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阿拉克别克河地区界址争端
韩启博*
(内蒙古师范大学 呼和浩特 010022)
[内容提要] 《中俄科塔界约》签订后，阿拉克别克河遂成为中俄边界河。但俄国并未停止对中国西北边疆侵吞土地的野心，多次在此地进行政治威胁及军事挑衅。庚子事变后，瑞洵紧急调兵筹防，对稳定边疆地区起到了积极作用，后因财政不足导致裁兵，在无兵无饷的情况下，瑞洵逐步转变了对俄政策，采取保守策略。这种转变在界务中体现的非常明显，而这种保守策略与清朝“勿开边衅”的主张也是相吻合的。
[关键词] 阿拉克别克河 科布多 瑞洵
勘界问题及界址争端缘起
阿拉克别克河目前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西部，为中哈边界河，全长86公里，源出马尔卡科利湖西北侧阿祖陶山西北麓，自北向东汇入额尔齐斯河。清时，阿拉克别克河为科布多管辖范围，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在科布多地区设卡伦二十三座，后增设阿喇塔尔巴哈台卡伦，共二十四座卡伦。同治三年(1864)中俄勘分西北边界后，于同治七年(1868)将西路旧有八卡伦：乌柯克、钦达盖图、乌尔鲁、昌吉斯台、哈喇塔尔巴哈台、那林、库兰阿吉尔噶、霍呢迈拉扈全部内迁后撤销。光绪七年(1881)秋，俄国索还伊犁并改订条约后，始得在新界内复设八卡伦(1) 周学军,刘焕峰：《中俄勘分西北边界与科布多西路八卡伦的两次内迁》，《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第45-53页。 。光绪九年(1883)中俄再次勘界，签订《中俄科塔界约》，条约规定阿克塔斯卡伦至阿拉克别克河口，东南为清界，西北为俄界。这使得原本在清界内的阿拉克别克河地区变成了边界地区并将卡伦设置在此，中俄钦差大臣在此建立界牌，鄂博，彼此约定三年为一届，就牌博无挪移损坏情况重新勘查，以边界而重和睦。
但这项界约并没有满足俄国侵略的野心，此后，俄方对会查制度常常不予配合，并不断进兵侵扰。光绪二十一年(1895)，俄蓄意侵占中国界内的克色勒乌雍克地方(阿拉克别克河左岸)，遭到了当时委员笔帖式瑞金的强烈争辩后，未能得逞。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会查之期，俄国仍然提出占地的无理要求，甚至威胁到“若不将阿拉克别克河、克色勒乌雍克二处归俄，牌博万不能会查”(2)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合肥：黄山书社，2017年3月版，第787页。 。双方就此事交涉，却未能达成一致。光绪二十五年(1899)，俄方谎称阿拉克别克交界河地区一俄属小岛被清属哈民占据，时任科布多参赞大臣的宝昌经调查发现并无此岛，为俄蓄意将清朝所设立的一处鄂博称俄所属。此外俄国将阿拉克别克河下游支流—奇台喀河，其分水处填平并重新疏通，使得河流改道并凭空捏造出一条新的河流——圪达河，而将在原阿拉克别克河鄂博向东一里处一道由南至北并无河源的黑水沟，反称为阿拉克别克河，欲作为两国界址，这样便使得中国界内之克色勒乌雍克地方刚好被圈入俄国范围内(3)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12页。 。此次事件之后，俄国虽未得逞，但这次的河界之争便成为了此后俄国侵占克色勒乌雍克最好的理由。阿拉克别克界务争端就此问题展开了。
PVA-g-PAA的制备条件与之前报道内容一致[18]。在氩气气氛下，将2.75 g PVA加入到50 mL去离子水中，搅拌溶解，驱除氧气得到均一、分散性好的PVA溶液。将0.1 g Na2S2O8和0.03 g NaHSO3作为引发剂加入到PVA溶液中，升温至65℃，再逐滴加入2.75 g AA，在65℃下反应2.5 h，得到固含量为10wt.%的 PVA-g-PAA溶液。按[-OH]∶[-COOH] =1∶100、5∶100、10∶100的比例加入PER交联剂，分别记为PVA-g-PAA-c-1%PER、PVA-g-PAA-c-5%PER和PVA-g-PAA-c-10%PER。
