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性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论文

论德性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论文

论德性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以色列] 莉迪亚·埃米尔

(贝特伯尔学术学院,特拉维夫-雅法拉马特沙龙 4490500)

[摘 要] 未来的德性研究重点会在于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关系、形成理智德性的各种可能动机以及提升理智德性的方法。因此,可以围绕何谓德性认识论、道德德性和认识论德性何以相互关联、获得理智德性的动机是什么以及哲学家们所承认的提升理智德性的方法是什么等问题来剖析德性研究的现状并分析其未来走向。德性研究未来会走向社会向善论,它能有效推动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发展;而对诚实、真诚、直率、真实等具体的理智德性展开深入研究,能更好地理解人们获得理智德性的动机。

[关键词] 理智德性;道德德性;德性认识论;向善论;完美主义

过去40 年以来,“我们见证了哲学对德性兴趣的复兴。以往认为现代哲学忽视德性的看法如今已然过时。重新审视德性及德性伦理学的呼声已从各方面得到了回应”[1]42。德性伦理学是伦理学研究的新方法,在它看来,伦理学的基本判断是对道德主体品质的判断[2]7。德性理论认为,道德生活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形成道德德性的一般行为倾向并使之在生活场景中被践行出来。这种伦理学研究方法现已替代以行为和原则为中心的后果主义理论。

在我看来,未来的德性研究会重点关注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关系、理智德性的各种可能动机及其提升方法。由于关于理智德性与德性认识论的研究尚未展开,因此,首先,我要解释何谓德性认识论。然后,在宗教哲学家琳达·扎戈泽博斯基(Linda Zagzebski)、怀疑论者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及其追随者约瑟夫·阿伽西(Joseph Agassi)所讨论的获得理智德性的动机及其提升方法的基础上,我将阐述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关系。最后,我将提出社会向善论,并认为它能使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结论部分,我建议对诚实、真诚、直率、真实等理智德性展开研究,这既是为了驳斥伦理学在谎言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理智德性之缘起的真理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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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性认识论

早在50 年前,罗德里克·奇舍姆(Roderick Chisholm)就注意到,“哲学家和其他人认为专属于伦理陈述的很多特征亦存在于认知陈述中”[3]4。近20 年以来,随着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德性认识论亦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根据戴维·所罗门(David Solomon)所说,德性认识论的“基础并非信念(belief),而是主体或目的,因为德性比信念更根本。它强调主体的认知建构而非一系列孤立的认知活动”[4]80。同样,另一些

德性认识论者认为,德性认识论研究的重点不是被视为知识或知识之构成要素的信念以及给予信念的静止评价,而是要评价德性在探究和思考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发动机转速2 000r/min时,点火提前角一般为上止点前30°~35°,对应的曲轴转角为42°~50°,燃烧所用时间3.5~4.16ms。

理智德性的观念由内斯特·索萨(Ernest Sosa)引入认识论文献,但是索萨仅仅只简单地讨论了它与德性伦理学之间的联系。此后,德性认识论作为可靠主义——认知的目标是形成真实而非虚假的信念——的代名词而得到了使用。莱恩·科德(Larraine Code)和詹姆斯·蒙特马科(James Montmarquet)的著作几乎把认识论和德性伦理学关联起来,不过,他们既没有从德性伦理学背景中衍生出认识论德性概念,也没有进一步研究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相似之处。

为什么对德性伦理学感兴趣的人也会对德性认识论感兴趣?与基于行为之上的道德理论相比较,基于德性之上的道德理论更可取,同理,与基于信念之上的认识论相比较,基于德性之上的认识论更可取。不仅如此,正如扎戈泽博斯基所言,理解力和智慧之类的认知价值,尽管过去在哲学史上显得很重要,但现在却被忽视了[5]2,43~51。进一步说,德性认识论似乎是研究作为实践活动的认识论的最佳方法:“就像很多道德哲学家发现自己面临着许多认识论问题,很多认识论者也高度关注生活实践中的诸问题。毕竟,规范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做什么’的问题。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该观点,‘做什么’都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至少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即便认识论领域中最坚定的自然主义者也会认为,对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评价在认知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4]60

