， 1964)；“活一分钟战斗六十秒”(大连机车车辆厂， 1964)；“大干快上学大庆，不获全胜不收兵”(上海工业玻璃五厂， 1964)；“战天沟、斗地鼓，虎口拔牙夺高产”(七台河东风煤矿， 1964)。如果只体味标语、口号中所传达的生产气氛，当时全国各地的工厂可谓一片“硝烟弥漫”。
不同于纯粹的个人主义，家庭是一个小型的依靠血缘与感情维系的集体。家庭又不同于单纯的经济生产集体，它不仅需要每个个体的奉献和经营，还会对家庭成员给予情感的支持、温暖和关怀。王文斌认为，“隐喻的构建有时还受制于社会文化因素。隐喻是人类的创造，是社会文化现象。由于风土、习俗、地域和民情的不同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差异，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民族对同一个事物具有不同的感受。”[注] 王文斌：《隐喻的认知建构与解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 在这些隐喻中，暗含的是一种基于中国家庭结构的独特的集体观念。
苏联的工业集体化通过集体大生产、集体大食堂、集体托儿所等集体实践将集体主义贯彻到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集体主义作为苏联舶来品，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复制到我国，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的主导生活方式，并形成了“一切来源于集体，一切为了集体”的意识形态。有学者考据，1877 年，恩格斯在给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信中，首次将英国农业工人争取土地集体所有的斗争称为“农村的集体主义运动”；苏联时期，列宁明确提出“集体主义”，但对“集体主义”做出定义的第一人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提出“集体主义”原则是无产阶级道德的基础，是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学说，与个人主义是对立的。[注] 冯洁：《论“集体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理论月刊》2012年第9期。
从苏联集体化时期到改革开放，工厂变成了企业，工人文化被替换成了企业文化。体现生产机构与工人之间关系的这类标语口号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一系列变化都内含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其文化来源截然不同。从建国初期公与私的二元对立，到改革开放后内含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式集体观，这是从苏联舶来式到中国传统式的集体观念的意涵变迁。
三、劳动生产——贯穿新中国历史的一种动力隐喻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认知中，读书取仕、为国分忧是个人和社会向上的动力，劳动者被认为是地位较为低贱的社会底层。《管子·小匡》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士农工商”的论说是古代中国对社会各阶层高低贵贱的一般排序和基本认识，尽管此“士农工商”之“工”为手工匠人，而非现代工人阶级。《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又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直接从事一线劳动生产的工人阶级属于“劳力者”则是毫无疑问的。除了成为“悯农”诗中被同情的对象，劳动本身很少被掌握话语权的士人讴歌和赞美。
历史进入20世纪，1919年2月，李大钊撰写了《青年与农村》一文，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注]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7页。 。毛泽东分别在1939年和1942年提出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注]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⑤。
改革开放后最著名的经济生产动员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1980年提出的。时任蛇口管委会主任的袁庚为了鼓励加快推进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提出该口号。口号提出后，因为其中强调的金钱导向，遭到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还有人给它贴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后来由于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赞誉，这一口号传遍全国，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时间就是金钱”中所使用的是金钱隐喻，这一隐喻的出现和广泛传播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替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个典型象征。