瑞洵的筹防活动及治敌政策的转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爆发后，时任科布多参赞大臣的瑞洵得到清廷防边的指示，开始了一系列的筹防自卫活动：调补蒙兵、训练蒙团、设立筹边处、发展屯垦、实行坚壁清野和保甲制度；卡伦方面，命令科属各卡伦侍卫加强防卫侦查，严密监视卡外俄人动向，向西路八卡伦加派士兵，并向新疆借兵驻防。瑞洵这一系列的筹防活动对稳固边疆有一定积极影响的。然而，后因兵饷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此次筹防活动最终以裁撤蒙兵的结局草草了事。关于瑞洵此时在科布多的筹防活动已有诸多研究，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此时的瑞洵对俄的筹防策略，是依托于科布多边防兵力。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到两国重新勘查界碑的年份，瑞洵觉此事已拖延过久，“且前十年前已於该界内建盖房屋，竟成反客为主之局”(4)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02页。 ，怕普通委员无法应付，与正月二十四日上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积极申请亲自前往该地，同时要求俄国也相应改派大员与之会晤一同勘查(5)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790页。 。但这项提议却遭到了庆亲王奕劻的拒绝，刚刚经历了庚子事变后的清廷与俄国在东北的和局还未定，朝廷生怕此时节外生枝，惹出事端，要求瑞洵照旧派委员办理(6)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上编，奏议，合肥：黄山书社，2017年3月第1版，第357页。 。四月二十日瑞洵得到玛呢图噶图拉干卡伦侍卫常升的呈报，阿拉克别克鄂博处有俄人搬运材料欲盖新房，瑞洵随即上奏说明原委询问对策，同时安排章京钟祥、候补外委高福前去界地，照会俄国西悉华尔总督一同派员会查。六月初八，两国官员进行会晤，俄官布拉和福坦言道：“两国鄂博我亦知道无事，不便往查。惟有商者，欲将阿拉克别克河交界鄂博挪在华里子克河旁边。”(7)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798页。 其理由仅仅是“此河大有水”。并对章京钟祥进行贿赂，“如能做主，我们当转奏我国，必有奖赏”(8)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05页。 ，而若不给予，便以不配合勘查相威胁。面对俄国的软硬并施钟祥自然不敢应允，双方相持数日后，以失败告终。两国的会查被迫再次停止，十一月，俄国官员布勒胡布带兵在中国所属阿拉克别克河地方居住，抄去哈萨克四十余户人名，称克色勒乌雍克为俄人地方勒令其迁出(9)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02页。 。辖区侍卫常升赶赴现场后，俄兵却都已撤离。瑞洵得讯后速派把总卢庆云前去查办。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二十六日，瑞洵接到由库伦办事大臣丰升阿代为函达的匡索勒官施什玛拉福照会，称清朝所属齐垒哈萨克在俄所属的阿拉克别克边地游牧，俄国要求哈众退出牧地并画押确认。但哈众则认为此处为大清国之地不予配合，俄方要求瑞洵迅速撤离哈民，“至四月二十号将齐垒哈萨克等离避本俄之阿拉克别克地方。……若是不让，就以兵力催躲”(10)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01页。 。瑞洵接到照会后，于四月初四上奏请求外务部定夺查办方法，但此时距俄人所定期限已不足一个月，得到中央指示显然已来不及，此时瑞洵展现出一个通权达变的政治家应有的素质，立即回复俄使表示对此并不知情：“惟查科布多距阿拉克别克地方蹃隔二千余里，……若非现准公文，敝城尚无所闻……即将此项哈众立即设法收回。”随后又说明无法及时撤哈的缘由，首先路程上“查阿尔泰山，逊都噜克各地方现仍雪封山坝，不能畅行，本城来往递送文件，尚须设法绕道行走。来文所定四月二十日即将此项哈萨克人众收回，为时太急”；其次安全方面：“且哈萨克同类相护，科属既有两万数千之众，万一激成争斗，殊非地方之福。”最后，瑞洵表示自身对边界之事并无决策权力“且事关疆界得失，如何相让，实非本大臣所敢擅专，必须奉我大皇帝谕旨暨外务部指饬之咨文，方敢遵照办理。”(11)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03页。