问题是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的有效途径,孔子曾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学生解决问题的时候发现新的问题,通过一些预设和非预设的问题促进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提高教学效率.如何设计出有效的问题是关乎物理教学成败的关键,也是值得每一位物理教师进行探究的问题.下面就如何在高中物理课堂设计问题进行论述:

二、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

西方哲学一般把人类的认知过程和感觉过程视为彼此独立且相对自主的过程。人们通常至少都认为,认知能脱离感觉而发挥作用,对于理性主体来说,不管感觉实际上能否脱离认知而发挥作用,认知应该脱离感觉而发挥作用。作为我们哲学遗产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在认知心理学家抛弃了迈克尔·斯多克(Micheal Stocker)所说的“理智净化观”(purified view of the intellect)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哲学家们依然还固守着这种观点,尽管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威廉姆·詹姆斯(William James)等极少数哲学家曾呼吁人们高度关注信念和感觉之间的关联。

(1)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采用帕金森病综合评估量表(unified Parkinson disease rating scale,UPDRS)II评估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UPDRS III评估患者的运动能力;(2)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共计54分,分数越高提示抑郁程度越严重;(3)不良反应发生率:观察患者体位性低血压、恶心、呕吐、嗜睡及头晕的发生率。

认知过程与感觉过程被视为彼此独立的过程,同样的,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也被视为彼此不同的德性,这是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得到的观点。人们现在通常不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严格区分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少数哲学家也已经对这种区分的深刻性和重要性产生了怀疑。不管怎样,少数哲学家已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勇敢与节制之类的德性在本质上不同于智慧和理解力之类的德性且二者会以不同的方式为人所获得,进行了反驳。

贝内迪特·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是个例外,他用与上帝本性有关的观点把激情与德性有效关联起来,并且使与理解力有关的理智德性成为所有德性的关键所在:“心灵所使用的这种活动,就其用理性努力保存其存在而言,仅仅只是寻求理解的活动……那么……这种寻求理解的活动乃是德性最重要的唯一基础,而且……我们不会因任何目的而努力理解事物,相反,心灵,就其理性活动而言,仅仅只会把有益于提升理解力的事物视为自身为善的事物”[6]559

斯宾诺莎把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紧密地关联起来,在此之前还没有其他哲学家做过这种工作。不过,休谟显然是另一个例外,他也不承认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存在所谓差异。他坚称二者的差异仅仅存在于文字层面。他还认为包括智慧、超强的记忆力、敏锐的洞察力、善辩、审慎、判断力、鉴赏力、谨慎在内的理智品质都应该被视为道德德性,因为它们和诚实、勇敢一样都是被赞美的对象[7]Appendix4。休谟同时提到,德性是否能囊括人类的所有优点,而恶是否能囊括人类的所有缺陷,这仅仅只是字面上的问题。这样看来,休谟所使用的德性概念是一个外延极为广阔的概念,因此,他把理智德性纳入道德德性之内予以讨论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意义。

4.3 采购申请统计 采购申请统计可按科室或设备种类对指定日期内所提交的设备采购申请目前的状态进行统计,采购申请统计的运行界面见图6。

朱留斯·莫拉维斯基(Julius Moravcsik)认为,无论是就德性的来源还是就德性的功能而言,柏拉图均未明确区分道德德性与非道德德性[8]300。然而,亚里士多德作过这种区分,他在理智德性内部进一步区分了以推理性的观点或理论知识为目的的德性和从属于实践思维的、以艺术创作或行为表演为目的的德性,前者被称为技艺(Techne),后者则被称为实践智慧(Phronesis)。