Lakoff和Johnson认为，人在能够使用语言之前，对世界最直接的体认就来自人的身体以及它们在物理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由此产生空间、方向等概念，比如，上-下、里-外、大-小、前-后、深-浅、中央-外围等。跟空间方位有关的隐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许已经察觉不到，但它是最基本的概念隐喻系统。而在我们察觉不到的语言使用习惯中，挺直、向上、高等概念往往表示积极的情感状态，相反，低垂、向下、矮等概念往往表示消极的情感状态。[注] ③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12页，第7-10页。 例如，“情绪高涨”、“情绪低落”；“行为高尚”、“堕落的深渊”；“上进心”、“成绩落后”；“思考深入”、“想法肤浅”等惯用语言都遵循了这一基本原则。
尽管课程内容与实际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紧密相连，但是学生接触的例题和作业题目多数经过简化，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单一。学生缺少将理论运用于实际的经验，不能将实际的复杂问题通过理论的分析去解决，缺乏将书本知识进行灵活运用的训练环节。因此，学生缺乏快速判断和预防食品安全与卫生等问题的实际能力。
建国后工厂的经济动员标语、口号中，与空间隐喻有关的有很多，比如“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大庆油田， 1960)、“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 (大庆油田， 1960)、“高度觉悟，严细成风”(大庆油田， 1964)、 “思想高一分，质量高一丈；思想低一寸，质量降百尺” (大庆油田， 1964)。这些口号、标语都将品质、思想、生产、劳动等隐喻为“高、大、上”的积极空间隐喻。改革开放后直到今天的工厂标语、口号，如“安全工作无小事，安全责任大如天”、“高水平、高效益，可持续发展”等，依然可以从中看到通过积极的方位和空间隐喻营造出的生产劳动的昂扬感，将生产劳动和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韦伯曾做出论断，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与文化特质的基本构成，是“以职务观念为基础的理性的生活态度”，即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精神。[注]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那么社会主义精神与文化特质的基本构成，就是以工人阶级职务观念为基础的实践性的生产劳动态度。被向上的隐喻构建出的劳动生产成为贯穿新中国整个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价值动力。
2.金钱隐喻
四、隐喻构建现实：被突出的与被遮蔽的
隐喻通过建立两个事物的相似性使人们通过彼概念来理解此概念，但概念与概念之间除了相似性，更存在相异性，“我们能通过彼概念来理解此概念的一个方面，但也必然会隐藏此概念的其他方面……例如，时间并不是真正的金钱，如果你花时间尽力做一件事情却毫无结果，那么你要不回你所花费的时间”，但金钱却是一种可以自由给予或收回的物质性存在。③因此，本体被突出的是与喻体相似的特征，也必然存在被遮蔽的其他面向。
在隐喻理论中，重新词化(relexicalization)指的是“为整个语言或语言的某一显著领域创造一套新的术语。它为说话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反映了说话者对事物的新的理解。”[注] 林宝珠：《隐喻的意识形态力》，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例如，在将生产劳动投射到战争域的隐喻过程中，构建了劳动生产的“竞争性”和“对抗性”，而这一特质甚至是生产劳动原本并不具备的特征。在运用战争隐喻对生产劳动重新词化的时候，就要为原本并无对手的生产劳动找到假想的对手。
假想的对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体现在标语口号中的、具有明确而具体的指涉对象的竞争对手，其中包括了英美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敌人”以及为了增强劳动生产效率发起的同行竞赛中的其他工人弟兄。“我们工厂英雄多，钢铁转眼超英国”(《人民日报》1959年5月6日)等一类标语口号的指涉对象就是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拿增产节约的辉煌战果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人民日报》1957年8月1日)的指涉对象是民族国家内部的可能存在的阶级敌人；“工业学大庆”后全国各地掀起的工业生产竞赛高潮中，各地自创的一些标语、口号中所指涉的对象则是同为工人弟兄的竞赛对手，如“鼓干劲，争上游，日日高产；赶本溪，超石钢，再夺红旗”、“苦干恶战，赶石钢，超武汉”等。
图3列出了连续神经网络算法在空手道俱乐部网络上的仿真结果。从实验结果发现，特征向量算法、连续算法对空手道俱乐部网络的分类结果与特征向量算法的分类结果（Q=0.3715）相同，表明本文中的算法也是合理的。