瑞洵，这个在中俄势力夹板中间的人，虽未亲赴却深知双方底牌，此事本就俄国一手安排，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初四的奏折中便提出自己的推断：“况该处哈众果有出边滋闹情形，该卡伦侍卫常升夙来胆小，事无巨细，悉以禀闻，万无不即具报、自干重咎之理。”(12)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06页。 而在后来的奏稿中直截了当训斥俄国：“本在阿拉克别克河中界之内，今俄欲占此地，即指该哈萨克为越界，殊属强词夺理”(13)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01页。 。然而，瑞洵也明白清朝此时与俄正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之际，瑞洵万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生事。且此时的科布多，防御工事早已荒废“孤立空虚，毫无可持”(14)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06页。 ，无兵无饷，根本上是无力去抵抗俄国的。所幸的是，兵力的悬殊倒是也给瑞洵提了个醒。俄国对科布多的兵力虚实在这十余年的纷纷扰扰中早就一清二楚，此事拖延十余年之久，若是进兵攻占早就行动了，“此次俄人用兵占取之说，亦係深知科布多底蕴，势力万有不敌，故出此尝试之语。实则该卡伦止设蒙兵十名，俄亦无须发兵，但有数人前来强占，该侍卫即无法可施”(15)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06页。 这个昔日的京官，对于国际形势还是有些见识的，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因朝鲜一事，瑞洵就曾上奏抒发自己对于天下局势的看法，认为当前欧洲大局，犹如战国时期。应“远交近攻，贵审全势”(16)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上编，奏议，第50页。 ，大谈欧美各国相互制衡之术，而对于俄人有“喜因利乘便”(17)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上编，奏议，第51页。 的看法，此时的俄国正在东北撤兵，瑞洵能够察觉的到，俄国最起码在当下是有一些收敛的。因此对于阿拉克别克河事件“揣其用意，明知科布多兵备空虚，故以势将用武，虚声恫喝，盖欲奴才闻之生畏，必且汲汲将哈众挪移他处，腾出阿拉克别克河之中界，彼遂更可全占地利耳。”(18)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05页。 瑞洵将此事定性为一场政治恐吓，既然是恐吓，那最怕的就是自乱阵脚，基于此，瑞洵提出了“不让便争，不争便让”的对敌原则，并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内外两办”：“为今之计，应以内办为主，而以外办为辅，盖外办总须万里请命，彼直迫不能容；内办则外务部王大臣与彼公使可以详细榷商，就近秉承圣谟，亦不至游移无主。”(19)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上编，奏议，第359页。 其二是“重新勘定”：“是该处界务若不重新勘定，葛藤一日不断，枝节一日不完”(20)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上编，奏议，第359页。 。
笔者现任教于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校教务处在对去年的毕业生做离校调查时发现，有30%以上的非英语专业学生在大学四年期间花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占他们学习总时间的40.8%，但学习结果仍是“不理想”。有62.7%的学生认为自己在大学一、二年级时，英语水平没能得到提高的原因是没有掌握英语学习方法。
无论如何，瑞洵对当时时局的判断大致上还是正确的，也与清政府当初“勿开边衅”的想法契合的。可以确定的是，瑞洵自此对此事的办事原则再未改变，即使后来外务部授权于他由外办理，瑞洵也从未松口请求由外派大臣，重新勘定界务这一项，这个当年积极向中央请求亲自处理界务问题的官员，对界务纠纷问题也趋于保守，能让则让，甚至言称“一时力不能阻，将来犹可争回”；“在今日则言语之争有足济势力之穷”；“防兵改为护兵”(21)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09页。 等消极办法来维护局势。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清政府命锡恒为科布多办事大臣，驻扎阿尔泰山，主管蒙哈事务，阿拉克别克河地区也一并归入阿尔泰区域。六月十八日，又到了三年一次的会查之期。清政府派科布多委员魁连、朱鸿与俄国委员布拉和福共同会查牌博后在沙斯牌博各写文件，彼此交换。至此，荒废九年的会查牌博制度又重新启动了，阿拉克别克河河界的争端也暂时告一段落。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阿划疆分治最终完成，锡恒在阿尔泰地区大搞改革建设，发展阿尔泰地区的设防和开发活动，阿尔泰办事大臣的设立，为维护清朝主权起了重要作用。