当我们注意到西方哲学明确区分了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而且这种区分具有十分根深蒂固的传统时,亚里士多德基于一种不可靠的基础区分二者的做法就显得十分引人注目。扎戈泽博斯基对亚里士多德用以区分二者的基础进行了反驳,在此过程中她确立了自己区分二者的基础,认为道德德性关乎对情感的处理,而理智德性则关乎认知活动的恰当方向[5]146。她在其独创性的著作《心灵的德性:论德性的本质以及知识的伦理基础》(1996)中说:“通过区分德性理论以何种方式把富有德性的、善的道德概念与正确的行为关联起来,我们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德性理论。纯德性理论从德性概念引出正确的行为概念,不过,该理论可用多种方式把德性与善关联起来……以幸福为基础的德性理论和更激进的、以动机为基础的德性理论是两种纯德性理论,它们能在充分进行认知评价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出来。”[5]77

扎戈泽博斯基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德性理论,该理论完全能在单一理论框架下处理好理智德性与道德理性的关系。她认为理智德性实际上是道德德性的表现形式,理智德性可以恰当地被视为道德哲学的主题。她还指出,这种观点并不是要像很多人那样把认知概念降格为道德概念,毋宁说,它意欲扩展道德概念的范围,使其能囊括规范意义上的认知活动,使规范认识论成为伦理学的分支。

三、获得理智德性的动机与培养理智德性的方法

如果规范认识论确实是伦理学的分支,那么,人们获得理智德性的动机是什么?如何才能培养理智德性?哲学史对此似乎爱莫能助,因为它向来忽视理智德性,只有现代早期以及19 世纪和20 世纪的极少数思想家讨论过理智德性。

向学生发调查问卷62份,回收有效问卷62份,有效回收率为100%.调查结果表明,2个班大部分学生对授课整体表示满意.学生反映课程还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面主要包括:(1)在讲授理论知识时,多讲解一些生产上的实例;(2)采用PPT展示讲解生产实例效果会更好一些;(3)希望教师上课时语速稍微再慢一些;(4)蛋白质工程这门课整体比较难,部分章节理解起来有些难度.

现代早期哲学家对知觉官能和认知官能的兴趣引发了对理智德性的讨论。例如,霍布斯(Hobbes)和斯宾诺莎在自我保存的动机或权力动机中看到了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起源。霍布斯的《利维坦》(1958)和艾默生(Emerson)的《理智》(1968)都描写了诸如缺乏自主性、思想封闭和教条主义等在内的认知恶。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提出的以推动与世界的互动为目标的“反思性思维”中,理智德性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当大多数哲学家长期聚焦于讨论各种错误时,他们却未能告诉人们在形成信念的过程中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潜在的危险。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指导心灵的规则》(1964)和杜威在《我们如何思考》(1933)中讨论过的“态度”或理智德性似乎是例外。

波普尔曾提出过一种被称作批判理性主义的理性观,它不同于17 世纪的理性主义,它认为真理是存在的,但我们无法知道我们已经获得了真理,就像科学史向我们揭示的那样。我们只能在消除错误的过程中以消极的方式接近它。这样,理性等同于批判,或者说等同于愿意让自己的观点和理论遭受批判。如波普尔所言,批判理性主义复兴了苏格拉底的教育使命,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62)曾说过:“所有已知的、与人类的易误性有关的历史实例……均与知识的进步有关。每一次发现错误都会推动我们在知识上获得真正的进步……我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这种基本观点的确是所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所在,因为它提示我们如何更系统地学习,如何更快地进步……简言之,该提示就是我们必须寻找我们的错误……批判似乎是我们所拥有的、能发现错误且从错误中系统学习的唯一方法。”[12]375~376

我曾经从阿伽西那里接受过教育,我可以证明事实就是如此。我自己针对理智德性提出的观点,尽管深受波普尔和阿伽西的影响,但基于我对自身经验的反思,它将在本文第四部分和结论部分得到阐述。

虽然下定决心往前走,但大伙儿心中刚刚发现洞口的喜悦已经消散了,好像向前的每一步,都是提心吊胆,是推开朝向万花谷的窄门,还是举着火把走下黄泉?火把一分一寸地燃烧,在山洞里散发着松油的香气。

