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风与理论创新_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学风与理论创新_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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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是总结过去,面向未来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 ”[1]这一论断,科学地阐明了学风和理论的辩证关系。理论和学风紧密相联,科学的学风是理论的灵魂和生命,是理论得以发展和创新的基点和动力。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运用和思考,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本质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以客观事实为根据

学风问题是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思想路线问题。其核心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客观的现实生活总是在不停地运动、变化、发展之中,马克思主义也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要求自己和后人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随时修正和发展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自身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曾以无庸置疑的鲜明态度宣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3], 强调客观世界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认识这个过程,为回答和解决实践与历史提出的任务开辟了道路,而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和穷尽对其真理的认识。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中坦率地写道:“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并具体指明: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有了1842年二月革命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宣言》的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因而,“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4]。 列宁也曾明确地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并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则,由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各有特点,因此,各国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 “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5]。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曾设想用共产主义原则来取代市场、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并以此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种认识和实践是错误的,承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6]因此, 列宁马上果断及时地改变了现行政策,开始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由原来的“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小农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待自己理论和实践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由于理论上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实践上缺乏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盲目服从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示和决议,致使党领导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在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犯了理论上的“本本主义”,和实践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其思想根源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条化,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神圣化,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马列的一些词句与苏联经验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分裂开来,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挥的斗争中,毛泽东首倡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且把这个“结合”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7]。在这个基础上, 毛泽东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是一条与教条主义者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保守路线”相对立的“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8],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特色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全党提供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学风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升华。

二、科学的学风是理论的灵魂和生命

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思想路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根本点是实事求是,其质的规定性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主观符合客观,理论符合实际,达到二者的统一。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9]。认识来源于实践, 正确的认识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要科学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反对从“本本”出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的核心和基础,也是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是从原则、本本出发,还是从客观事物出发,这是哲学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条根本对立路线。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3]。 列宁也说:“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出发点是科学的客观性,是承认科学所反映的客观实在”[9]。“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 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政策的前提。”[10]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严格地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出发点,反对从本本、从理论原则出发的唯心主义。

两种出发点,反映了两种学风和两条思想路线。两种学风和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表现为实事求是同主观主义的斗争。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要自觉批判和克服主观主义。只有彻底批判和克服主观主义,才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思想路线。

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防止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反复教导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11]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对于指导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来说,就是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2]科学的学风是理论的灵魂和生命。我们党的建设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由不自觉到自觉的日益结合的过程;是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不断地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同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进行不懈斗争的过程;是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使之跟上并指导实践发展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任务,取得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期间也有挫折和教训。1958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由于在指导思想上背离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思想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方面,思想僵化,唯书唯上,个人崇拜盛行,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丢掉了党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和优良传统,直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将毛泽东的言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以致从“本本主义”发展为“句句主义”,“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导致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端正了马克思主义学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打破多年来造成的理论迷误和实际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反对个人崇拜,恢复党的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解放思想,针对当时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作出了新的创造,确立了改革、开放、搞活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和政策,重新“找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个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13],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提出的新课题,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我国理论界探索创新的新风气。

三、科学的学风是理论不断发展的基点和动力

理论进步最深刻的源泉和动力来自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高于理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但同时又看到理论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为实践提供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但是,实践的发展决定了理论脱离了客观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就没有生命力。在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十分重视提倡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有两种对立的原则和态度:理论和实际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脱离,这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和原则。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非是抄背原著中现成的词句和原理,而是为了“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11]因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鲜活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2]教条主义就是空洞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实践,离开实践谈理论。在他们那里,理论是一回事,实际是另一回事。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也就堵塞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道路,使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毛泽东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是要把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反对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恶劣学风。

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对待毛泽东思想同样有一个学风问题。十年内乱时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歪曲,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等等“左”的思想,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是”仍然是禁锢着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思想的解放来自理论上的突破。“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政治勇气和实践勇气,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又一次首先提出学风问题,指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4]。为此,他大力倡导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权威,重新确立和科学概括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4]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和思想路线,并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结合起来,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4]。这就把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为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四、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学习理论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理论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理论的创新在于它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理论的创新标志着社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不在于它可以超越历史条件提供适合任何时代的良方,而在于它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到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它直接反映并体现着时代精神,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密切相联。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品格,就在于他注重实践,坚持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统一。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1]从而,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许多新贡献。其中主要有:(一)重新确立了从实际出发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指出了我国当前最大最基本的实际就是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必须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二)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从理论上彻底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史上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三)确定了社会主义改革论,指出改革是解决我国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直接推动力,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四)明确改革的关键是目标模式的选择,即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其核心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性进展。(五)明确改革是体制上的根本改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是传统的所有制结构的转变,是对过去不顾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观念和做法,对把所有制性质与所有制实现形式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的否定。(六)把实践标准贯彻到底,提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运用,是对实践标准的延伸和深化。“三个有利于”标准则是把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是非和价值评判标准,使实践标准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升华。(七)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系列基本方针;即一手抓发展经济,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主张只有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八)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渐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方面:科学教育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它规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四有”新人,从而在理论上与实践上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九)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吸收世界上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成果。“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 ”[15]从而揭示了开放是时代的重要特征和历史潮流, 把中国发展的理论思考置于时代发展的主流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大趋势的总体实践中,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领域和理论空间,赋予理论创新以鲜明的时代底蕴。(十)制定了中国以“三步走”为中心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用“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统一的科学构想。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前提,就是要保持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稳定。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用“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解决历史遗留的港澳问题,就是保持稳定的伟大战略。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国际形象保证,为世界各国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这些理论和思想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着眼于中国实际,又放眼时代特点和世界的宽广视野,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注重实践、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真理,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学习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和发扬邓小平同志这种创新精神。在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背景下,遵照江泽民同志“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指示,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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