六月十三日，匡索勒官(22) 匡索勒官，又为匡苏勒官，即领事。 施什玛勒福来科会商卡界，怂恿瑞洵私下重勘边界“但经奴才一言即同成事，且云边界小事，仅可通融，无需拘泥。”(23)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上编，奏议，第555页。 并要求科布多的哈众撤离，瑞洵则坚持以碑界为准，但也表示在保证迁出后无人占地情况下哈众可迁出。
系统架构设计在总体的智慧城市规划设计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其设计要求较高，需要设计人员以较高的标准设计系统架构，其中，智慧城市的主要建设者承担确定系统结构和具备功能的工作；城市发展期间的各项业务需求则需要由业务主管来进行运营和管理；智慧城市具体使用的运营和管理模式，则需要由相关的运营人员和业务主管人员来确定。整体框架主要包括三部分，即运营、保障和技术架构。在智慧城市发展中，通过运营架构实现城市各方面的协调管理，整合所有信息，再通过保障架构对信息进行合理分析，准确找出运营管理的缺陷和不足，之后再依托技术架构连接物联网进行整个城市运行过程的科学管理。
八月二十八日，哈萨克违约占据奇台喀河小岛案，俄国方面得到：“哈民虽已离岛但仍欲占据，并有清兵协助”的谣言，外务部电旨要求瑞洵约束边部，和商办理。
九月初三日，瑞洵收到常升的呈报，阿拉克别克河、克色勒乌雍克地区有俄兵来往，逐撵哈众，焚屋割草，盖房居住，并在阿克塔斯，克森阿什齐两处中间建立鄂博，由克色勒乌雍克迤东新定走路一条，作为界线，不准中国人进入，瑞洵闻讯上奏陈述情形，奏折中他抱怨道：“阿拉克别克河界务既经该匡索勒官面商定议，应行重勘，各报外部，已有成说，即当静候办理，不应於报该国公使置之不理”(24)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19页。 。请求由外务部主持，速筹办法，解决争端。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俄国如何狡诈，瑞洵一改当初“练兵。垦田二端诚为边防最大之政”(27)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上编，奏议，第244页。 的作风，再未上奏谈及练兵筹防一事，再从未放弃中俄各派官员，重新勘定的原则，而清政府也从未拿出过准确的解决方法，仅要求瑞洵整顿所属卡员，勿要生事。
十一月初四日，外务部告知瑞洵，俄国照会其称伯勒色克卡伦官就占岛一事在致俄员信中说话强硬，俄国表达不满，现卡官已撤职，提醒瑞洵整顿卡员，勿要惹出事端。
七月二十四日，哈民出入俄界案调查清楚，与当年宝昌案如出一辙，瑞洵上奏详叙。
此后，俄国转身又向清外务部施压，污蔑瑞洵护哈拒俄，俄国应以兵力保护自身权力，瑞洵依据王大臣“相持过久，恐酿事端，如将此项哈萨克移置相离较远地方，亦未始非息事安人之道，一面照催匡索勒派员会勘”(25)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上编，奏议，第557页。 的建议。将该地四百九十余户，悉数迁至离阿拉克别克河七十余里的华里子克河东岸。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底，瑞洵接到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侍卫英绂禀报：七月初一，闻得有俄人在阿拉克别克河上游自立鄂博，丈量土地，修建房屋，后追查至一俄官供述要在此地的阿拉克别克河卡伦处、此地烧毁房基处、阿拉克别克呼巴噶卡伦处、噶资勒什卡伦处、萨斯卡伦处共修城五座。瑞洵闻讯派员与之谈判，达成：“各报大员，请明年前赴阿拉克别克河，查明地界，互换条约。”(26)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上编，奏议，第556页。 的共识。
一段视频记录了他们刚到加州的生活。邹市明拎着一个巨大的训练包，深深的呼着气：“这是职业拳击的空气，我来了。”