这些担忧在理论上不仅被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讨论过,而且被包括我在内的追随者们在批判性的理性主义思想中以更具实践性的方式讨论过。这些哲学家随同其他哲学家尤其是扎戈泽博斯基一起确立了理智德性的德目和提升理智德性的方法。我先谈一谈扎戈泽博斯基的观点。

扎戈泽博斯基详细划分了培养理智德性的不同阶段[5]152~155。理智德性需要通过模仿有德之人的实践行为来进行训练,还需要既能成功地处理好某些感情问题,又能对有德的行为产生愉悦的感受。对于分别由意志薄弱与自制所构成的恶行与德性来说,理智德性也分不同阶段。有些自欺行为可被视为恶行,但有些却可被视为理智意义上的意志薄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有某种恶行,就会获得在恰当的场合恰当地做出理智行为的能力。进一步说,她虽获得了在理智上成为有德之人的欲望,但却未能成为有德之人。这是理智上的意志薄弱状态,是一种优于恶行的状态。意志薄弱的下一阶段就是理智上的自制。对此,扎戈泽博斯基这样解释:“在这个阶段,一个人必须停止接受不充分的证据或无力的证词,不再接受她不认同的讲话方式和推理方式。然而,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她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不过,她依然没有获得德性,因为她发现难以恰当地权衡证据,难以可靠地对权威作出判断,也难以小心翼翼地进行理性推理。她的行为可能是正确的,但却未能像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真正的有德之人那样把行为建基于‘坚实而不变的性格’之上。最后一个阶段是理智德性,例如理智关怀、坚韧不拔、谦卑、活力、灵活、勇敢和彻底性以及与妄想、迟钝和服从相对立的德性。”[5]155

我们可能会问,宗教会如何影响此类德性?理智德性的很多支持者和理智恶行的很多反对者与扎戈泽博斯基一样都是宗教徒。德性概念本身,尤其是恶行概念本身,会让人想起基督教,特别是在西方。基于这一原因,或许有必要对怀疑论哲学家进行研究,并看看他们所列出的理智德性以及提升理智德性的方法是否与扎戈泽博斯基的不同。因此,我们来考察一下卡尔·波普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

当代学者劳伦斯·邦久(Laurence Bonjour)和希拉里·科恩布利斯(Hilary Kornblith)把动机因素引入到对认知责任的讨论中,对此,科恩布利斯的描述是:“认知意义上的责任主体渴望获得真信念,这样就会渴望让他的信念受制于能产生真信念的过程;他的行为会受到该渴望的支配。”[9]34 不过,我们必须还要看看詹姆斯·蒙特马奎特(James Montmarquet)对认知德性以及与认知德性紧密相关的动机问题的讨论[10]。蒙特马奎特认为,求真的渴望或“认知责任心”才是隐藏在理智德性背后的动机。

波普尔认为,由于苏格拉底和基督教对理智诚实与理智责任存有信念,西方文明才得以拥有理性主义并对人类的理性统一性和开放社会存有信仰。他把理智诚实与苏格拉底所倡导的、关注并批判自我的精神等量齐观。后来,波普尔把谦卑也列入到了他的德性德目表中[12]190,243~244。在《猜想与反驳》(1963)一书中,他认为愿意尝试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必备心态[13]27,36。最后,他在《框架的神话:科学与理性的辩护》(1996)的导言中解释了批判理性主义何以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生活方式,“批判理性主义是一种思维乃至生活方式。它既信仰和平、仁慈、宽容、谦逊以及从错误中学习,也信仰批判性讨论的可能性……它是对理性的呼唤”[14]xiii

然而,在批判理性主义者看来,在如何对待独断主义的问题上,阿伽西却持与理性相悖的态度,就此而言,阿伽西不同于他的老师。波普尔认为,在自主性得到实现之前,必须辅之以权威,理性意味着对抗非理性。相反,阿伽西认为,倘若有人循序渐进地鼓励我们锻炼好奇心、活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自然思维能力,我们能成为自主之人。这样,阿伽西的研究把理性视为需要受到鼓励并接受指导,以使其遵循自身路径并达到自身目的的自然过程。像斯宾诺莎一样,他亦认为理性是人性的自然表达。如此看来,他与波普尔在该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说过,人类之所以要过理性的生活,目的是为了控制乃至消除自身的自然倾向[16]