另一类隐藏在具体的指涉对象背后，是更为根本的对抗对象——社会主义建设中那些看不见的艰难险阻。建国初期，中共中央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工业局面，经历过一系列战争的中国，面临的是通货膨胀严重的经济状况，拥有的是大量破损不堪的工厂设备与基础设施。为了恢复经济，首要的任务就是快速实现(重)工业化，这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任务所在。[注]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30-332页。 在严酷的现实和紧迫的任务中，大量使用战争隐喻的标语口号，以一种关乎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感调动起工人的生产热情，是当时战天斗地、攻坚克难精神的体现。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经济生产与革命和战争的本质不同，两者有根本差异。战争隐喻在突出事物矛盾面的同时忽视了生产劳动的其他特性,影响了人们对生产劳动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在“生产劳动是战争”这一概念隐喻中,战争域映射到生产劳动域中突显的是激烈的对抗性、竞争性和只有一个赢者的排他性,而忽视了生产劳动本身的价值与意义。
（1）分质分类预处理，分别处理含有高浓度石蜡油的爆珠废水和色度较高的油墨清洗废水，提高废水的处理效率。
前文所述，在改革开放后最著名的生产劳动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隐喻摒弃了之前一个时期惯用的战争隐喻，对生产劳动进行了再次“重新词化”。在这一隐喻中同样存在遮蔽。Lakoff和Johnson论述过，“劳动是金钱”这一隐喻表明了“我们对量化的激情和对目的的痴迷。这些隐喻强调了我们文化中极重要的时间和劳动的某些方面的性质。同时，它们也淡化或隐藏了时间和劳动的其他方面”[注] ③④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10页，第206页，第206页。 。当我们理解语言中的隐喻表达时,尤其要注意隐喻具有的遮蔽性、强加性和无意识性。
从上文可以看到，一方面，20世纪后的工厂标语、口号中存在一系列的隐喻转换，生产劳动行为经历了从政治泛化到回归劳动价值的转换；生产劳动价值观经历了从苏联式工业集体主义到中国传统语境下的集体主义转换；生产劳动文化经历了从阶级文化到企业文化的转换。另一方面，生产劳动在各个时期都作为一种积极行动通过向上的空间隐喻被建构、被歌颂，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价值动力。几个主要隐喻的替换与变迁，迎合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发展为纲的时代变迁，施喻者和受喻者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隐喻互动启动了社会转型中的意识形态协商。
至于爱情，葛优在普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知识时，那严肃又带有一点幽默感的样子，正是很多人事业刚有气色时的写照。自我感觉一切运筹帷幄，有安全感，对异性可以毫无顾虑地展现属于男人的魅力！后面在飞机上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一切又都变得无所谓，这时只想和亲爱的她共度难关。他们不仅帮别人实现了梦想，同样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样的叙事让观众产生了共鸣。这样成功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小成本的电影《疯狂的石头》等。
输入模块 输入模块的主要工作是拉流，即在获取推流地址之后，对地址进行解析。对于移动端的直播平台来说，请求获取流媒体的标准格式有RTMP、FLV和HLS三种，这三种协议能够满足不同业务场景的需求。RTMP和FLV属于长连接协议，更适用于即时性和互动性要求高的直播课程；而有回放需求的课程可以使用HLS协议。数据解析部分则需要支持FLV、TS等格式的解析，在对地址解码之后，该模块还需要将解码出来的音频和视频文件存入缓冲队列，以待下一个模块对队列中的文件进行解码。
正如Lakoff和Johnson所言，“我们的许多活动在本质上是隐喻。刻画我们日常活动的隐喻概念建构了我们眼前的现实。新隐喻有创造一个新现实的力量。当我们按照隐喻开始理解我们的经验时，这种力量开始起作用；当我们按照它开始活动时，它就会变成更深刻的现实。如果新隐喻进入我们赖以活动的概念系统，它将改变由这个系统所产生的概念系统、知觉、活动。”③“因此，隐喻可以成为未来行动的指南。当然，这样的行动会符合这一隐喻。反过来，这会使隐喻增强，进而使经验连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隐喻可以是自我应验的预言。”④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东北老工业基地集体记忆的多重建构”(编号：JJKH20191044SK)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8-10-10
[作者简介 ]
潘晓婷，吉林师范大学讲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播理论、新闻理论、文化研究等。 吉林四平 136000
龙 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媒介文化、受众与传播效果、传播伦理等。 北京 100024
(责任编辑：邝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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