清末，科布多旧有的西路八卡伦在经历了内迁，撤销，复设之后，复设的八卡伦后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兵防意义，而演变为象征性的监督职责，其性质与清朝设立之初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初的西路八卡伦驻兵共三百六十名(32) 周学军,刘焕峰：《中俄勘分西北边界与科布多西路八卡伦的两次内迁》，《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第45-53页。 。然而在西路八卡伦复设之后，“所设八卡，每卡设四等台吉一员，兵十名。四卡设协理台吉一员，四等台吉八员，兵八十名”(3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3辑，中华书局，1996年影印本，第946页，杜噶尔等奏折。 。兵力的缩水带来的是边防能力的锐减，光绪二十八年(1902)，俄兵强占克色勒乌雍克地区时，俄军的兵力为：“克色勒乌雍克、阿克塔斯，克森阿什齐三处现驻俄兵一百五十余名”(34)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19页。 ，但即便这样，常升所统管的四卡伦兵力却仅仅40人(35)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19页。 ，仍然与俄军无法抗衡。
在当前的数据时代大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观念势必是要进行更新的。对于传统的思想观念进行更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中，企业可对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系统性的培训，使得企业内部的员工接受新知识、掌握新能力［4］。另外，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观念的更新，并非是摒除一切传统的思想管理观念，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新发展，既要牢记传统观念下的精华部分，又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尽心创新进步，也就是常说的“吸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句名言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颇为适用。
我们可以从瑞洵随后与俄国的交涉中清晰的看出清政府与瑞洵对此项原则的坚持。
余论
首先，阿拉克别克河一事与官员的渎职是分不开的，早在瑞洵之前，俄人越界造屋，屡次商定界址的行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当初卡伦侍卫即未呈报，前大臣(指宝昌——引者注)等亦未查奏，因循至今”(28)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上编，奏议，第281页。 。而在宝昌看来，这是保住领土，防止失地的一项策略，他认为“该俄官复欲重勘疆界，其侵占之意已属显然……倘能设法不与重勘边界，尚可无事”(29)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13页。 。因此在其管理期间，几乎在边界争端上无所作为。瑞洵就曾上奏批评道：“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迄於今，纷纭莫定，前大臣以争让两难，遂存得过且过之心，并不为一了百了之计，用是盖房不问，种地不知，以致俄人得步进步，益肆要求，盖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30)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05页。 ”更有甚者，在会查边地时连属地情况也认知不清，“据云额尔庆额往勘阿拉克别克河界务，因并未带有测绘之人，其画押界图即出自俄之手，草率了事，失算之极。”(31)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07页。 如此敷衍了事，也难怪俄国更加肆无忌惮的侵扰了。
对于阿拉克别克河边界问题为何多年纠葛不清，瑞洵在奏折中也多次分析其难点，或言无兵无饷，或言人才缺失，或言官员渎职，这些实际中的困难使得边臣在处理事务中缩手缩脚。本文就此逐次分析一下。