波普尔并没有把他的学说发展为教学论,尽管曾有人对他的授课作过生动描述。约翰·威特斯顿(John Wettersten)把认识论归功于波普尔,奥托·赛尔茨(Otto Selz)把心理学归功于波普尔,波普尔的学生、助理及追随者约瑟夫·阿伽西(Joseph Agassi)把批判理性主义教学论归功于波普尔。不仅如此,威特斯顿还认为,三位思想家的观点具有历史和逻辑上的统一性。因此,为了弄清波普尔的思想如何被付诸实践,接下来我将重点讨论阿伽西的思想。阿伽西曾认为波普尔的思想应该被付诸实践,“辩证法依然是唯一有用的实践逻辑。这是当代杰出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想与反驳》所传达的信息……我们极少把它用于教育……我们从未试着把它用于教育实践”[15]245

阿伽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波普尔的观点引入到了教育领域。我之所以说这种尝试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尝试,不仅因为他对波普尔的很多观点持批判态度,而且因为他受到了其他人的影响① 影响阿伽西的“其他人”包括霍姆·兰恩(Homer Lane)、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列奥纳德·内尔森(Leonard Nelson)和艾玛·拉卡多斯(Imre Lakatos)。 。阿伽西的目标是成为波普尔学派的一员,不过他却反对波普尔后来所提出的谦卑之德,他重点强调自主性,并把它视为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

对于那些被毁灭者,毁灭他的,不是鸦片、麻将,也不是手机、外卖、抖音等,毁灭他的,是他自己。他太容易被毁灭了!这个东西不毁灭他,他也会被那个东西毁灭!

我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关注科学和民主,原因在于,这是波普尔和阿伽西共同关注并讨论过的重要主题。哲学在理智教育中扮演什么角色?哲学的角色就是要唤醒并尊重自主性。虽然把自主性视为哲学之目标的观点并不为人所接受,但它却是革命性创举,它通过反对权威而使哲学打破陈见,不再使之必然臣服于科学、艺术或任何他物:“哲学需要提升……哲学所提升的对象……必须思想独立……并且能自我决定,用众所周知的话来说,必须具有自主性。这种观点不认为我们有义务臣服于科学、艺术或任何其他事物。这种进步是革命性的。哲学应当促进自主性,不过,这是一种尚未被接受的观点。”[17]48~50

此外,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还说,我们需要像苏格拉底那样关怀我们的灵魂,也就是说,在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实现自主性时,公民应该得到帮助,从而使自主的个体成为理性的个体和尊重科学的个体。在阿伽西看来,首先顺从权威的要求是有问题的。他所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无权威的语境下学习科学知识?他的回答是:只要我们细心地倾听观点的表达,并且能如批判性态度所要求的那样在批判它们之前充分地理解它们。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能做到这点。这意味着,为了暂时把批判悬置起来,我们需要同情,然而,阿伽西在研究结束后才意识到这点。

因此,对阿伽西来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解释波普尔的科学理论何以必然要求具有自主性和民主精神,“自主意味着排斥外部权威,因此,可以更好地把它理解为自立。如果真有什么权威可以被信任,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更不知道如何找到并顺从它。因此,无知(波普尔在其科学理论中称为‘有学问的无知’)使我们仅仅只能选择自主(正如我们在柏拉图早期作品和伽利略晚期著作中读到的那样)。那么,适合无知的自主之人的理智行为准则和道德行为准则是什么?‘有学问的无知’(learned ignorance)要求其信徒做什么?它要求人们不要自视甚高。这‘几乎’等于倡导民主。只有博学之人才有权主宰并漠视批判性审查,就此而言,无知蕴含着民主。批判性审查是民主自身的特征。因此,它允许人们在无权威的语境下达成共识,尤其是对于人们不愿讨论的事情来说。从议程中排除一个议项,就像把它囊括进来一样,必须小心翼翼,且不管结果如何,一直都要小心翼翼”[17]32

如何对待毫无自主性的人?如何对待敌视科学的人?阿伽西认为,重要的是不要把毫无自主性的人和有自主性的人区别开来。毫无自主性的人需要的是教育而非批判性论辩:“为毫无自主性的人和有自主性的人分别量身定做各自专属的行事方案,这不是个好办法,它会把无自主性的人和其他人区分开来,这也是一种危险的、类似神秘主义的做法。显然,神秘主义既反科学,又反民主,因为它太容易被人用来阻止外来者的批评。我们可以把毫无自主性的人和不同层次的反科学者所宣扬的各种观点视为教育活动而非批判性辩论活动。”[17]33

以前对手水平提高了,我们就惊呼“狼来了”。现在随着我们的不断进步,“狼”逐渐没了,我们要把“狼”再养起来,有了竞争,对中国乒乓球来说是件好事。

这种革命性的进步不应强加给所有人。一个人可以在思维上选择模糊性,也可以在观点上选择自我欺骗。我们有权坚持错误:“苏格拉底,典范式的哲学家,关心的是同胞的道德行为,他在一切所到之处——街角、运动场和宴会厅,表达了他的关心……哲学是否有可能在不成为思想警察的同时履行警察的职能?……当苏格拉底为理性而战时,他不得不反对混乱和自我欺骗……维特根斯坦和萨特把他们所反对的一切,不管是模糊的思维还是自我欺骗,均视为不道德,较之这种观点,‘尽可能保持理性’是更好的元伦理学原则……不过,试图强制推行任何元伦理学原则的做法却是错误的,没有哪一个理智警察能做到这点。只要公共责任允许,我们有权坚持错误,甚至按错误而行……不管哲学的角色是什么,不管消除该角色需要何种警力……它都如苏格拉底所言,凡能得到法律许可却不能得到道德许可的一切,对他人有害,对主体自身的灵魂更有害。”[17]50~53

阿伽西进一步追问,苏格拉底所设想的哲学角色是否可以变成一种社会体制?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体制,即掌握在父母、老师和牧师手中的、以自主性为目标的教育。尽管父母像我们一样对“何谓自主性”一无所知,而牧师也时常反对它,但依然有“少数教师倡导自主性,尽管知道如何教授自主性的教师少之又少”[17]53

然而,杜威认为人类天生容易轻信。这种观点很可能是对的。这意味着过于频繁地学习真理就等于不学习错误。扎戈泽博斯基在他与迈克尔·德保罗(Michael DePaul)合著的《伦理学与认识论视域下的理智德性》(2003)一书中指出:“求真之难意味着正确的认知行为要求拥有诸如自主性、勇敢、坚韧不拔、谦卑、公正、开明和其他理智德性在内的能克服内部或外部障碍的动机。评价真理的动机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动机,不过,在我看来,对很多真理而言,唯有拥有能形成其他德性的动机,我们才能获得真理。”[11]153~154动机问题很重要,因为没有恰当的动机,一个人就会对对抗妄想、走出舒适区、活在不确定之中以及乐观地看待自身过失的需要持怀疑态度。

四、用以提升理智德性的向善论

为了阐明我对理智德性以及它与道德德性关系的研究,我需要把我提出的向善论(meliorism)研究方法引入哲学。我用“向善论”指称一种理论抱负弱于完美主义哲学(perfectionist philosophies)的理论。

完美主义哲学是激进的哲学,代表着历史长河中反复再现的哲学的革命性精神。激进的哲学把自身展现为现存宗教以及所有其他宗教机构的替代品。它激烈批判社会的价值观:否定常识,拒绝接受普通人的非批判性观点,敦促他们反思生活,使他们不被表象迷惑。它时常把自身视为幸福,并试图替代财富、快乐、权力或名誉。它要求人们转向创新性思维模式,然而,这却是一种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的思维模式。它认为,借用思维的变革力量,仅凭知性和实践,就可以产生激进的变革。完美主义者带着审视和批判的态度与其他学科建立联系,试图回应包括精神需求在内的所有有价值的需求,因此,完美主义哲学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它在道德和伦理上设定了最高理想,只追求自由、幸福或心灵的宁静。它是极少数人的哲学。极少有人会按其要求而生活,更别提有什么人敢说自己正在这么做。