然而，即使科布多历届参赞大臣再昏庸无能，聊以塞命，毕竟守卫疆土是其本职所在，若能够抵御外敌，万不能拿自身的仕途开玩笑，科布多参赞大臣们一贯的“消极态度”自有客观因素的限制。
兵力的悬殊成为卡在历届参赞大臣的第一个难关。
柬埔寨公共工程交通部助理Thor Mineaka说，通过现场参观以及听了相关介绍，感觉当地政府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对渡口的发展和运营十分重视，不但投资建设新渡船，还补贴渡工收入，这些投入对渡运管理安全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政府部门和海事机构对渡口管理十分重视，他们的规划和建设有前瞻性。而且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渡口，岛上的百姓可以免费乘坐渡船，这表明了政府对人民的关心。
此外，清朝最初为防止哈萨克及俄人擅自越界，在西北实行了较为严格的察边政策，光绪九年(1883)中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后，这一地区的察边路线也被迫中断和改线。使得察边制度并未能起到设立之初的震慑效果。在这样薄弱的边防体系背景下，中俄两国勘界后所确立的三年会查边界的约定，本应具有及时确立两国边界，互不侵犯的积极意义。却事与愿违的成为了后来中俄边界纠纷的滥觞，成为俄国以不合作来胁迫清朝官员就范的政治筹码。
若说兵力的差距使参赞大臣们对外事务中失去基本的防御能力，那人才的稀缺使得他们常常连谈判的话语权都没有。
科布多地处边疆，民族事务，对外事务繁杂。公务上非常需要兼通蒙汉语甚至外文且能识字行文的官员，但由于交通闭塞且清朝对科布多官员实行换防制度，使得相应专业人才不仅寥寥无几，甚至还常常面临着撤走的局面。这种缺陷在和平时期还无伤大体，但战时便显得力不从心了。宝昌就曾上奏详细谈及这种尴尬局面：“并且科城四衙门设有掌印、帮办章京六员、笔帖式四员，均勘籍资办事。然其中有通汉文者，不晓清蒙；有通蒙文者，不晓蒙语；有通蒙语者，於清蒙文未能兼通。以下委署笔帖式十余员，更少兼通清蒙文、蒙语者。夫此次与俄官分勘界址，必须拣派熟悉清蒙、兼通蒙语之员，方能胜任……现在蒙古处帮办与掌印系俄商局掌印章京穆腾武兼署，虽该员通达汉文，兼晓清蒙文及蒙语，若派差往，即无人办事，袛得俟该员麟镐回科，再为酌办。科城向来办公，总迫於事多人少，所以诸事不能迅速。”(36)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811页。 瑞洵也有相应的苦恼：“若由奴才派员，则科布多现在不惟谙悉交涉，讲求边务，有心计、口才者，难得其人，即於俄国语言、文字及测绘舆图等事，亦无一解者……”(37) 杜宏春，郑峰：《瑞洵集辑笺》，下编，外交函件，第557页。 这种窘境使得历届科布多参赞大臣面对边事时极度渴望清朝中央能够派拨专业人员。而调任人才又谈何容易，清代科布多官兵的选补及任免都要由中央批准，并从京城或绥远城发派至乌里雅苏台，再分拨至科布多城，且有三至五年期限。“光绪五年(1879)谕内阁清安等奏、科布多满营换防官兵。每届年满。向与乌里雅苏台官兵。一并更换。由绥远城咨送乌里雅苏台将军。照数酌留后。再行分拨。前赴科城。办事难资得力。请饬变通办理等语。著照所请。嗣后科布多换防官兵。由绥远城将军查照应行更换员名数目。选择通晓满洲蒙古汉文者。造具清册。专送科城。毋庸送由乌里雅苏台分拨。”(38) 《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卷之九十二。 但即使如此，若想调补一名专业人员，也需要首先向中央进行申报，待奏稿千里迢迢到达京城后再派拨人员至科布多。清末从张家口出发至科布多的驿站道路为阿尔泰军台，共78台，全长共约5721里(39) 秦红发：《清代西北边界交通与军事运输》，《中州学刊》2019年5月第五期；另据散旦《清代科布多城交通道路及商贸初探》论文研究为6280里。 。到达科布多城的官兵若再沿科布多南路台站至阿克别克河地区，又需一番周折。整个过程还要受冬季气候和台站设备的影响，如此一来，即使调补相应的官兵至科对于风云变幻的边务也无异于亡羊补牢了。
③备品备件费用，不应计入“设备投资”。在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中没有明确如何入账，但从“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财务会计制度”中，可以看出它属于流动资产，应在“原材料”中反映。备品备件不能形成固定资产，应计入“其他投资”，形成交付使用资产—流动资产。