由此可见,王阳明出生在余姚,成长、生活主要在绍兴。王华墓葬在会稽徐山,王阳明墓葬在山阴兰亭鲜虾山,这是不争的事实。

哲学中的完美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它像永恒的哲学一样不断重新定义自身。完美主义可能是少数派,但大多数哲学流派都隶属于它(即使被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民主化后的存在主义也把真实性视为理想,然而,在要求把焦虑纳入到真实人类处境中来的过程中,它却与一般意义上的幸福观相抵触并因此而成为一种罕见的成就)。

人们现在正在重新对完美主义表现出学术兴趣,比如霍尔卡(Hurka)和卡维尔(Cavell)。不过,不管是就哲学目标来说,还是就实现自我改变的有限手段来说,完美主义哲学传统同时也是一种极富野心的哲学传统,除了要求天赋极高的理性能力、求真的激情、对独立与解放的渴求外,每一种完美主义哲学还各有其他不同要求。完美主义哲学的这些特征会给自身的追随者带来打击。不幸的是,没有彻底的自我改变,完美主义传统就无法实现其诺言。

化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与规律性,因此实验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实验规律的总结与凝练是备课工作的又一项重点工作.对于学生而言,实验操作可以帮助他们更直观地理解化学反应与化学现象,而之后的总结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反映的本质与应用的可能性,两者结合可以有效提升自身的化学专业素养.

相反,向善论更符合常识,也更符合常人——他们对完美主义哲学的目标与手段时常报以怀疑之心——的心理需求和社会目标。例如,如果我们排除针对少数人的第十章,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即为典型的向善论。在支持向善论的哲学家中,我们还可以算上米切尔·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大卫·休谟、约翰·洛克(John Locke)、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卡尔·波普尔。

这是一个需要在学界和学界之外进一步发展的传统。向善论哲学依然应该忠于哲学的目标和主要研究方法,从而使其配享“哲学”之名,它不同于心理学自助类书籍、新时代非批判理论和实践以及针对上述目标而提出的绝大多数宗教性的、非多元性的、独断性的、非宽容性的和非开放性的研究方法。这意味着要在充分反思的过程中辅之以抽象思考、逻辑、认识论等哲学方法而通达真理、自由和智慧等哲学目标。

向善论哲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初看起来对抽象思考、认识论和高标准的道德来说显得异样的事物,只要稍加改变,就会变成十分有益的事物。因此,为了有效阐明这种哲学观,我首先想解释一下抽象思考的意义。经由具体而通达抽象并使抽象返回具体,在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种方法不会产生什么害处,因为抽象并不直接具有实践性,也不直接具有个人性,它推动着人们进行更宽泛、更多样、更深刻的思考,而这种思考会增加我们所说的自由与灵活的内在空间。其二,对日常生活来说,德性认识论(基于主体的理智德性认识论)比基于信念的认识论更好。认识论也具有实践性,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理智德性来培育更成熟的思想是一种有益的哲学方法。对当下予以反思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必须具备的且能使人愉悦的方法,因为它可以把我们从日常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践行理智德性,我们不仅变得善于思考,而且会享受培养理智德性的乐趣。其三,基于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基于思维与感受的内在联系,我阐明了可以为多数人所享有的哲学情感和道德的益处,这些益处可以使情感得到丰富,使思想得到深化,直到自我打破狭隘的自利情绪并走向更广阔的人类手足之情,从而使人更好地生活、更平静地逝去。

我所提出的向善论哲学的上述三个方法会共同发生作用并使我们变得更加人性化。人类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要求人们在日常处境中拥有灵活的自由反思能力;同时,人类生活也充满脆弱性,这种脆弱性要求人们在享受由哲学所提供的道德和情感收益的同时必须与他人建立关系;最后,人类生活困于个体的不足和人类的有限性之内,这种不足和有限性要求人们融入到由哲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类处境的丰富传统之中。