对于科布多这样的边陲地区来说，其一切活动是非常需要清朝中央给养的。因此，照其他地区相比，对于清朝中央的政治决策依赖性更大。科布多城自建立之初至发展，涉及至与俄的边界纠纷都是由清廷主持的，清前期，清朝政府在领土主权的问题上持“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40) 《图理琛等奏报沿途与俄使晤谈情形折》，载《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99页。 的原则。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帝得知沙俄派兵到阿勒坦诺尔等地划分疆界后，即令阿桂派兵巡察边界，并明示若俄国“果有设立标记，即行拆毁，如有屯住人等，即行驱逐”。(41) 《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七。 即使到了清朝后期，国力衰退，清廷也未对科布多地区放任不管，只是迫于现实压力对于边事不得不采取守势。中俄初次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过程就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这一点。
中俄塔尔巴哈台勘界谈判，始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十四日(1861年3月24日),清廷发布谕令，任命乌里雅苏台将军为明谊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为“会勘地界大臣”，负责西北勘界谈判和查勘边界事宜。同治元年(1862)七月，俄方分界委员巴布科夫上校及其随从人员来到塔城，中俄塔城勘界谈判正式开始。此次谈判历时整整两月有余，双方就是能否以“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作为重新划定边界的依据展开激烈谈判，最终，俄使未能达成预期目的，遂于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九日(1862年10月12日)单方面中止会谈，启程回国。
中俄塔尔巴哈台谈判中断后,此问题转为清朝总理衙门与沙俄驻华使臣之间的交涉。这一时期，俄国不断在中国西北边境挑起武装冲突。俄军此举让清政府认识到“该国似此强横，自应早为完结，以免酿成事端。”(42) 贾祯，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卷18，同治二年七月己巳，第1913页。 与此同时，受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影响，陕甘回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反清起义。起义很快波及到新疆及内外蒙古的部分地区。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严重形势下被迫让步，同治三年(1864)八月，双方重开谈判。而此时，新疆乌鲁木齐已被占领，满城被围，迫于压力，明谊等于九月初七日正式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教学目标从低到高依次为：理解词汇及句式结构，应用口语及书面表达，评估同伴及小组课堂表现，启发主题及全人教育理念。依据本单元的上述目标，展开了以下三阶段的教学设计：
事实上，自1864年中俄勘界以来，前后数十年，除光绪九年(1883)，中俄科塔谈判保住些许权益外，其他勘界无一例外全部以清朝失地而告终。如此看来，科布多在兵力，财力，人力上都无法与俄国抗衡的情况下，避免与俄军发生冲突，虽然在情理上过不去，但在战略角度上还是正确的，清廷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与之谈判只能增加俄国不断加码的借口，就阿拉克别克河界一案，清朝不能也不应为一无法确定的边界冲突而大动干戈。
[中图分类号] D82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67(2019)04-0052-07
*[作者简介] 韩启博(1994-)，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北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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