进一步说,我所提出的向善论研究方法的最佳用途是将日常生活问题化,让重要的哲学问题因融入到了我们熟悉的事物之中,而对我们显得少一些权威性。我可以在具体事物中找到我们想要予以重点研究的相关哲学概念,从而从日常生活中获得更多知性能力和施展才能的空间。一旦形成了有关该概念的问题并澄清了各种假说,我们就能在批判性的评价给我们带来新问题——不管该问题在逻辑上与我们初次遇到的问题是否具有相关性——前形成或提供替代性的乃至有可能相互冲突的答案。

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理智成长”与接纳替代性观点的能力有关。在接纳替代性观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培养我们的理智德性,同时还可以培养能对他人观点保持无偏见和开明态度的认知德性。以批判的态度评价不同的答案有助于使研究者在理智上培养冷静或细心的德性,从而使研究者仅仅只接受为证据所确证过的研究内容。另外,整个过程还会进一步培养包括坚毅和果敢在内的理智德性。

在该过程的终点处,答案会根据主体的偏好被应用于生活之中,一旦每个答案的利弊均被阐释,这就意味着曾经以抽象的方式所理解的一切均被带回到了具体的生活场景之中。随后,人们会在恰当的时候对该答案的活力进行批判性评价。

此外,用这种方法培养理智德性的过程可以使我们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因为理智德性既属于理智又属于道德,很多哲学家论证过的情感收益和道德收益均与知性相伴。此过程可以扩展自我,使人认识到人类的各种苦难和问题,从而消除孤独、孕育同情并给人一种平衡感,这种平衡感可以使人更好地生活,伴随着亲友的陪伴在人类境遇的核心处把死亡视为以“学以成人”为内容的艺术的温柔教导。

1.2.3.2 ABTS法[8]。将5 mL 7.4 mmol/L的ABTS储备液与88 μL 2.6 mmol/L K2S2O8储备液混合,避光静置12 h后得到ABTS工作母液,再用双蒸水稀释8倍后得到ABTS工作液,备用。

总之,在我看来,德性研究未来的焦点会是理智德性、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关系、理智德性的动机及其提升方法。有鉴于后现代中的人并不怎么关心或热爱真理,我建议聚焦于能达成共识的关键性理智德性而展开研究,探究理智德性是否可以在辅之以必要的、权威的条件下得到提升。此外,很多哲学家对具体某种德性作出的深入研究似乎是德性伦理学中最有趣的工作,因此,我希望出现与道德德性有关的、对具体某种理智德性的深入研究。我将以研究诚实、真诚、直率、真实为起点来反驳人们在谎言问题上作出过的少许研究① 除了博克(Bok)、马丁(Martin)和索尔(Saul)对谎言进行过研究外,其他人对谎言几乎没有进行过研究。 ,并探寻人们一般说来会基于何种动机而获得理智德性。

[附注] 本文由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李家莲副教授和江汉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李华峰讲师翻译。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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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vid Solomon.Virtue Ethics:Radical or Routine[M]//Michael DePaul,Linda Zagzebski(eds.).Intellectual Virtues:Perspectives from Ethics and Epistemology.Oxford:Clarendon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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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avid Hume.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M].Jerome B.Scheewind(ed.).Indianapolis,IN:Hackett Publishing,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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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Karl Popper R.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M].London:Routledge,1963.

[14] Karl Popper R.The Myth of the Framework:in Defence of Science and Rationality[M].London:Routledge,1996.

[15] Joseph Agassi.A Philosopher’s Apprentice:In Karl Popper’s Workshop[M].Amsterdam:Rodopi,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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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9)04-0009-07

[收稿日期] 2018-08-31

[作者简介] 莉迪亚·埃米尔(Lydia Amir,1955-),女,以色列人,贝特伯尔学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德性伦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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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性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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